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奇大升指的是什么版本？

奇大升是朝鲜王朝宣祖时期的一位大臣。宣祖二年己巳（1569）六月壬辰，他在文政殿进讲《近思录》第二卷时，提到了《三国志演义》。《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有如下的记载：

奇大升进启曰：“顷日张弼武引见时，传教内‘张飞一声走万军’之语，未见正史，在《三国志衍义》云。此书出来未久，小臣未见之，而或因朋辈间闻之，则甚多妄诞，如天文、地理之书，则或有前隐而后著,史记则初失其传，后难臆度，而敷衍增益，极其怪诞。臣后见其册，实是无赖者裒集杂言，如成古谈，非但杂驳无益，甚害义理，自上偶尔一见，甚为未安。就其中而言之，如董承衣带中诏，及赤壁之战胜处，各以怪诞之事，衍成无稽之言。自上幸恐不知其册根本，故敢启。非但此书，如《楚汉衍义》等书如此类不一，无非害理之甚者也。诗文词华，尚且不关，况《剪灯新话》、《太平广记》等书皆足以误人心志者乎。上知其诬而戒之，则可以切实拾学问之功也。”

又启曰: “正史则治乱存亡俱载,不可不见也。然若徒观文字而不观事迹，则有害也。经书则深奥难解, 史记则事迹不明, 人之厌经而喜事, 举世皆然。故自古儒士，杂驳则易, 精微则难矣。《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 校书馆私给材料, 至于刻板, 有识之人, 莫不痛心, 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 闾巷之间, 争相印见, 其男女会淫神怪不经之说, 亦多有之矣。《三国志演义》则怪诞如是, 而至于印出, 其时之人岂不无识。观其文字亦皆常谈, 只见怪僻而已。”

这个《三国志演义》指的是什么版本呢？

需要辨明的是两个问题：（一）奇大升指的是中国的版本，还是朝鲜的版本？（二）如果指的是朝鲜的版本，那么，指的是翻刻本，还是铜活字本？

首先，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三国志演义》，不是指在中国刊行的版本，而是指在朝鲜境内刊印的版本^[10]。朴在渊教授原来也持这一看法^[11]。

有的学者则持另外的见解。例如，柳铎一教授认为，那是指从中国传来的版本；另外，他还认为，“其时之人”是指其时中国之人^[12]。在学术研讨会议上，也曾有其他的学者在发言中提出了和柳铎一教授相同的见解^[13]。

奇大升的话语中有三处值得推敲：一曰“此书出来未久”，二曰“《剪灯新话》鄙亵可愕之甚者, 校书馆私给材料, 至于刻板，有识之人, 莫不痛心, 或欲去其板本而因循至今, 闾巷之间, 争相印见”，三曰“《三国志演义》则怪诞如是, 而至于印出, 其时之人岂不无识”。

在这三处的文字中，有三个词汇起了贯穿的作用，即“出来”、“印见”和“印出”；另有两个词汇起着对比的作用，即“有识”和“无识”。

依照我们的理解，第一，“出来”是指在朝鲜境内印出来，而不是指从中国境内印出来。柳铎一教授论文的标题用了“传来”两个字，说的正是从中国“传来”的版本。一个是“出来”，一个是“传来”，泾渭分明。第二，“印出”和“印见”说的是朝鲜境内之事。这两个词语指的是《剪灯新话》，而《剪灯新话》正是在朝鲜境内“刻板”“印见”的。同样，《三国志演义》也应是在朝鲜境内“印出”，而非“传来”的。第三，从上下文看，“其时之人”被责为“无识”，是因为“印出”了“怪诞”的《三国志演义》。第四，“有识之人”是指反对“刻板”“印见”《剪灯新话》之人。“其时之人岂不无识”，指的也是朝鲜境内印制《三国志演义》的出版者，而不是指在中国境内创作和出版《三国志演义》之人。语义显豁，没有必要另作解释。

最值得注意的是“此书出来未久”一句。奇大升的进讲发生于宣祖二年（隆庆三年，1569）六月。他提到的《三国志演义》在朝鲜境内印出的时间应在此前的不久。而《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岁在丁卯，耽罗开刊”的记载，恰恰与此相符：丁卯即明宗二十二年、隆庆元年（1567），这时，翻刻本的印出，离奇大升的进讲只有两年多的时间。

而铜活字本何时印出，目前学术界尚没有查考出确切的、具体的时间。

我们认为，铜活字本的底本既不是嘉靖壬午本，也不是周曰校刊本甲本，而可能是一个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属于同一系统，大约和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甲本同时或略早的某版本。

这样，奇大升所说的《三国志演义》的指向就有了三种可能：（1）翻刻本，（2）铜活字本，（3）另外一个未知的版本。我们认为，（1）的可能性最大，（3）的可能性最小。

有的学者（包括朴在渊教授的新见解）认为翻刻本的“丁卯”指的不是隆庆元年（1567），而是天启七年（1627），因而否认奇大升所说的《三国志演义》是指朝鲜翻刻本。

这个意见值得商榷。有的学者的主要论据是“壬辰倭乱”前后的区分（壬辰是万历二十年，1592），以为在“壬辰倭乱”之前，社会动乱，不可能有出版《三国志演义》的朝鲜翻刻本的条件。

但用这个区分作为论据是没有说服力的。这牵涉这样的问题：在“壬辰倭乱”之前，在济州岛（这是《三国志演义》朝鲜翻刻本刊印的地点），或在朝鲜境内其他地方，有没有刊印书籍的可能？若要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就应跳出抽象的层面，进入具体的范畴。只有举出实例，方有强烈的说服力。

现在朝鲜铜活字本的发现，证明了不能以“壬辰倭乱”前后的划分作为主要的论据来讨论《三国志演义》版本在朝鲜境内刊印的问题。因为铜活字本的出版时间可以肯定是在“壬辰倭乱”之前。

更何况“丁卯”不可能是天启。因为周曰校刊本乙本（万历十九年，1591）那时早已问世。与甲本相比，乙本增加了240幅图像。这个重要的因素，迫使甲本退出了竞争激烈的图书销售市场。时至今日，保存在国内外的乙本和丙本有六种之多^[14]，而甲本只有一种，且仅残存三卷^[15]。这从侧面说明，在万历十九年之后，在图书销售市场上，周曰校刊本乙本已经抢了甲本的生意，风头盖过了甲本。因此，这时周曰校刊本甲本从中国传入朝鲜的几率很小。

朴在渊教授在文中介绍了韩国古文献学家朴彻庠先生的意见：“认为从现存朝鲜刻本的纸张和版式来看，难以断定此书为1569年以前的版本。”^[16]

我们对朝鲜印刷史上的纸张问题和版式问题缺乏感性的认识，更缺乏深入的研究，暂时无法对朴彻庠先生的看法发表具体的意见。但我们注意到，朴在渊教授在《关于新发现的朝鲜翻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文中曾引述韩国古书商、版本学家李谦鲁先生的话说，“从纸张、字体、版式判断，此刊本是壬辰抗倭战争以前刊印的”，并表示“同意此判断”。同样是韩国学者，一位是“古文献学家”，一位是“版本学家”，同样是从纸张、版式着眼，结论却南辕北辙，使人无所适从。依我们看，朴李二位专家的说法似过于抽象，要真正解决问题恐怕还需要进一步举出具体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