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研究总论

1.1 技术创新研究综述

技术创新理论的起源与发展遵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呈现出历史化、社会化的递进的发展过程。从创新思想的提出，到技术创新理论的创立与发展，都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实践的不断演变。在科技水平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化进程，涉及创新主体、制度组织、思维理念、科学技术知识等各类要素，它们在本质上都与技术创新存在联系。可以说技术创新是各类创新的起源，同时也是各类创新的终极目标，是实践中创新的物化形式与本质意义。

1.国际上技术创新的主流观点

（1）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技术创新萌芽

学术界一致认为：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最先将创新作为理论性问题提出，并将“创新”纳入经济学范畴，从而对创新理论做出了系统化阐述。但是，如果把“创新”放到人类生产力发展历史中进行考察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熊彼特之前，马克思在他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运用哲学视角对“创新”进行了探索与总结。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创新”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相联系，他的理论主要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创新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两个方面对创新进行总结。劳动实践是创新的本源。马克思认为“创新”思想起源于人类的劳动实践，在《资本论》中，他给劳动下了一个定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

在具体的劳动中，印象在控制着劳动行为与结果，也就是说在劳动还没有开始前，劳动所达到的目的已经在行为者的大脑里作为一个观念存在着。和动物相比，人类在劳动实践中把身上所特有的自为性、自由性与自创性完全地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关于人类实践劳动是创新本源的观点从本质上揭示了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创新”属性。

创新与人类社会（资本主义）发展存在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中阐述了创新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创新活动，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创新可以物化为人类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工具的改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在欧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过程中，蒸汽机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通航、铁路的通行等，都是在人类劳动创新实践中实现的。新兴的资产阶级正是通过科学思想与劳动技术的不断创新才取得了今天人类发展的巨大文明成果。

（2）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

在熊彼特创新思想提出之前，一些西方学者在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定背景条件下，把“创新”看作一项纯技术化的活动，技术发明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当时的人们把科技商品化视为科技发展的自然延伸，把它理解为一个单纯的技术而非经济化的过程。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后人在回顾工业革命时代会想起哈格里夫斯、詹姆斯·瓦特这样的科技发明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将科技发明成功推广到市场的企业家。

技术创新是从“创新”的概念中分支出来的，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阐述的创新仅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或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从而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熊彼特列举了技术创新的一些表现形式，但没有对技术创新内涵给出明确的界定。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受到了现代经济学、管理学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此后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对技术创新进行了阐述。伊诺思（1962）首次直接明确地给技术创新下了定义，他认为技术创新是几种行为综合的结果，具体包括发明的选择、资本的投入、组织的建立、计划的制订、人员的招聘和市场的开辟。著名学者弗里曼从经济学角度提出“技术创新是技术的、工艺的和商业化的全过程”，认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

（3）西方学者对技术创新理论的完善

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与科技发展的特定背景下，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内容算得上十分丰富了。他的理论包含了技术化创新和非技术化企业组织创新，但是，他本人并没有对技术创新的内在本质做一个完整、系统化的研究。因此，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在后来的西方学者眼中是不完善的。熊彼特去世以后，熊彼特理论的追随者们开始对熊彼特的创新思想进行不断的完善与总结。

美国国会图书馆研究部认为技术创新是一个从新产品或新工艺设想的产生到市场应用的完整过程，整个过程包括新设想产生、研究、开发、商业化生产到扩散等一系列活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缪尔塞在搜集了300余篇相关论文后，较为系统地对有关技术创新概念和定义上的多种观点和表述进行了整理分析，认为技术创新的界定接近于这样的表述：技术创新可以表述为一种新思想和非连续性的技术活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成实际和成功应用的程序。在此基础上，缪尔塞的定义突出了技术创新非常规性、非连续性和新颖性等特征，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技术创新的实质和特征。

2.国内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研究综述

与国外相比，我国对于技术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党中央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随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者才有了关于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理论界对技术创新理论的研究进入实质性的深化阶段，产生了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研究国有企业体制僵化、技术落后、创新不足等问题的成果。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召开以后，关于科技创新的研究逐渐增多，以傅家骥、刘厚俊、许庆瑞、柳卸林、江应洛、吴贵生、魏江、王秋菊等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开始了深入研究。

但总体而言，我国企业技术创新方面的理论研究，特别是针对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系统研究正处在发展阶段。

（1）技术创新概念的理解

我国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突出代表是厉以宁引入了国外技术创新的概念和模型，建立了兼顾中国经济社会以及企业特点的技术创新理论、方法及模型。

科技创新的概念最早是由陈劲（1994）在《科研管理》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及的，他认为科技创新是“从技术引进到科技创新的学习模式”。这里的科技创新实质是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后的再创新。

在此后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对技术创新的理解进一步深化，从单纯的科技领域扩展到管理、市场等方面。清华大学教授傅家冀对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解释：“技术创新是经济行为，它是科技成果商业化的过程，始于研发但终于市场实现，不断地扩散溢出获得经济效益。”谢燮正对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的“如果科技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的论述进行了分析，认为科技创新不仅涉及技术领域，而且包括组织管理创新。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对技术创新作了系统的界定：“技术创新是指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

特别是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召开以后，科技创新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技术创新体系的研究更为系统化。如宋河发、穆荣平、任中保（2006）认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特征是科技性，科技性不仅包括通过努力获取创新产权和创新收益的主动性，还包括控制创新收益的主导性。只有取得科技知识产权的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创新。施培公（1996）认为：科技创新具有技术突破的内生性、技术与市场的率先性、知识和能力支持的内在性等特点。这一观点得到较多引用。

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技术创新的概念，但技术创新是个过程概念，需要系统的界定。从概念属性上来说，技术创新是技术经济学概念，其本质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从手段上来说，技术创新是多组织的系统活动，通过技术的集成融入到组织、制度、管理、销售等全过程。

（2）技术创新主体的研究

谁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对此，国内学者分别从国家、企业以及产业联盟等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各抒己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国家。游光荣、柳卸林（2007）认为，“科技创新”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的背景下提出的概念。“科技”的内涵就是以我为主，最终目的是为我所用，意味着通过控制技术发展的方向来实现创新。张俊杰、朱孔来、王爱玲（2007）认为，科技创新主要是强调创新主体属于国家，要从国家自强、自立和赶超的角度，从克服过分“技术依赖”的角度，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从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角度，从提高我国制造业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吕薇（2007）同样认为，科技创新是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根据企业竞争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以我为主进行研发并产业化。科技创新主体应是国内资本对发展战略具有控制力的企业。

第二种观点认为，企业理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从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首次提出企业是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承担者后，国家层面的文件曾多次明确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李红宇（2007）从技术创新的内涵、世界各国的经验以及目前的趋势分析了为什么要强化企业自主创新的主体地位问题。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在创新方面更为有效，因为它贴近市场、了解市场需求，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商品、通过市场得到回报的要素组合和运行机制。李学勇（2007）则从工业化历史进程、国际竞争态势、提升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以及创新实践的角度，全面地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确立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不应是单一的。如万君康认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不仅包括企业，还包括国家和产业。

（3）影响技术创新的因子研究

影响因子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耦合关系。关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理论，西方经济学有两条轨迹：一条是以新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内生技术论”，认为技术创新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忽视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条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的“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创新对技术创新具有决定作用，但是并不否定技术创新对制度创新的影响。

徐英吉通过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各个方面（产权、公司治理、文化等）的协同关系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验证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协同与企业持续成长的关系。张术丹运用演化博弈分析法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博弈结果是两者同时进行，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唐海滨、聂华林（2011）强调制度创新的作用，指出任何技术创新都是在特定的制度结构和背景下完成的。

通过梳理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关系的文献，我们发现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但得到的结论基本相同，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是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正如戴维斯和诺斯所说：“用于解释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可以分析制度变迁。”

影响因子二：技术创新与政府投入的关系。企业技术创新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紧密相关。伴随着美国硅谷的崛起，产业聚集效应等经济现象的出现，很多学者提出政府投入对技术创新呈正影响。特别是发达国家企业的发展经验表明，依托政府多层次、多类别的投入能不断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力，从而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从已有研究上看，政府投入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于以下几方面：创新环境营造，融资支持，信息引导。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的建设上可为企业提供创新的基础性资源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有力支持。赵国党提出，创新基础环境的优化能够在如地域性稀缺资源、企业核心能力补充和地域差异性政策协同等方面对企业创新产生重要支持作用。创新活动融资难，政府可以借助政策类杠杆促进区域投融资体系建设。闻岳春指出，支持技术创新融资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产业的资本市场是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融资活动发生作用的关键要素。对创新活动而言，重要的不仅是资金投入，更重要的是知识投入，而知识投入与转化的前提是知识资源的流通。孔凡萍提出，知识在企业之间、企业与大学之间及企业同其他创新服务机构之间的自由转移转化是创新得以顺利展开的关键所在，政府可以为之提供环境支撑。

影响因子三：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的影响。随着对技术创新能力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企业文化同样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盛亚（1995）从四个维度出发，对比研究了中国、日本和美国的企业文化，提出了企业文化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杜跃平、王开盛（2007）对比了东方和西方文化差异并研究了这种差异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得出结论：技术想要进步、想要创新、想要快速发展，都和企业文化脱不了干系。陈锋（2009）通过案例研究法，强调了企业家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途径就是推动企业文化的发展。蒋忠东（2012）根据中国国情，分析了企业文化及技术创新能力的关系，并给出了企业发展的建议。

影响因子四：人力资源素质，尤其是领导者素质对技术创新有决定性影响。柳宏志对328家科技型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影响技术创新的六大因素即人力资源素质、科技创新环境、行业竞争态势、营销体系与资金实力、激励制度状况、中介服务水平进行定量分析发现，企业人力资源素质，尤其是领导素质、思维决策与管理水平是影响技术性企业的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