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及评析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生活质量研究才逐渐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在30年的生活质量研究历程中，学者们立足中国国情，积极思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逐渐走向成熟，但需要对其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和探讨，从而为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方向提供参考依据。

（一）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发展历程及主要议题

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估计，全国当时至少有50个生活质量课题组曾经或正在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或者侧重以某一地区的部分人口群体为对象，或者侧重以生活的某一方面为内容，抑或在方法上从生活质量总体上就其评估的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探讨，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经济、社会、人口、环境、规划等范围（陈义平，1999）。如果以居民生活质量为关键词进行学术趋势搜索，可以发现从1994年至2010年的16年间有关生活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我国的生活质量研究成果，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议题，这既和当时的国情有关，也反映了学者们在这一领域认识的升华。现将中国生活质量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并对其发展阶段的基本议题做一番探讨。

第一阶段（1980～1992），生活质量研究的起步准备阶段。

从1980年到1992年，生活质量研究主要采用实证调查并通过多变量统计技术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处理，从不同维度构筑了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结构、诱因及结果。其显著特点是，以实证研究为主导、学术影响力大、国际合作成果多，这些成果部分是在国外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本土实证研究，为我国以后的生活质量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性阶段，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制定社会发展远景规划目标和反映经济发展情况上，所以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研究指标主要集中在客观领域。部分研究成果还特别注意到了各指标体系之间的结构关系及各指标体系如何衔接的问题。其基本特点是：第一，对生活质量的构成要素和结构关系进行学理思考；第二，以服务社会为主，依靠客观指标评估，为政府部门提供中长期规划服务。通过生活质量指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对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发展水平及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为制定和调整国民经济发展政策提供了依据。

第二阶段（1993～2001），生活质量研究的探索成长阶段。

从1993年到2001年，生活质量研究数量持续增长。学术成果主要是在第一阶段的学术研究框架下继续进行学术对话或推动边缘、特殊人群的生活质量研究。其显著特点是，研究人数增多、研究视野拓宽、研究深度推进、分支研究扩展，但经典性实证研究减少。学者们主要围绕城乡居民及其分支领域如高校教师、弱智儿童、老年人、进城农民工等进行研究。这一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1994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发展报告》指出：经济发展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发展。许多事实证明，高速的经济增长不能直接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问题，诸如自然环境的破坏、灾害的频繁发生、自然资源利用率降低、人口过快增长、城市疾病的产生、人类不断面临新的疾病的威胁等。这种严峻的社会现实告诉我们，经济发展并不代表人们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客观指标反映的只是一种社会供给的数量状况，并不能反映人们的需要是否被满足的主观状态。因此，学术界开始探索和客观指标相关联的主观指标体系，并开始研究弱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在这个阶段，生活质量研究内容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既有客观指标的预测分析，又有主观指标的学理探讨。但是学者之间基本上没有对话和对一致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

第三阶段（2002年至今），生活质量研究逐渐走向成熟阶段。

2002年以后，生活质量研究进入主观评价为主并开始将理论视野融入生活质量分析阶段。主要成果为，一方面，开始以著作的形式面世或在学术期刊上以专题形式刊发；另一方面，开始将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应用在中国的生活质量研究之中，使得研究主题和研究视野不断拓宽。其主要特点是探讨内容国际化、研究主题分支化、研究手段多元化、融入理论前沿化。在这个阶段，大量研究都集中在主观生活质量层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再次体现了社会发展观的深刻转变：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宗旨的转变。第二，近年，受到国际学术界研究的影响，加大了对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而联合国及中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评估，加大了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资助，客观上推动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的并重研究。

3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活质量的研究与应用，取得了不少成就和进展，如肯定了生活质量测量的主观和客观双重尺度；肯定了应从满意度和幸福感两个维度去测量生活质量的主观感知；形成并完善了部分地域社会指标体系，以及专题社会指标体系；形成了一些特定人群的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相关研究成果开始走向国际学术界。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是毋庸讳言和不容忽视的。首先，在生活质量的研究和应用中，社会学理论及统计学的高级分析研究方法，还未被充分重视和应用。我们对不同人群或不同区域生活质量指标的内部联系及其特点等，还缺乏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尤其是缺少有影响力和有深度的实证研究。其次，回顾30年来中国的生活质量研究，各单位还只是从“各取所需”的角度出发，缺乏统一筹划和横向交流。最后，还没有出版生活质量的专门期刊或研究报告，与国际领域的研究也还缺乏对话和交流。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生活质量的研究内容应该更丰富一些，研究手段应该更多元一些。

（二）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基本态势及发展取向

30年来的中国生活质量研究，已经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的探索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应该拓宽研究视野，不断借鉴国外研究中取得的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生活质量的研究。当前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基本态势及发展取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以客观评价指标为主，缺乏主观评价指标

自1966年鲍尔发表《社会指标》论文集之后，国际学术界在生活质量指标研究领域大致形成了两大流派。一派以研究客观社会指标为主，即客观生活质量；另一派以研究主观社会指标为主，即主观生活质量。早期的研究都是采用客观社会指标进行的评价研究，而以主观社会指标开展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体现在林南、卢汉龙（1987）在天津和上海开展的大型调查及周长城等2004年在全国八个省会城市开展的抽样调查。还有一些像卢淑华等（1992）以及风笑天等（2000）的调查研究都采用了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试图通过对社会生活指标的结构和诱因的探讨，从中找到不同人群或不同时点上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活质量的主客观指标模型。

30年来中国生活质量的研究，重点在于对客观生活质量指标进行更多的探讨，表现在学者们以客观生活环境为对象，研究中既有国家层面或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与评估，又有生活不同侧面的剖析。虽然在生活质量的研究实践中受研究经费、调查规模、研究偏好等方面的影响，研究人员往往会偏重于客观测量或主观测量的某一个方面，但是在学理层面人们已经基本就主客观指标的整合达成共识。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加充分地反映生活质量的本质内涵。世界卫生组织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欧洲社会指标体系和加拿大的社会凝聚指标体系等在实现客观测量与主观测量的结合方面做出了比较有益的探索。之所以强调主客观综合测量法，是因为考虑到单纯使用主观指标本身存在缺陷，譬如，主观指标可能会因为部分被访者想保护自己的隐私或怕惹上麻烦等，所以局部指标不符合实际情况。当然，所谓的客观指标也会出于当事人的自述，仍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但由于这些指标本身的客观性较强，往往得到的信息也更加真实。生活质量，必须从社会生活的供给与人们生活需求两方面进行评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将是未来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一个必然选择。

2．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忽视了定性研究方法

对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意味着它们通常是数据资料。的确，中国生活质量传统研究典型地依靠社会统计。以定量形式所呈现的资料，本身可以进行比较和累计，也可以采用多变量模型加以分析，研究人员因此可以从复杂的统计分析和庞杂的数据结构中探究生活质量的内涵。定量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帮助我们分析生活质量是越变越好还是越变越坏。例如，生活质量指标不仅可以告知人们所关心的某些领域的具体特征，而且研究者还可以了解未来的发展变化趋势，还可以进行跨时间、跨地区和跨文化的相似类型比较。我们更应该以审慎理智的科学态度来看待生活质量的定量研究方法，尽可能以还原事实本来面貌的、严谨的、科学的方法开展研究，避免将错误的统计数字和不恰当的统计方法运用于研究之中。

在国际生活质量文献中，人们对定性研究方法的兴趣也日益增多，已经开展了对边缘、特殊及普通人群的生活质量研究，但这种方法在我国30年的生活质量研究中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从定量思维向定性思维的转变为生活质量研究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定性研究更加侧重于探讨生活质量的深刻内涵及其发展变化轨迹，有利于更加清晰地反映生活质量对于个体自身及其他人的社会意义和文化内涵。也就是说，定性研究所采用的是“主体本位”的研究方法，试图从参与者的视角去理解与分析问题。早在1997年帕克尔（Parker）就曾经利用定性研究方法从事生活质量研究，主要是通过对生活历史的叙述来确定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与生活质量定量研究迥然不同的定性研究方法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这些启示不但有助于开阔研究思路，而且还可以弥补单纯量化评价的不足，为生活质量研究提供重要补充。根据研究的需要选择定量研究方法或定性研究方法将是未来中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必然趋势。

3．以构建单一指数为主，忽视了生活质量结构中的多维因素

国内有关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以及运用上。比较普遍的情形是，不同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构建一套在维度、指标，以及合成方式、权重等方面均不完全相同的指标体系。同时，研究者采用自己的指标体系来对所关注的不同群体、不同地区进行生活质量的比较和排序（风笑天，2007）。目前，构建单一指数比较常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综合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标准化评分法、模糊数学法等。学者们认为通过对信息量的压缩，将不同的指标合成类指数和单一指数（总结性指数），便于国家间和全国各地区间对生活质量进行比较；也有利于吸引社会舆论的注意力，扩大生活质量研究在公众当中的影响，并对政府部门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周长城等，2003）。诺尔在展望社会指标研究的未来方向时也特别提出了建构总结性福利指标的建议。他指出考虑到欧洲日益增强的经济和政治的整合力度，以及全球化问题和后资本主义的背景，迫切需要能够进行国际比较的总结性指数，它们可以将各种维度的福利情况综合成一种单一的测量（Rapley, 2003）。单一指数的优点主要在于便于比较和简单明了，因此在国际性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测量中使用得较为频繁。

目前，中国生活质量研究中均以构建单一指数研究居多。这方面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方面，这些研究所建构的指标体系互不相同，因而对于它们的研究结果难以做出合适的比较；另一方面，由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多的是采用相对宏观的、非个体的指标，因而往往只能进行样本状况的描述和比较，很少能运用经验数据去探讨和分析影响这种客观生活质量的各种因素（风笑天，2007）。后果就是，在发展和完善最有效地度量生活质量的指标研究方面以及探讨社会生活中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即结构模式研究方面，就显得比较薄弱。单一指数的弊端恰恰可以用多元化指标或多维结构因素加以弥补。实际上，在很多小范围的学术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还是乐意对生活质量的多维结构进行多维解读的，这样有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细分不同人群在不同生活领域的真实状态，发现隐藏于数字背后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中国生活质量研究在强调构建单一指数的同时，探讨生活质量中的多维结构因素也将会变得突出起来。

4．以标准化指标研究为主，忽视了地区文化的多样性

生活质量研究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下均呈现出差异化的时空意义。这种差异性提醒着生活质量研究领域的学者，在评价不同地区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质量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时宜的指标体系。是根据国际组织提出的惯例标准或标准体系，还是因地制宜地从不同民族或区域的文化多样性出发选择更加适宜的指标体系？中国生活质量30年的研究，基本上遵循的还是标准化的研究模式。近年来尽管为特殊人群提供的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这些研究也只是停留在设计阶段，付诸实践的研究还不多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活质量指标体系的建构过程中人们对于普适性价值的渴望。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学者约翰逊就发现在各种类型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无论是联合国的社会人口统计体系、经合组织的社会指标文献，还是东欧国家的普通社会统计指南，乃至世界不同国家的社会趋势报告，都存在一种令人惊讶的内容相似性（Johansson, 2002）。这种相似性不仅反映了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社会统计领域的相互学习与借鉴，更深刻地体现了在政治体系与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高度一致性的社会关注领域。

维黑文曾经提出过质疑，他认为一些指数（国家生活质量）实际上是特定的，或多或少地等同于具有“现代性的生活质量”，实际上它们是在测量一个国家多大程度上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社会的特征……称之为“生活质量”其实是一种误导，现代化并不能等同于高质量的生活（Rapley, 2003）。某些标准福利指标，例如收入、预期寿命、入学率等也曾遭受类似的质疑。正如诺尔指出的，尽管在同一社会甚至不同社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得到广泛认同的指标，但是很大程度上称之为“标准”福利指标是文化（甚至亚文化）相对性的表现，是出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Noll, 2000）。因此，在标准化指标体系之外，根据特定区域文化特征而构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指标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都会有符合自身区域特色的发展内涵，特别是在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中国社会，生活质量指标更应该体现地方特色。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国家公民项目和“纽卡斯尔生活质量”项目，以及美国的“可持续的西雅图”项目的研究方法，重点发展与地方相关的、社区性的生活质量指标。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中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一定是在标准化指标模式的前提下，不断涌现出更多更符合本地区发展实际的生活质量指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