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爱玛〉的“德化”叙事》一文述评[1]
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林萍
【摘要】希瑟·克勒曼（Heather M. Klemann）是耶鲁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是专门研究奥斯汀及其作品的青年学者。在《简·奥斯汀〈爱玛〉的“德化”叙事》一文中，克勒曼从叙事的角度对《爱玛》（Emma）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爱玛》是一部成功而巧妙的道德训诫小说，奥斯汀的“德化”叙事策略成就了《爱玛》精妙的道德训诫效果。文章认为，奥斯汀的“德化”叙事既是情感策略，又是修辞手段。从情感策略的角度来看，“德化”叙事是对文学中感伤主义情感范式的消解，是对“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彻底颠覆。通过对“孝顺而终身未婚的女儿”“激动人心的订婚”“高贵身份的最后揭秘”“看望穷人的善举”以及“情感信物的馈赠”等五大具有原型意义的情感母题的细致处理，奥斯汀实现了对J. 托姆逊《秋天》（Autumn）中拉维尼亚式“以情感人（pathos）”写作模式的消解，以及对煽情式的视觉文化的反讽，进而创造性地发展了现实主义。从修辞手段而言，奥斯汀通过设置字谜、文字游戏和转换叙述视角等方式，不断调动、启发和暗示读者，实现小说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读者中的内化，并达到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读者的目的。
【关键词】《爱玛》；“德化”叙事；“以情感人”模式；情感策略；修辞手段
一、引言
《简·奥斯汀〈爱玛〉的“德化”叙事》（Ethos in Jane Austen's Emma）一文原载于《浪漫主义研究》（Studies in Romanticism）2012年冬月刊第51期，该杂志1961年由美国著名浪漫主义研究学者David Bonnell Green[2]创办，由波士顿大学研究生院主办，每期选登全世界著名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浪漫主义研究前沿成果，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最权威的杂志之一。文章作者希瑟·克勒曼，是耶鲁大学比较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是专门研究奥斯汀及其作品的青年学者。
关于奥斯汀及其代表作《爱玛》的定位，学界一般认为，奥斯汀是一个道德小说家，而《爱玛》则是一本道德训诫小说。MacDonald在一篇《爱玛》的专论中认为，《爱玛》“首先是一部教育小说”，“很多评论家都把爱玛受到教育、接受道德启示作为小说的主题”。[3]Shannon也认为，奥斯汀首先是个“道德小说家”。[4]持类似观点的还有A. Kettle。Kettle认为，“如果《爱玛》不是一部通过人际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来表现社会价值的小说，那就很难想象它到底写的是什么”。[5]同样，Klemann也认为，奥斯汀的《爱玛》是一部非常成功而且极为巧妙的道德训诫小说。在此基础上，Klemann从叙事的角度对《爱玛》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奥斯汀“以德化人”（ethos,简称“德化”）的叙事策略成就了《爱玛》精妙的道德训诫效果。他认为，奥斯汀的“德化”叙事既是修辞手段，又是情感策略。“德化”叙事是对文学中感伤主义情感范式的消解，是对“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彻底颠覆。读者阅读《爱玛》的体验，就是随着奥斯汀进入小说描绘的海伯里社区，冷静地思考文本所反映出的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对照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历程。在文章中，Klemann对《爱玛》的“德化”策略和“德化”效果进行了细致入微、颇有见地的深入探讨，现将该文的主要观点和论证思路概述如下。
二、海伯里的“德化”叙事
在探讨海伯里的“德化”（ethos）叙事之前，Klemann首先对ethos进行了界定。他认为，Ethos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术语，关于这一术语的界定简直就像万花筒般多样不一。他首先列举了M. Halloran、W. Scott和C. Cage夫人的界定：
Ethos强调的是一种公众而非个人，常规而非个别的意蕴。在希腊语中，该词的确切的含义是“习惯性的聚会之地”。我认为，该词之所以蕴含性格、气质之义，就在于人们常常聚集在公共场合，分享并体验不同的观点。（Michael Halloran）
Ethos即性格，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习惯或者反复的行为。（Michael Halloran）
奥斯汀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都建立在某种动机和原则之上，读者可能会意识到这些动机和原则，进而引导读者自身及其朋友的生活。（Walter Scott）
我整天都生活在海伯里，（通过阅读《爱玛》）我感觉结识了一群新朋友。这种由衷的感觉令人心生惬意，除奥斯汀外没有人能写出这种感觉。（Mrs. C. Cage）
但与上述界定不同的是，Klemann更加关注这一术语在伦理、社区、地域及修辞层面的含义。《爱玛》一书的背景是海伯里这一大社区,这是一个“习惯性的聚会之地”,那儿的人们交往密切。小说对此类交往活动着墨甚多，比较典型的有科尔家对众乡邻的宴请，博克山的郊游，奈特利先生邀请亲朋好友参加的草莓会，弗兰克·丘吉尔提议举办的舞会，以及爱玛与哈丽特对新婚夫妇埃尔顿一家的拜访等。通过这些交往活动，海伯里的居民和阅读《爱玛》的读者，他们彼此分享经验、交流心得，一方面彼此交流价值观念，另一方面还塑造并测试自身性格。用Scott 和C. Cage夫人的话来说，阅读《爱玛》的体验，实际上就随着奥斯汀进入海伯里社区，冷静思考文本反映出的道德风尚、价值观念，对照自身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从而受到潜移默化影响的历程。
在小说《爱玛》中，海伯里居民的相互拜访是世代沿袭的传统，是人人倡导的行为，这一点颇像中国人对邻里之间礼尚往来的尊崇。邻里互访使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得以确立，进而发展并完善拜访者的性格。小说中的奈特利先生是一位标准的英国绅士，富有英俊、正值睿智。他住在离海伯里一英里的地方，是海伯里的常客，非常受人尊敬和羡慕。在小说中，他一出场就是拜访爱玛一家。他的拜访虽然迟到了一个小时，但却丝毫不影响他受欢迎的程度。同样，按照海伯里的价值观，贝茨夫人、贝茨小姐、科尔夫人经常拜访哈特菲尔德，以此表明她们的仁慈和善良；佩里先生经常拜访哈特菲尔德，表明他是一位绅士；而不注重邻里互访、长期从兰德尔斯消失的弗兰克·丘吉尔则被认为其性格存在问题。后来，弗兰克开玩笑说，他想通过在福特店（一个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买点儿东西，以此“证明属于那个地方，是海伯里的一个真正居民。”[6]
正如Julia Brown所说，海伯里没有等级体系，这个社区的人们互相依靠，互相观照，互相影响，互相改变。[7]Klemann“德化”首先探讨的是小说人物与社区的关系：即个体对社区价值的认可和服从，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价值体系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另一方面表现为个体偏离该体系而受到的嘲讽。因此，个体对社区价值体系的遵守，不是指其行为在何种形式上偏离了这一体系，而是指其行为在何种形式上依据这一体系而进行了自我调整。跟18世纪早期的道德训诫意味更浓的小说相比，《爱玛》中的人物并非道德楷模。跟奥斯汀的其他女主人公一样，爱玛这一人物充满了道德训诫的意味。她俊俏聪明，富有快乐，充满爱心而富有见地，可是，爱玛也有虚荣心，常常自以为是，犯了不少主观臆断而忽视客观事实的错误。每当回顾自己错误的言行时，她时常充满了懊悔，并希望对自己的性格有所调整和改进。但是，即便是在爱玛自我调整、自我反思的过程中，《爱玛》的道德教育也比其他以性格为核心的小说更强调社区和习俗概念。Marilyn Butler认为，“如果说Caleb Williams 和Belinda是通过自我反思而变得成熟的话，那么爱玛则是通过将自身的主观想象转换成常识而变得成熟的”。[8]
教育的理想在于培养能够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人。在爱玛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奥斯汀对其进行了细致而丰富的心理刻画，即爱玛积极的心理反思。这些心理刻画不仅要展示给读者看，而且意在让读者效仿，产生某种“言后行为”。《爱玛》的道德训诫意义在于，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自身的情感进行积极的思考，而经常不停地思考就会帮助读者养成习惯，进而塑造性格。在Klemann看来，与其他时代的作家作品相比，奥斯汀显然技高一筹。那些作家虽然也能取得道德启示的效果，但其手法则矫揉造作、流于肤浅。《爱玛》的“德化”叙事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这一叙事不仅体现在文本之内，而且超越了文本，走向文本之外。Klemann进一步运用ethos的修辞学意蕴，对小说超越文本的“德化”叙事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
从词源来看，“ethos”一词来源于“eethike”,意为性格或道德品质。根据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书的观点，修辞或说服的艺术涵盖三个维度，即喻德（ethos）、喻情（pathos）和喻理（logos）。也就是说，从修辞学的角度，ethos就是指作者诉诸“德”（而非“情”〈pathos〉或“理”〈logos〉）而使读者心悦诚服，即所谓“德化”叙事。
“德化”叙事离不开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和对话。除了海伯里这一社区以外，奥斯汀还建构了一个“关于爱玛”的读者社区。她收集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对该小说或褒或贬的各种评价，表明她对读者的反应和感受极度重视。这些评价当中，有很多是关于小说的道德层面的。比如，奈特利先生最受读者的喜爱，而读者认为弗兰克·丘吉尔配不上那么好的结局，对埃尔顿牧师的描写可以更公正、更细腻一些等等。这些文献记录对于“德化”叙事特别重要，表明作者在努力地理解读者的价值观，并为传达自己的价值观做好准备。
超越文本之外的“德化”叙事当然离不开读者的积极参与，它需要读者与作者一起构建小说的价值体系。奈特利向爱玛求婚的叙事耐人寻味，引起了不少评论者的关注，作者Klemann从“德化”叙事的角度给予了阐释。奈特利先生要向爱玛求婚了！奈特利先生将以何种方式向爱玛求婚？他将向她说些什么呢？爱玛如何作答？这是小说情感的高潮，兴奋的读者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充满了期待。但是，小说叙述者突然闯进，“她怎么说的？——当然是一个女人应该说的那些。”[9]叙述者的突然干预使读者的情感需求顿时受阻。叙述者通过提问“她怎么说的？”邀请读者参与叙事。同时，这个反问句使读者意识到，小说之中一直存在着读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对话。从接下来的破折号后面，读者知道爱玛说了她“应该说的那些”。叙事者预设读者不仅能够想象出她应该说的那些，而且能够准确权衡根据海伯里道德风尚怎么说才得体。破折号后的“当然”一词很口语化，与较高层次的伦理诉求“应该”形成对照，表明爱玛的得体并不是源于她道德上多么高尚，多么与众不同，而是源于可以与读者分享的再普通不过的社区道德风尚。
在感伤小说里，剧情高潮时刻男女主人公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作者往往浓墨重彩大加渲染。奥斯汀摈弃当时流行的感伤小说的写法，她一反常规，坚持使用即将消亡的现实主义写法。但她并没有一味地模仿五十年前的现实主义写法，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从而发展了现实主义。读奥斯汀的《爱玛》没有眼泪，只有对情感的适度约束。奥斯汀没有呈现给读者一个煽情的、感伤的故事。读者没有掉泪，也没有多少现场的即刻的反应，她有意推延了读者的思考和反应，以此让她小说中的人物和读者学会克制约束自己的情感。因此，克制约束在小说《爱玛》中既有主题上的意义，又有叙事结构上的意义。
三、消解拉维尼亚：海伯里“德化”叙事对“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颠覆
作者Klemann比较了詹姆斯·托姆逊《秋天》中“以情感人”的写作模式与《爱玛》“以德化人”的叙事模式。作者认为，奥斯汀通过反讽巧妙地挑战和颠覆了“以情感人”的写作模式。
18世纪的英国崇尚理性，简·奥斯汀深受18世纪传统思想的影响，她的大部分作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主题——理性。奥斯汀的《爱玛》改变了“以情感人”的写作模式，这正好符合了当时阅读领域的历史性改变。在18世纪，曾经非常流行的感伤主义阅读方式开始让位于更加理性、温和、沉着的阅读方式，道德训诫小说的阅读尤其如此。到了18世纪末，感伤式、煽情式阅读（尤其是妇女的阅读）受到了作家和教育学者的普遍关注。例如，Maria Edgeworth在《给女作家的信》一文中详细论述了将同情心浪费在浪漫故事和诗歌方面的严重后果。[10]同样，Mary Wollstonecraft也强烈谴责以小说、诗歌和音乐为灌输工具，使女人变得更加多愁善感的方式，她认为这种方式会使读者的逻辑理性功能变得迟钝，不利于她们成为一个理性的、对社会有用的人。[11]Hannah More也批评一些作家“将他们的才能都用于激发情感、煽动情绪”，说他们“以原则为代价，将道德和精神的高尚换成了怜悯和同情”。[12]许多小说家，如伦诺克斯、海丝、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和维斯特等都倡导理性，反对过于煽情，主张引导读者思考。虽然这种弘扬理性的作品对于现代读者来说，会稍显单调而缺乏吸引力，但是跟感伤小说相比，道德训诫小说就是要去除人物的理想化色彩，突显主旨的朴实无华。
然而，与反对感伤的先辈们相比，奥斯汀的做法更加低调。她的作品毫无盛气凌人的训诫意味，她决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读者。她的道德启示被完美地编织在小说的情节和结构之中。在自己的作品中，奥斯汀会首先考虑的是读者对作品的情感反应是否得体，她不会让读者陷入唯我独尊的个人情感之中。她认为，好的情感反应应该是合理的、道德的、符合社区风尚的。跟其他作家不同的是，奥斯汀没有在小说的序言里以说教和辩护的方式直接批评“以情感人”的写作模式。
在《爱玛》中，奥斯汀孜孜不倦地对具有原型意义的情感母题进行了精心的处理。这些情感母题包括：让人同情的、孝顺的、终身未婚的女儿，激动人心的订婚，高贵身份的最后揭秘，看望穷人的善举以及情感信物的馈赠等。Klemann详细论述了奥斯汀如何对这些具有原型意义的情感母题进行细致地处理，从而颠覆了“以情感人（pathos）”的写作模式，体现奥斯汀的“德化”叙事（ethos）。奥斯汀在《爱玛》中对贝茨夫人和贝茨小姐的描写与詹姆斯·托姆逊在《秋天》中对寡妇和女儿的描写正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奥斯汀熟知托姆逊在《秋天》中的关于拉维尼亚和帕利蒙感人的田园爱情故事，所以当她描写贝茨夫人和贝茨小姐时，其脑海中很可能浮现的就是那些浪漫感人的情景。的确，这个故事的道德启示虽然在当代被遗忘了，但是在整个18世纪直到19世纪早期，却被人们大量地引用着。这个故事被收入了《佳句摘录》（Elegant Extracts）等诸多文学和道德文集。故事的田园风光和感人的恋爱情节为奥斯汀写作《爱玛》提供了有用的模型参照。托姆逊《秋天》的故事以《圣经》中露丝的故事为原型，女主人公是年轻可爱但不幸的姑娘拉维尼亚，她帮寡居多年的母亲干着拾麦穗的低下农活。富有英俊的帕利蒙在田野散步时发现了这个美人，并得知她就是他已故赞助人的女儿，于是他向她求婚。故事开始几行描述的场景跟贝茨小姐的情形非常相似：
年轻可爱的拉维尼亚小姐曾经有一些朋友：
命运的捉弄使得她出身低贱，
因为，在那些清贫无助的日子里，
她一无所有，唯有天真和上帝，
居住在一个小木屋里，贫穷、偏远……
却也知足，懒得去愁明天的食物。[13]
《爱玛》中的贝茨小姐虽然不“可爱”也不“年轻”，是个“不美丽又不聪明”的女子,却全身心地照顾着她年老体衰的母亲，依靠一笔微薄的收入艰难地支撑着全家的用度。贝茨小姐与拉维尼亚有颇多相似之处：母亲守寡、家道中落，与母亲相依为命，都有孝顺谦卑、知足常乐的优点。虽然如此，奥斯汀的“德化”叙事却挑战了托姆逊对拉维尼亚的塑造，温和地颠覆了“以情感人”的写作模式。
托姆逊对拉维尼亚及其母亲充满诗意的描写极大地唤起了读者的同情。拉维尼亚的“无助”和“贫穷”正好与她的美丽和美德形成对照。然而，奥斯汀对于贝茨小姐和贝茨夫人的描写却更加实事求是，并无丝毫情感的渲染。贝茨小姐没有坏心眼，却好跟人闲聊，经常忽略听众感受而喋喋不休地谈论些琐碎的事儿，好几次都成了爱玛揶揄的对象。可以说，奥斯汀对贝茨小姐的描写是让读者忍俊不禁，而不是让读者感动。拉维尼亚和她的母亲离群索居在一个树林里，而《爱玛》中的贝茨小姐却是社区的活跃分子，她热衷于茶会、舞会等各类社区活动，她的家虽然简陋无比，却热闹非常，是小说中人们固定的聚会场所。这些不带感情色彩的细节描写消减了读者对贝茨母女的同情心。
简是贝茨小姐的侄女。在小说中她似乎很容易成为读者同情的对象：美丽聪慧、举止文雅，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海伯里的第二大美女，但她出身低微，前途未卜，靠做家庭教师谋生。但是，爱玛对简却充满了嫉妒，这种嫉妒之情消减缓和了读者对简的同情之心，“以情感人”的模式再次受到挑战。与简在一起的时候，爱玛会莫名其妙地一改友好的性情。人们普遍认为她会与简成为好朋友，而爱玛对此却不以为然。她向奈特利先生吐露了心声， “她永远不会跟简成为好友，她也不知道为什么，简太冷淡，太矜持，不管简开心与否，她都很冷漠，而且，简的姨妈似乎永远喋喋不休，大惊小怪”。[14]当爱玛第一次拜访简时，简没有说出关于弗兰克·丘吉尔的性格和相貌的有趣的细节，叙述者在该章结尾处简洁地结了尾，“爱玛不会原谅她”。[15]而且，弗兰克·丘吉尔的玩笑话（后来我们知道他以此故意掩盖他跟简的关系）激起了爱玛对简的轻视。韦斯顿夫人认为奈特利先生不仅尊敬简而且爱慕简，这加剧了爱玛对简本人以及她低贱出身的轻视。当爱玛知道了简与弗兰克·丘吉尔的私情后，她说道：
这对简来说是好事，但对弗兰克来说，却是一件糟糕的事：降低身份，让人耻笑。弗兰克怎能忍受有贝茨小姐那样的亲戚？——贝茨小姐会经常往唐沃尔跑，为了弗兰克好心好意地跟简结婚而成天向他千恩万谢：你人太好了，给了我们那么大的帮助，你总是那么心地善良。接着，还没说完就转到了她母亲的那条裙裾的话题上。[16]
爱玛最初对简的同情变成了嫉妒，爱玛嫉妒其他人对简的尊敬，这种嫉妒又转化成了轻视和嘲讽，虽然这些似乎有损于爱玛“完美”的性格。故事的绝大部分内容采用的是爱玛的视角。爱玛所强调的我们很容易接受认同，而她所忽视的信息则容易给我们造成蒙蔽。所以，从上面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爱玛的嫉妒扭曲了读者的对简的潜在的同情。韦斯顿夫人注意到了爱玛对简的态度，她说，“这不公平，爱玛！别嘲笑她！你的玩笑让我觉得不安。”[17]爱玛诙谐风趣但不合礼数的行为最后得到了纠正，因为它们不符合海伯里的道德风尚。
为了实现对“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消解，奥斯汀对情感母题的精心处理除了体现在她对“让人同情的、孝顺的、终身未婚的女儿”这一母题以外，还体现在她对“激动人心的订婚”这一母题的处理。在小说结束的时候，弗兰克和简订婚了，奥斯汀描述订婚仪式的语言异常简洁低调。韦斯顿夫人端正克制的举止使得这些语言显得更加冷静。这一传统上扭转命运、激动人心的事件在《爱玛》中却被作者做了这样的冷处理。然而，在托姆逊的《秋天》中，当拉维尼亚的父母得知女儿与富有的帕利蒙订婚的消息时，他们激动不已。拉维尼亚的人生一下子闪亮起来，托姆逊热情洋溢地描述道：
消息很快传到了她的母亲的耳里，
当时，她正忧虑重重，憔悴不堪，
独自担忧拉维尼亚的命运，
惊讶，不相信她的所闻，
疲惫的容颜闪现出欢乐，
沐浴在傍晚夕阳的光芒之下，
老两口欣喜若狂。[18]
在《爱玛》中，贝茨一家对简订婚的反应是这样描述的：“老夫人很安静、很满足，她的女儿很兴奋，但可能是因为太兴奋却没有像以前一样说个不停，这是一场令人满足的、比较感人的场面。”[19]可见，托姆逊情感横溢的描写在奥斯汀海伯里式克制的道德氛围中仅仅成了“令人满足的、比较感人”的场面。这句话虽然可以看作是奥斯汀克制陈述的典型，但她所使用的这种技巧却带有海伯里社区的特点。在小说中，爱玛是通过与韦斯顿夫人的对话才了解到贝茨一家的高兴心情的。这句话的开始使用了间接引语，以告知读者后面的叙述源于韦斯顿夫人的叙述。韦斯顿夫人不可置疑的社区礼仪使得她的描述语言非常克制，出于同样的原因，爱玛和韦斯顿夫人都对各自的情感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奥斯汀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小说的读者也应该克制情感、冷静思考。
“订婚”母题的处理还体现在奥斯汀对爱玛订婚细节的描述上。在描述爱玛将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父亲伍德豪斯先生时，奥斯汀顽皮而又不失老练地戏仿了这个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母题。《秋天》中的拉维尼亚直接把自己订婚的消息告诉了妈妈，而爱玛却没有这样做，她有意地将这一消息予以了推迟。跟拉维尼亚一样，她很在意父亲的感受。爱玛的父亲伍德豪斯先生鳏居多年，他跟拉维尼亚的母亲一样，为女儿的命运忧心忡忡、疲惫不堪。他为各种事情忧心劳神：他认为结婚会带来各种烦恼；大型聚餐、聚会迟到、天气恶劣、消化不良，凡此种种，都会让他心神不宁、担惊受怕。爱玛知道，自己订婚的消息肯定会让父亲心生不安，因此爱玛并没有第一时间告知父亲这消息，而是不断地延后。当伍德豪斯最终知道这一消息以后，他的反应也跟拉维尼亚的母亲大相径庭：拉维尼亚的母亲是欣喜不已，而他则既不意外也不高兴。他不能马上接受这个现实；他需要时间也需要有人向他不停地重复这个事实。有趣的是，他最后终于同意了。他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有一个现实的考虑：女儿与女婿奈特利的结合也许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奈特利可以吓跑偷鸡贼。
奥斯汀对“人物高贵身份揭秘”这一母题的处理，也可以看出她对“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消解。拉维尼亚和帕利蒙故事中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之人最后竟出身高贵、尊崇富有，这样的情节在18世纪的浪漫故事中十分常见，很多作家也因此赚取了读者的大量热泪。而《爱玛》却并非如此。小说一开始，哈丽特·史密斯小姐的神秘出身就构成一个悬念。根据浪漫故事的传统，某相貌不凡的私生女其出身一定不凡，结果导致爱玛对哈丽特的出身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叙述者在描述哈丽特的出身时使用了一个模糊的词语“somebody（某个人物）”：“哈丽特·史密斯是某个人（物）的私生女。几年前，那个人把她送进了戈达德学校。最近，那个人又把她从普通生提升为特别寄宿生。”[20]跟爱玛一样，读者不知道“somebody”指代的是某个不知姓名的人呢，还是指代某个重要的人物。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所指为奥斯汀最后的颠覆埋下了伏笔。当最后真相大白时，哈丽特并不是某重要人物的私生女，也不是什么上流社会人士或某绅士的后代，而只不过是某商人的女儿。因此在《爱玛》中，真相的最后揭示不是人物阶层的提升，进而将小说推向一个浪漫的高潮并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而是一种稍显突然、略带尴尬的结局，一种很快就消退在聚光灯之后的结果：哈丽特与佃农罗伯特·马丁匆忙相好并最终订婚。奥斯汀也仅仅用了一段话来揭示哈丽特的出身真相，因此读者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思考或做出反应，因为小说快结尾了，另外一桩婚姻的举办也迫在眉睫了。
“探视穷人”是奥斯汀消解“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第四个母题。小说中对爱玛和哈丽特12月份探望海伯里附近穷人的场景进行了描述。按照18世纪浪漫主义的传统，此类描写似乎应包括穷人如何贫穷绝望，爱玛和哈丽特的善良如何深深打动读者心灵这样的东西，这也是对该类情感母题的常规处理方法。然而在《爱玛》一书中，两人在探望穷人的途中偶遇贝茨小姐时，爱玛对家境贫寒的贝茨小姐却缺乏善意，甚至略带轻视。说到底，这是因为她对于贫穷本身并没有多少同情。她曾说过:“一个贫穷的单身女人必然遭到大家的耻笑，必然不讨人喜欢。”[21]就这样，奥斯汀对“探视穷人”这一母题的描写并没有任何情感高潮，小说的叙述者只是如实地、理智地记录了爱玛如何了解了穷人的无知和愿望，爱玛也“没有期望的突出的美德，对于这点，教育也没起多大作用。”[22]虽然这些穷人也让爱玛触动，虽然她离开时也获得了某种自我认可感，但是穷人的困境在她的脑海里瞬间即逝。她对哈丽特说：“很可能在今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脑子里都装满了这些可怜的穷人。但是，谁能说，他们在我的脑子里能停留多久？”[23]爱玛并没有沉迷在那些情感之中，女友哈丽特陪伴着她，她们很快就聊起了埃尔顿先生，这一切使她的心灵恢复了平静，而心灵的平静对于产生满足感和快乐感是必要的。读者跟爱玛一样，很快摈弃了救助穷人这一传统中典范的情感母题，而去关心哈丽特与埃尔顿之间的感情发展。
奥斯汀消解“以情感人”写作模式的第五个情感母题是“情感信物的馈赠”。情感信物与普通物体的区别在于，小说中往往存在情感信物与其主人的相关叙述。但在《爱玛》中，奥斯汀有意分裂了这种关系，这种分裂导致信物的叙述语境缺失，使小说中的情感信物不再激发伤感或同情。在《爱玛》的第三部分，哈丽特的包裹里装着橡皮膏和曾经属于埃尔顿的旧铅笔头，包裹上面印着几个字：最珍贵的宝贝。这些东西看起来似乎是爱情信物，但是关于这些东西的历史却在小说中缺失了。叙述者省略了先前关于埃尔顿如何用爱玛的小刀划伤了他的手，哈丽特如何看着他用旧铅笔头记下酿制云杉酒的过程，以及哈丽特如何悄悄地把它们藏起来，等等。因而，读者也没有关于这些东西的浪漫记忆。所以，当这些东西最后出现时，哈丽特与埃尔顿先生的婚姻并没有因为它们的出现而增加任何可能，这些“情感信物”可能的情感价值已经消失殆尽。这些东西不但未能激起伤感同情,反而在这样的描述中显得滑稽可笑。在此基础上，奥斯汀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进一步对这些“情感信物”的实用价值进行了反讽。爱玛说，“哈丽特，有必要烧掉那块橡皮膏吗？至于那截旧铅笔头，我没话可说，可是橡皮膏或许有用呢。”[24]爱玛对哈丽特“情感信物”的反应消减了哈丽特天真的情感——“上帝保佑我吧！我绝不会想到将弗兰克·丘吉尔玩剩的橡皮膏小心翼翼地保存在棉花团里！”[25]我们同情小说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因为我们害怕那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爱玛这种“非同情”的反应正是对读者“同情”反应的一种反讽和戏仿。
在《爱玛》中，奥斯汀不只是巧妙地通过反讽向煽情叙事发起了进攻，她还反讽了煽情式的视觉文化。
在18世纪的油画、刺绣以及出版物中，拉维尼亚和帕利蒙的感人故事始终是一个流行而颇受欢迎的题材。在约翰·拉斐尔·斯密斯1780年的版画中，帕利蒙双手紧握，深情款款地注视着美貌的拉维尼亚。拉维尼亚则目光下垂，面部微侧，显得温柔谦卑，似乎有意让帕利蒙欣赏她转头一瞬的雅致。同样的场景还出现在亨利·辛格顿1792年画的油画之中。在亨利的油画里，帕利蒙的右手搁在胸前，眼睛注视着拉维尼亚，眼神中充满了恳求。他左手拉着拉维尼亚的右手，拉维尼亚则转过头去，脸上充满了娇羞。在托姆逊的这一故事中，视角美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其重要性使该故事在视角艺术中占据了原批评的位置：在所有这些艺术作品中，帕利蒙成了一个隐喻，他代表着观察者，充满深情和渴望地凝视、欣赏着面前美丽无比的“图画”。
就像艺术家们为拉维尼亚和帕利蒙的感人故事作画一样，爱玛也故意以哈丽特为模特为其现场作画，并让埃尔顿作为现场观众，以此打动观众埃尔顿的情感。她为哈丽特作画的目的并不是要画得逼真，而是要埃尔顿欣赏并喜欢哈丽特。为此，“她打算稍稍修改一下身体的线条，让她显得高一点儿，更雅致些”。[26]有趣的是，爱玛在为哈丽特绘画的过程中，很想复制斯密斯或辛格顿等画家的作品中帕利蒙的那种凝视和画中的人。哈丽特表现出“年轻姑娘非常甜美的面貌”，埃尔顿站在爱玛后面，有机会不停地凝视他前面的画中人。埃尔顿不停地夸画中哈丽特的美貌而似乎忘了爱玛是有意将她的朋友画得比她本人更美丽更雅致。埃尔顿说，“我觉得任何方面都像极了。”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史密斯小姐纯正的神态——整体说来——啊，简直无与伦比！我简直不愿将目光挪开。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的画像。”[27]后来，当埃尔顿的真实动机曝光之后，他的那些溢美之词就变成了空洞的奉承。所以，在《爱玛》中，视觉艺术没能产生爱玛预想的浪漫效果，没能成为提升感情和品质的试金石，相反却被投机者利用，成了欺骗的工具。奥斯汀通过爱玛为哈丽特作画的情节巧妙地反讽了煽情式的视觉艺术。
除了上述例证之外，推进《爱玛》情节发展的悬念设置也消解了读者对某些人物的同情。在《爱玛》中，由于读者不知道弗兰克和简的私情，所以无法明白简玩拼字游戏和在博克斯山游玩时表现出的尴尬和窘迫，这种尴尬与窘迫甚至会误导读者，以为简跟迪克森先生之间存在私情。因此，读者并没有像支持拉维尼亚和帕利蒙一样站在简的一边，奥斯汀以此暂时地中断了读者对她的同情。直到后来他们的婚约公布之时，读者才在冷静地回忆和思考中明白了简之所以有那些反常表现的原因。除此以外，小说还有一个更大的悬念: 爱玛会结婚吗？她会跟谁结婚？然而，在小说的绝大部分篇幅里，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读者并不知道爱玛爱着谁，就连爱玛自己也是到小说快结束时才知道自己爱着奈特利。换句话说，小说从头到尾占据读者心灵的，是小说的悬念而不是同情。
在浪漫故事中，求婚、父母答应婚事、婚礼等都是典型的浪漫时刻和情感高潮。每当这些时刻来临，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激情显露、不能自已。然而在奥斯汀的笔下，这些事情似乎都无关紧要、无足轻重。奥斯汀对它们的处理是轻描淡写, 极力使情感反应变得温和，只有在恰当的情形下情感才能给予。在她看来，只有这样, 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读者的性格才能通过阅读得到塑造。
虽然奥斯汀有意地保留了情感反应所需要的重要信息，但每当读者重读小说、意识到人物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时，读者的情感反应却会加强。举个例子来说，重读小说的读者绝不会对简玩拼字游戏时隐秘的痛苦置若罔闻。同样的，爱玛在博克思山嘲讽了贝茨小姐，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情感，可是过了好几页之后，爱玛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因此，在《爱玛》中，强烈的感情是存在的；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无论是对小说人物还是对读者来说，强烈感情乃是反思或行为反复的结果。《爱玛》“德化”叙事的目的，就是通过习惯或者反复的行为来塑造人的性格。
此外，小说叙述还以季节为框架，强调了季节式的重复更替在性格发展中的重要性。小说中爱玛成熟的标志不在于她的订婚，而在于她结婚希望的破裂。当爱玛因为暴风雨而被困室内、陷入深思时，叙述者说，“爱玛下决心改进自己的行为……希望自己今后更理智，更多了解自己，少做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28]爱玛意识到，一个人性格的成熟不只是在恋爱的考验中，而是在人生四季的交替与沉浮兴衰中。这一启示既是爱玛获得的启示，也是读者获得的启示，所以爱玛不是一个浪漫故事的主人公，而是一个道德训诫小说的主人公。
四、言语即行为：海伯里“德化”叙事的修辞效应
根据言语行为理论，我们说话的同时就在实施某种行为，所谓言语即行为。Klemann认为，从言语行为理论和“德化”叙事的修辞效应来看，奥斯汀通过设置字谜和文字游戏，转换叙述视角等方式调动、启发和暗示读者，实现小说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在读者中内化，并在潜移默化中塑造读者的目的。奥斯汀要做的，就是让读者明白，自身观点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小说价值和道德规范对读者产生影响的结果。
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爱玛》蕴含着高超的情感文体学技巧。小说中出现了多处字谜和文字游戏，如“woe-man”（暗含the woe of man与woman两重含义）、“court-ship”（暗含“求爱”与“道德审判”两重含义）,读者不能只是在视觉上用眼阅读，还要出声朗读，用耳细听才有可能猜出这类文字游戏的情感意蕴。同样，在爱玛出游博客斯山时，韦斯顿先生的字谜——代表完美的两个字母，其谜底是 “M”、“A”，意指爱玛（Emma），也需要出声朗读。虽然这些字谜只是些小游戏，却表明了该小说的情感文体学的特点：文本的意义在于文本的语言以何种方式展示给读者（斯坦利·费什语）。在《爱玛》中，字谜和文字游戏只能通过发音才能解决，暗示了读者的参与是小说构思的一部分。
此外，小说中爱玛的骄傲和虚荣导致她犯了不少错误，此时男主人公奈特利扮演着爱玛的“老师”的角色。这种安排呼应了柏拉图的观点，即“爱的最真实和最坚实的基础是知识的给予和接受”。虽然奥斯汀是从爱玛的视角来陈述故事的大部分内容，但读者的道德启蒙体验却超越了爱玛与奈特利之间所蕴含的师生关系。
有意思的是，读者的困惑还体现在哈丽特这个人物之中。在拼字游戏的这一重要情节里，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自觉地站在了哈丽特的视角。从弗兰克将那几个字母放在简的面前那一刻开始，读者就开始绞尽脑汁，努力地想猜出那个特殊的单词。在读者猜出之前，许多事情发生了，奥斯汀用了六个英语句子描写发生的事情。当我们发现不同角色对这个神秘的字有不同的反应时，读者的期待加剧了。简瞥了一眼，微微地笑了一下；哈丽特抢着要猜，可是没猜出来。此时读者会想：为什么那个字让简微微地笑了笑？为什么这个字与同其他字混成一团？为什么弗兰克递给简那个字以后让简产生那种反应？为什么叙述者花了那么多时间去描述那个单词的行踪和效果？如果那个单词不与其他词混在一起，又将会怎样？
读者对那个小游戏的兴趣正好反映了哈丽特的孩童般的热情。值得注意的是，描述那个小游戏的段落大多由一些简短的句子组成，它们使阅读节奏加快，似乎催促读者赶快找到答案，哈丽特也显得特别急切。最后，是读者跟哈丽特一起不约而同地读出谜底——“谬误”。紧跟“谬误”这个词后面的是一个冒号，冒号的使用也许是为了给读者以思考和享受发现后的愉悦的空间。从冒号后的那句话中，我们知道哈丽特几乎与读者同时说出那个词。从这段话的风格和排版中可以看出，奥斯汀将读者的体验与哈丽特的体验等同了起来。
可以看出，奥斯汀时刻在尽量启发和暗示读者。Preston认为，塞缪尔·理查德逊等18世纪的小说家喜欢让读者的视角与作品中某人物的视角相互接近。[29]理查德逊在《克拉丽萨》（Clarissa）中就是以书信和悲剧情节的方式达到这个目的的。跟理查德逊一样，奥斯汀也希望她的读者能充分参与到文本中。她启发我们提问，调动我们的想象力去猜出游戏中的字谜，但是她坚持认为我们应该耐心等待，直至小说中的人物发现谜底。当读者认为他是跟奈特利的视角相同时，结果却发现自己似乎被捉弄了，他跟哈丽特的视角相同。奥斯汀将读者跟哈丽特等同并不是巧合。实际上，读者跟哈丽特一样，在阅读整个小说的过程中，经历了被教育以及接受海伯里道德风尚的过程。正如爱玛所说,“她会关注哈丽特；她会使哈丽特提高，让她远离那些以前的不体面的人，引见她进入上流社会；还要培养她的思想和举止。”[30]
我们结识爱玛的过程就是爱玛结识哈丽特的过程。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里，爱玛不断引导读者经历了一个个谬误后，在最后一章里，当我们放下小说，我们知道爱玛与哈丽特“亲密关系渐渐淡化”，“友谊只能转化为较为冷静的关怀……任其自然发展下去。”[31]哈丽特最后回到了农场，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地方。在海伯里的“德化”叙事里，结婚并不是叙述的高潮，正如奥斯汀所说，爱玛的“婚礼跟其他婚礼非常相像。”[32]爱玛、哈丽特和简的婚礼标志着她们的注意力将转向作为妻子的义务；当然，也标志着读者“慢慢地、自然地回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五、结语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Klemann采用的视角可谓新颖独特。小说《爱玛》描写的都是日常生活的琐事，既没有不同寻常的事件，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情感，但小说却同样别具魅力。批评家们如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认为，正是奥斯汀逼真的现实主义，也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生动复制使读者沉浸其中，进而接受具有道德指导意义的故事结尾。但作者Klemann认为，奥斯汀不只是一个对现实语境的准确复制者，更重要的是一个对文学体裁精准而熟练的操纵者。《爱玛》的道德训诫超出了现实主义的范畴和控制。在小说《爱玛》中，奥斯汀并没有一味地模仿五十年前的现实主义写法，而是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她的现实主义写法避免了现实主义小说在浪漫主义的创作浪潮中消亡，为三十年后出现的批判现实主义做了铺垫。《爱玛》引领英国小说历史走向批判现实主义阶段，因此也直接参与了书写英国小说史。作者Klemann通过细致翔实的文本分析，论证了奥斯汀是如何通过戏仿和对文学体裁效果的操纵来调动吸引读者，使读者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揭示了奥斯汀如何在《爱玛》中创造性地发展了现实主义。
《爱玛》从伦理的层面多形式地反映了海伯里的道德风尚。但是，作者Klemann并不是意在探究海伯里特别的伦理。他充分挖掘了ethos这个词的伦理、社区、地域和修辞内涵，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小说的分析中。他敏锐地注意到奥斯汀使读者的情感反应变得温和，只有在恰当的情形下，她才会给予激情。这跟浪漫感伤小说的情感策略截然不同。那些小说以情动人，夸张的情感是读者与文本的纽带。这两种模式均有各自的感染力，却又特色各异。正如昆体良所说，pathos是“生动的、活泼的，而ethos是温和的、冷静的……前者意在命令，后者意在说服；前者困惑扰乱人们的心，后者软化捕获人们的心。”[33]Klemann认为，《爱玛》巧妙地消减了文学和艺术中感伤主义的情感范式：它在感伤的时刻有效地制止了读者的同情心。这种小说中不断反复的情感克制构成了《爱玛》中的社会美德。海伯里的“德”就是对情感的良好克制，久而久之形成良好的性格。所以，Klemann的ethos视角非常巧妙，它有效地揭示了奥斯汀独到的道德训诫策略和“德化”效果——“不是针砭，不是鞭挞，也不是含泪同情，而是乖觉的领悟，有时竟是和读者相视莫逆，会心地笑。”（杨绛语）同时，Klemann的视角也唤起了我们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再思考，我们不禁轻声吟诵：“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对于文学，对于人伦风俗，这不失为一种温馨地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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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eather M. Klemann, “Ethos in Jane Austen's Emma,” Studies in Romanticism 51.4 （2012）:pp.503-532.
[2] 本文涉及的一部分外国人名没有统一的中文译名，故仍使用其英文原名，便于读者识解。
[3] Richard McDonald, “And very good lists they were: Selected critical readings of Jane Austen's Emma,” A Companion to Jane Austen Studies. USA: Greenwood Press, 2000,pp.97-114.
[4] Edgar F. Shannon Jr., “Emma: Character and construction,” PMLA 71.4（1956）:pp.637-650.
[5] Arnold Kettle, “Jane Austen: Emma,” Emma an Authoritative Text, Backgrounds, Reviews and Criticism. New York: W. W. Norton Company Inc., 1972,pp.393-399.
[6]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187.
[7] Julia Prewitt Brown, Jane Austen's Novels: Social Change and Literary Foru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8] Marilyn Butler,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5.
[9]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404.
[10] Maria Edgeworth, Belinda. Vol. 2. The Novels and Selected Works of Maria Edgeworth. London: Pickering Chatto, 2003.
[11] Mary Wollstonecraft,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S. Michael Halloran, “Aristotole's concept of ethos, or if not his somebody else's,” Rhetoric Review I 1 （1982）:pp.58-63.
[13] James Thomson, The Seasons. James Robert Boyd（eds）.New York:A.S.Barnes,1856.
[14]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156.
[15] Ibid.,p.159.
[16] Ibid.,p.210.
[17] Ibid.
[18] James Thomsom, “Autumn,” The Seasons. New York: A. S. Barnes, 1856,pp.301-307.
[19]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391.
[20]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23.
[21]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83.
[22] Ibid.,p.84.
[23] Ibid.
[24] Ibid.,p.319.
[25]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318.
[26] Ibid.,p.46.
[27] Ibid.,p.47.
[28]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396.
[29] John Preston, The Created Self: The Reader's Role in Eighteenth-century Fiction. London: Heinemann, 1970,p.46.
[30]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24.
[31] Jane Austen, Emma. Fiona Stafford （eds.）, London: Penguin, 1996,p.451.
[32] Ibid.,p.453.
[33] Quintilian, Quintilian's Institutes of the Orator, Trans. J. Patsall. London：np, 1774, I: 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