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嘉州集

岑參（七一五？～七七〇？）荆州江陵（今湖北江陵）人。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經史，尤工屬文。玄宗天寶三載（七四四）進士高第，釋褐右内率府兵曹參軍。嘗兩次隨軍入安西，在高仙芝、封常青幕府任職。肅宗至德二載（七五七）入爲右補闕等，代宗大曆二年（七六七）出任嘉州刺史，世稱“岑嘉州”。後流寓不還，終於蜀。

岑詩辭意清切，迥拔孤秀，多出佳境，每一篇出，人争傳寫，但其作品結集卻在身後三十年，杜確所撰《岑參集序》記載此事甚悉，其略曰：

嗚呼不□，歲月逾邁，殆三十年，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因命編次。因令繕録，區分類聚，勒成□卷。（宋刊《岑嘉州詩》八卷殘本）

杜《序》謂岑參子“有公遺文，貯之筐篋”。岑家與杜家爲姻親，確乃後輩，“因命”確“編輯”。據此可見，岑集乃杜確所編，可無疑也。學界或謂，岑集乃其子所編，顯係誤解。關於杜確所編岑集的卷數，因宋本卷數已爲書賈剜去，故後世生出種種歧義，王重民謂“杜確序本凡七卷”（見《中國善本書提要》），萬曼以爲杜氏所勒爲“八卷”（見《唐集叙録》），陳鐵民《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亦謂杜氏“所編八卷本當是詩集無疑”，後來的十卷本可能是“外加文、賦各一卷，成爲十卷”（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附録）。以上説法均非是。首先從邏輯上講，岑參“遺文”斷不會純爲詩歌而無散文；其次杜《序》明明謂參子有“遺文”，並未言單存詩歌，故而可以斷定杜氏所編“岑集”決不會撇棄散文，只録詩歌，而應爲詩文兼收並蓄的全集本。至於卷數，清人張金吾以爲當是十卷，後世刊本所載杜序謂“勒成八卷”，“八”字乃後出的八卷本編者所改。張氏曰：“歷考《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通志》、《通考》、焦氏《經籍志》，並云十卷，從無作八卷者。”因而以爲“或者原作十卷”，宋刊殘本杜《序》謂“勒成□卷”，所缺卷數乃書賈所剜“以泯其跡”；後世諸本，杜《序》謂“勒成八卷”，乃刊八卷本者所改（《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頁五一四至五一五）。張氏的看法，以宋元明三代公私書目爲據，自有道理。然張氏不知，比其所列諸書目更早的日人藤原佐世編《日本國見在書目録·别集家類》，已著録“《岑子集》十卷”（《古逸叢書》影印舊鈔本）。藤原佐世卒於日本醍醐天皇昌泰元年，即唐昭宗光化元年（八九八），若是則晚唐以前岑集十卷本已傳至日本，這是書目記載岑集的最早文字，證明杜氏原編岑集確實爲十卷本，書名“《岑子集》”，而非宋以後諸家書目著録的《岑參集》或《岑嘉州集》，等等。

入宋，《崇文總目》卷五十九《别集類一》著録“《岑參集》十卷”。此後《新唐書·藝文志四》、鄭樵《通志·藝文略》、晁公武《讀書志》卷四上《别集類上》皆著録“《岑參集》十卷”，卷數皆與藤原佐世著録合，且標《岑參集》，而非單收詩歌之“詩集”。若是唐至南宋中葉以前，中外公私書目並無岑集八卷或七卷的記載，這足以證明杜確原編應爲十卷詩文全編本。南宋中葉以降，《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明焦竑《國史經籍志》，直到清錢謙益《絳雲樓書目》等皆著録《岑參集》十卷（《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二著録明正德漢嘉郡刊《岑嘉州集》十卷，十行二十字。有學者以爲非十卷本，故不計），這表明十卷本岑集，清初尚有傳本，其散佚不傳，應爲清以後的事。現傳岑參散文如《招北客文》（載《文苑英華》；《唐文粹》載此文作者爲獨孤及，聞一多謂其誤），《感舊賦》以及《唐博陵郡安喜縣令岑府君墓銘》與《果毅張先集墓銘》二首等，此類作品應載於原十卷本。可惜岑參文爲詩名所掩，詩集盛傳而十卷本散逸，原十卷中所載其他文章，今已無從考究了。

單收詩歌的八卷本，南宋後期方出現，這可由陳振孫《書録解題》得到證實。《解題》卷十九至二十爲“詩集類”，其類序曰：“凡無他文而獨有詩，及雖有他文而詩集復獨行者，别爲一類。”是知《解題》此二卷所録爲詩集，不收文集及詩文合集者。故《解題》卷十九所收“《岑嘉州集》八卷”，乃詩集本無疑。岑參詩名甚盛，所以南宋時别裁其詩單行，乃情理中事，而改杜《序》“勒成十卷”爲“勒爲八卷”者，據張金吾言，始作俑者蓋八卷詩集之編輯者。此雖出於推測，當距事實不遠。若是改動杜《序》“十卷”爲“八卷”者，應爲南宋人。這種後出集本，依據實刊卷數隨意改動原序卷數之事，在歷代唐集槧本中屢見不鮮。

宋代單收詩歌的本子，除八卷本外，還出現了七卷本。《季滄葦藏書目》（士禮居叢書本）“宋元雜版書”條著録《岑嘉州詩》七卷，又著録《唐岑嘉州集》七卷。這種七卷本蓋亦詩集，不然卷數不會僅有七卷。元代國祚短促，文化相對落後，刊刻唐集也非常少，故季氏著録的“宋元雜版書”内的岑集，蓋爲宋刻本。朱學勤《别刻結一廬書目》亦著録有“《岑嘉州集》七卷，影宋鈔本，二册”，亦可證明宋代的確刻有七卷本岑集。單收詩歌的宋本，還有陸游於乾道九年癸巳（一一七三）刊行的一卷本。陸游《跋岑嘉州詩集》曰：

予自少時，絶好岑嘉州詩。往在山中，每醉歸，倚胡牀睡，輒令兒曹誦之，至酒醒，或睡熟，乃已。嘗以爲太白、子美之後，一人而已。今年自唐安别駕來攝犍爲，既畫公像齋壁，又雜取世所傳公遺詩八十餘篇刻之，以傳知詩律者，不獨備此邦故事，亦平生素意也。乾道癸巳八月三日，山陰陸某務觀題。（《渭南文集》卷二十六，見《陸放翁全集》，頁一五八）

此一卷本詩集，後世未見流傳。

宋槧詩集今存者，唯《岑嘉州詩》八卷殘本，存卷一至四，今藏國家圖書館。《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集部》所收《岑嘉州詩》四卷，即據此本影印，半葉十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黑魚尾下署“岑詩某”，再下爲葉碼，魚尾上鐫該版字數。書用柳體，筆畫俊秀，結體疏朗，刀法洗練，覽之令人欣然忘倦。首卷卷端題“岑嘉州詩卷第一”，次行下方具銜名“嘉州刺史岑參”。卷前唯杜確序。詩不分體，計卷一詩四十首，卷二五十，卷三五十四，卷四四十四，共百八十八首。此本曾爲山東聊城海源閣舊藏，與宋槧《常建詩集》二卷、《杜審言詩集》一卷、《皇甫冉詩集》二卷合編爲一帙。四家版式相同，《楹書隅録》卷四著録有此本，其略曰：

右宋槧《四家詩集》，不詳何人所編，無刊書年月，首常尉、次杜必簡、次岑嘉州、次皇甫茂政。常、杜二集爲一册，岑集二册，皇甫集一册，卷末有明人題識。版刻頗精，古香可挹。余從都中故家得之，重事裝池，並考各本異同附諸於後……《岑嘉州集》，晁、鄭二家作十卷，陳氏作八卷，明正德熊相刊徐氏藏本作七卷，前有杜確序。此本四卷不分體，首尾完具，蓋趙宋時别行本也……四集同出一版，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楹書隅録》卷四，頁五〇七）

楊氏謂此本“四卷不分體，首尾完具，蓋趙宋時别行本也”。此言非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陳鐵民曾持一明鈔八卷本《岑嘉州詩》（詳下）與此本對勘，發現二本前四卷完全相同，明鈔本唯卷四末溢出《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一首（此岑羲詩，見《全唐詩》）。這證明此本原爲八卷，今所存四卷，乃宋刻八卷逸去後四卷之殘本，並非宋時别有四卷之單行本也。由於此本詩不分體，每卷各種詩體幾乎都有，不易看出殘缺痕跡，遂被楊氏誤判爲“首尾完具”之四卷本。陳鐵民還言，錢曾《述古堂藏書目》著録之《岑參集》四卷，“宋本影抄”，可能就是這個宋四卷殘本的影鈔本。但錢氏著録時，並未説明所據爲宋刻殘本，故黄丕烈駁斥錢曾宋時有岑集四卷本的説法，其略曰：“（岑集）余以宋人《書録解題》及《文獻通考》證之，則八卷爲舊，若影抄四卷，未知其又爲何時□矣！宋刻而已移八卷□□次，吾烏敢信之哉？”（《黄丕烈書目題跋》，頁一四九）而此宋槧四卷，萬曼疑爲宋書棚本（參《唐集叙録·皇甫冉詩集》），此言亦非是，此本乃宋書棚本之仿刻本殘卷。今案現今傳世的宋槧《常建詩集》凡兩種：一種爲陳起所鐫書棚本《常建詩集》二卷，今藏臺北故宫博物院圖書館，卷上末鐫有“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牌記一個，此牌記乃書棚本的標志；另一種即上述《楹書隅録》著録的宋槧《常建詩集》二卷，今藏國家圖書館，卷上末無牌記。筆者曾將兩種宋槧《常建詩集》影印本比勘，發現二者書名、版式、行格、分卷、收詩，編次、文字等等幾乎分毫不差，且二本皆以柳書結體、筆畫風神極爲相像，遂悟臺灣藏本爲書棚本，而國家圖書館所藏宋槧建集乃宋仿書棚本。楊氏所藏宋槧《常建詩集》既爲宋仿書棚本，而《常建詩集》乃楊氏所藏宋槧《四家詩集》之一，則其餘三家、包括《岑嘉州詩》八卷在内，亦當爲宋“仿書棚本”無疑。由於仿本極其精緻，與原刻幾無差異，所以若非有原槧書棚本《常建詩集》作爲參證，可以比勘辨别，則不易確定其爲仿刻本。此宋槧四卷《岑嘉州詩集》雖是仿書棚本，且爲殘卷，但卻是大陸今存岑集的最早刻本，不僅可以證明宋有書棚本岑集，而且可以證明宋八卷本岑集乃不分體本。有學者謂：宋書棚本岑集“詩依體編次，卷一至卷三爲五古，卷四爲七古，卷五、卷六爲五律，卷七爲五律、五排，卷八爲七律、五絶、七絶”（《唐五代别集叙録》，頁一四二）。此言非是，其所謂“書棚本”，肯定爲明人分體改編本無疑，因爲“排律”一體創自南朝，顔延之、謝瞻等人皆有作品存世。唐代科舉亦用以取士，杜甫與元、白等均有繼作，且使排律長達百韻之多，因稱“長律”，然而終唐宋兩朝，尚無使用“排律”一詞者。迨元末楊士弘《唐音》出，始用“排律”之名編次唐詩。明初高棅《唐詩品彙》繼續沿用，由於《品彙》乃唐詩衆選本中之佼佼者，影響很大，“終明之世，館閣宗之”（《明史》高棅本傳），方使“排律”一詞廣泛使用。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説》謂“唐興始專此體，而有排律之名”，乃一時疏於考覈爾。今仿書棚本尚存，而謂書棚本詩分七體，不知何據而出是言。仿書棚本文字上頗有參考價值，如卷四《夜過盤豆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題中“盤豆”，即今河南靈寶縣西盤豆鎮，位於黄河南岸，與北岸山西境内的永樂鎮隔河相望；然今傳明刊諸本岑集皆作“盤石”，顯誤。書貴古本，於此可見一斑。又此本字裏行間或題下多有注文，參考價值頗高，如卷四《寄韓樽》題注：“韓時使在北庭，以詩代書下時使。”該注爲瞭解此詩的創作年代提供了寶貴綫索。

此本鑒藏印記：各卷均有“陳寅之印”白方，寅《宋史》卷四四九《忠義傳》有傳，謂寅乃漕司兩貢進士，以父恩補官，歷官州縣，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州乃邊防重地，元兵數十萬攻城，寅自執旗鼓，激勵將士殺敵，數退敵兵，終因寡不敵衆，州城陷落，寅與妻子數口及賓客二十八人殉國，朝廷謚曰“襄節”。“陳寅之印”表明，此本宋時爲忠義之士陳寅生前藏書，極爲珍貴。此本卷一還有“袁氏尚之”白方、“袁褧印”白方，表明此本明後期曾爲袁褧收藏。袁氏與文徵明同時，文氏稍長，二人皆江蘇長洲人，均擅書畫，彼此多有唱和。此本自袁家散出後，輾轉至清代晚期，爲楊紹和所得，故卷中有“東郡楊紹和彦合珍藏”朱文大方印，“協卿讀過”白方，“翰林學士”白方，“東郡宋存書室珍藏”朱文長方，“宋存書室”白方等鑒藏印記多枚。楊家書散出後，此本爲現代人陳群所得，故卷中有“商丘陳群珍藏書畫記”朱文長方。陳群字人鶴，福建閩侯（一説四川華陽）人，商丘蓋其郡望。陳氏早年留學日本，抗戰期間出任日僞政府内務部長，抗戰勝利後畏罪自殺。陳氏喜聚書，抗戰期間利用職權接受大量圖籍，加上個人所藏，總數達百萬册之多。陳氏藏書後爲國民政府接管，部分散入社會，此本遂爲現代藏書家周暹所得，新中國成立後周氏將此本捐獻給國家，故卷中有“周暹”白方，“北京圖書館藏”朱方印記。卷中還有“廬山陽陳徵印”朱方、“陳崇本書畫印”朱文長方、“萬墨主人”白方，“井養山房珍玩”朱方、“伯恭”朱方等鑒藏印記多枚。

元代國祚短促，不聞刊行有岑集。

明代唐集的刊行和傳鈔十分繁榮，岑集也出現了多種版本，其主要者有以下十餘種。

（一）明初刊本。明初刻《岑嘉州詩》七卷。此本今已無傳，然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有著録，其略曰：

《岑嘉州詩》七卷，明初刊本。唐岑參撰。金吾初藏明刊八卷本，繼得此本，反覆考核，確知此本爲原本，而八卷本爲重編本也。何以言之？歷考《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通志》、《通考》、焦氏《經籍志》，並云十卷，從無作八卷者。此本分類編次，與確《序》所云“區分類聚”合，始五言古詩，終七言絶句，首尾完具，似無脱佚。意者詩七卷，文三卷，合十卷歟？此本或止刊詩集，或并刊文集，而後經散佚，均未可知。確《序》“勒成□卷”，卷字上一字刓去，或者原作十卷，書賈得七卷本，疑係不全，故刓去十字，以泯其迹歟？（《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頁五一四至五一五）

張氏根據歷代書目著録，判定十卷本爲杜氏原編，八卷本與七卷本後出，這無疑是正確的。今天還有學者以爲：杜氏原編爲七卷或八卷，其識見已落清人之後矣。張氏還曰：

刊八卷本者，既析七卷爲八卷，又改“勒成十卷”爲“勒成八卷”，而原書面目遂致不可復識。通人碩彦且有以善本許之者，非未見原書之[遇]〔過〕歟！排律之名，始于楊士[宏]〔弘〕。八卷本有排律一類，而此本無之，則此本在八卷本前，尤顯然者也。卷四有《唐博陵郡安喜縣令岑府君墓銘》、《果毅張先集墓銘》二首，八卷本俱未載，餘與八卷本互異者甚夥。《季滄葦書目》有《岑嘉州詩》七卷，與此本合。（《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二九，頁五一四至五一五）

據此，七卷本詩雖分體，然尚無“排律”一體。八卷分體本既有“排律”一體，其爲明人分體改編本無疑。不過張氏以爲八卷分體本，乃是將七卷本分編爲八卷，所言非是。陳振孫《書録解題》已著録八卷詩集本，書棚本及仿宋書棚本亦即此種八卷本，詩不分體（已見）。是此明八卷分體本，乃是由書棚本或仿書棚本改編而成的（詳下），與七卷本無關。《季滄葦書目》即著録有宋本七卷，與宋刊八卷本自是兩種不同的本子。另據張氏著録，此本卷後有陳姓藏者手跋曰：“是書先君子所貽，行欵低縮，紙薄而堅，當是宋板。”張氏以爲“宋字似是剜改”，故判爲明初刊本。

（二）明黑口本。明前期刊黑口《岑嘉州集》七卷，今北大圖書館有藏。半葉十行十七字，無刻書年月及刊刻者姓名。此本書名、分卷、行款均同明正德熊相刻本（詳下四部叢刊本），卷一爲五古、卷二七古，兩卷收詩篇目和序次與熊相本同，完整無缺。卷三五律僅有前五十四首，卷四五言長律僅有前六首，卷五七律僅有前十首，卷六五絶僅有前九首，卷七七絶僅有前十三首，餘缺。故共二百三十八首，比熊相本少百五十四首。陳鐵民曾持此本與熊相本對勘，發現二本文字異處極少，如《行軍二首》，熊相本於“無處豁懷抱”句下空十字，表明闕二句待補，此本亦空十字。再如熊相本《優鉢羅花歌》序曰：“駢葉外包，異香□□。”兩處缺文，此本亦同，可見二本應屬同一源流系統的本子。元代與明前期所刊唐集，多爲黑口本，故知此本蓋亦明代早期刊本。

（三）銅活字本。明銅活字刊《唐人詩集》所收《岑嘉州集》八卷。《唐五十家詩集》所收《岑嘉州集》八卷，即據天一閣藏本影印，首卷卷端下方鈐“天一閣藏書”朱文方印。半葉九行十七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下署“岑嘉州集卷某”。卷前杜確《序》謂“勒成八卷”。此本詩分體編次：卷一至三爲五古百二首，卷四七古五十，卷五至七前半五律百六十四，卷七後半五排十二，卷八七律十、五絶十九、七絶三十四，共三百九十一首。本書前已言及，明銅活字本唐人集，乃弘治、正德間蘇州地區印本（參《駱賓王文集》）。是此本乃明代刊行較早的八卷分體本。此本所據底本，編者没有交代。今考此本各體詩的編次順序，與其在明鈔本中出現的先後順序相同；而明鈔本所據底本，乃書棚本或仿書棚本（詳下）。這表明此本乃是以書棚本或仿書棚本爲底子，將各體詩分别依次鈔出，然後再分編八卷成書的，换言之，此本乃書棚本或仿書棚本的分體改編本。分體改編唐人詩集，乃明人刊行唐集的常法。就文字而言，此本亦較稍後的正德熊相本（即四部叢刊本）更近於仿書棚本。如此本卷一《送王著作赴淮西幕府》，題中“王著作”，仿書棚本同，而叢刊本作“王著”。此本同卷《澧頭送蔣侯》，題中“澧頭”誤，仿書棚本同，而叢刊本作“灃頭”，甚是。此本卷七《送郭僕射節制劍南》“萬里寄縣旌”句，“縣”字，仿書棚本同，而叢刊本作“旗”。再如此本卷八《奉和相公發益昌》“曉渡巴江雨洗兵”句，“曉”字，仿書棚本同，而叢刊本作“夜”，等等。可見此本所據底本，乃是書棚本或仿書棚本，屬於宋八卷詩集本系統。

（四）四部叢刊本。明正德十五年庚辰（一五二〇）熊相、高嶼刻《岑嘉州詩》七卷。此本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有藏：國家圖書館藏本有清王振聲校跋，上海圖書館藏本有清陳墫跋，山西省文史館藏本有傅增湘跋。《四部叢刊》二次印本所收《岑嘉州詩》七卷，即據蕭山朱氏藏本影印，世稱“四部叢刊本”。四周單邊，上邊欄降低，天頭較寬，校記與注釋類文字均鐫於天頭内，乃此本鮮明的版式特徵。卷前唯杜確《序》，卷後附録《文獻通考》岑集叙録一則，最後爲明人邊貢跋、熊相《岑嘉州詩集後序》。此本詩分七體，每卷一體，“以五言古詩始，以七言絶句終”，其中有“五言長律”一體，而無“排律”之名，共三百九十二首（含銘二首）。熊相《後序》略曰：

岑嘉州……每以不得見其全集爲恨。今年來巡按山東，華泉邊子廷實，號稱博雅，偶過而問之，邊子曰：“貢有一集，珍襲久矣，請出以視子。”乃相與論之，邊子曰：“貢之意，亦猶夫子也！但是集不復傳於天下，而天下亦徒知參之能詩耳。子盍文以表之，梓以行之……”乃以其事付諸濟南知府高嶼，而同知劉信寔董之云。正德十五年庚辰歲仲秋朔，賜進士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江瑞熊相書。

據此可知，此本刊於濟南，底本爲邊貢所藏舊本。但邊氏所藏究爲何種版本？熊氏卻未交代。傅增湘曾見此本，《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二有著録，傅氏疑爲“明人重加編次者”，然重編者所據何本？傅氏亦未説明。黄丕烈也懷疑此本爲明人重編，但因《季滄葦藏書目》“宋元雜版書”著録有“《岑嘉州詩》七卷”，又有“《岑嘉州集》七卷”，知宋世岑集已出現七卷本，故黄氏對此本是否爲明人重編，並未最終給出答案。黄氏在著録八卷舊鈔本《岑嘉州集》時曰：

余向藏唐人岑嘉州詩，以正德刻者爲最舊，古鹽官張氏藏書也。頃書友攜此書鈔本來，以五百青蚨得之，可謂好書而賤直者矣！較正德刻殊不同，序後多目録，分卷爲八，與杜序合。明刻分卷爲七，兼分體，非復舊觀矣。然考諸家書目，有七卷□，延令季滄葦家是也。（《蕘圃藏書題識》卷七，見《黄丕烈書目題跋》，頁一四九）

黄氏以爲此本“分卷爲七，兼分體”，已非舊觀。言外之意，不分體的八卷舊鈔本則仍爲“舊觀”矣。但《季滄葦書目》既著録宋刻岑集七卷，則七卷本的淵源並不近，就此本而言，上欄降低，天頭放寬，這一特殊版式，與明初刊本正好相同，而且此本“始五言古詩、終七言絶句”，分體亦與張金吾所記明初刊本同，所以此本所據底本，蓋爲明初刊七卷本。而明初刊本所據，應爲宋刊七卷本無疑（岑集未聞有元刻）。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卷二《岑嘉州集八卷》曰：“正德中熊相所刻七卷本，猶是宋元相傳舊帙。”（《揅經室外集》，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此本卷五收墓銘二首，爲明銅活字本等明刊八卷分體本、唐十二家詩諸本（詳下）所無；此本五律《送鄭侍御謫閩中》、七律《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二首，亦銅活字本等明刊八卷分體本、唐十二家詩諸本所無；又此本文字與明銅活字本等也存在種種差異，前文已舉多例，此不贅。以上各項足可證明，此本與八卷分體本，雖然最終的淵源只有一個，那就是杜編十卷本，但二本彼此之間卻無互衍關係。職是之故，兩種版本各有優長。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十等均著録有此本，瞿氏曰：

此正德刻本分七卷，原出華泉邊貢所藏，猶是宋元以來相傳之舊本，較别本爲勝。如卷二中《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一首，别本以起四句另爲一首，編入七絶，大誤。又《優鉢羅花歌·序》云“天寶景申歲，參忝大理評事”云云。案景申即丙申，唐人諱丙爲景，是爲天寶十五載，七月肅宗改元至德，七月以前，猶是天寶紀年，此詩蓋作於是時。别本改“景”爲“庚”，不知天寶無庚申也。即此二條，可知此本之善矣。有杜確《序》及熊相《刻板序》，邊貢《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卷十九，頁二七八）

瞿氏舉例説明此本優長，所言甚是。而明銅活字本等，包括其所據宋刊八卷本在内的諸家本子，較此本多出詩四首，文字上也多有可取之處，這也是二本同源而不互衍且各有優長的又一明證。

（五）沈刻本。正德十五年庚辰（一五二〇）沈恩於蜀中刻《岑嘉州詩》四卷分體本。此本國家、南京等圖書館有藏。半葉十一行二十字，四周單邊，粗黑口雙黑魚尾下鐫“岑嘉州詩卷某”。卷前唯楊慎《新刊岑嘉州詩序》，卷後附録《文獻通考》岑集叙録一則，最後爲沈恩跋。《四部叢刊》初編初印本即據此本影印。卷一爲五古，卷二七古，卷三五律、五排，卷四七律、五絶、七絶，收詩首數與明刊黑口本同，且書名、篇目、序次也與明刊黑口本相同，而分卷不同。沈恩《書新刊岑嘉州詩集後》曰：

《岑嘉州詩》，故集凡六卷，予乃縮之爲四卷，總若干萬言。……予莅蜀數月，獲斯集於王浚川子，甚珍之。尚惜魯魚亥豕，或不能無，乃參訂而翻刻之。刻得其人，固非加災於木也已。正德歲次庚辰春三月吉旦，雲間沈恩跋。

據此可見，此本卷數之所以與黑口本不同，乃因沈恩縮七卷爲四卷所致。陳鐵民曾持此本與明刊黑口本對勘，發現二本文字相同，只有個别地方沈恩下了一點“參訂”功夫，如《優鉢羅花歌》序“異香□□”，闕文兩處，沈氏補作“襲人”，而他本或作“騰風”，而無作“襲人”者。可見沈氏所獲之《岑嘉州詩》六卷，乃是一個同黑口本一致的七卷分體殘本，而非原刻只有六卷的本子。

（六）謝刻本。正德十五年庚辰（一五二〇）謝元良於蜀中嘉州刻《岑嘉州詩》八卷。此本與熊相本、沈恩本均刊於正德十五年，更巧的是，此本與沈恩本又同年同刊於蜀中。此本國家、湖南師大等圖書館有藏，半葉十行二十字。卷前唯安磐《岑嘉州詩引》，而無杜確《序》；卷後附録《文獻通考》岑集叙録一則。卷一至三爲五古，卷四至五爲七古，卷六至七爲五律，卷八爲其餘各體。安氏《詩引》曰：

州舊有刻本，止七卷。近見别本，亦止七卷，首卷至百篇，六卷、七卷僅八九篇，何多寡不倫也？閑中頗加類次。散出諸集中《題關門》、《古興》等詩三十五篇，舊本所無者悉收之，其岑羲應制之詩誤入者削去，於是嘉州之詩凡八卷，凡二百七十一篇云。

安磐字公石，嘉定州人，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進士，《明史》卷一九二有傳，謂其官給事中，因率衆伏闕强諫明世宗，再受杖，除名爲民，卒於家。據安氏《詩引》，知此本乃安氏爲了改變原七卷分體本各卷收詩數量過於懸殊而重新改編的，故分卷、篇目、編次等已與四部叢刊本不同。那么安氏所據七卷本究爲何種版本？陳鐵民據安氏《詩引》所記七卷本“首卷至百篇，六卷、七卷僅八九篇”等分卷及首數特徵，知其所據乃明刊黑口本。明黑口本首卷五古九十七首，然而卷六只九篇，卷七只八篇，與安氏所述合。又據安氏所言，其所輯補的遺詩三十五篇，删去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一首（明刊黑口本正有此首），最終編定凡二百七十一首。若是，則原本只有二百三十七首，明黑口本收詩二百三十八首，相差僅一首，該首即安氏《詩引》謂此本所無之《古興》，亦即黑口本所有之《楚夕旅泊古興》。而且此本與明黑口本文字上差異也很小，書名也同黑口本一致。陳氏的推斷，無疑是正確的。然因此本經安氏重編，故分卷、序次已與黑口本不同。安氏《詩引》謂此本凡二百七十一首，但實際上只有二百五十八首，所缺十三首，陳鐵民以爲，或許是上版時遺漏了。

（七）六家集本。明嘉靖刻《唐六家集》所收《岑嘉州集》八卷。《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總集類》著録有此本，無刊刻者姓氏。六家集爲：《王勃集》二卷、《楊炯集》二卷、《盧照鄰集》二卷、《駱賓王集》二卷、《高常侍集》十卷及此本八卷。此本詩亦分體：卷一至三爲五古，卷四七古，卷五至七前半五律，卷七後半五排，卷八七律、五絶、七絶。此本書名、分卷、收詩與銅活字本相同。編次方面，唯《林卧》一首，銅活字本在卷一末，此本改在卷二末。文字上，此本也較他本更近於銅活字本，如銅活字本卷一《送祁樂歸河東》結句“爲謝五老翁”，此本同；而仿書棚本誤作“爲君謝老翁”，四部叢刊本作“爲吾謝老翁”。如銅活字本卷一《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萬里無皛光”句，“皛光”，此本同；而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皆作“晶光”。銅活字本卷五《送崔全被放歸都覲省》“宋玉且將歸”，“宋玉”誤，此本誤同；而仿書棚本誤作“井玉”，四部叢刊本作“片玉”，甚是。銅活字本卷五《送周子落第游荆南》，題中“荆南”，此本同；而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均誤作“京南”。銅活字本卷六《送崔員外入秦因訪故園》，題中“入秦”誤，此本誤同；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皆作“入奏”，甚是，等等。“五老翁”、“皛”、“宋玉”、“荆南”以及“入秦”等這些都是銅活字本特有的文字，此本均與之同，甚至連銅活字本訛誤的文字，此本亦照樣沿襲，可見此本係用銅活字本爲底本翻刻者。此本既自銅活字本出，其餘五家，蓋亦出自銅活字本。此本文字與銅活字本也有不同處，如銅活字本卷一《澧頭送蔣侯》，題中“澧頭”誤，仿書棚本同；叢刊本作“灃頭”，此本據改，甚是。又如銅活字本卷二《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泉澆石罅圻”，“圻”字誤，仿書棚本作“坼”，甚是，而此本誤作“折”。再如銅活字本卷八《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滿寺枇杷冬着花”句，“寺”字，四部叢刊本同；此本改作“樹”，等等。不過這些改動，畢竟只是少數。

（八）張遜業本。張遜業輯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一五五二）江都黄埻東壁圖書府刻《十二家唐詩》所收《岑嘉州集》上下卷。今國家圖書館有藏本。十二家中，岑參爲最後一家。各家均爲上下兩卷，每卷前皆署“永嘉張遜業有功校正，江都黄埻子篤梓行”，半葉九行十九字，四周雙邊，白口，魚尾上鐫“東壁圖書府”五字，下有“江郡新繩”四字。《王勃集》前有張遜業撰《王勃集序》，末署“時嘉靖壬子歲秋月”八字，其他各集均無序。此本卷上爲五古、七古，卷下爲五律、七律、五排、五絶、七絶，共三百九十首。此本所據底本，張氏没有明言。然今持此本與明銅活字本比勘，便可即刻發現，此本書名、收詩篇目、分體、序次與銅活字本幾無差異；唯《林卧》一首，銅活字本編於第一卷末，此本則置於第二卷末，與唐六家詩本相同。而且文字方面，此本亦較銅活字本更近於唐六家詩本，如銅活字本卷一《澧頭送蔣侯》，題中“澧頭”誤，仿書棚本同；唐六家詩本改作“灃頭”，甚是，此本同。又如銅活字本卷二《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泉澆石罅圻”，“圻”字誤，仿書棚本作“坼”，甚是；唐六家詩本誤作“折”，此本亦誤作“折”。再如銅活字本卷八《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滿寺枇杷冬着花”句，“寺”字，四部叢刊本同；唐六家詩本改作“樹”，此本亦作“樹”，等等。可見此本乃是以唐六家詩本爲底本翻刻者，不過六家詩本原編八卷，此本縮編爲上下兩卷而已。唯此本編次亦稍有調整，五排一體，唐六家詩本置於五律後，此本卻調於七律後。此本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亦有著録，然卻爲一殘本，下卷佚去，書賈因取張氏刻《十二家唐詩》本“《孟浩然集》殘葉，蠹去版心書題與葉數以補之”。書賈作僞固然可恨，但卻從另一面反映出此本還是頗爲世人所重的。

（九）楊刻本。萬曆十二年甲申（一五八四）楊一統刊《唐十二名家詩》所收《岑參集》一卷。此“唐十二名家”與張遜業本同，唯順序稍有調整。各家唯《王勃集》前有黄道日、孫仲逸序，楊一統自序，其餘各家卷前均無序。書前有目。半葉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孫氏《刻唐十二家詩序》曰：“江都之刻，不數載已復初木。余友人楊允大再刻于白下，而校加精焉，屬不佞序之首簡。”這裏所説的“江都之刻”，即張遜業本，因知此本乃據張本翻雕。十二家集校勘，由楊一統、孫伯履、丘陵、孫仲逸和李本芳等分别擔任，岑集此本，校勘者乃李本芳。儘管孫《序》稱“校加精焉”，然而李氏還是將岑集五律《送裴校書從大夫淄川郡覲省》、《送楊千牛趁歲赴汝南郡覲省便成親》與《送胡象落第歸王屋别業》三首漏刻了。除此之外，此本收詩篇目、序次相同，文字也與張刻本相差甚微，乃張刻本相當忠實的翻刻本。傅增湘曾見一“明關中李本芳刊本。後題道光三年十二月既望陳□借周漪塘本校録”。傅氏曰：“按：周本即從邊貢本出也。（乙卯）”（《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二，頁一〇三八）該“關中李本芳刊本”，應即此《唐十二名家詩》本李本芳所校《岑參集》一卷的單行本。此種明李本芳刻《岑參集》一卷，北大圖書館亦有藏本（見《中國古籍總目》集部），也是楊氏刻《唐十二名家詩》本岑集的單行本。

（十）詩紀本。萬曆十三年乙酉（一五八五）吴琯輯刊《初盛唐詩紀》所收《岑參詩》八卷。半葉九行十九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上有“詩紀”字樣。詩分體編次，首卷至三卷五古百二首，第四卷七古三十三、長短句十七，第五至七卷前半五律百六十八、第七卷後半五排十四，第八卷七律十首、五絶十九、七絶三十六，共三百九十九首。較之銅活字本及張遜業本溢出八首。文字方面，此本題下及正文隨行夾注的異文與注釋處處可見，這與銅活字本、張遜業本及明人刻唐十二家詩諸本只載正文明顯不同。但此本各體詩的排序，卻與張遜業本基本相同；又五排，此本置於七律後，亦與張本同；《林卧》一首，亦與張本同置於第二卷末。此本文字也多與張遜業本合，如張本卷下《送鄭堪歸東京汜水别業》，題中“鄭堪”，仿書棚本、銅活字本、四部叢刊本皆作“甚”，張本始改作“鄭堪”，此本亦作“鄭堪”，等等。綜上各項可見，此本所據底本乃張遜業本，然又參校過宋刻八卷本一系的本子，所以文字上優於張本之處頗多，如七古《涼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涼州七里十萬家”，此本“里”下注曰“一作城”，這個注爲各本所無，而爲詩紀本所獨有。又該詩“花門樓前見秋草”句，“花門樓”，諸本皆作“花樓門”，此本獨作“花門樓”，等等。又此本字裏行間夾注許多異文，與銅活字本、張遜業本等單録正文不同，這些異文均有寶貴的參考價值。

（十一）許刻本。許自昌輯萬曆三十一年癸卯（一六〇三）霏玉軒刻《前唐十二家詩》所收《岑嘉州集》上下卷。此前唐十二家，排序與楊刻本相同。每半葉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此本書名、分卷、收詩篇目、序次等，與張遜業本相同，文字上則與張遜業本、楊刻本大同小異，表明此本是以張遜業本爲底本，文字上又參校過楊刻本。

（十二）鄭刻本。鄭能刻《前唐十二家詩》所收《岑嘉州集》上下卷。國圖藏有鄭氏《前唐十二家詩》之孟王高岑四集，館藏書目著録爲《唐四家詩》，非是，鄭氏並未另外刊行《唐四家詩》。十二家均上下二卷，版式、行款相同，作品分體編次（參本書《駱賓王集》），此不贅。此本卷上五古百二首、七古五十，卷下五律百六十四、七律十、五排十二、五絶十九、七絶三十四，共三百九十一首。鄭能《前唐十二家詩》乃許自昌《前唐十二家詩》的翻刻本（參本書《駱賓王集》），故岑集此本與許刻本書名、分卷、篇目、序次皆相同，文字差别亦甚微。

（十三）統籤本。《唐音統籤》所收《岑參詩》八卷，編卷一百二十三至一百三十，丙籤二十七，刻本。此本首卷至三卷五古百二首，第四卷七古五十一，第五至七卷前半五律百七十，第七卷後半五排十三，第八卷七律十、五絶十九、七絶三十五、殘句一則，共四百首，殘句一則。此本先分體，而後各體詩再分類，故編次與他本均不同。今考此本文字，較他本更近於詩紀本，連字裏行間夾注的文字也大部分相同，只有少數作了改動。如銅活字本卷一《虢州送鄭興宗弟歸扶風别廬》“半生滄洲意”句，“半生”，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明刊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作“平生”，此本亦作“平生”。又如銅活字本卷二《虢中酬陝西甄判官贈》，題中“贈”字，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明刊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作“見贈”，此本亦作“見贈”。銅活字本卷四《送張獻心充副使歸河西雜句》“金鞍白馬紫遊韁”句，“金鞍”二字，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作“金鞭”，此本亦作“金鞭”。銅活字本卷四《梁州館中與諸判官夜集》“梁州七里十萬家”，“七里”下無校記，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於“里”字下出校“一作城”，此本“七里”改作“城裏”，其下出校“一作七里”，此處正文和校記，明顯是改動詩紀本而成的。銅活字本卷五《還高冠潭口留别舍弟》“獨向潭上釣”句，“釣”字，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改作“酌”，此本亦作“酌”。銅活字本卷六《高宫谷口招鄭鄠》，題中“高宫”二字，仿書棚本、四部叢刊本及張遜業本等唐十二家詩諸本皆同；唯詩紀本改作“高冠”，此本亦作“高冠”，等等。以上諸例可證，此本乃是以詩紀本爲底本編輯而成的。唯此本增補佚詩五律《南溪别業》一首，殘句一則。至於分體，此本與詩紀本亦有不同：詩紀本長短句十七首，此本皆歸入七古；詩紀本五古《灃頭送蔣侯》與《聞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報恩寺》，此本歸入五律；詩紀本五律《郡齋南池招楊轔》，此本歸入五古；詩紀本五排《送薛弁歸河東》，此本歸入五古；詩紀本七絶《入蒲關先寄秦中故人》，此本歸入七古。文字方面，胡氏也作了校勘，並增加了一些題注或尾注，故文字較詩紀本轉精。如詩紀本七古《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交河美酒歸叵羅”句，“歸叵羅”非是，四部叢刊本作“金叵羅”，胡氏據以改作“金叵羅”，極是。金叵羅乃一種酒器，見《北齊書·祖珽傳》。又如詩紀本五古《衙郡守還》，題下原無注文，胡氏於此本題下增注六十餘字，徵引洪邁關於“衙”字的解釋，對理解此詩很有幫助。

（十四）明刻本。明刻《唐十二家詩》所收《岑嘉州集》八卷。此《唐十二家詩》無刻書年代及刊刻者姓名，書前墨筆補鈔的總目依次爲：王維、孟浩然、盧照鄰、駱賓王、高適、陳子昂、杜審言、沈佺期、宋之問、岑參、王勃、楊炯。所收十二家與張本同，只是排序迥異。除所標總目外，書中無“唐十二家詩”的任何標誌，故既可合爲《唐十二家詩》，又可散爲各家别集。國圖藏一明刻《岑嘉州集》八卷，有吴慈培校並補目、周叔弢校並跋，即此《唐十二家詩》之岑集單行本。半葉十行十八字，卷前有杜確《序》。詩分體編次，卷一至三爲五古，卷四七古，卷五至七前半五律，卷七後半五排，卷八七律、五絶、七絶。此本書名、分卷、分體與銅活字本相同，收詩篇目除比銅活字本脱漏五古《峨眉東腳臨江聽猿懷二室舊廬》、《春半與群公同遊元處士别業》、《陪群公龍岡寺泛舟》與《終南雙峰草堂》四首外，其餘篇目、序次也相同。且銅活字本五排置於卷七五律後，此本同；而張遜業本五排置於卷八七律後。從文字方面看，此本也較張遜業本更近於銅活字，故應是以銅活字本爲底本翻刻者。此種《唐十二家詩》本岑集，北京大學圖書館亦有藏本。又，孫星衍《平津館鑒藏記書籍》卷二“明版”書類，著録有《岑嘉州集》八卷，前有杜確序，每葉廿行十八字，與王摩詰、高常侍兩集爲同時並刻之本，鑒藏印記有“古吴”朱文小葫蘆印，“無似散人”白文方印，“子孫保之”朱文葫蘆印（清章壽康式訓堂叢書本），或即此本之不全本歟？

（十五）明鈔本。明鈔《岑嘉州詩》八卷，今藏國家圖書館。半葉十行二十字，卷前有杜確《序》及目録。此本詩不分體，與明刊七卷、八卷分體本及唐十二家詩諸本皆不同，共三百九十六首。此本原爲清黄丕烈藏書，卷後有黄氏跋文一則，其略曰：

《岑嘉州集》八卷，舊鈔本。余向藏唐人岑嘉州詩，以正德刻者爲最舊，古鹽官張氏藏書也。頃書友攜此書鈔本來，以五百青蚨得之，可謂好書而賤直者矣！較正德刻殊不同，序後多目録，分卷爲八，與杜序合。明刻分卷爲七，兼分體，非復舊觀矣……（《蕘圃藏書題識》卷七，見《黄丕烈書目題跋》，頁一四九）

黄氏謂明刻“分卷爲七，兼分體，非復舊觀矣”，言外之意，此舊鈔八卷，不分體，仍然保存了舊本的面貎。此本前四卷，分卷、收詩篇目、序次等，與仿書棚本（見上）前四卷幾無差異，唯卷四末溢出《奉和春日幸望春宫應制》一首。文字方面，此本與仿書棚本相差甚微，如上舉銅活字本《夜過磐石隔河望永樂寄閨中效齊梁體》，題中“磐石”，仿書棚本作“盤豆”，極是；而此本改作“磐石”，非是，表明此本又參校過其他本子，所以篇目及文字略有更動。但總的來看，此本乃現存岑集諸古本中最接近宋刊八卷本原貌的本子，其所據底本乃書棚本或仿書棚本一類的宋刊八卷本無疑，校勘及版本價值頗高。較之四部叢刊本，此本溢出四首：《送楊子》、《送人赴安西》、《送蕭李二郎中兼中丞充京西北覆糧使》、《同群公題張處士菜園》。此乃八卷本一系諸本，不同於七卷本一系本子的又一證據。

（十六）明覆宋本。明覆宋書棚本《岑嘉州集》八卷，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未見。陳伯海、朱易安《唐詩書録》著録爲臺藏“明覆刻宋書棚本”《岑嘉州集》八卷。王國維《傳書堂藏善本書志》著録一明覆宋書棚本，書名相同，不知是否即此本。王氏曰：

《岑嘉州集》八卷，明覆宋本，唐岑參撰。杜確序，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覆宋臨安書棚本，有“云華”、“勞權之印”、“蟫盦”、“丹鉛精舍”諸印。（《傳書堂藏善本書志·集部》）

據此本，不僅證明宋時確有書棚本行世，而且依據此覆宋書棚本，可以間接窺見宋書棚本的大概面貌，還可考證書棚本與宋仿書棚本的不同，版本及校勘價值極大。

清代刊刻和傳鈔的岑集，其主要版本有以下幾種。

（一）全唐詩本。康熙敕編《全唐詩》所收《岑參詩》四卷。《全唐詩》主要依據《唐音統籤》和季振宜《全唐詩稿本》修訂而成。而季氏《稿本》中的《岑參詩》，則是將詩紀本原刻八卷入編，泯去卷次和分體字樣等編輯而成的，而且岑集版心魚尾上“詩紀”二字、魚尾下“盛唐卷之某”等字樣仍清晰可辨。《稿本》五律末，季氏補入佚詩五律《南溪别業》與七律《酧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各一首，故凡有詩三百八十五題、四百一首，成爲一時收詩最多的本子。文字方面，季氏以《河岳英靈集》、《文苑英華》、《唐詩紀事》、《樂府詩集》等唐宋諸總集和類書參校，所以文字較詩紀本爲精。如詩紀本五律《送楊録事充使》，所充何使？詩中並未明言；季氏則據《英華》，將題目補作“送楊録事充潼關使”，令題面意思更加明確完備。又如詩紀本五律《送鄭少府赴滏湯》，“湯”字誤，仿書棚本、銅活字本、叢刊本、《英華》均作“陽”；季氏將“湯”字改作“陽”，甚是，等等。清編《全唐詩》中的《岑參詩》四卷，便是將季氏《稿本》中的《岑參詩》悉數收入，而將季氏補於五律之末的七律《酧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一首，移於七律一體之末，又據統籤本補入殘句一聯，編成定本。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卷十二，推測一舊寫本《岑嘉州集》四卷，前有小傳，當是《全唐詩》岑參集的“底本”。這一推斷，劉開揚稱爲“精確”（《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巴蜀書社一九九五年版，頁九一二）。二人因未見季氏《稿本》，單憑臆測，故致誤判。文字方面，《全唐詩》編臣對《稿本》基本照録，僅少數地方或以季氏改動不當，或另外參校他本作了改動。如《稿本》七古《田使君美人舞如蓮花北鋋歌》題下，詩紀本有注文“此曲本出北同城”，季氏將七字塗去；編臣以爲季氏塗去不當，故又將七字注文録存題下，爲考證此曲的來歷保存了可貴資料。又如《稿本》五古《阻戎瀘間群盜》，題下原本無注文，編臣據叢刊本此詩題注“戊申歲余罷官東歸屬斷江路時淹泊戎州作”，凡十八字補於題下，對理解此詩的創作年代和創作背景，提供了珍貴參考。《全唐詩·凡例》云：“詩集有善本可校者，詳加校定。”以上諸例表明，《全唐詩》編纂時，的確曾以諸善本校勘過，不過編臣校改之處並不多。

（二）阮元本。阮元編《宛委别藏》所收《岑嘉州集》八卷，寫本。因爲《四庫全書》未收岑集，阮元後得明刊八卷本進呈内府。阮氏進呈本今已不知去向，然阮氏編《宛委别藏》所收《岑嘉州集》八卷，乃阮氏所得明刊本之録副。《别藏》有商務印書館影印本，又有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影印本，筆者所見爲後一種。半葉十行十八字，鈔於統一刷印的格子紙上，版心鐫“岑嘉州集卷某”字樣。卷前首《四庫未收書提要》，次杜確《序》，卷後無附録。卷前《未收書提要》表明，此本的確是阮氏所留進呈本之副本。萬曼先生云：“阮氏進呈的八卷本，不知是何本？”然又推測：“嘉州守謝元良刻者乃八卷也，不知是否此本？”（《唐集叙録》，頁九三）今考此寫本分體編次，卷一至三爲五古，卷四七古，卷五至七前半五律，卷七後半五排，卷八七律、五絶、七絶。此本書名、分卷、分體、編次均與明刻唐六家詩本相同，而與謝刻本迥異。此本共三百九十首，亦與唐六家詩本接近，而謝刻本只二百七十一首。又五排一體，唐六家詩本在卷七五律末，此本同；而張遜業本卻在七律末。再者文字上，此本也較他本更近於唐六家集本，如銅活字本卷一《澧頭送蔣侯》，題中“澧頭”誤，仿書棚本同；唐六家集本作“灃頭”，此本同。銅活字本卷二《酬成少尹駱谷行見呈》“泉澆石罅圻”，“圻”字誤，仿書棚本作“坼”，甚是，唐六家集本誤作“折”，此本亦誤作“折”。銅活字本卷八《赴嘉州過城固縣尋永安超禪師房》“滿寺枇杷冬着花”句，“寺”字，四部叢刊本同；而唐六家集本改作“樹”，此本亦作“樹”，等等，可見此本乃是據明刊唐六家集本鈔寫者；同時也證明，阮氏所進呈的明刊八卷本，就是明刊唐六家集本，而絶非謝刻本。不過，阮元進呈本有脱文，如此寫本卷一《寄青城龍溪奂道人》，自“謝微禄”以下至尾十八字，及此下《梁州對雨懷麴二秀才便呈麴大判官時疾贈余新詩》和《潼關使院懷王七季友》二首，直到《至大梁卻寄匡城主人》開頭至“仲秋蕭條”二十四字，此本皆脱去，故注曰：“原闕。”並空出一葉，以示脱者爲一整葉。又，此本文字避諱極嚴，凡遇“胡”、“虜”、“戎夷”、“匈奴”等字面，阮氏將其全部删除，代之以空圍。初見此本，以爲乃是底本原來即有脱文，後以銅活字本勘之，方悟此類闕文多阮氏所删，遂使此本空圍隨處可見，總計不下百餘字。如爲了避諱，唐六家詩集本卷四《胡笳歌送顔真卿使赴河隴》一題，經阮元删削後，此本此題成了《□□□送顔真卿使赴河隴》；同卷《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胡天八月即飛雪”這一名句，此本成了“□天八月即飛雪”，甚至爲了避諱，阮氏竟將卷八七絶《胡歌》一首删去，覽之令人震撼。古人謂“《四庫全書》成而古書亡”，雖不無夸張，但卻並非無謂之慨歎也！

（三）同文書局本。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閏五月上海同文書局二次石印《四唐人集》所收《岑嘉州集》八卷。四唐人爲王維、孟浩然、高適和岑參。此本半葉十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版心正中鐫“岑嘉州集卷某”字樣。卷前有杜確《序》，卷後無任何附録或序跋。此本詩分體編次，卷一至三爲五古，卷四七古，卷五至七前半五律，卷七後半五排，卷八七律、五絶、七絶。萬曼《唐集叙録》謂《四唐人集》乃“影印宋本《四唐人集》”。此言非是。本書前已言及，宋時尚未使用“五排”一名編輯唐詩（參本書《駱賓王集》銅活字本）。劉開揚《岑參詩集編年箋注·例言》則謂此本“似當出於宋本”，亦誤。今考此本書名、分卷、分體、收詩數量以及編次，與明刊唐六家集本幾無差異，文字也與唐六家集本相同，然而宛委别藏本的諸多闕文，此本一概不闕，可見此本係用明刊唐六家集本《岑嘉州集》八卷爲底本上版石印的。由於唐六家集本所據之銅活字本自宋本出，因而帶有宋本的不少特徵，故使萬曼、劉開揚二先生誤以爲此本出自宋本。葉景葵曾將此本與四部叢刊本對勘，指出二本收詩與分體的不同，見《卷盦書跋》。

（四）遂寧本。光緒十年甲申（一八八四）遂寧書局刊《岑嘉州詩》四卷。抗日戰争期間，萬曼先生曾在重慶購得此本，持與同文書局本對勘，結果是溢出同文書局本十一首：《送楊子》、《送人赴安西》、《漢上題韋氏莊》、《西河郡太原守張夫人挽歌》、《南溪别業》、《酬暢當嵩山尋麻道士見寄》（原注：一作盧綸詩）、《送陶銑棄舉荆南覲省》、《送史司馬赴崔相公幕》（原注：一作無名氏詩，一作李白詩，一本題上有“賦得鶴”三字）、《失題》、《過磧》、《冬夕》，又斷句一則“初程莫早發，且宿灞橋頭”（注云：陸游嘗稱此句至工）。萬氏謂以上各詩“皆見《全唐詩》。《全唐詩》所據，也是一個八卷本，但諸詩次第與此本甚不相同”（《唐集叙録》，頁九五）。萬氏謂此本溢出同文書局本各詩，皆見《全唐詩》，斯言得之。實際上此本文字也與全唐詩本相同，如全唐詩本第二卷《與獨孤漸道别長句兼呈嚴八侍御》“高齋清晝卷帷幕”句，“帷幕”，仿書棚本、銅活字本、四部叢刊本、詩紀本、明刊唐十二家詩各本、季氏《稿本》等皆作“羅幕”，而此本同全唐詩本均作“帷幕”。再如全唐詩本第三卷《送任郎中出守明州》“初封刺史符”句，“封”字，此本同；而仿書棚本、銅活字本、四部叢刊本、詩紀本、明刊唐十二家詩諸本、季氏《稿本》皆作“分”，等等，可見此本的確出自全唐詩本。萬氏又謂《全唐詩》所據爲一八卷本，斯言亦是；然萬氏並不知道，此八卷本就是詩紀本。統籤本岑集所據也是詩紀本（見上），但因統籤本編次先分體，再分類，故收詩雖與全唐詩本同，而編次卻與全唐詩本不同。而萬氏喟歎此本諸詩次第，與全唐詩本“甚不相同”，正是此本所據底本乃統籤本的又一明證。

（五）清影寫本。清無名氏影寫明正德刻《岑嘉州詩》七卷，南圖藏。半葉十行十七字，寫於統一刷印的格子紙上，四周單邊，白口雙白對魚尾上頂邊欄鐫“岑嘉州詩”，兩魚尾間爲卷次。卷前唯杜確《序》，卷後附録《文獻通考》岑集叙録一則，次邊貢跋，最後爲熊相《後序》。正文詩分七體，共三百九十二首（含銘二首）。卷前另紙有丁丙跋，丁氏判此本爲“影寫明正德本”，甚是，《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四亦著録有此本。

當今整理的岑集，其主要版本有以下幾種：

（一）《岑參集校注》，陳鐵民、侯忠義校注，一九八一年八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此書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以仿書棚本、明鈔八卷本、全唐詩本爲主校本，同時參校敦煌唐寫殘卷、《唐人選唐詩》、《文苑英華》等唐宋諸總集中的有關材料。剔除僞作，凡收詩四百三首、文四篇。作品采用編年體，年代不明者，别出另編。注釋力求詳明，典故和化用前人語句盡可能注明出處。不易查找的名物，則盡量説明注釋依據。書後《附録》收入《岑參年譜》及《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等多種資料。此書乃新中國成立後第一部岑集校注本，有創注之功，亦是一部理想的岑集讀本。

（二）《岑參詩集編年箋注》，劉開揚箋注，巴蜀書社一九九五年十一月第一版。此本亦用四部叢刊本爲底本，校以《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等唐宋諸總集，及仿書棚本、銅活字本、沈刻本、全唐詩本等，校記列於各句注文中。作品亦用編年，未編年者另列。文四篇，年代可知者列於編年詩後，其餘列於未編年詩後。誤收詩彙集另列，均有考證，且加注釋，以便讀者。注文以究明出處、訓釋字句爲主。書前有《岑參年譜》，書後附録多種資料，以便省覽。此書特點鮮明，不失爲一部較好的岑集讀本。

（三）《岑嘉州詩箋注》，寥立箋注，中華書局二〇〇四年九月第一版。此本仍以四部叢刊本爲底本，“卷次一仍其舊”。校勘用仿書棚本、明鈔八卷本、明黑口本、謝刻本、張遜業本等，而以《河岳英靈集》、《又玄集》、《才調集》、《文苑英華》、《唐文粹》等唐宋諸總集、類書及詩紀本參校。剔除竄入及誤署詩十七題二十三首，别爲附録於卷後。注釋重於典制名物、地名沿革考釋，以及創作本事、年代背景的箋注，題旨則待讀者生發。詞語則略辨源流，尤重句意所在。難能可貴的是“岑參足跡所及者，則經實地考察”，故此書地名箋釋“並非徒具空言”（該書《略例》）。書後附録《岑參年譜》，以補分體編次之不足。古人評論涉及某人之整體者，擇要撮録附於書後；有關具體篇章者附於各篇之末；過於瑣碎的評點概行擯棄。書後還附有其他資料，以便觀覽。此書校箋頗見功力，乃岑集注本中後來居上之作。

綜上可見，岑集版本有以下特點：（1）杜確原編爲《岑子集》十卷，有詩有文。此十卷本乃後世各種岑集的祖本，南宋中葉以前公私書目均有著録，至清初尚有傳本，清以後十卷本無傳。（2）宋刊八卷本《岑嘉州集》或《岑嘉州詩》，單收詩歌，詩不分體，南宋中葉後方出現，陳振孫《書録解題》所録即此本，書棚本、仿書棚本等宋八卷本即屬此種本子。現存宋刊四卷本岑集，乃仿書棚本前半部。（3）明以後出現的八卷分體本，以明銅活字本最早，所據乃宋刻八卷本。後出的唐六家集本、張遜業本、楊刻本、許刻本、鄭刻本、詩紀本等，乃銅活字本的衍生本，至近代還出現了石印本。此系統的本子，以詩紀本進入《全唐詩》而影響很大。（4）七卷本《岑嘉州詩》亦分體本，然無“排律”之名，雖收銘二首，但卻只録銘文，删除序文，明顯是將銘文作爲詩歌收録者，不能視爲詩文合集本。此種七卷本雖不見於宋元公私書目，然清代《季滄葦書目》等曾著録，或爲南宋晚期刊本，其所據底本自當爲十卷本，故與宋八卷本差異不大，收録作品與文字各有所長。此本明初即有翻刻本，後出者有黑口本、熊相本、沈刻本、謝刻本等。其中熊相本爲《四部叢刊》收録，影響也不小。（5）岑集一卷本，乃陸游所編，宋以後無傳。（6）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出版的各種注釋本，文字校勘能兼采衆本之長，故從版本學上講，均明顯優於現存諸古本。張之洞《書目答問》力推後出的整理本，原因蓋在於此耳。

【參考文獻】《岑嘉州詩版本源流考》，陳鐵民、侯忠義《岑參集校注》附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八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