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小说文体与小说翻译
小说翻译的批评势必要涉及小说的语言，除了要研究一般的语言问题外还要研究小说艺术与小说文体。一般人觉得小说翻译与诗歌翻译相比似乎容易得多。因为诗歌的语言与形式联系非常紧密，语言上些许的变动就会影响诗歌的艺术效果。而小说的语言较接近散文，散文翻译的弹性比较大，较容易操作。由于上述的这种观念，在小说翻译的实践中小说的艺术往往被人忽略。那么小说的语言是否真的如人们所想象的，只是讲故事或者表达思想的工具，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呢？小说的语言是可以随意改写的，还是有其独特的表达模式，应当予以尊重呢？关于这些问题，大卫·洛奇在《小说的语言》中做出了回答。他提到两点，说明小说的语言也是艺术。首先他引用保罗·瓦雷里( Paul Valéry)的一个比喻来解释在很多人眼里散文与诗歌的差异：散文如走路，诗歌如舞蹈。人们走路总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为了达到一个目标或愿望而调整自己的步伐，决定方向、速度和目的地；而舞蹈是一套动作，动作的目标就是其本身，是追求愉悦，是一种状态。所以诗歌的语言是纯语言，是情绪语言，是倾向于音乐和舞蹈的文学语言；而小说的语言是散文，或许根本就算不上文学语言。1洛奇讲的第二点是关于诗歌和小说的可译性的问题。诗歌不可译是现代批评的一个基本信条，但人们普遍认为小说是可译的，当一部小说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小说还是那本小说。洛奇对此论断表示怀疑，他认为文字改变了意思也会改变，小说是不能改写的，或者也是不可译的。2洛奇说：“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割的，风格不是装饰主题的摆设，而恰恰是将主题转化为艺术的媒介。”3作品的风格，作者写作的方式，文字排列的顺序，各种修辞手法的应用，都是由小说家决定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只要是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成为名作的，都值得我们尊敬，他的文字是不可随意改动的。
关于小说语言的独特性和设计感，H. G． 威多森在《文体学和文学教学》中也有详细的论述：
因为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信息是分离的，这就要求作家把语言编排成模式。由于文学作品不与其他语篇相关联，它必须经过设计才能自成体系，而这种设计，创造独特的语言模式，必然反映一种不同于可以用常规的语言代码进行交流的现实。4
在创造语言模式的同时，作者就把他要表达的思想牢牢锁进作品的语言模式中。如果不了解原著的语言模式，读者/译者就很容易以自己的风格改写原著，以为不管怎么写，只要把故事讲清楚就行。威多森认为，小说里说什么和怎么说是两码事，而二者又是紧密关联的：
对表达作者对这另一个现实感知的语言模式，文学作品的读者先是有自己的期待，而后感觉它难以捉摸，因为当模式改变时，期待便落空了。对其交流方式的理解是：说什么和怎么说没什么区别。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无法以单一的诠释令人满意地改写或解释文学作品：这么做是把它们至关重要的含混表述重塑成常规陈述的确定形式。5
文学语言是特殊的带有歧义的含混的语言，它在文本语境中以某种特殊的模式运作。含混的表述一旦被非文学的、实用性的、确定的语言所代替，原著的语言模式和设计就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学特征或文学形态。
彼得·拉马克在《叙述的不透明性》中也阐述了文学语言的特殊性：
但是小说、传奇、神话和叙事诗在人类自我意识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们为大众文化和个人反思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令其倍受赞美的不仅仅是高超的想象力，还有文学的表现手法。它们展示了语言如何能够大大地超越日常交流的世俗实用性，升华到崇高的境界，以近乎魔术般神奇的能力变出各种意象，把思想传播到遥远的世界。6
所谓的“不透明性”指的是“在文学的语境中，形式与内容是不可分割的”7。 “不透明” ( opacity)是与“透明” ( transparency)相对应的。文学作品叙述的不透明意味着不允许改写。在这一点上，拉马克与威多森持相同的见解：
文学作品的改写不能替代原著，因为我们在确定作品的内容时非常重视表达的精确。阅读文学作品，我们要的就是不透明。事实上，如果我们放松对“内容”的要求，就很容易对文学叙事作品进行改写。8
拉马克进而指出，作为改写的一种特殊情况，翻译有时能得到读者的认可，但在某些情况下，读者会觉得译文跟原文终归不是一回事。9 从以上三位批评家的论述里，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和诗歌一样，都有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的问题，像诗歌一样，小说也不可译，或者说译好小说也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
安托纳·贝尔曼在《翻译与外语的试验》中对比了诗歌翻译和小说翻译的不同特点，提出有必要研究小说翻译中的变形( deformation)问题。变形的方式多种多样，贝尔曼总结出12种主要的变形：
1．合理化
2．解释说明
3．扩展
4．高尚化与通俗化
5．质量下降
6．数量减少
7．破坏节奏
8．破坏潜在的词义网络
9．破坏语言模式
10．破坏方言土语的网络及其异国情调
11．破坏固定表达法及习语
12．消抹不同语言的叠加10
变形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有时是译者无意识的行为，有时是在译者观念的影响下所作的有意识的调节，有的是在两种语言转换过程中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异现象。除了第三种情况，前两种都跟译者作为读者的身份有关。作为译者的读者与一般的读者不同，作为译者的读者不仅需要读懂小说中的每一句话，还要了解小说的结构、文体等艺术特征。只有在了解一部小说的艺术特征之后，译者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译本里做了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另外，在阅读和翻译过程中，译者本人的思想观念及文学修养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各种选择。译者的价值取舍往往是跟他们的语言、形式的取舍分不开的。因此在评价译者或译本时还要运用文体学和叙述学的方法做全方位的分析。
在研究具体译本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申丹提出的“假象对等”( deceptive equivalence)的问题。11 申丹关注的是涉及美学效果的假象对等，本文也关注涉及内容的假象对等。本文的研究对象狄更斯通常被认定为现实主义作家。一般人认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内容重于形式，学者们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评论也通常更倾向于探讨小说的内容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实际上，若仔细对比、考察译文和原文，我们会发现有的表面上看起来对等(故事内容大致相当)的译文，因为文体或语言上的改变，而造成了审美效果和内容的变化。申丹也指出，由于文体或语言的变动，故事也会随之走样。12语言的变化会带着故事偏离原著，其结果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罗兰· 巴特所说的政论写作的特点，即“一种体现价值论的写作，其中把事实与价值观隔开的距离消失在字里行间，文字既是描述也是判断”。13
1 David Lodge, Language of Fiction: Essays in Criticism and Verb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Nove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1. (本书引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笔者译)
2 Ibid., pp. 18-19.
3 Ibid., p. 29.
4 H. G Widdowson,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London: Longman, 1975, p. 54.
5 H. G Widdowson,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 London: Longman, 1975, p. 70.
6 Peter Lamarque, The Opacity of Narrativ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 vii.
7 Ibid., p. x.
8 Peter Lamarque, The Opacity of Narrative,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 12.
9 Ibid.
10 Antoine Berman, “ Translation and the Trials of the Foreign,”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n,ed.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280.
11 申丹：《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90页。
12 同上书，第91页。
13 Roland Barthes, Writing Degree Zero,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p.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