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统计分析

一般来说，服务业可分为消费性服务业、政府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本章对生产性服务业统计的范围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开发业。总体来说，最近十多年来，长三角服务业在保持总量较快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传统服务业比重开始下降，新兴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但服务业内部结构得到优化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中支柱性行业金融服务业和新兴产业中的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则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参见表5-1）。比如，在长三角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中，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中的传统服务业仍然占据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大部分份额，超过了64%。其中，批发和零售业约26%，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约16%，支柱性服务业中金融保险业约占13%，而新兴服务业中的房地产开发业则不足11%。如果将批发和零售业与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归结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而将新兴的房地产开发业和支柱性的金融保险业归结为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则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超过了42%，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总体的比重则不足24%。

上述统计结果表明，目前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还是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属于传统生产性服务业范畴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占生产性服务业的绝大部分份额，并且这两个行业的增加值在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和在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近几年来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进一步地，在将生产性服务业分为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两个大类的同时，我们将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细分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等，同时将新兴服务业细分为信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中介服务业、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开发业等。通过细致分析近几年来长三角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我们发现：

第一，目前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地区GDP中的比重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具体表现在，近几年来，长三角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等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趋于稳定；而属于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开发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占三次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则在缓慢上升。而且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无论在整个服务业当中，还是在生产性服务业当中，其比重都在下降，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当中的比重和在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比重却都在上升（见表5-2）。当然，这种上升在各城市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的新兴服务业和支柱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业在不同城市之间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上海最高，其次是南京和杭州，而其他中小城市金融保险服务的比例非常低。

第二，目前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虽然长三角传统的生产性服务业仍然是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但作为生产性服务业支柱性产业的金融保险业和新兴产业的房地产开发业的吸纳就业能力则在稳步增长。比如，像上海、南京和杭州这些省会城市，虽然其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与批发和零售业等所吸纳的就业占据了全社会就业的绝大部分份额，但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开发业等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正在快速上升。

第三，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也在不断发生变动。目前，虽然长三角对生产性服务业基础设施投资比重较大的仍然是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但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进一步分析会发现，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是投向了房地产开发业，对其余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投资显著不足。

第四，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虽然目前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结构状况不容乐观，而且服务业内部产业之间与产业内部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关联效应不明显，但这种状况近几年来有了较大的改观。根据统计资料测算，目前长三角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新兴生产性服务业。其中，传统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约为1.3，而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约为13.2，并且这种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随着长三角各城市对新兴生产性服务业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必将能充分发挥其提高国民经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功能，并为制造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生产性服务支撑体系。

出于比较的同一性和可比性之考虑，这里以江苏省最有代表性的沿江八市为例来进一步展开分析。整体来说，江苏省沿江八市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大体呈现如下特点：（1）如果以长江为界，表现出南高北低的倾向；（2）在苏南五城市内部，则表现出两头高中间低的特点。之所以出现这些特点，主要与各市在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和工业化初始水平紧密相关（见表5-3、表5-4、表5-5）。

以上差异可以用一个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程度来衡量，具体包括：（1）服务业增加值值比重（%）;（2）服务业就业比重（%）;（3）人均服务产品占有量（万元/人）;（4）服务密度（万元/平方公里）;（5）服务输出比例（%）（江小涓，李辉，2004）。根据中心城市服务业的“阴影效应”理论，在长三角上述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中，苏州、无锡都位于上海都市圈的紧密圈以内，服务业的发展处在上海的阴影之下，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上海这一中心城市的影响。因为从理论上来讲，服务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城市化所产生的人口集聚效应。通过这种效应，才能创造出服务业发展所需的市场需求量和经营的规模效益。

表5-6是大体根据上述标准计算的各主要城市经济总量及服务业发展程度比较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目前上海市服务业的产值比重、服务业的就业比重、人均服务占有量和服务业密度等各项指标均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其原因是，目前其他城市中心度和城市规模都偏低，使得主要投资都流向了制造业领域。其结果是，不仅使得各城市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量与规模出现不足，也使得一些大客户和差异化个体消费者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

再看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结构方面的差异。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各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以上海最高（见表5-7），尤其是金融保险业。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长三角以外资经济为主的国际代工模式有很大关系。因为外商投资企业所需要的生产性服务，特别是高级生产性服务主要是由其跨国公司总部的生产性服务机构提供，从而对东道国本土的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和挤出效应。

上述差异在空间经济学中是很容易解释的。因为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可以在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形成，也可以在要素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形成。第一，当要素比如说人口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时，会产生两种效应：一是需求关联的累积因果效应，即人口转移导致消费支出转移，而消费支出迁移又导致生产活动转移，进一步地，生产活动转移又再次刺激人口转移；二是成本关联的累积因果关系，即人口转移导致生产活动转移，而生产活动转移降低价格指数，价格指数的降低又进一步刺激人口转移。第二，当要素不能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时，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服务业集聚：一是通过区域间生产活动的投入出产出的经济联系即地方溢出效应来实现，虽然它随着空间距离增大而衰减，但在长三角区域内，这种衰减是缓慢的；二是通过区域间固定资产投资的资本折旧和资本形成之间的差异来实现，同时也可以通过当地基础设施的蒂伯特（Tiebout）选择来实现。

以上差异在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结构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布上更能得到体现。长三角各城市中，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就业比重以上海为最高（见表5-8）。原因之一是，上海属于国际性大都市，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其他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总部都放在上海，使得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其他城市的功能。像苏锡常等邻近城市处于上海都市圈的紧密圈内，必然要受到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阴影效应”的影响。另一种原因可能与统计因素有关，因为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在海关进出口当中可能会被重复计算，从而放大了其对其他城市的“阴影效应”。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城市的制造业能否得到良好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人才的吸引、积累和利用的程度。这里所统计的生产性服务业，既包括交通运输和商贸流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又包括金融服务、各种中介服务（包括咨询、律师、会计、物流、科技等）和信息服务等现代知识人才密集型行业。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长三角新兴生产性服务业的增加值贡献、吸纳就业能力、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劳动生产率等各项指标，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均呈现上升态势。与发达国家城市比较，虽然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规模偏低，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等众多指标还是较高的。

另外，我们还发现，虽然长三角制造业相对发达，但除了传统的物流运输之外，制造业企业对其他生产性服务的需求很有限，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分化远未完成。不少城市的本地生产性服务，特别是会计、审计等专业服务的整体水平还不高，有资质的企业并不多，人才相对缺乏。甚至不少城市被调查的企业在法律、会计、审计、管理咨询等方面的支出加起来平均占销售额的比例不到1%。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在这些生产性服务方面的支出较高，但它们所选择的提供这些生产性服务的企业不是本地的。内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这些生产性服务的支出构成了本地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本地生产性服务的供给能力不足，严重压抑了制造业企业对生产性服务的需求。

当然，我们还应当看到，长三角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尤其是不少城市以内资民营制造业为主的制造业结构，不仅为未来长三角服务业空间布局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且同时也为未来长三角发展本地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潜在的巨大需求。如果本地的生产性服务企业意识到这些潜在的机会，并且能够主动地与实力雄厚的制造业企业结成战略联盟，提高自己的专业服务水平，成为“制造”的专业生产性服务商，不仅能够更好地优化长三角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而且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因为我们知道，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有三种截然不同的关系（刘志彪，2006）。

第一种关系类似于客户-供应商关系。许多服务业是经由制造业（或服务业）的企业将其内部服务活动分化出来后才出现的。这种类型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如果当地制造业不发达，那么对服务的需求也会很有限，虽然服务业的企业也会购买劳务，但是许多服务业的主要营业额来自制造业的需求；第二层含义是，一个地区制造业的结构会影响到服务需求的形式和数量以及这些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如果缺少先进和具有远见的制造业企业，服务业就失去了自下而上的产业基础。

第二种关系是服务依附在制造性商品之上，即一项制造性商品出售的同时也创造了相关服务的需求。当一个地区的制造企业在国内或国际市场获得成功时，它会协助该地区服务业开拓该地区之外的市场。该地区服务企业所提供的服务有可能（或感觉上）比较具有成本效益，因为该地区服务企业可能对该特定种类的制造性商品比较熟悉或曾有接触经验，并且制造企业通常会积极寻求来自生产地服务企业的帮助。

第三种关系是制造性商品的销售依附于服务，即当服务业出售比如工程或管理顾问等服务时，能够顺便引导客户对设备和其他相关制造性商品的需求，比如成功的跨地区的服务企业可能因此而提升该地区制造性商品的销售量。

以上三种依存关系在强度和持久力方面并不相同。第一种关系是必要的一种，而另外两种关系的重要性及持久力则有所差别。比如，当制造性商品和相关服务之间的技术可以相辅相成，或是同时采购两者较为方便省事时，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最为密切。而制造性商品和劳务间的依附关系最强的时候，多半发生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经历变革的初期。若客户越来越内行而且挑剔，他们就会认为来自某一地区的服务企业未必只能服务该地区的产业，除非该项产品很复杂，且其商品和服务间的技术关系很密切。不过，捷足先登的优势经常是由制造业和服务业携手创造的，这种优势即使当两大产业间的关系消退淡化时，仍可以为一些服务业带来好处。由于生产性服务业对成本比较不敏感而对技术知识高度敏感，因此把它们配置在高度发达的城市，既可以有效利用城市的生产要素，也可以发挥城市对周边地区制造业的辐射功能，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应该看到，城市的周边地区往往集中配置了大量的制造业，这些制造业集群起着降低制造成本和对生产性服务业产生强大需求的作用。长三角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结果，正好说明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互依赖关系，尽管它们在空间上可能是有一定的分离的。当然，服务业协调长三角生产力空间布局的优化程度，无疑要受到制造业空间布局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