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近空门求得渡

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1987年，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时，94岁高龄的梁漱溟第一个即席发言。他说：“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会后的第二年，他便安然辞世。人生百转千回，蓦然回首，往日依稀，而心中所向却是怕人笑话。今生将尽，却谈“前生”，其中滋味，沧桑几何。

梁漱溟先生一直以新儒学大家的身份为世人所尊崇和缅怀，但谁能想到他曾经数次想要遁入空门，并且在此后的70余年里坚持食素呢？谁又能想到他日后为国家鞠躬尽瘁的儒学风范里隐含着的还有佛的光辉？对于梁家来说，他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之举。按照其家学渊源，应当子承父业、重拾儒学才对，但是比儒学烙在他心里更早宣扬的却是“苦海无涯，回头是岸”的佛学。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只能跟随着时代的脉搏而活动，往往身不由己，如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身处时代巨变洪流的梁漱溟自然也不例外。辛亥革命后，封建王朝的幕布终于合拢，时局依然动荡不安，梁漱溟就是在此时产生了厌世的思想。

厌世的思想源于对社会黑暗的认识。清帝退位，南北议和，袁世凯篡权，貌似民主的国会议员腐败至极……1912年6月，梁漱溟的母亲在长期病痛之后去世了，对苦和痛的敏锐感觉使得梁漱溟不知道生有何欢，故死亦不惧。他屡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两度自杀，幸而都未成功。梁漱溟在后来回忆他的这段经历时说：“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梁漱溟出世念头之决绝在自己的婚姻之事上最为明显。18岁时，他的母亲病重，希望他能够娶妹妹的同学陈英年为妻，梁漱溟听了之后，犹豫了半晌才回话：“妈，我一辈子不结婚。”母亲极度失望。父亲梁济在一旁劝解说：“这个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总会走正路的。”就这样，他拒绝了母亲给他订婚。而在父亲的有生之年，他也没有按照父亲的期待“走正路”。从20岁开始，梁漱溟开始长年食素，且不蓄发，专心在家研读佛典，俨然一个在家和尚。

虽然身近佛门，但是梁漱溟并未能做到真正抛绝人世。毕竟他研习佛典也是出于对救世救国理想的绝望，希望佛学能帮助他参透人生，去解答现世的痛苦，普度众生。一旦有救世救国之机遇，心底被儒学的理念所打动，他又义无反顾地重新投入尘世之中。1917年，他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夙愿。一路上见到溃兵流窜横行抢劫、村民被害而无人去救的情景，心中十分难过，返回北京后，他写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当为社会谋福利的愿望”。因为他要度的并非是自己，而是世人。如果国人依然在苦海之中饱受煎熬，他又怎能独自离世登岸？从这一点来说，他与父亲梁济的气质是完全相同的。

身处尘世中为俗事所纠缠的梁漱溟并没有全然泯去佛的光辉，依然与佛有着一线渊源，不曾割断。

1925年春夏之交，在北大任教的梁漱溟因严重失眠，住进极乐寺养病。庙里住着一个老和尚，山东人，叫省圆法师。梁漱溟一见到他就觉得似曾相识，便每天跟老和尚一样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谈及佛学方面诸如造业、启惑、受苦等知识，十分投缘。他后来还对人说：“我一生佩服再没有见过第二人。”这也是他人生中重要的佛门之缘。

日后，梁漱溟投身乡村建设运动，为国家的出路在国共两党之间辛苦周旋，固然是出于儒家的济世之志，但也不乏佛教徒悲天悯人的情怀。毕竟佛儒两派并非截然对立，宋朝的士大夫如苏轼等人不是融儒释道于一身的吗？佛的慈悲和儒的救济天下在梁漱溟的血液中共同流动，伴其一生。

弦外听音儒

南北和谈

1911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一面陈兵长江北岸，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一面诱使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谈判。在英国的斡旋下，湖北军政府接受了和谈建议，南北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开始和谈。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次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