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审慎价值视野下的生活质量研究

功利主义视野中的生活质量研究出发点建立在实际欲望的基础上，以效用的满足为基本评估方法，忽视了如果人们全部知情的话，他们欲望满足的那些内容。正如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居民，缺少教育，很少与外界社会接触，他们的欲望只停留在他所感知的生活期待上，很容易形成对固有生活的良好感知，因此这种欲望是在没有充分了解各方面情况前提下的一种表面上的欲望。审慎价值视野中的生活质量研究正是从知情欲望的角度思考如何获得更加美好的生活状态的。如果说生活质量是一种美好的生活状态或良好的生活条件的话，那么审慎价值就是那些如何能够获得这种美好生活状态或生活条件的内容。审慎价值是由格里芬（Griffin, 1986, 1996）首先创立并经奇兹尔巴什（Qizilbash, 1997a, 1997b, 1998）得到发展，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价值，其基本理念就在于使人类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格里芬是美国籍哲学家，1996～2000年曾经在牛津大学哲学系工作。他对生活质量的建构源于1986年他对三个主流生活质量理论的批判。第一个是享乐主义（hedonism），也可将之简化为快乐、精神状态或感受；第二个是优先主义（preferentialism），将生活质量视为个体的偏好或欲望的满意程度；第三个是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将生活质量视为一种理性生活形式的实现。格里芬的生活质量理论就是在这三个理论，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讲到的相关生活质量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后的结果；其将欲望实现的过程用是否具有价值进行评估，这个评估的过程具有反身性。正是基于此，格里芬提出了基于审慎价值的生活质量清单。

格里芬认为，审慎价值不同于道德价值或审美价值，特定的审慎价值是被人类所共享的，这些价值的认知对于我们将彼此视为人类是非常重要的（Qizilbash, 1996）。格里芬所提出的审慎价值理论中，“知情欲望”这个概念非常关键，生活质量的高低就取决于欲望实现的程度。就像马斯洛提出的五个需求层次理论一样，人的需求层次从低到高，高层次需求的实现也相应地包含低层次内容的满足。格里芬的欲望也是分为不同层次的，从低到高分别是“本地欲望”（Griffin, 1986）或“一阶欲望”、“二阶欲望”、“高阶欲望”和“全球欲望”（Griffin, 1986）。格里芬还提出了一个反身性的概念，这在他的生活质量清单里面也非常重要，反身性（reflexivity）指涉生活质量的重要前提或者一种能力，没有它生活质量的概念就不能被充分地应用于对人们生活的评价。只有基于这样的知情欲望，生活质量的评估才能反映个体自我生活的合理审慎价值评价或内在经验的价值（Blanc, Boyer, Le Coz et al. , 2014）。

格里芬列出了在生活中能够变得“美好”的清单，就是审慎价值本身。“审慎”是一个技术特征，用来形容与美好生活、幸福感或利益攸关的价值，这种价值与一般的道德价值或审美价值有所区别。其所列出的审慎价值条目如下（Griffin, 1996: 29-30; Qizilbash, 1996）：①自我实现；②特有人类存在的组成，具体包括能动作用、自治、自由、使人行动的基本能力（四肢和意识可以工作、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的物质商品、远离巨大的痛苦和焦虑）；③理解力，包括自知之明，关于世界的知识，和现实保持接触，远离混沌、无知和错误；④快乐，包括全面的快乐、日常生活情景和欣赏美景；⑤深层个人关系——“深层的、可信的、互惠的亲朋好友关系……帮助丰满和完善生活”。

在以上条目中，只有②和④所包含的是核心价值，其他条目都是非核心价值，但这些条目有助于使生活变得更好。格里芬认为以上条目中，人们可能会认为有的项目会比其他项目更为重要。在《评丹·伯罗克的〈保健和医学伦理学领域的生活质量测量〉》一文中，格里芬指出，幸福和自主是最基本的审慎价值，像功能、欲望实现只是实现审慎价值的手段，而不是基本审慎价值。他进一步解释到，欲望被实现的状态并不具有价值，而欲望的实现本身是一种审慎价值，因为在实现欲望过程中所产生的挫折、自夸或自主都与实体价值有关。格里芬的审慎价值清单，是由文化界定的并可随时修正的、通过经验详述的，以及具有理性批判性，这些项目让我们明白哪些可以在真正意义上提升或者降低生活质量（格里芬，2008: 142～443）。

奇兹尔巴什（Qizilbash, 1997）认为如果我们想在幸福感清单中包括一些必要的条件，那么非常值得将这些条件列出来。于是，奇兹尔巴什对格里芬的审慎价值条目进行了修正，其所提出的审慎价值的清单如下所示（Qizilbash, 1998: 67; 1996）：①营养、健康、干净的居住环境、休息和最低限度的安全；②特定的至少是基本的智力和生理能力以及读写能力；③自尊和理想的特定层次；④快乐（enjoyment）；⑤自治或自我决定（“积极的自由”）; ⑥自由（消极的自由）; ⑦理解力；⑧和他人的突出关系以及参与社会生活；⑨自我实现。这些条目是在格里芬基础上发展的，比起格里芬所给出的项目更加清晰、兼容及全面。以上审慎价值条目更多体现的是本质性的而非工具性价值，例如①和②体现为工具性价值，被视为基本需求，③有助于某些特定价值的实现。按照泰勒（Taylor, 2013）的观点，本质性的项目是可以直接使之成为生活质量的内容，而工具性的项目例如健康的获得和住所的提供等可以间接地使人们提高教育水平从而提高生活技能，最后到达提升生活质量的终点。

实际欲望可以通过询问或者观察得到，计算方法也比较清晰，而知情欲望所确立的“美好人类生活”则很难从经验世界中获得，而且格里芬还提出了相应的不同层次的欲望，级别越高越难以观测，还存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叠加的问题。如要形成一个知情欲望的框架，菲利普斯认为，要么从识别完好知情欲望的经验案例中进行实证归纳，要么在一个规范的知情欲望理论中构建一套规则以进行识别（Phillips, 2006: 71）。这就是审慎价值构建中的两个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和自上而下的方法。自下而上的方法，更多地从人们体验到幸福的事情来进行归纳，功利主义视野的方法，以及下面的能力主义视野的方法基本就可以被归纳进来。而自上而下的方法则根据我们对那些影响生活质量的审慎价值内容进行判断，在定义中进行推理演绎。罗尔斯就持这个观点，他认为符合人们美好生活的事情取决于多好地与生活规划相符，并被审慎价值的原则选择（Rawls, 1999）。我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共识性的价值框架，是因为它不是根据我们欲望的对象确定存在的价值，而是根据我们欲望的对象实际存在的价值（Scanlon, 1993: 185-207）。

问题在于，对于什么会使生活变得更好或有价值是不易达成共识的，例如一些持有宗教信仰的人认为人类的存在就是为了赎罪和将来生活得更好而受苦（西塞尔拉·博克，2008: 218），这些观点与平常人对美好生活框架的感知相去甚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文化、不同的民族种族，人们对知情欲望的指标判断可能都不一样，对核心指标的期待也完全不一样，在他人的知情欲望框架经验中进行归纳也会出现人群样本选择偏倚的情况。因此，格里芬和奇兹尔巴什在建构他们的审慎价值理论时，指出了选择这些指标的方法和原则。

格里芬承认他所提供的审慎价值项目是由文化界定的并可随时修正，但他指出审慎价值将会引领我们成为某种类型，且共享的人类价值将会或者应该引导这些类型拥有某种相似性（Phillips, 2006）。奇兹尔巴什认为，一个更加快捷的接近审慎价值的方式也许是考察特有的人类生活本质，以及作为人类相互理解的背景。在这里，“相互理解”实现了将以个体为中心的方法转移到一个更加和维特根斯坦命题相关联的主体间性的方法。促进相互理解的共享人类价值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一些基础层面上，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暗含着共享价值的基石（Qizilbash, 1997a: 263）。菲利普斯指出这些共享价值被认为是核心审慎价值以及实现人类生活更加美好的价值（Phillips, 2006: 73）。

菲利普斯认为寻求良好知情人们的实际欲望是充满困难的，关于良好知情人们的欲望应当是什么也不能达成一致（Phillips, 2006: 71）。什么是正确的理念稳固地存在于道德规范和道德理论之中，并高度涉及生活质量的讨论，但它们是特别困难和复杂的领域。重要的是，在良好知情人们之中也存在争辩，它们是概念抽象的最高层次。因此，菲利普斯指出当前的任务是陈述，什么才是合适的良好知情人们的欲望（Phillips, 2006:72）。

格里芬（Griffin, 1986; 1996）和奇兹尔巴什（Qizilbash, 1997a;1997b; 1998）所阐述的审慎价值项目为预测美好生活、构建幸福生活的理论基石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克服了实际欲望的有关缺陷，实现了生活质量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变，从本质上一维的、个体主义的和原子化的功利主义方法转向一个本质上多维的、社会的和主体间性的审慎价值评议方法。效用主义计算无疑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它有着清晰的和直觉容易掌握的优点。审慎价值计算是非常复杂的，但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清单里面的项目如何排序和如何进行复合性计算都相对比较复杂。菲利普斯指出审慎价值的重要优点在于，它是与生活质量相关的价值复杂性的合理替代，包括“生活中的较高层次的内容”或格里芬所称的“特别重要的价值”——这在功利主义视野下的生活质量项目中是匮乏的（Phillips, 2006: 80）。但审慎价值比功利主义更加复杂，且容易被指责为道德强制的或至少是损害自治性的。

审慎价值虽然在生活质量的理论建构方面做出了哲学思考和较大贡献，但也存在一些争议性的问题。首先，是关于生活质量如何进行有效评估的问题。格里芬和奇兹尔巴什所提出的生活质量项目是多维的、相互独立的，如何进行指标的赋权并进行有效评估是通过审慎价值分析生活质量的核心问题。奇兹尔巴什（Qizilbash, 1998）提出通过“成分复合”的方法来实现项目之间的复合。由复合论随之而起的基础问题是，在这样不等审慎价值的基础上是不是存在创造一个总的幸福排序的可能性（Qizil bash, 1997b: 2013）。奇兹尔巴什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利用审慎价值指标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评价（Qizilbash, 1997）。选取的审慎价值指标有人均消费、婴幼儿死亡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政治权利指数和公民权利指数。然后对每个国家在这些指标上的得分进行了排序，这些排序再加总后给每个国家赋予一个总的分数。问题在于，哪些指标更为重要、被赋予多大的权重、这些指标的复合是否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等，这些都是奇兹尔巴什等人在提出的过程无法考虑到的问题。

其次，关于人类美好生活的社会想象无法在客观世界中进行科学证实。格里芬将共享的人类价值理念视为产生某种相似审慎价值项目的“敲门砖”，且如果都是知情的或者具有足够理解力的话也将产生相对相似的项目（Qizilbash, 1998: 65）。奇兹尔巴什声称，通过审慎价值评议所产生的不同的审慎价值项目不会受到文化特殊性的影响，人类美好生活的目标是独立于文化、社会或阶级背景的（Qizilbash, 1998: 70）。需要人们对美好生活产生相对客观的共同愿景和期待，但这在实际生活中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并最终使得审慎价值的核心项目很难达成一致（Phillips, 2006: 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