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张文宏
本书是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社会分层流动的和谐互动研究”（11&ZD03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使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6～10月由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西安交通大学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边燕杰教授主持的“中国大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该调查所使用的问卷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JSNET 2009）。该调查在上海、天津、广州、厦门、长春、西安、济南和兰州八个城市展开，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对18～69 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访谈。本书是基于该调查数据形成的一份兼具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报告。八个城市不仅包括中国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还涉及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因此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不同地区、不同发达程度和不同城市化阶段的中国城市居民职业、生活和社会态度的基本情况。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无疑是中国发达城市的代表。本书以上海市居民[1]的职业状况、生活状况和社会态度为研究对象，兼与其他七个城市（下文也简称非上海地区）居民的相关情况进行比较，旨在全面了解和诠释中国城市居民的求职与流动过程、职业劳动特征、工作满意度、居住结构、收入和消费结构、社会交往、社会距离、社会参与、社会保障、身体与心理健康、社会安全的基本状况及未来信心，试图为认识中国城市居民的职业、生活及社会态度的读者提供最基本的量化数据和专业分析。
一 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抽样介绍
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抽样的具体步骤如下：（1）按照PPS方法，在每个城市随机抽取30～50个居民委员会；（2）按照地图法，从每个被抽中的居委会中选取20个被访户；（3）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员按照生日法（被访户中生日最靠近调查日的居民）选择合适的受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7102位18～69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的城市居民，各地样本数分布和被访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0-1和表0-2所示。
表0-1 调查数据的城市分布情况
表0-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0-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续表
二 本书的结构及主要研究发现
本书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城市居民生活状态的各个层面，既包括居民的求职过程，又包括居民的就业状况和社会交往状况；既包括客观的健康状况，又包括主观的社会态度；既包括规范性的研究和探讨，又包括量化的数据分析；既包括基本的描述分析，又包括模型的建构。数据分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每个问题的社会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类别等；二是分析地区差异，以上海居民为主要分析对象，并将其与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的情况进行对比。本书可划分为三大篇章：职业及其满意度、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以及健康状况与社会态度。
第一篇为职业及其满意度（第一至四章），主要描述和分析了城市居民求职与就业的基本情况。在求职的过程中，求职者对于社会网络的运用是极为常见的。因此，本书的前两章便聚焦于受雇者求职和自雇者创业过程中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及功效。第三和第四章主要对城市居民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包括职业性质、职业特征以及职业满意度。第一篇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上海居民在求职过程中是否有过工作流动经历对其选择收集就业信息的渠道有着重要的影响。有过工作流动经历的人拥有更多的个人网络资源，所以在再次求职的过程中倾向于使用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网络资源。第二，上海居民在创业的过程中获得资金的主要渠道仍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在再次创业的过程中也能够通过亲密朋友获得资金，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创业过程中“找关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第三，随着中国市场转型的推进和不断深入，与市场联系密切的职业和与科层制密切相关的职业在内部权力上产生分化，随之出现“科层关联度”逐步降低而“市场关联度”逐步上升的倾向。并且这一趋势的形成受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类别的影响较为显著。第四，上海居民和其他七个城市的居民无论是刚入职时的工作满意度还是当前的工作满意度都主要集中在“比较满意”、“一般”和“非常满意”的选项，上海居民的工作满意度整体上略高于其他七个城市的居民。
第二篇聚焦于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第五至十章），主要分析了中国大城市的社会结构及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情况。社会结构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包含诸多的方面，本书试图从住房、社会保险和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对中国大城市居民的社会结构进行描述和分析。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情况主要围绕社会交往、社会距离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本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高房价已经成为大城市居民的首要压力，上海受访者家庭居住房产的市值位居八个城市之首，而家庭住房平均面积较小。与单位制时期相比，居民拥有自有产权房的比例明显升高，家庭收入、婚姻状况、家庭结构、户籍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单位性质等因素都会对其是否拥有产权房产生显著的影响。第二，目前八个城市居民全面参与社会保险的总体比例不高，只有不到1/3的居民获得了全面的社会保险，上海各个险种的参保率均高于八个城市的平均水平。社会保险投保的分布与群体特征存在一定的关系，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单位性质、职业类别、家庭收入和地区都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第三，与其他七个城市相比，上海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拥有较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是在主观意识方面，上海居民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定位较低，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上海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社会交往篇章的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上海居民的讨论网是一个以亲属关系为主的人数较少的核心网络。同时，网络成员之间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的异质性较小，而年龄的异质性较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的趋同性较小，而党员身份的趋同性较大。这说明上海居民更喜欢选择与自我特征不同但群体内部特征比较一致的网络成员进行讨论。上海居民比非上海居民的拜年网规模小，网络顶端低，网络差异小。其与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和非国有单位网络成员的关系较不密切，与国有企业网络成员的关系较为密切。与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相比，上海居民的优势网络资源较少。同时，上海居民在餐饮网方面也不具有优势，不仅外出就餐的频率很低，通过吃饭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的频率也很低。第二，影响到上海居民与外来人口产生较大的社会距离的个人背景因素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别和社会网络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上海城市居民中，网络密度越大的人，越不愿意与外地人进行密切交往。第三，在社会参与方面，就维权行为与利益表达而言，上海居民的参与程度较低，仅在“参加投票选举区人大代表”和“为您支持的区人大代表候选人投票”两个方面表现出了高于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的参与度。
第三篇为健康状况与社会态度（第十一至十三章），主要对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和社会态度进行描述和分析。第十一章主要关注城市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这是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的客观反映。第十二和十三章主要分析城市居民的社会态度和未来信心，包括城市居民对于社会安全、社会信任和未来信心的态度。本篇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上海居民和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自评结果基本相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和职业类别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中年人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较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略好。上海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比其他七个城市居民略好，性别、地区、民族、党员身份、婚姻状况、收入对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产生了显著的影响。第二，社会安全包括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人身财产安全、个人隐私安全五个方面，上海居民的社会安全意识高于其他七个城市居民，对于安全的重视程度更高。社会信任中的制度或系统信任与社会安全中的医疗安全、个人隐私安全有一定的关联；人际信任与社会安全中的食品安全、医疗安全和个人财产安全密切相关。第三，未来三年，上海居民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信心低于其他七个城市的居民，除地域因素外，户籍、党员身份、职业类别以及收入等都会对城市居民的未来信心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过去一年生活水平变化的影响较为显著，与未来工作和生活的信心呈现正相关。
[1] 受样本所限，本书涉及的“居民”一般指城市中的非农职业经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