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前生活质量研究中的方法论之争

指数合成法，即构建单一指数比较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标准化评分法、无量纲法、综合评分法等。因素分解法，即通过回归分析法寻找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末级指标。两种分析方法都涉及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互相作用的机制，但如何处理相互作用的机制则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前者是为了评价和比较各时期或各地区的发展状况，而后者则是为了能从更深层次上反映各指标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揭示指标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规律，从而达到认识社会现象的目的。指数合成法更适合于政策研究与政策评估，因素分解法更适合于学术研究与学理探索。

（一）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互相作用机制

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目前的研究主要将其概括为客观的和主观的两个方面（贺春临、周长城，2002）：一是侧重于客观生活条件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生活水平研究；二是侧重于人们主观福利的美国生活质量研究。我国的生活质量研究开始是以客观指标为主的。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联合举办的社会经济指标研究班，首次系统地将国外社会指标介绍到我国，为我国建立社会指标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朱华，2009）。就是在这个研究班的影响之下，我国各党政机构、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展开了社会指标问题的研究，其他包括人口、劳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客观指标。由于长期以来，统计部门主要统计的是经济指标，所以社会指标的历时性数据非常缺乏，无法进行全面的社会指标体系构建和评估。在这个阶段，生活质量指标也是作为社会指标的核心内容体现出来的，对生活条件的测量也就意味着对生活质量的测量。从某种程度上讲，早期的生活质量还基本定位在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社会指标的研究上。

尽管我国在社会指标研究方面起步比较晚，但发展迅速，大体经历了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阶段。1988年前，侧重于社会指标及社会指标体系建立的理论问题研究，其突出特点是：注重社会指标概念的开发、社会指标体系范围的确定、指标体系框架及各指标之间的联系与衔接等问题（袁方等，1995: 24）。1988年后，研究重点转移到应用研究上，其代表性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国家统计局等单位主持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的“七五”攻关课题。他们采用居民消费、收入、吃、住、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和物价指数等12个客观指标（吴寒光，1991: 160）。1987年，在进行社会发展水平的比较和评价时，采用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物价、劳保、福利、环境保护等15个指标测量各地区的生活质量差异和水平（吴寒光，1991: 192）。1992年，在进行全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研究时，将上述指标增加到23个，新增指标如通信、文化支出、“三废”处理率、生活消费品人均指标等，仍然强调影响生活质量的客观物质和条件（朱庆芳，1992a）。在这个阶段，这些学者先后通过各种方式建构指标体系评估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社会指标的运用使得生活质量评价更加定量化、科学化。在指标使用上也开始从客观指标向主观指标转移，从客观指标向主观、客观指标相结合上转移。如1987年，上海科委等单位组织的“社会、经济、科技指标体系研究”课题组和“上海统计改革研究”课题组所提出的社会指标方案中已将部分主观指标纳入生活质量研究之中（转引自林南、卢汉龙，1987）。此外，美籍社会学家林南还在天津市开展了一项大型主观生活质量的专题调查，满意度指标涉及工作、劳动形式和强度、工作环境和条件、职业的社会声望、工作的社会贡献、工作技术的复杂性、工作单位地点的远近、工作给予的权力、工资收入、工作的福利待遇、工作晋级和提升的机会、身体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同事关系、和领导的关系、朋友交往、家庭生活、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住房情况、居住环境、业余生活、邻里关系5大因素22个具体指标（林南、王玲、潘允康等，1989）。

在我国生活质量研究进入持续增长阶段的时候，和国外发展阶段上的相关议题一样，有关采用主客观指标的方法论之争就相伴始终。沃瑟曼等人的研究选择了美国41个城市，对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主观指标原则上是由客观指标决定的，例如，对个人财产安全的看法与一个地区的个人财产犯罪率相关（袁方等，1995: 46）。一般来说，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没有太多的关联，且相关强度非常微弱。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主观指标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受到客观指标的影响的，尤其是在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效应更加明显。在学理层面人们已经基本就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之间的整合达成共识。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充分地反映生活质量的动态变化。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欧洲社会指标体系和加拿大的社会凝聚指标体系等在实现客观测量与主观测量的结合方面做出了比较有益的探索。

关于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有机结合的研究，在我国近些年来的生活质量研究之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但很多研究，包括研究综述都没有具体区分这些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的来源及具体用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早期的社会指标研究，实际上就是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处理以后，经过一系列的统计方法或专家咨询法取得权重，然后形成最后的综合指数以评价各个时期或各个地区的研究。实际上，社会学常用的生活质量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因素分解的方法，是用来分析社会的基本结构之用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论体现的却是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两种方法论有其共同点，但也有许多不同点。两种方法论实则都希望克服在研究中遇到的用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单独测量的问题，并希望在研究中同时建立起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互作用机制的模型。

（二）生活质量研究中的指数合成法发生机制

指数合成法形成的机理在于，首先通过统计年鉴或者各级政府等权威机构获取客观状况的指标数据来源，然后再通过问卷调查或其他量表形式获得反映人们主观状况的指标，然后再设定一定的权重进行分别加权，最后得到一个合成的综合数值。目前，构建单一指数比较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有综合指数法、标准化评分法、无量纲法、综合评分法等。指数合成的生活质量研究方法，为全面评价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通过若干有代表性的指标经过复合加权而得到的总指数成为评价各时期或各地区发展的基准，成为检验经济社会运行的“晴雨表”，预测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实际上，生活质量概念的多样性和各领域的不可比较使得不管在个体层面还是在群体层面都很难构造一个总的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数。生活质量的差异和变化必须在每一个主要成分上进行评估，将所有成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评价必将忽略不同具体成分的差异和变化。并且，被社会发展程度决定的生活质量评估指标永远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罗萍、姜星莉，2002）。其内在的方法局限性体现在：第一，合成指数将若干指标压缩成一个综合值，这一方面损失了原有指标的大量信息，另一方面也使其结果变得更为抽象。因而有时难以解释其实际的社会经济意义。第二，由于社会经济现象本身具有复杂的、多维度的性质，用一个抽象的合成值难以真实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全貌。第三，在指数的合成方法上，没有普遍认可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在各指标的权数分配上，缺乏统一的科学定量标准。这无疑会降低指数的信度，从而限制其具体应用（袁方等，1995: 203）。

此外，针对指数合成法，无论是客观指标还是主观指标，其在指标的筛选和权重的确立上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任何一项生活质量指数的评估都针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文化，因此，在具体评价人们的生活质量时，不应简单照搬某个综合指数，而应根据本社会的区域特点或不同的研究对象，选择能反映本区域实际发展状况的生活质量指标或用不同研究对象的生活质量指标构造具体的评价指数。

但这样也存在问题，因为不仅研究结果之间无法直接进行比较，就连研究者之间也无法直接进行对话。在某些情况下，我们也应该形成一批稳定不变的评估指标体系，这样既可以进行时间上的横向比较，也可以进行国家之间的比较。国际上通用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人类发展指数、《国际生活》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欧洲生活质量量表及其权重的确立都是根据许多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建立起来的，具有普适性。而我国未形成若干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指标体系，可能主要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一方面，同一指标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进程中存在不同的重要性，即使在同一地区，指标之间的贡献度也大不一样；另一方面，各项指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重要性。这样，在指数合成过程中，得出的研究结论差异很大甚至是相互矛盾，对其研究结论只能看是否与实际生活相符。

指数合成法在统计学和管理学研究中比较常用，研究者主要通过综合指数进行绩效考评以监测经济社会的发展。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中，因素分解法比较常用，主要是发现指标之间的结构关系。因素分解法形成的机理在于，为了在研究中同时考察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相互作用机制的模型，往往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分别获取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数据，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聚类或者提炼，通过回归法找出影响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两种研究方法所使用的客观指标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议，但主观指标争议较大，因为主观评价是基于一定的参照框架进行的，这一框架因人而异，并受其经验以及对处于某种条件下个人可能的或典型的状态的判断所影响（王凯、周长城，2004）。两种测量方法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研究目的，指数合成法需要在研究的时候就明确哪些指标比较重要，然后再进行加权；而因素分解法在研究的时候往往通过统计的手段找出哪些指标最能影响到生活质量，从而加以改善和提高。

（三）生活质量研究中的因素分析法发生机制

为了实现主观评价指标与客观评价指标的有机耦合，陈义平认为，可以重新设计一种尺度，既可以测量被访者在某一变量上赖以评价的参照标准，还可以测量人们对生活的需求程度。这样，主客评价指标不仅耦合在一起，而且互相之间的作用机制及被访者自身对生活质量的评价方式也能被清晰地表露出来，增强对生活质量高低的解释力（陈义平，1999）。其主要思路为：①客观评价指标位于模型的源头，是产生领域满意度和主观评价之本；②在考虑中介主观评价指标对主观感受（满意度）的作用后，客观评价指标对主观感受的直接作用可以被忽略；③主观评价指标除受客观评价指标的制约外，还受参照标准、人口特征等诸因素的影响（罗萍，2000）。因此，主观评价指标既实现了对客观评价指标的间接反映，又在一定程度上将具有参考意义的中介评价指标纳入进来。不过，在没有广泛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实现这一机理的研究时期，学者们对这种研究思路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思想快于方法的现实条件制约。

上述方法实现了“三位一体”的测量方式，一方面，通过对客观变量的测量了解了个体的实际情况，而且通过对参照变量的测量了解了个体的参照标准或期望标准，还通过个体将自身的参照标准或期望标准与实际情况对照了解了个体的满意度。也就是说，它能为我们研究生活质量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依据。另一方面，这种通过中介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的方法在现实中找不到合理的统计学依据，因为调查数据是在同一时间点进行采集的，很多时候只能是一种关联机制的假说，不能对其因果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推断。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在1987～1990年进行了一次生活质量的主观、客观指标的作用机制研究，对生活质量和主客观指标的关系、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被调查者人口特征和参照标准对主观指标的影响等数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形成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卢淑华、韦鲁英，1992），该模型大大提高了对生活质量的解释力。其主要思路不是将主观评价作为对客观事实的简单概括和综合，而是将中介主观评价指标建立在客观指标的基础上，客观指标通过中介主观评价指标作用于满意度。这样，中介主观评价指标本身不仅受参照标准的影响，而且参照标准也受到人口特征的影响，所以中介主观评价指标集主客观二重性后最终影响满意度。这样，通过设置中介评价指标和忽略客观指标对满意度的直接作用力而建立了三级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理论模型。在研究中，之所以使用逐步回归方法，就是为了可以筛选出较为重要的、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并将潜在的因果关系和权重关系分别通过回归方法和标准化回归系数体现出来。这就是因素分解法使用的分析方法。

与卢淑华、韦鲁英（1992）的研究方法如出一辙的是，风笑天、易松国（2000）利用1995年在武汉市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社会调查资料，通过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逐步回归测量寻找那些影响家庭生活质量的因素。他们的研究不仅设计了诸如家庭收入、家庭伙食消费、住房面积、住房设施、家庭物质生活设备、家庭精神生活设备、报纸杂志数、家务劳动时间这样的客观评价指标，还设计了对住房状况、邻里关系、家庭成员关系、婚姻生活、闲暇生活等方面的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指标。然后，还根据以往研究的某些结论，特别设计了进行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参照指标，也就是中介指标。

以上两项研究和以往的研究不同的是，他们都采用群体层面的研究方式而非个体层面的研究方法。主流的生活质量研究都以个人作为分析的单位，讨论的中心都是社会中的个人。因此，用个体这样微观层面的测量方式来研究家庭生活质量这样中观层面的内容，会有层次谬误的嫌疑。因为在分析生活质量的时候，决定效用和实际效用分别代表着不同的意义。夏国美（1999）认为，从生活质量概念的提出，到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历史，我们都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它起源于并首先发展于西方发达国家。这一事实给了我国学者某种启示：生活质量研究中“个人本位”的出发点，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传统紧密相连的。对于中国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浓厚的“家本位”现实来说，“家庭生活质量”或许是同样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概念，以及同样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研究领域（风笑天、易松国，2000）。问题是，用个体的访问来获取“家庭生活质量”的方法是否可行？这里考虑的到底是个体想象中的“家庭生活质量”抑或是家庭成员对“家庭生活质量”的共同感觉？因为一个家庭是由很多个体组成的，用这种部分个体的感受来了解“家庭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值得推敲。事实上，“婚姻满意度”和“居住满意度”本身就和“家庭生活质量”有着十分强烈的相关性。因此，这种分析方法对中国“家本位”的考察并没有产生出和西方社会生活质量研究的实质性区别。风笑天、易松国（2000）指出，在评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时，家庭生活满意度的指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又构成了家庭生活满意度的重中之重。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婚姻是维系家庭的纽带和桥梁，也是家庭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所有的满意度指标中，婚姻关系满意度为何如此重要。此外，男性和女性对满意度的判断会有较大差别，女性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大多要比男性高。这样，家庭生活质量的研究最终以访谈整个家庭成员而不是从个体的方式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此外，主观生活质量的测量必定要以个人为单位，即使考察家庭生活质量或者婚姻生活质量，我们也不能以群体为单位进行分析，毕竟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都有不同的生活质量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