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梁慧星

著名民法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作者手记——

大家都知道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知识分子，我采访过他几次，多数是在全国“两会”上，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深受媒体追捧，因为他爱“放炮”，是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本书收录了两篇稿件，一篇是人物通讯——《梁慧星：为坚守良知而“放炮”》，另一篇是我在评论版创办的一个专栏——《观点1+1》的对话实录。这个专栏，是我作为主持人，邀请一位专家就该周的一个热点话题展开对话。这个栏目得到了各领域专家们的支持，而且参与热情很高。开栏的第一期就邀请了著名法学家梁慧星教授就当时著名的赵作海冤案进行分析。该对话见报后，记得时任社长贾京平先生说，“其实这一篇应该打破常规放到一版显著位置（评论版在后面），好不容易请到梁慧星这种重量级人物开口了，可能也正好是他对这个问题憋了很久，忍不住要说了”。这篇文章特收录于此书，以做个历史的记录。

梁慧星：为坚守良知而“放炮”

他被媒体誉为“五大炮手”“十大言者”。他是梁慧星，我国民法学泰斗级人物，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各大媒体2010年全国“两会”热点问题的预测调查中，“反腐”问题仍在其列。许多人期待着来自梁慧星的声音。

直言不环顾左右

“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法律圈人士对梁慧星的一致评价。

“直言”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所以，梁慧星的“放炮”，对于圈内人来讲虽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

十多年来，梁慧星一直关注司法动向，到各地法院做讲座，对司法实践有理性的认识：“当前法官裁判水平在不断提高。枉法裁判毕竟是少数，这个问题不是法院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建议学术界在对法院进行批评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在对法院工作进行肯定的时候也一定要慎重。”

十多年来，梁慧星关注着司法改革。当一起起惨案在看守所发生时，梁慧星开始重新审视以往关于羁押场所的法律制度。

2008年第十届政协会议上，梁慧星在提案中建议道：“将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划归司法部管辖，根除发生刑讯逼供的体制根源！”

2009年十一届全国人大期间，梁慧星提出：要从源头上解决刑讯逼供的问题，要将看守所归由司法行政部门。

“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一直是梁慧星的治学格言，也是他观察世界的方式。

他从不以社会活动家自居，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专业知识分子”。

面对社会的严峻问题，梁慧星总能适时站出来，不环顾左右，发出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声音，并一语中的。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格。

约法因为选择正义

很久以前，梁慧星就和自己“约法三章”——不参加当事人一方召开的专家论证会，不代理任何案件，不参加任何商业活动。

为什么？为了正义。

1994年，包括梁慧星在内的多位法律学者被邀请参加一个专家论证会，根据大部分专家意见出具了一份“专家法律意见书”，并交给承办法院。最后，法院判决却没有采纳这份“专家法律意见书”。

后来，梁慧星才得知，这方当事人当时并未完全对论证学者们交代对其不利的材料。

十多年来，“约法三章”从来没有被打破过。

十多年来，梁慧星始终守卫着法律人心灵中的那方净土。“因为选择了法律，就选择了正义！”

关注司法，才能最终解决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问题。

2003年，梁慧星将视线投向了司法改革，发表《关于司法改革的十三项建议》，包括法院改制、审级改制、法官弹劾制等方面，被有关部门评为“对我国将来司法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梁慧星经常去各地法院讲座，共同探讨疑难案件，传播他的法律正义观。

“法律的正义性对裁判案件非常重要，裁判的目的就是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正义，不是抽象的正义、一般的正义，而是具体的正义。”他强调，“程序正义只是手段，实质正义才是目的”，强调个案正义。

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梁慧星也有着一丝忧虑。他感到“之前的改革因为大量移植西方的模式，有些地区食洋不化，整个司法走入了一种绝对化的境地”。梁慧星提醒，“对法官来说，公正才是应追求的核心目标”。

关注司法的同时，梁慧星始终立足社会民生问题，履行着法律人对于社会正义的坚守。

2004年，梁慧星发表《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两个问题》，包括宪法修正案关于征收、征用的规定和关于立法程序及民法典制定问题。梁慧星呼吁道，使用国家征收制度必须要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第一，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第二，必须遵守法定程序；第三，必须给予公正补偿。

2009年底，梁慧星建议：国务院应废除《拆迁管理条例》。他认为，2001年国务院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与2004年宪法修改和2007年物权法中关于“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征用”的规定不一致，《拆迁管理条例》因在宪法修改和物权法实施前出台，应自动失效。

敢“放炮”只在不能容忍时

自由、平等、公正，这是民法学者不变的信仰。

“在我的民法思想中，社会公平、正义，保护弱者，是最重要的。”梁慧星说。

自1988年起，梁慧星就参与国家立法，受立法机关委托先后负责起草过统一合同法、物权法和民法典三部法律草案。

2003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慧星提交了一份《关于纠正民法典立法任意性的建议》的提案，指出法律的逻辑性和体系性实则是法律的生命线，并建议废弃“汇编式”民法典草案。梁慧星认为，“制定一部体系混乱、不讲逻辑的民法典可能给中国造成的弊害将比中国没有民法典更甚千万倍”！

2003年8月，这个“中国民法典”的主要推动者在一次访谈中公开发表“三不原则”“不再参加国家的立法工作；不再参加民法研究会；不再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担任临时会长的中日民商法研究会除外）”。

这一访谈刊发后，对整个民事立法、民法学会组织和学者研究态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间接地影响了民法典草案之后的立法模式调整、民法学界新格局的形成。

物权法作为民法典的基础，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法律，其立法之路注定不会平坦顺利。

2005年8月，北大某学者的一篇文章《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在网上流传开来，指责物权法草案贯彻合法财产平等原则，是“私有化”、是“保护少数富人”、是“违反宪法”。社会各界对物权立法的大讨论进入宪法层面。物权法的审议被搁置起来。

作为物权法最早的倡议者和起草人，梁慧星先声而出，撰文《是谁在曲解宪法、反对宪法？》之后，中国法学会民法研究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题为“物权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讨会，被认为是民法学界对物权法草案之争正面、高调的集体回应。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物权法最终以2799票赞成高票通过。

梁慧星说：“在这场争论中，中国民法界经受住了考验，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来自意识形态的考验。”

《观点1+1》

从赵作海案看刑讯逼供

震惊社会各界的佘祥林冤案并非绝版，“杀人犯”赵作海入狱11年后，被害人“复活”，一时间舆论哗然。

“一个冤案就有一个刑讯逼供。”那么，在赵作海案中是否同样如此？刑讯逼供是不是造成这类冤假错案最根本的原因？如何杜绝这类悲剧的再度上演？对此，《观点1+1》约请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就此发表评论。

吴晓锋：这段时间，舆论对河南赵作海冤案的成因进行了深入反思，您认为造成这个冤案的根源是什么？

梁慧星：赵作海案酿成冤案无论有多少法内法外的原因，根源还是公安机关办案民警的刑讯逼供。一个无罪的人，却要作出有罪供述，为什么？是公安部门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检察院、法院对此也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于是也就这样起诉了，也就这样裁判了，最终导致了冤案的发生，但根源是在公安机关，是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如果这个根源不解决，我看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杜培武、佘祥林等人的冤案一再为我们敲响警钟，然而冤案仍在发生，这是制度的问题，不是之后处分几个人就可以解决的。制度比人更重要，制度比人的教育更重要，如果制度违背法律科学，那么一切将是防不胜防，因为制度给人的行为留下了可能性。

吴晓锋：您指的这个制度是什么？是您在提案议案中所指出的问题吗？

梁慧星：是的。刑讯逼供，禁而不绝，必有其体制上的根源，这就是，犯罪嫌疑人被控制在拥有刑事侦查权和负有证明责任的机关手中。我们曾经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讨论国家赔偿法的时候，一些领导就讲他们出国考察时问别人拘留所打死人怎么赔，对方听了很吃惊，说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呀。拥有刑事侦查权和负有证明责任的机关，就不能再控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

公安机关具有刑事侦查和看守行政管理的双重职能，使得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手段，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再以此有罪供述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手段成为可能。因此，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行为，大多发生在公安机关。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检察机关。看守所虽然不归检察机关管辖，但它有权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到本机关或者别的地方审讯。相反，法院和归司法行政部门管辖的监狱和劳改、劳教场所，就没有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承担证明其犯罪的职责。

可见，禁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有效途径，必须使拥有刑事侦查权和负有证明责任的机关不能控制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的机关不具有刑事侦查等权、不承担证明责任。这正是现代法治国家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违法行为的成功经验。

吴晓锋：就像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你总不能跑到我家里打人吧”。

梁慧星：是的。法律科学也来自人之常情、社会常理。你警察总不能跑到我司法部管理的场所刑讯逼供吧。

吴晓锋：但是，在真相大白后，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启钟说：“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有错，有一个环节把握住了，就不会出现错案。”

梁慧星：我不赞成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必须抓住根源，从源头上治理。但是，不是说其他部门就没有责任了，检察院和法院都是可以纠正的，为什么没有纠正？不当的行政干预是其中的问题之一。但是，反过来讲，我还是认为那个源头才是最重要的，没有那个源头，也不会出现本案的行政干预。

吴晓锋：由于人所共知的体制性问题，司法机关抵御行政干预的力量很弱，此案的公诉人郑磊对媒体坦承，当时他也感觉到公安机关的证据不足，但“上面都定了调调，作为公诉人员要不选择起诉，要不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我还是妥协了”。

梁慧星：这个案件是对公检法的整体责问。他们都知道这个案子有疑点、有问题，但是，他们都没有坚持，都不敢说话。我们没有形成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风气。检察院和法院为什么不向上级乃至最高检、最高法还有中央政法委报告，这是人命关天的问题啊，什么比生命更重要？这不是疑罪，连死者身份都没搞清楚，一个刚出道的实习生都明白，为他做无罪辩护，这是显而易见的错案。他们应该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我是怎么对待法律的？

吴晓锋：应该说，这样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严重打击了人们对法律、对司法的信仰。

梁慧星：我觉得现在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信仰法律，这是最可怕的！其实，多数的案子都是公正的，但是一个冤案就足以让所有的法律工作者蒙羞。所以，党和国家应该断然采取措施，这个事件再次证明，司法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司法体制需改革的内容很多，以权力制衡的手段，彻底禁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

佘祥林案出来以后，2006年“两会”期间，我和一些政协委员有了这个提案。“躲猫猫”事件后，2009年“两会”，我和其他委员又联名提了这个议案。这次我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因为中央政法委给了我回复，称提案很有建设性，将结合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一起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