2．小说叙述与小说翻译
人们对文学常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文学是超越社会历史文化的纯艺术，另一种则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不过是表现了某个历史阶段的社会主流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典叙述学持前一种看法，而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后经典叙述学则关注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注重探讨结构技巧与思想观念的关联。
米克·巴尔指出“叙述学是研究‘讲述故事’的叙述手法、叙述文本、意象、场景、事件、文化遗产的理论”1。杰拉德·普林斯认为叙述学有助于我们理解叙述语篇(如视角、叙述者、时间关系)、故事(因果关系、年代顺序、最小组成成分)、人物与环境、虚构世界和规约。2 叙述学的源头是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理论，一开始是作为叙述形式和结构的科学而出现的。如什克洛夫斯基关注“诗歌与小说是如何不断换着花样地整合、转化非文学的语域与经验域”，蒲洛普关注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及角色在故事情节中的作用等等。3 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叙述学。在研究作者如何影响读者时，布思排除了社会文化因素的考虑。他说：“我武断地把技巧与影响作者与读者的社会、心理因素隔离开……以便把问题的范围缩小一些，充分的探讨修辞与艺术是否协调的问题。”4 因此他的研究对象不是说教式的、有教育意义的小说，“我的研究对象是非说教性小说的技巧，我把技巧视为与读者交流的艺术——史诗、小说或短篇小说的作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试图把虚构世界强加给读者时可采用的修辞资源”5。布思要探讨的是小说的美学原理，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为叙述学日后的社会文化研究的发展指引了方向。比如作者的判断在小说中是无处不在的、6 作者与读者间的秘密恳谈7 等都被研究社会文化的学者加以利用。
结构主义叙述学的代表人物热奈特与布思在研究思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热奈特研究的语式范畴包括叙述距离(事件的展示或概述以及人物话语或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形式)和叙述聚焦这两种调节信息的方式。热奈特同意布斯的看法，认为尽管根据叙述距离的不同，小说叙述可以分成展示(showing)和讲述( telling)两种，但它们的区别是技巧上的。展示型的小说给人一种模仿生活的假象，好像作者是在客观地呈现现实，没有在作品中发表自己的看法。其实在展示型的作品中，作者一样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只是方式不同。8 热奈特也指出距离和视角是作者控制信息的两种方式。虽然常常被人称为结构主义叙述学家，热奈特并不像布思那么排斥对思想意识的研究。热奈特在讨论叙述声音的时候总结了叙述者的五种功能：叙述功能，指导功能，交际功能，见证功能和思想意识功能。9 热奈特认为这五种功能中只有“叙述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其他几种则或多或少必然会伴随叙述功能而存在。指导功能是指叙述者组织语言、构建文本的指导作用，相当于话语的“舞台指导”的功能；交际功能指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与读者交谈以引起共鸣；见证功能指叙述者作为见证人说明其信息来源、记忆的准确度及对某个情节的感想等；思想意识功能指叙述者通过对事件、人物做说教式的权威评论，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或介入故事。这些功能的分类揭示了叙述声音的诸多层面，不同的叙述技巧传递不同的信息，多种声音组成一个复杂交错的整体。读者在解读或破译小说的时候自然会感受到叙述者的存在，听到一个或多个叙述声音，但不一定能马上听出叙述者的立场。热奈特关于视角、距离和声音的理论为叙述的社会文化研究提供了技巧分析的理论依据，因此也成为女性主义叙述学的重要分析工具。
自热奈特以后叙述学开始转向社会文化研究，出现了后结构主义经典叙述学。这种转向与整个学术界的风气有关。在前一部分我们提到文体学的社会文化研究时已经说过，当学者们发现纯粹的文本分析或语言分析无法体现文学作品的历史语境时，他们就转向社会历史文化研究。学者们认为应该把文本与历史语境结合起来，把作者、读者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价值观联系起来，才能全面了解语言与思想、艺术与观念的关系。批评的重点从欣赏转向了解释。10 西摩·查特曼对布思的观点质疑，认为文学修辞既有美学功能又有社会文化功能。说教性小说不一定有什么主张，非说教性的小说也可能蕴涵丰富的思想内涵。11
迈克尔·S． 卡恩斯认为查特曼尽管说到了点子上，但没有解释如何分析修辞效果，或说明某个叙述技巧是如何打动或没能打动读者的。他提出了“折中主义叙述学”的说法，就是结合结构主义的叙述学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研究方法来分析文学作品。他的理论是建立在言语行为理论之上的，把叙述看作是社会行动，因此他更关注叙述语篇与读者的交流，关注语境与读者的作用。12
彼得·J． 拉比诺维茨对叙述形式的看法与卡恩斯基本相似。在他的《阅读之前：叙述规约与阐释的政治》的“绪言”中，詹姆斯·费伦总结了他的形式观：
在他看来，形式不只是文本的可识别的特征，更不只是把那些特征“按一定的顺序”组织成“这些文字”的一种内在的原则。形式还包括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作者的设计与读者对这种设计的感知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依赖他们对社会建构的写作和阅读习惯的共同意识。这样，形式就不仅是文本的一个特性、作者的思想，或读者的活动。形式是作者、文本、读者和文化共享的东西。13
拉比诺维茨也认为，真正的读者有自己的个人信仰、约束、义务、偏见、怜悯和恐惧，作者的意图不一定会成为阐释的对象。作者的读者需要具备共有和个人知识与信仰之外的知识与信仰，而文化读者则需要了解规约。14
米克·巴尔在把叙述学用于文化分析方面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巴尔的理论分六点来陈述：
1．叙述无处不在，但它并不总是重要的。
2．叙述学的目的不是说明文本的叙述性质。
3．叙述学不是工具，至少不是现成的制造知识的工具。
4．叙述是一种文化态度，所以叙述学是文化透视。
5．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才能仔细分析文化遗产、事件或领域。
6．这样的理论在提出文化视角的同时，也谨防若干谬论和危险：
(1)把模式等同于事物：把相信叙述的“真实性”变为相信什么是叙述的真实性。
(2)不加区别：理论繁多，却无助于对具体问题的理解。
(3)客观性的错觉：认为讲故事是讲述目击的事件，对叙述的分析是科学的发现。15
与拉比诺维茨和卡恩斯一样，巴尔反对结构主义叙述学不考虑思想观念的做法。如果不考虑社会文化因素，我们研究不同的叙述模式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巴尔看来，结构主义叙述学如果不用于文化研究就没有用武之地。他的理论也指出后经典叙述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对叙述的思想观念研究不仅限于文学，还包括其他各种文本。其他致力于文化、思想研究的叙述学家还有费伦、赫尔曼等。16 费伦则从比较具体的方面，如思想观念与某个叙述因素(如人物)之间的关系。
就后经典叙述学而言，在思想研究方面影响最大、成果最为丰硕的当推女性主义叙述学。 1986年，苏姗·S． 兰瑟在《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述学》，首次提出“女性主义叙述学”这种说法，同时阐明了女性主义叙述学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17 但女性主义的叙述批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现了。18 女性主义叙述学“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研究故事和语篇”19。它主要从社会文化或政治的角度研究作者的性别、作者读者、真实读者、人物、叙述者、受述者、视角、声音、话语形式等叙述技巧，“结合性别和语境来阐释作品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政治意义”20 。沃霍尔在总结了女性主义叙述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时说：“女性主义叙述学是批评领域的一场后现代主义运动，它试图把文本置于历史语境的考虑之中，认为叙事形式与其创作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层、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和民族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21
谈到性别问题的重要性，兰瑟说如果作者的性别是男性，那么叙述者就自然被认定是男性，如果作者是女性，人们不一定会认为叙述者就是女性。在女性作者的作品中，叙述权威因此就出现问题。22 她甚至把性别研究提高到技巧的高度：“我的观点是，性别、性特征和性是叙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不管存在还是不存在——有时不存在更有意思，性是叙述的一个‘技术特征’，如同其他的重要的叙述元素一样，‘会导致意义的建构’。”对性别的研究有助于探索普林斯所说的“表现媒介”的种种可能性。23
女性主义叙述学主要研究作者或叙述者的性别对叙述方式的影响。关于作者或译者的性别对叙述方式的影响，兰瑟、沃霍尔及杜普赖斯都有论述。24 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兰瑟以英国、法国和美国一些女性作家的小说为例研究女性叙述声音，她认为“女性声音(本书中仅仅指叙述者语言形式上的性别)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场所，这种意识形态张力是在文本的实际行为中显现出来的。”25 为了吸引读者，女性作品中女性叙述者既颠覆又容纳叙事作品中隐含的权威。兰瑟把叙述声音分成三种：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叙述声音和集体型叙述声音，分别讨论不同类型的女性声音的思想斗争。沃霍尔的研究对象不仅有女作家还有男作家。在《性别化的介入》一书中，沃霍尔比较了维多利亚小说中男性与女性作者的写作模式。她根据作者对被述者说话的模式区分了小说的两种叙述干预模式：“吸引型叙述”和“疏远型叙述” 。前一种叙述诚恳，给人一种真实感，使读者更加投入，更相信叙述者的评论；后一种叙述多嘲讽，带有元小说的特征，让读者与故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根据两种叙述在男女作家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沃霍尔称前者为女性叙述模式，称后者为男性叙述模式。但是沃霍尔指出，实际上这两种在男性和女性作家的作品里都会出现，因此女性叙述模式不是女性专用的，也不是由女性的心理、生理特征决定的。作者采用什么模式更多的是出于某一特殊历史时期叙述的需要，而不是性别差异。26 其他研究女性主义叙述的学者还有米克·巴尔、凯西·梅齐、伊丽莎白·阿贝尔和莫莉·海特等。27
在一般人看来，小说叙述与小说翻译并无太大的关系。小说翻译的关键是遣词造句，因为内容和风格均受语言文字的影响，措辞不当，句式不对，都会改变内容和风格。但是，除了风格笔调，叙述也是小说形式的一个重要部分，语句的确定不仅仅要参照词语、句子、段落这样的小语境，还要参照叙述结构和叙述手法这样的大语境，因为叙述模式也是由语言的组织和文本的建构来决定的。如果不了解原著的叙述手法， 只是照着译者熟悉的叙述模式和套路去翻译的话，那么原著以叙述模式所传达的思想和感情就会随着话语的改变而悄然流变、遗失。如果变化太大，遗失的甚至可能是小说的精华。研究小说译本与原著在叙述模式上的差异，既要从技术的层面去挖掘原著通过叙述所展示的思想内容，又要从社会文化角度去分析译文是如何偏离原著的。偏离有时是有意而为之，如林纾用文言文改述的删节译文，有时是因为知识欠缺或判断失误导致的，比如某些内容齐全的全译本。
1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2nd edn, Toronto, Buffalo,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7, p. 3.
2 Gerald Prince, “On Narrative Studies and Narrative Genres” in Poetics Today, Vol. 11, No. 2, Narratology Revisited I 1990, pp. 271-274.
3 Richard Bradford, Stylist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53.
4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40.
5 Ibid., Preface, p. 1.
6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2nd edn,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 20.
7 Ibid., p. 300.
8 Ge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An Essay in Method, trans. Jane E. Lewin,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64.
9 Ibid., p. 256.
10 Pierre Macherey,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trans. Geoffrey Wall,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8.
11 Seymour Chatman, 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7.
12 Michael S. Kearns, Rhetorical Narratolog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9, p. 2.
13 James Phelan, “ Foreword”, in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ed. Peter J. Rabinowitz,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xxiii.
14 Peter J. Rabinowitz, Before Reading: Narrative Conventions and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6.
15 Mieke Bal, Narratology: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 2nd edn, pp. 220-229.
16 James Phelan, “ Narrative Discourse, Literary Character, and Ideology,” in Reading Narrative: Form, Ethics, Ideology, ed. James Phelan, Columbu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9.
David Herman, Narratolo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7 Susan S. Lanser, “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 in Feminisms: An Anthology of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 ed. Robyn 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674-693.
18 Nancy K. Miller, The Heroine's Text: Readings in the French and English Novel 1722-178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Susan S. Lanser, The Narrative Act: Point of View in Prose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19 Robyn R. Warhol, “Feminist Narratology,” in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ed. David Herman et al.,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61.
20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21 罗宾·R．沃霍尔：《歉疚的追求：女性主义叙事学对文化研究的贡献》，载戴卫· 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1页。
22 Susan S. Lanser, “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in Narrative Theory: Critical Concept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Vol. IV,ed. Mieke Bal,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32.
23 Susan S. Lanser, “ 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 Narrative, Vol. 3, No. 1 (Jan.,1995), p. 90.
24 Susan S. Lanser, 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byn R. Warhol, 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5-44.
Rachel Blau DuPlessis, Writing Beyond the Ending: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Twentieth Century Women Wri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25 苏珊·S． 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页。
26 Robyn R. Warhol, 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 the Victorian Novel, pp. 17-18.
27 Mieke Bal, Lethal Love: Feminist Literary Readings of Biblical Love Stories,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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