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

我没有学过戏，也不会演戏，不要说整本或折子，就连个段子也唱不下来，更不要说唱功、做功，充其量是个京剧爱好者，连戏迷都算不上。但我与京剧还是有缘，二百年前徽班进京，诞生了京剧，与我的老家安庆有渊源。安庆虽是黄梅戏之乡，过去作为省城，京剧仍是主要剧种之一。我从小常随母亲去看戏（内行叫听戏，外行看热闹），有位京剧演员容雪丽，把个花容月貌、刚柔相济、爱情忠贞、疾恶如仇的孟丽君演得活脱脱，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抗战后我回家去，闲时仍看京剧，担纲演员是王少舫夫妇。（王少舫是倒了嗓子以后，才改唱黄梅戏的，与严凤英合作，一出《天仙配》声名鹊起，家喻户晓。）我上大学时，曾留心收集百代公司录制的京剧经典唱片，像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言菊朋的《乌盆计》、马连良的《借东风》、谭富英的《捉放曹》等。这些唱片带到学校，课余饭后一放，弄得我的宿舍门庭若市。在华东文委和上海九办工作时，经常参加审查出国演出节目的晚会，看到许多精彩的折子戏，有《贵妃醉酒》《拾玉镯》《三岔口》等。演员都是名角，看得真是过瘾。没有想到，我竟然不止一次被推选为京剧团团长。

第一次当团长，是在大学期间。那时我是经济系学生会主席，经济系是全校第一大系，学生人数最多且人才济济。除了学习，课外活动丰富多彩，我们还有自己的足球队、篮球队和京剧团。球队我是敬谢不敏，剧团我就推卸不了啦！每天下午课后，足球健儿都驰骋在校园里的绿茵场上，大显身手。抗美援朝期间，我们系的篮球队搞了一次化妆比赛。由人民队对纸老虎队，最后人民队大获全胜，纸老虎队队员抱头鼠窜，围观的同学拍手称快。最精彩的还是我们京剧团，全部演员几乎都是反串，真叫一绝。像唱旦角的是一位大块头的男同学，名字已忘记了，只记得他是山东省副省长苗培南先生的侄子，毕业后回济南自家纺织厂当老板去了。唱黑头的是一位女同学，叫孙素琴，如果你没有当面看过她唱戏，只是隔墙听音的话，是决不会相信那高亢而洪亮的嗓音，竟出自这样文静秀气、温柔腼腆的窈窕淑女之口。另一位须生也是女的。遇到系里有大型活动，京剧团总是脱不了干系，我们只好硬着头皮上的，但由于演员形体欠佳，我们这个剧团只能清唱，那唱功是无可挑剔的。有一次演出《二进宫》里的一段唱，三位的柱齐上场，字正腔圆，珠联璧合，真是棒极了，我作为团长的也觉得很光彩。

另一次当团长，是我毕业后，分到华东文委工作。华东文委和下属各部委七个单位，联合成立了文体委员会，我是副主任，当时卫生部有位医生，是个京剧票友，他建议把各部委爱好京剧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京剧团。此举得到各单位的响应，大家推举我当团长，卫生部那位同志担任艺术指导。这次是正儿八经地干，由文化部出面，聘请上海京剧院的老师来说戏，让他们的乐队来协助排练。我们先后排了《盗御马》和《打渔杀家》两个节目。卫生部那位同志演窦尔敦，炉火纯青，唱念做打俱佳。《打渔杀家》主要演员，一个是萧恩，由教育部的一位女同志朱毓纯反串；一个是教师爷，由文委的李九成同志扮演。经过多次排练，在机关内部演出反应不错。不知是谁嘴快，泄露了天机，一九五三年春节，上钢三厂居然正式邀请我们京剧团，参加该厂春节联欢会，为工人演出，还把我们的戏作为压轴。当《打渔杀家》终场，会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演员几次谢幕都下不了的，那晚我们出尽了风头。

有了这段经历，真正让我过把瘾的是在“牛棚”里。

“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大小小“假洋鬼子”们不准我们革命，把我们“牛鬼蛇神”统统赶到商业仓库，交由工人阶级级监劳动。日子一长，我们感到工人纯朴厚道，全然不像那些投机分子借革命以营私。我们几个老头和半老头们反倒自在，劳动之余哼哼戏，常借上街看病的机会，悄悄买几样地菜，带一瓶白酒回来，晚上小酒抿抿、样板戏唱唱，自己放松自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杨子荣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唱得我们情绪高昂。“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芦花白、稻花香、岸柳成行。”郭建光这段优美抒情的唱腔，抒发了革命者的爱国情怀。我们就靠一只小收音机，边听边学，自娱自乐，尽情发泄自己的感情，真可谓过足了瘾。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沙家浜》这个剧本是出自汪曾祺先生之手，怪不得唱词如此优美。真是歪打正着，使汪老有机会展示其才华，并得以广为流传，这是那些热衷搞大批判的“革命家们”所始料不及的。

（原载的黄河文学诗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