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奋力冲击世界一流

题记：大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即使原来是清楚的，现在也逐渐模糊起来了。比如，大学还是未来社会的“轴心机构”吗，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大学还会像现在一样扮演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力军角色吗，等等。我们猜想，大学的存在方式正在孕育着颠覆性改变，就像她数百年来的持续变化一样。我们也常常思考，大学对国家的意义是什么、大学还会如何存在等宏大命题。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对人类社会面临的愈加严峻、多元和复杂的重大挑战，原有的线性思维已然过时。在大转折时代，对传统路径的再思考和再设计，将决定我们的未来。当今，创业激发社会活力、创新支撑经济转型、创造引领未来发展的趋势逐渐清晰，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社会的急迫需求，同时也面临改革创新的内在要求。所有的按部就班，所有的得过且过，所有的小富即安，都是严重的不负责任。面对迫切的、急剧变化的需求和来自其他社会机构的激烈竞争，大学必须树立“进步慢了也是一种倒退”“没有走在前列也是一种风险”的危机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双一流”建设具有很大的必然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中国高等教育狂飙突进，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在毛入学率、总在学人数、研发投入及创新成果、办学基本条件、国际影响力等诸多方面已经位居全球前列。“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2016年的42.7%升至2020年的54.4%，总在校生人数达到4 183万人，高等学校2 738所（其中本科院校1 270所），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与此同时，形势依然严峻的贸易战、科技战、人才战，极大挑动高等教育神经，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水平人才、高质量创新成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尤其是承担重大使命的国内顶尖大学，更应该在民族复兴中扮演关键角色，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我们可以看到，从党的重要会议文件到各部门的重要政策，都对高等教育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不少省市也相继实施了重大行动计划，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双一流”建设高潮。

一、一流建设的风生水起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提升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奠定长远发展基础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双一流”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产物，1995年以来先后实施的“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则是“双一流”建设的逻辑起点和承继基础，三者一脉相承、互相衔接。

（一）以重点学科为核心，打造“先锋部队”

“211工程”是中国政府面向21世纪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设立实施的一项跨世纪工程，是彼时高等教育领域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重点建设工程。当时，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全社会对人才和知识的需求愈加迫切。但是，大部分高校的办学规模和办学质量都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科研能力较弱，队伍断层严重，仪器设备陈旧，国际合作水平低。为了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差距，教育部通过选择一批基础较好、对行业区域发展有重要作用的高校和学科进行重点建设，进而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在此背景下，1995年由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211工程”正式启动。

“211工程”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高校和重点学科，使100所左右的高校以及一批重点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等方面有较大提高，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基地。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学校整体条件、重点学科和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三大部分，其中重点学科建设是“211工程”核心，目的是要增强科技前沿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能力，目标是要形成带动学科和科技发展的重点学科体系，持续培养本领域高水平的骨干人才。

与国家五年计划相对应，“211工程”从“九五”（1996—2000年）到“十一五”（2006—2010年）共分为三个建设周期，先后有112所高校进入建设序列。第一期共支持99所高校建设，安排了602个重点学科和两个全国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建设资金为186.3亿元。第二期共支持107所高校建设，安排了821个重点学科和三个全国高等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项目，着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设资金为187.5亿元。第三期共支持112所高校建设，建设资金为100亿元，主要用于创新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公共服务系统建设，且更为注重投资效益，对验收结果较优秀的28所高校进行了奖励。“211工程”根据高等教育阶段性主题任务做出相应调整，如第一期针对高校设备陈旧、教学和科研用房紧张、基础设施落后情况下突出了基础条件建设，第二期针对师资队伍断层现象而加大师资队伍建设投入，第三期根据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需要而突出了创新人才培养。

通过一期“打基础”、二期“上水平”、三期“求突破”，“211工程”入选高校在办学条件、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科水平等方面得到较大提升；尤其是基本形成了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国际产业结构转换和国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相适应的重点学科体系，基础学科得到加强，应用学科得到较快发展，一批重点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到2012年底，我国共有129所高校（主要是“211工程”建设高校）的461个学科进入ESI排名前1%。重点学科建设主要是从“点”上提高办学水平，而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则从“面”上提高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并将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成果扩展到更大范围。通过重点建设，“211工程”高校在显著提高学科水平的同时，也明显增强了创新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此外，“211工程”一定程度上直接驱动高校进一步明确了发展定位，提出了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目标，尤其是不少高校提出世界一流或国内一流的建设愿景。回顾“211工程”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改革”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它事实上推动了我国大学各种深层次改革，有学者把其实施经验概括为“五个坚持”，即坚持重点建设、以学科建设为中心、优质资源共享、科学规划与管理、以改革促发展。

（二）以创新平台为抓手，打造“精锐部队”

“985工程”是我国政府为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实施的重大行动。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表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1999年，在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对于若干所高等学校和已经接近有条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进行重点建设。后10—20年，争取若干所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水平”，并以江泽民同志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讲话时间命名为“985工程”。这是当时为止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所进行的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成效最明显、积累经验最宝贵的一次尝试，也是对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模式的积极探索。

“985工程”建设总体思路是：以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为目标，探索建立高校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重提高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之路。建设任务包括机制创新、队伍建设、平台和基地建设、条件支撑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建设周期包括：第一周期为1998—2003年，率先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实施，共34所高校入列，该期的主要目标是启动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探索和积累经验，为后续发展奠定基础；第二周期为2004—2009年，根据《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继续实施“985工程”建设项目的意见》（教重〔2004〕1号），共有39所高校入列，第二期的目标是巩固一期建设成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进一步奠定坚实基础，使一批学科达到或接近国际一流学科水平，经过更长时间努力，建成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第三周期从2010年开始，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加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意见》（教重〔2010〕2号）启动。其中，一期资金主要用于硬件建设，二期资金主要用于软件即科研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三期资金则主要用于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

与“211工程”相比，“985工程”建设目标更明确、内涵更全面、改革和投入力度更大，与前者形成了较好的递进、迭代关系。“985工程”以造就一流的学术团队和科技创新平台为重点，打造学科高地，使一批重点建设大学整体实力和水平明显提高，国际学术影响力显著提升。2004年，我国入围世界500强的高校只有8所，到2012年，27所“985工程”大学进入世界500强。从成效看，“985工程”缩小了我国一批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在人才培养、队伍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推动力。“985工程”还撬动了不少地方建设投入，使重点高校发展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更加匹配，甚至对不少地方高科技行业发展起到了牵引作用。“985工程”所标识的重点建设模式引起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其建设思路和模式在国际上起到了引领作用。“985工程”的主要经验被概括为四条：以世界一流水平为标准，坚持中国特色；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坚持重点建设；以完善体制机制为动力，坚持改革创新；以造就创新人才为目标，坚持科学发展。通过快速提升学科、人才、平台等建设水平，“985工程”显著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外延式发展，加速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

（三）以内涵发展为导向，打造“全能冠军”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同时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211工程”“985工程”等项目通过“集中资源、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思路，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带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提升。然而，身份固化、竞争缺失以及各种资源配置重复交叉等问题，引发了高等教育体系的非均衡发展问题。面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急迫需求，高等教育亟待强化内涵式发展，政府资源投入方式亟待改变，“双一流”应运而生。2015年10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正式启动“双一流”建设，方案确定每五年为一个建设周期，并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师资队伍建设、国际合作交流等六个方面阐述了一流大学的内涵。2016年6月，教育部宣布废止与“985工程”和“211工程”相关的8份文件。2017年1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教研〔2017〕2号）。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其中一流大学有42所（含A类36所，B类6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为95所，一流建设学科465个。2017年年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向社会公布各自的“双一流”建设方案。2018年8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教研〔2018〕5号），对高校落实“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和实施办法提出具体指导。

2019年11月28日，教育部回应“211工程”和“985工程”之间的关系时表示：已将“211工程”和“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统筹为“双一流”建设。此外，双一流相关配套政策逐步完善，如保障资金使用方面，教育部出台《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2017〕126号）；成果监测方面，教育部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检测指标体系（试行）》（教研司〔2020〕1号）；绩效评价方面，教育部出台了《“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双一流”的诞生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人担心“双一流”建设会是“211工程”“985工程”的翻版，有人怀疑“双一流”建设名单又将高校分成三六九等，等等。从系列文件及决策层表态看，“双一流”是总结“211工程”“985工程”实施经验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的一个全新计划；如果说前两者旨在推动有限的一流、局部的一流、外在的一流的话，那么后者更加注重全面、整体和内涵的一流，这体现为五大改革任务和五大建设任务，共计大学发展的十个方面或维度（本书第2章会具体提及）。从政策目标来看，从“211工程”的“世界先进水平”到“985工程”的“世界一流水平”，再到“双一流”建设的“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后者目标高度和深度比前两者更高、更深入。从建设范围来看，“双一流”建设确立了适度开放原则，中央高校和地方高校处于平等地位，从大学整体建设和学科建设两个路径鼓励高校特色发展，让更多特色型高水平大学有机会参与遴选并获得发展支持。从绩效评价来看，“双一流”建设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支持力度，避免以往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身份固化和“贴标签”现象，尤其是《“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更强调了内涵建设，将“破五唯”要求贯穿全方位、全过程和各方面。

“双一流”入选高校通过迎接评估评审，更新了办学理念，加强了内部体系（尤其是学科体系）优化整合，释放了发展活力。经过第一轮建设，不少国内顶尖高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显性距离进一步缩小，虽然潜在落差仍然巨大。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双一流”建设以来，高校发展中的许多体制性问题并未得到改观，甚至部分问题还被无限放大了。如高校间比拼硬成果（如教学成果奖、国家科技三大奖、高被引论文），以及互挖高层次人才、重科研轻人才培养等。更贻笑大方的是，“双一流”建设刺激了相关高校加快实现世界一流的巨大冲动，不少高校官方于2020年首轮建设期满时宣布已经建成或接近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事实上，大学的发展尤其是内涵式发展是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的，三五年就“建成罗马”的想法并不现实。

二、被激发的一流热情

《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出，省级政府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基础条件，统筹推动区域内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和优势学科建设，积极探索不同类型高校的一流建设之路。国家“双一流”建设提供的政策示范，有力激发了各地方建设高水平高等教育系统的积极性，进而推动新一轮重点建设支持的高校受益面不断扩大，整个高等教育生态被搅动。

（一）地方一流浪潮迭起

自国家“双一流”建设启动以来，绝大多数省级政府和部分地市级政府都出台了高等教育专项支持政策，力图通过高水平大学建设支撑创新型区域发展。截至2017年年底，全国已有30个省份公布了“双一流”建设方案（参见表0-1）。总体来看，各地均立足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双一流”建设策略，分类推进域内高水平大学建设。

从2014年开始，部分经济发达省份就开启了“双一流”建设探索，为后续国家和其他地区提供了重要参考。2016年3月，教育部专门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高水平大学和高水平理工科大学的“广东经验”，不少地区表示要在参考先行地区“双一流”方案基础上构思本地区建设方案。2015年10月，国家层面提出“双一流”建设计划后，各地区陆续发布本地区“双一流”建设政策，高等教育界一时间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局面，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当前，各省“双一流”建设如火如荼，支持学校和学科氛围空前，国家“双一流”政策的鲇鱼效应正在发生，但是省际政策之间的“剪刀差”、“马太效应”、路径依赖带来的制度惰性需要地方政府警惕和防范，前后政策衔接及配套政策亟待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分层分类支持，引导域内不同类型大学争创一流，是各地区相关政策的重要特点。与“211工程”“985工程”不同，“双一流”建设鼓励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层次、区域、水平上争创一流，具体实施上大致遵循国家层面的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两个层面的推进思路。吉林省根据大学核心职能进行分类，建设方案中将大学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辽宁省根据产业类型进行分类，将大学分为农林医药业类、工业类、现代服务业类、社会事业类。北京市将其分为高水平研究型、高水平特色型、高水平应用型、高水平技能型。浙江省将大学划分为研究为主型、教学研究型、教学为主型与多科性、综合性交叉。江苏省根据隶属关系和办学水平进行分类，将大学分为“双一流”建设部属高校、“双一流”建设省属高校、全国百强省属高校。

不同省份“双一流”政策侧重点和关键抓手不同，推进策略和实施路径也不同。有以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为着力点，如《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提出要以服务北京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出发点，整合中央在京高校、市属高校和国际创新资源三方力量，打造高精尖中心；有以学科建设为基础，如各省份在“双一流”建设方案中规划了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周期，其中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的地区有河北、辽宁、吉林、内蒙古、河南、海南、青海、江西、四川、江苏、广西、天津，共计建成国内一流学科145个。此外，各省份一流学科建设规划布局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布局紧密结合。各省份的一流学科建设对接区域的传统优势产业、先进制造业、生态环保产业、信息技术产业等。有采取整体推进策略，在不少省份“双一流”方案中将学科、专业、人才、平台等多种要素纳入建设目标或任务当中，如山西提出实施“1331工程”，即推动全省高校“一校一面”特色发展；以“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为着力点，推动高校高质量发展；以“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中心”“产业联盟”3个平台建设为路径，促进科技一体、产教融合协同发展。江苏省提出通过深化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协同创新计划、特聘教授计划“四大专项”建设，以及支持具备一定实力的大学向高水平和世界一流迈进等组合计划来推动高水平大学建设。

（二）体制外“一流”再造

近年来，在传统高等教育体系之外，成长起来不少特色型高校，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之所以谓之“体系外”，主要表现在：超脱于传统的院系—学科框架；不单一依赖于政府的、直接的资金支持；以高水平研究牵引一流人才培养，充分实现科教融合；选人用人及薪酬制度上与国际接轨，等等。西湖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西湖大学作为国内第一所民办研究型大学，坚持“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办学定位，目标是建成世界一流高等学府。在学科建设上，坚持有限学科，紧紧围绕生命与健康、自然科学、前沿技术方向，办学前期优先建设医学、理学、工学三个学科门类。在治理结构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并充分发挥党委对学校发展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在人才培养上，以博士生培养为起点，采取独特的“寓教于研、兴趣先导、学科交叉”的培养模式。在治校理念上，实行“教授治学、行政理校、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的治校理念，给予教师充分的治学自由。2020年，浙江省在西湖大学挂牌成立“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浙江省实验室”，联通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及科研院所、科创企业创新资源，围绕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打造科研高地，开展代谢与衰老疾病和肿瘤机制研究。处于风口浪尖，西湖大学也招致不少质疑，学校成立之初就定下5年内比肩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以及15年内媲美加州理工学院等目标，这显然是违背世界一流大学发展规律的，没有较长时间的沉淀和积累是很难真正“一流”的。此外，浙江省对西湖大学的定位也有多次调整：2018年8月出台的《关于全面实施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的意见》中提出“支持西湖大学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2019年3月全省教育大会提出“推动西湖大学早日建成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2020年3月省教育厅、财政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实施意见》对西湖大学的定位则去掉了“世界一流”；2021年6月《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中重新表述为“支持西湖大学建设世界一流新型研究型大学”，政府定位表述多次调整反映出西湖大学发展路径仍然需要根据国情、省情和社会实际进行不断探索。

南方科技大学是深圳在全面发力地方高等教育体系建设背景下创建的公办创新型大学，以理、工、医、商为主。南方科技大学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区驱动”的历史机遇，目标是建设成为聚集一流师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创造国际一流学术成果并推动科技应用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率先改革招生制度，采用“基于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招收优秀学生，在培养过程中以“学分制、书院制、导师制”和“国际化、个性化、精英化”为核心和特色，大力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治理结构上，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同时不设任何行政级别。在治校理念上，确立教授治校原则，成立了具有实权的教授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从2012年4月教育部批准建校至今只有短短9年，南方科技大学每一个发展成就都能引发广泛关注，高等教育改革先行者的社会形象逐渐深入人心。如今，南方科技大学已经在2021年软科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上位列第41名，同时进入2021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全球前400强，已经成为一个“现象级”一流建设模式。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依托于中国科学院的丰富人才资源和雄厚的科研实力而建立，前身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于2012年更新为现名。国科大坚持“科教融合、育人为本、协同创新、服务国家”的办学理念，聚力于一流研究生教育，开展精英化本科教育，以科教融合为基本特色。在组织结构上，组建了“国科大—所（院/系/中心）”为主干的“两级管理，所为基础”的扁平化组织结构，学术系统和行政系统以松散的方式分立并存。在人才培养上，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无缝对接，创新了以教学科研单位为规划主体，以集中教学园区（教育基地）为实施机构的研究生课程教学环节。在师资队伍上，通过建立“岗位教师”和“双聘”制度，促进科研人员与大学教师双向流动，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进入专任师资队伍。依托中国科学院高水平建制化的队伍、良好的科研环境和雄厚的科研实力，国科大是科研机构探索人才培养新路径的有益实践，是对现有高等教育格局的有益补充。

此外，还有部分发达省份也正在筹建新型研究型大学。2020年3月，广东东莞市发布《市政府一号文2020年行动计划》《东莞市民生项目清单（2020—2021）》（东府办〔2020〕20号），将建设一所高质量、高水平的大湾区大学列为民生项目清单第一位。2020年7月，广东省政府审议通过《大湾区大学办学初步方案》，明确大湾区大学将着力打造成为一所以理工科起步的高水平新型研究型大学，建立起“学校+科研机构+龙头科技企业”的“科教产合作共同体”，构建人才培养、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全过程合作链条。2020年11月，省市共建的中山科技大学选址最终敲定，定位于理工类为主兼顾文商、研究生教育为主、“小而精”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按照“依托产业、引领产业”原则重点设置新一代信息技术、健康医药、物联网、光学工程、人工智能等学科。2021年1月，根据宁波镇海区政府官网发布的《区政府2020年12月份工作总结》，东方理工大学正开展建设及相关产业落地工作，定位为理工类新型研究大学。由宁波市睿仁荣教育基金会创办，聚焦信息产业与新一代科技革命前沿应用，布局微电子学、人工智能、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学科研究及交叉学科研究。作为东方理工大学的先行载体，“东方理工高等研究院”定位于社会力量举办、新型非盈利高端科研机构。2021年5月，福建省新增福耀科技大学，由河仁基金会出资设立，将借鉴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办学方式，实行错位办学，培养产业工匠式的领导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11日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投入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化。……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以，新型研究型大学已经被列入国家发展全局进行考虑，可能在未来得到较快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以及其他体制外高校，在组织结构、体制机制、办学模式等方面与传统高校有显著区别，这些创新和探索或许能破除高校发展的“路径依赖”，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破解关键科学技术难题提供新方案。

（三）创造知识还是“发展”冲动

当代，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愈加直接的联系，后者为前者发展提出更高需求，同时也给前者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版图正在不断被改变，经济动因已经远远超越政府行政布局力量，包括高层次人才的流动、一流大学延伸机构的流动甚至优质生源的流动，都呈现出经济发达地区的“虹吸效应”。广东（尤其深圳）、江苏以及青岛、杭州、合肥等发达地区或者愿意为高等教育“砸钱”的地区，正吸引更多的高水平科教机构落地。这方面的最新动向包括西北工业大学到江苏太仓办异地校区，兰州大学落户江苏南京设立“航空集成电路与新材料研究院”。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落地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落地地区实现了“双赢”，前者获得了发展资源，后者实现了创新资源集聚和区域文化品位提升。只是，对于流出地来说，优质科教资源的流失将损害经济社会发展的追赶能力，这种从西到东、从北到南的单向流动，将进一步拉高地区间本就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就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基于自由选择的科教资源流动，究竟是知识创造的客观必需，还是大学及地方发展冲动下的非理性选择？从不同角度，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不同的。一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由知识或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技术进步，而高等教育是推动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在国家发展中作用巨大。一方面，以深圳为代表的发达地区通过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汇聚了大量域内外高教资源，最终形成人才资源及其他创新资源的集聚，有利于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当前大学运行需要的资金支持远非以往可比，发达地区雄厚的财力为大学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由此，“联姻”势在必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目前高校面临严格的“双一流”指标考核与激烈的院校间竞争，将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不过是重压之下高校体量的外延扩张，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内涵式发展。

实际上，或许有部分高校仅仅是瞄上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回报，而罔顾大学文化传承、品牌价值保持和远距离协同成本增加，从长远来看并非理性选择。地方借助政策和地利优势实现了短期内集聚科教资源的“面子工程”，却不能同步实现高等教育与地方发展的深度协同。或许问题还有另一面，即短期内快速引进域外高教资源，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也对本地高教生态带来了负面影响。无论如何，地区间的高等教育资源流动可能无法避免，虽然有几年前“不鼓励东部地区高校从中西部、东北地区高校引进人才”以及2021年“不鼓励、不支持高校跨省异地办学”等政策规范，但巨大的利益冲动不是一两个文件就能打消的。

三、冲击世界一流的中国道路

到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并到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双一流”建设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意义巨大，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从1998年提出“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到今天，我们追逐世界一流的脚步从未停止，从“211工程”到“985工程”，再到“双一流”建设，中国一直在攀登“世界高等教育高原”的“珠穆朗玛峰”。在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全球承认的当下，“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双一流”建设必将引起全球瞩目，也必然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贡献，进而在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留下璀璨一笔。

随着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重要抓手，借以提升全球竞争力。从建设路径来看，不外乎三种：一是择优建设少数现有的具有实现一流潜力的大学（即择优式）；二是鼓励现有的一些大学合并，通过协同合作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即合并式）；三是从头创建新的世界一流大学（即新建式）。就中国实践来看，基本上是第一种模式为主、第三种为辅，第二种模式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截至2015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具有本国（地区）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创建计划”，其中既包括发达国家，如德国的“卓越倡议”、法国的“卓越大学计划”、韩国的“BK21-PLUS工程”和“世界高水平研究中心大学建设计划”、日本的“21世纪COE计划”与“全球COE计划”等；也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的“卓越潜力大学”计划和“创新大学”计划，俄罗斯的“5-100计划”和“联邦创新型大学计划”、中国的“双一流”建设等。相关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具体内容，将在本书第一章中呈现。

我国“双一流”建设自2016年开始实施，至今已有六年。纵览各国相关政策动议，“双一流”建设力度无与伦比，各地方、各高校的建设热情已经被充分调动，在一些显性指标上正在实现快速追赶。阶段性建设成果包括学科结构不断优化、队伍水平不断提升、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文化建设有序推进、国际交流合作持续开展等。2020年下半年，先后有26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向社会公布首轮“双一流”建设自评和专家评议结果，其中清华大学称“已经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称“全面实现了‘双一流’建设近期目标”，中国人民大学称“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称“高质量全面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特征”等等。

从公开资料看，我国“双一流”建设成效比较显著，但也有不少学者也从多个角度论证了我国大学整体实力与世界一流大学仍存在不小差距的事实。从世界大学排名情况来看，根据ARWU、QS和THE近五年排名，我国大学在人才培养维度上进步较小，在科学研究维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国内顶尖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卓越研究和国际化维度上仍有一定差距。从大学自身汇报成绩情况来看，存在过于注重罗列数字和典型，缺乏深刻的经验总结和思想性的提炼，深层次、基础性、颠覆性的科研成果少等问题，且多把问题归功于客观原因。所以，中国一流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究竟有多远，以及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真正实现世界一流，从不同角度会得到不同答案。深刻的认识可能需要全景的把握，客观数据只是一个侧面，潜藏在表象之下的发展态势、治理结构、学术文化等，可能更能决定一所高校在这场“一流竞争”中的最终胜率。

无论是部分维度上的快速进步，还是在表征根本性质量上的差强人意——正如在本书第七章中所呈现的，我们都需要反思走过的路。其中，探讨中国顶尖大学快速成长的“密码”，并从中探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范式则尤为必要，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学、高等教育两个角度来“刻画”这个内在规律。

宏观的高等教育体系之核心问题在于处理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政府与高等教育之间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举办高等教育上的关系。近几十年的高等教育是以改革为起步（以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代表），并以持续的改革为根本推动力的，如图0-1所示。同时，在阶段性重大政策推动下，高等教育不断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并最终实现需求牵引发展的逻辑特征。政府除了给予高等教育强大的制度保障外，还通过不断强化资源投入来“拔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先进分子”，进而实现总体繁荣。而随着与社会之间距离的拉近，以及面向社会办学的基本面塑造，高等教育在利用社会化资源方面取得显著进步。随着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嵌入了全球高等教育系统，进行着创新要素的频繁流动。其中，中外合作办学、企业办大学（并不一定是“University”）、社会力量办大学等形式，以及广泛存在的异地分校或校区、大学地方研究院等，都在填补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总体不足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上述体制外机构，与一些新体制高等教育机构（如中国科学院大学）一起，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更新的基本图景。

再具体来看大学层面，如图0-2所示。在急剧变革的时代，领导力对于中国一流大学建设具有根本性意义，因为能否形成集中统一、高质高效的领导核心以及治理体系，关系能否及时地抓住重要机会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以及能否维护好公共关系。显然，即便是部属高校或中央直管高校，依赖于中央政策的支持，也不能脱离地方/行业发展环境，这也是其敏于外部需求并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方面。如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破解“卡脖子”关键技术、“讲好中国故事”等历次重大政策倡议下，以及在地方重大政策行动（北京市的“北京高等学校高精尖创新中心”建设计划、广东省的“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建设计划）中，大学都能普遍地跟进并实现举措创新，进而实现了一流建设的加速度。事实上，一流大学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已经在塑造其发展的总体面貌。比如，大学的学科结构调整就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变化，而类似地方合作处、发展联络办等部门的建立也与此有同样的逻辑。无论如何，本书也认为，大学的根本使命依然在于自身的学术性发展，即从事原始意义上的知识生产，进而围绕声誉提升来获得长久的、可持续的生存空间。这就是一流大学的“发展内核”，主要包括会聚拔尖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及其深层次的传承卓越文化，是一所中国大学最可持续的重要因素。

四、本书的主要内容

在高等教育、科学研究、产业变迁、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本书着眼于宏观层面的政府政策和中观层面的院校实践，描绘我国大学追求世界一流的历程、经验和前景，并尝试提炼其背后蕴含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规律，为高等教育研究者、院校和政府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同时为关心一流大学建设的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素材和观察视角。

本书共包括三篇内容。

第一篇为“动议与梦想”，描绘国内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全貌。包括“绪论”和第一、二章。

“绪论”概览20世纪后期以来我国奋力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历程及其社会影响，并尝试提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一流大学建设的基本范式。

第一章以全球为视界，主要描述进入21世纪前后，全球各国启动的“世界一流大学”（或TOP大学）建设动议，重点阐述这些动议提出的背景、内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或争议，同时提出了线性演进的一流和强势推动的一流两种路径。关注范围包括美国、欧洲、东亚等国家和地区。

第二章以历史为主轴，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追求一流大学的政策历程，客观评价重点建设行动成效，并提出新时期新阶段一流建设政策的优化方向。

第二篇为“改革与发展”，呈现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总体状态。包括第三、四、五章。

第三章以学科会聚为侧面，阐释学科会聚的基本理念，总结国内外一流大学推进学科会聚并进而实现一流发展的几种路径，展示了四所世界一流大学在应对重大创新挑战中的学科会聚表现，最后映照我国一流大学推动学科会聚的前景。

第四章以国际化为中心，进一步明确国际合作与交流是大学自中世纪以来的鲜明特征，呈现我国一流大学在人员往来、科学研究、国际化实体建设等方面快速提升国际化水平的主要表现，阐释国际化牵引世界一流大学形成的基本逻辑，并展望实现以我为主的国际合作格局的前景。

第五章以浙江大学为案例，把浙江大学视为中国顶尖大学群体追求一流并实现快速进步的一个缩影，展示其并校发展20年历程的典型意义，尝试给出大学变革的中国范式，最后展望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

第三篇为“反思与展望”，探究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是非功过。包括第六、七、八章和致谢。

第六章以发展障碍为靶向，择其扼要阐述阻碍一流实现的沉疴痼疾及深层次矛盾，尤其是以学科为基本单元的资源配置机制，各种良好初衷的改革举措流于无形，以及全社会科学精神缺乏对大学校园的渗透等。

第七章以绩效表现为侧面，以若干表征高等教育发展总体水平和院校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基本依据，综合判断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的成效，并审视其在质量表征上的差距及导致这种状况的评价因素影响。

第八章以终极追问为落脚，溯本求源，尝试回答几个涉及中国一流大学建设中的根本性重大问题：一流大学目标是否可以单纯靠“谋划”而实现、大学还是不是居于社会中心、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谁是因谁是果、是不是大学群体的一流才是真正我们需要的一流等。

最后是致谢，同时总结本书撰写过程及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