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翻译理论：功能对等与社会文化研究
至少在两个场合，彼得·纽马克声称翻译“在本质上没有改变”1,“翻译从根本上讲还是一样的”2。但是他显然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克尔特·科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说：
我承认，作为一种实践，就译者所做的事情而言，它没有改变。但是改变了的是我们对翻译的看法，我们的研究模式以及什么是翻译的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我们的翻译实践。3
对等学派构建了几套对等模式来详细说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其中包括尤金·奈达的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4 朱利安·豪斯的显性翻译和隐性翻译5及彼得·纽马克的语意翻译和交际翻译6等。在构建这些模式的时候，这些学者想的是诸如形式、内容、信息、结构、等效、最大程度的对等、7 接近的效果、语意结构和句法结构、确切的语境意义、8 功能对等、语言文化的近似对等9之类的概念。他们力图建立一个科学的系统来客观地评估译文的优点与不足。
对等学派的理论家们试图用等效的概念把复杂的翻译问题技术化、科学化，但是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家们却发现他们的对等理论有问题，因为人们无法就什么是对等达成一致的意见。对等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把原著奉为权威，要求忠实地移译。但是，是否要求对等应视文体的类型而定，也许正如苏姗·巴斯奈特在其“文本类型与权力关系”一文中所提到的，只有文学作品才需要忠实的翻译。10 然而，即便是文学翻译也需先澄清“什么是对等”。对等概念属于语言学或科学的范畴，而什么是对等则又会涉及审美、思想观念、思维习惯等问题。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用自己的语言来重写原著，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变化。变化是翻译固有的本质，正是这个固有的本质使得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变得非常复杂。由于上述原因，对等理论招来了不少的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以色列的翻译理论家伊塔玛·艾凡-佐哈尔和吉迪恩·图里。艾凡-佐哈尔认为翻译作品的研究应该考虑译入语文化中的各种关系，翻译的文献是一个系统，与译入语境有着不同的关系。
翻译的作品至少在两个方面是相关联的：( a)一方面在于它们的原文都是由译入文学挑选的，挑选的原则绝对不会与译入文学的本国协作系统不相干(这是最谨慎的说法);(b)另一方面在于它们采用特定的规范、行为和策略——总之，就是采用全部的文学技能——用什么是由它们与其他的本国协作系统的关系决定的。这些不仅限于语言层面，而是表现在各个选择层面。11
他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与译入文学的本国协作系统密切相关的选择的问题。
吉迪恩·图里强调规范的作用，把翻译定义为受规范制约的活动。他研究的重点是那些能合力左右译文的译入文化的各种规范。他反对对等理论，他说：“实际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等的(类型和程度)是由规范决定的。”12因此“从社会文化层面上讲，翻译可以说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若干类型的制约”13。译文的文本特征通常会受到社会、文学规范的约束。
在20世纪80年代，苏姗·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就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质疑对等理论的合理性。在《翻译研究》中，苏姗·巴斯奈特赞成詹姆斯·霍尔姆斯的说法，即用对等这个术语是不恰当的，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对等。“那么获得翻译上的对等就不是寻求同一性，因为在同一原文的两个译本中都不存在同一性，更别说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同一性了。”14她建议把译本置于特定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去研究。在《构建文化：文学翻译论集》中，她进一步说明对等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还在问对等是否可能，就好像世界真的存在一个抽象的普遍有效的对等。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人们普遍认为翻译的对等程度是由译者决定的，译者所采用的不同的策略决定了对等的程度。15 巴斯奈特列举了在复杂的处理过程中可能要面对的问题：
比如翻译的原著是如何选择的，译者在选择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编辑、出版商或赞助人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什么样的标准决定了译者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在译入文化中译本如何被接受。之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是因为翻译是在连续的统一体中而不是在真空状态下完成的，译者会受到文本内外各种各样因素的制约。16
苏姗·巴斯奈特的文化“制约”与图里的规范颇为相似。
勒菲弗尔认为译者是重写者，翻译的过程就是重写的过程，因为“全球文化读者中的大多数人是非职业读者，现在要想让文学作品在这些读者中流传并受到广泛的欢迎，译者所负的责任如果不是更大的话，至少应该是与作者一样大”17。跟巴斯奈特一样，他也不相信文学作品“放之四海皆伟大的谬论”18。在他看来，译者在一部文学作品的传播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及其被接受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选择，而不是作者的伟大。通常的情况是，一个作家在某个时期享有典范的地位，在另一个时期则失去了这个地位。当一个作家被遗忘或忽视的时候，其作品的一个译本可能使之再度崛起，声名远扬。19
在《译者的隐身》中，劳伦斯·韦努蒂指出对等的概念是一种错觉，这种错觉试图抹掉译者所做的一切努力。要谈论意义的对等就必须弄清什么是意义。受德里达“延异”理论的影响，韦努蒂选择把意义理解为“关系与延异的结果”:
外国文学作品是体现多种不同的语义可能性的地方，其语义只是在某个译本中被暂时固定，会随着变化中的文化假设、阐释选择、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不同的历史阶段而变化。意义是一种多元、随附的关系，不是恒久不变的统一的本质。因此不能根据以数学为基础的语义对等或对应的概念来评判译本。20
韦努蒂得出的结论是，奈达所提倡的“对等”和“等效”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也受到他本人思想偏好的操控。所谓的“对等”和“等效”，归根结底就是对原著的部分阐释，这么做恰恰消除了“人们要求译作传递的异国风情”21。他觉得菲利普·E．刘易斯提出的“反常的忠实”22概念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翻译的本质，因为“它承认了译文与外国原著之间的反常的、不确定的关系，不采用流畅译法，以便在译本中再现反常的国外原著或者译出语言中主导文化价值观被抵制的所有特征” 23。译者能为自己做的就是采用异化策略来展示自己的创造力，做到反常的忠实而不是奈达对等翻译理论中所讲的“表面上的忠实”24。
20世纪90年代另一位试图界定译者与原著、译者与译入文化关系的学者是道格拉斯·罗宾逊。他关注的也主要是译者的独特性与社会制约因素之间的关系。罗宾逊认为语言是形而下的、情感的、本能的，这是对奥古斯丁/索绪尔符号学理论的一个挑战。对奥古斯丁来说，语言是心智活动，人们总能在一个词里找到确定的意义。“词义是一个超验的标签，用来标识和统一转瞬即逝的物理(笔迹或语音)符号。它是纯粹的、稳定的‘内容’或‘思想’，把堕落的人类偶然发出的声音与神道结合起来。”25
神经生理学家与心理学家的最新发现让罗宾逊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心灵“只是人体一个专用的、(在西方)被大大高估的功能”，是“大脑皮层的分析选择能力”，我们日常的交流基本上是受身体无意识反应的支配。26 把这个观念应用到翻译理论上，我们可以说，从根本上讲翻译不是受科学规律系统支配的一个认知过程。原著与译文在字词、短语上的对等总是身体的，取决于译者的感觉。译者凭直觉重写，采用他们自认为合适的策略与措辞。当然罗宾逊也清楚地知道这种身体的反应不完全是个性化的。他研究了译者对翻译行为不同的身体和本能的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译者的身体反应不仅是个体的反应还受到文化的制约。它“不论是在语境方面还是在个人选择上都是可变的(说话者个人的灵活性和独特性)，在思想观念上受控制的(语言群体的塑造力)”27。但是，尽管我们的语言大部分是集体的，每个人独特的人生及语言经验难免会抵制社会的各种塑造力。独特的身体反应(个人反应)与观念体力量之间的对话赋予每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最基本的特征，使它们千差万别。
所有这些社会文化研究的理论家无一例外地把研究的对象定为译者，译者所做的决定既是出于个人的喜好也是迫于译入文化的各种制约。他们拒绝以对等的标准来衡量译作。他们力图说明在何种情况下译者做何种决定，他/她为什么会做那种决定，那种决定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换句话说，尽管使用不同的术语，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他们都觉得有必要找出一些规律，来说明译者与译入文化的观念和价值观是如何合力打造一个译本的。社会文化学派和对等学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前者关心的是整个翻译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后者则更注重译者应该做的事情和应该达到的水准。他们之间的对立反映了实际情况与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
由于两个学派实际上在研究翻译的不同方面，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是相互抵消而是相互补充的。研究社会文化的学者难免要把译文和原著作比较，他们在研究反常的时候似乎也必须考虑怎样算是反常，怎样是正常，对比的时候似乎也应该有一个标准(虽然在很多情况下他们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尽管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我们还不能就因此完全摆脱原著任意重写，翻译还是应该以原著为依据。翻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译者的语言、文化功底，而不仅仅是他/她的选择。从这个角度看，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对等学派所研究的问题属于翻译的基本问题，而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不再以原著为出发点，而是着眼于文化制约下的译者的实际操作。当然，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开拓了译者与翻译研究者的思路，让我们了解到译本的形成过程往往蕴涵着多种可能性，译本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语言的变迁，观念的更新、译者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面目。
参与社会文化研究学派基本理论建构的理论家很多，如巴西尔· 哈提姆/伊恩·梅森、安东尼·平穆和克里斯蒂安·诺德，28 在此不能逐一列举。他们一般都沿用前面几位理论家的观点，在论著或文章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强化这个学派的理念。还有一位比较有特色的研究者值得我们关注。他就是舍纳慈·塔希尔-居尔萨格拉，他的文章《文本没有讲述的：翻译研究中副文本的使用》探讨了社会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从译本的副文本来考察译者对译本的操纵。文章的缘起是热奈特的论著《副文本：阐释的入口》，作者提出热奈特把翻译当作原著的副文本的说法是不妥的，因为译文是一个独立的存在。但是他同意热奈特关于副文本也反映作者的观念并影响作品接受的说法，29 并把这个观点引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他对翻译的历史研究所涉及的文本做了分类：一、 作品本身的文本； 二、 外部资料文本，如评论、书信、广告、访谈、日记、演讲等； 三、 副文本，如前言、后序、标题、献辞、插图等与作品文本一起装订出版的文本。他认为副文本不但能影响读者对作品的接受程度，甚至能改变作品文本的特征。30
社会文化学派对译者思想观念的关注也引发了翻译研究领域的女性主义批评。这方面的主要论著有《翻译中的性别》31和《翻译与性别》32。两位作者都试图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来探讨翻译中的社会文化问题，但她们谈得较多的是女性译者在翻译时所遵循的积极的重写原则和女译者的自我意识，强调女译者对译本的主导地位。翻译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另一个方面是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来解读现有的译本。女性主义翻译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在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和指导思想上基本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在批评实践中，女性主义批评者既研究普遍的社会文化问题又特别关注译者的女性身份和译本中女性形象的变化。
中国近代的翻译理论不提对等，而是求“善译”、设标准。马建忠在《拟设翻译书院》中说：
夫如是，则一书到手，经营反复，确知其意旨之所在，而又摹写其神情，仿佛其语气，然后心悟神解，振笔而书，译成之文，适如其所译而止，而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是则为善译也已。33
马建忠的“善译”与西方人所说的“忠实”与“神入”无异，即原文与译文的内容、形式和效果都一样。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标准当属严复的“信、达、雅” 。这个标准的依据是严复所认同的文章正轨：“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34 严复把写作与翻译等同看待，忽略了翻译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和问题。伍光建认为“信”是最基本的原则，是否“达”“雅”应看原著的行文：
这个标准，来自西方，并非严复所创，但我们对于洋人的话，也未可尽信。这三字分量并不相等，倒是“信”或者说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风格，似应奉为译事圭臬。至于译文是否达、雅，还须先看原文是否达、雅；译者想达、想雅，而有些原文本身偏偏就不达、不雅，却硬要把它俩译出，岂非缘木求鱼。35
艾思奇对“信”与“达”“信”与“雅”的关系有更进一步的见解：
如果连“信”都说不上，那就根本不必谈翻译；但真正的好的直译，也不仅仅只要做到一个“信”字就完事。忠实的译本必须也要能百分之百地表达原意，而且要能够尽可能地保持着原著者的“达”的方式。……如果这是指要写得典雅，那么，这不外就是要把一本外国的原著译成一部古色古香的文言文，像这样的“雅”，是只在汉魏译经或严复译《自由论》的时代才用得着的。这样的“雅”，是从外面勉强加上去的彩色，并不是传出了原著的本身的文字美，是白费力气，而不是尊重了原著。现在我们的翻译，可不需要这样的精力滥费。如果“雅”是指原著的文字美，那么，忠于原著，充分的做到了“信”时，这一种“雅”也多少可以传达出来的。“雅”也并不是可以和“信”绝对分开。36
在艾思奇看来，“信”其实包含“达”和“雅”，译者不仅要翻译思想、内容，还要尽量保留风格，风格包括“达”和“雅”(如果原著具备这两条的话)。与艾思奇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徐永煐，在 《论翻译的矛盾统一》一文中，徐永煐把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做比较，断定“严复的看法无疑受到比他早一百年的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的影响”，严复强调三原则的一致性，而泰特勒则是按重要性来排列三者的顺序，徐永煐赞成泰特勒对三原则的排列顺序：内容最重要，不得已时可先牺牲流畅，再不行就牺牲风格，但不能牺牲基本的内容。37 他对内容和风格的关系做了透彻的分析：
然而，如果把泰特勒头两项原则对比一下，第一个原则便是要求传达思想，第二个原则便是要求传达风格、笔调。可是，风格是传达精深细腻的思想，包括语调感情在内，因此思想并不能同风格割裂。这就叫我们只好把泰特勒第一原则所说的思想看作文章的主要和基本内容，而第二原则所说的“风格”看作内容的精深细腻部分。……说得完备一些，信(客观的、有效的)是初级的达，而达是高一级的客观的信。38
也就是说，风格不只是技巧，风格传达更精深的思想与更细腻的情感。分析风格对理解文学作品更重要，需要文体学和叙述学的理论做支撑，这一点在上文已有详述。除了分析“信”与“达”的关系，徐永煐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剖析严复的“雅”，不仅说明“雅”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雅”的最终目的是“达”，还说明“雅”是圈定读者群的一种翻译策略：
就典范的文学作品而言，特别在小说戏剧方面，汉文都是沿着“利俗文字”的方向发展的。就哲学著作看，宋儒语录，也靠“利俗文字”来发挥“精理微言”。不过严复心目中的读者是熟读“汉以前”经籍子史的士大夫，他所要解决的思想上的矛盾，不是在作者同广大中国人民群众之间，而只是在作者同中国少数士大夫之间。就这点说，严复对于雅的具体看法是符合他为自己的译品所选定的读者对象的。总之，他之所以要求“雅”和“文”，目的还是在于“为达易”，而避免“求达难” 。因此，“为达即所以为信”，为雅也就是所以为达。39
徐永煐的论文主要谈的是翻译三原则的矛盾与统一，但他也注意到翻译是讲策略的，到底怎样算是做到了“信”“达”“雅”，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见解，翻译研究有必要从标准研究扩展到历史文化研究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的翻译理论蓬勃发展，中国的翻译研究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大多运用西方的翻译理论来研究各种翻译问题。
1 Gunilla Anderman & Margaret Rogers, eds.,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3, p. 55.
2 Christina Schäffner, ed., Translation and Norm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9, p. 32.
3 Gunilla Anderman & Margaret Rogers, eds., Translation Today: Trends and Perspective,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2003, p. 21.
4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p. 159.
5 Juliane House,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übingen: TBL-Verlag Narr, 1977, p. 188.
6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p. 38.
7 Eugene A. Nid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Leiden: E. J. Brill. 1964, p. 159.
8 Peter Newmark,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81, p. 39.
9 Juliane House, A Model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 Tübingen: TBL-Verlag Narr, 1977, p. 247.
10 Anna Trosborg, ed., 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7, p. 87.
11 Itamar Even Zohar, “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n, 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99-200.
12 Gideon Toury,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p. 61.
13 Ibid., p. 54.
14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n,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15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p. 1-2.
16 Ibid., p. 123.
17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
18 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p. 135.
19 Ibid., p. 1.
20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18.
21 Ibid., p. 21.
22 Philip E. Lewis, “ The Measure of Translation Effect,” in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ed. Joseph F. Graha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p. 56. (此文原标题为“ Toward Abusive Translation”。 “反常的忠实”采用的是王东风的译法，见王东风：《译学关键词：abusive fidelity》,《外国语》,2008年第4期，第73-77页。)
23 Lawrence Venuti,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23-24.
24 Joseph F. Graham, e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on, Ithaca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39.
25 Douglas Robinson, The Translator' s Turn, Baltimore &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3.
26 Ibid., p. X.
27 Ibid., p. 10.
28 Basil Hatim & Ian Mason, The Translator as Communicator,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1997.
Basil Hatim,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Translatio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2001.
Anthony Pym,Method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Christiane Nord,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Christiane Nord,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2nd edn,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6.
29 Gerard Genette,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
30 Şehnaz Tahir-Gürçaĝlar, “ What Texts Don't Tell: The Uses of Paratexts in Translation Research,” in Crosscultural Transgressions, ed. Theo Hermans,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2, p. 44, p. 46.
31 Sherry Simon,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32 Luise von Flotow, Translation and Gender,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
33 马建忠：《适可斋记言》，张岂之、刘厚祜校点，中华书局，1960年，第90页。
34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36页。
35 伍蠡甫：《〈伍光建翻译遗稿〉前记》，载《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
36 艾思奇：《谈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36-437页。
37 “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是，第一，译文要完全复述出作者的思想；第二，译文风格笔调应当和原文的性质相同；第三，译文应当同创作一样流畅。”见徐永煐：《论翻译的矛盾统一》，载《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年，第187-188页。
38 徐永煐：《论翻译的矛盾统一》，载《翻译通讯》编辑部编《翻译研究论文集》 ( 1949-1983)，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第190页。
39 同上，第188页。徐永煐的这番分析是针对严复的一段话(见同一页): “此〔按指‘雅’，也指‘文’〕不仅期以行远而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辞，毫厘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