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朝皇帝修省之概貌

修省活动是一种因公共原因而进行的个体反省行为。明朝，无论皇帝还是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员都经常进行修省反思活动，其原因和着眼点多关照公共事务，但就其本身的形式和内容来说，则表现为修省主体的个人行为，即修省者通过不作为，以及静心排除杂念的方式来全心反思自己过往之举，并对之做出调整。皇帝修省一般伴有颁诏、避殿、减膳、罢乐、沐浴、祷祀、求过、祭祀，甚至颁罪己诏书等活动。成化二十年（1484年）正月，京师地震，宪宗省躬修德，并敕谕文武群臣痛加修省，当时正遇大祀后庆成宴，监察御史徐镛、何珖建议，应仿照先王“遇灾异必减膳、撤乐”之惯例，停免庆成宴，以尽上下交修之道，得到采纳。[5]吏部侍郎何孟春在给嘉靖帝的奏疏中也提到了修省答天谴需要“避正殿，减常膳，致斋积诚，祇告天地、宗庙、社稷，痛自省循”。[6]嘉靖六年（1527年）正月，四方灾异，世宗命上下同加修省，于是罢郊祀庆成宴，以表达“奉天恤民之意”。[7]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因殿庭火灾而修省的过程中，“乐设而不作，礼减三呼”。[8]反省求过，皆需表达诚敬之心，避正殿正表现出皇帝修省之谦谨姿态和敬畏之情，减常膳、罢礼乐、沐浴、祷祀等活动则通过减少皇帝日常享乐，为静默反思营造氛围，摒除一切有可能混淆修省之宁静的事情。修省前后还常常伴有祭祀祈告活动，有时由皇帝亲自祭告，有时则派遣勋臣等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山川等，[9]配合修省举行的祭祀活动，通过仪式性展示凸显了祈告之功用。当皇帝认为修省求过仍旧不足时，甚至会公开颁布罪己诏书，后文将专门就此讨论。

明朝虽在制度上对皇帝修省没有明确的规定，但通明一朝，经常举行。《明实录》中比较全面地记载了明朝历代皇帝的重要修省行为以及相关言论，统计如表1。[10]

表1

从表1所计每朝修省之次数及频率来看，明朝皇帝的修省活动十分频繁。景泰以前，平均每四五年就会修省一次，成化以后，皇帝修省的次数和频率明显增多，平均每一两年举行一次。嘉靖以后，每年十二月礼部例奏灾异后修省已成惯例，于是皇帝几乎每年都会根据礼部所奏情况修省己过。因此，在明朝中后期的史料中，随处可见大臣们上疏要求皇帝修省以弭灾，或是皇帝敕谕大臣与其同为修省的情况。统计表明，明朝历代皇帝修省之频率虽然有所差异，但终明一朝，并无实质性改变。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举行的修省活动呈现出因时而举的特点，其不确定性使得统计所见修省活动之频率呈现不规则的差异，但明朝皇帝历来都对自身之修省活动十分重视，朱元璋自己就曾对侍臣说道：“吾自起兵以来，凡有所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见，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天垂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体天之道，谨而无失，亦有变灾而为祥者，故宋公一言，荧惑移次，齐侯暴露，甘雨应期，灾祥之来，虽曰在天，实由人致也。”[11]洪武四年，朱元璋对省臣说：“祥瑞灾异，皆上天垂象，然人之常情，闻祯祥则有骄心，闻灾异则有惧心。朕尝命天下勿奏祥瑞，若灾异即时报闻，尚虑臣庶罔体朕心，遇灾异或匿而不举，或举不以实，使朕失致谨天戒之意，中书其谕天下，遇有灾变即以实上闻。”[12]弘治年间，马文升在奏疏中提到：“自正统年间以后，每遇灾异，朝廷必降敕切责修省，咸知警畏。”[13]明朝中后期，天象异常、自然灾害频发，皇帝举行修省更为常见。即使在万历朝中后期，神宗常常借故不理朝政，甚至有关国家大体的郊祀行为亦不亲往，而是经常遣官代祀，但仍能不时借助修省表达其虔敬为君的姿态，同时，修省本身体现为不作为的内省，这种反思的方式也恰合神宗欲借故不理朝政的心思，所以虽然史料记载万历时期大臣们的奏疏经常被留中不报，但神宗朝实际进行的修省举动却并不少见。明朝皇帝修省之突出特点是，它已经成为一种常规化的政策反思手段，影响着皇帝的施政举措，并起到有限地限制皇权的功用。

通过以上统计还可知，明朝皇帝修省活动之原因可分为以下两类：一是因自然灾害或天象异常而进行的应对式修省，均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也可称为消极式修省。自然灾害主要指水灾、旱灾、火灾、地震、雷电、风雹、雨雪、饥荒等情况，根据统计，在这些自然灾害中，因水旱灾害、地震、火灾和雷震而修省的情况最为常见。明代自然灾害频繁，[14]尤其是中后期，随着灾害现象的增加，皇帝修省举动明显增多。天象异常主要包括日食、月食、星相异常等所谓玄象示警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在频发的自然灾害和天象异警中，只有京师和南京，或大范围的且影响十分严重的灾害才需要皇帝躬为修省，其他地方性灾害则多由地方官员主持。第二类是日常化的，为主动求过进行的积极式修省。成化以后，尤其是在灾异频繁的嘉靖和万历时期，每当年终，礼部都会按例类奏该年或几年内灾异发生之总体情况，然后由皇帝率领大小群臣修省察己。这种常规化了的积极的修省活动，不因临时灾异而为，使因修省而进行的政策反思更具有制度化的保障。除此以外，还有为主动求过而进行的修省，这种行为较为少见，亦可归于积极式修省一类。洪武八年（1375年）十一月，南郊降甘露，群臣皆称贺献歌诗以颂德，但朱元璋却认为遇祥瑞也应该谨慎修省，主动求过，以常存戒心，曰：“人之常情，好祥恶妖，然天道幽微莫测，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皆吉，睹妖而能惩，妖未必皆凶，盖闻灾而惧，或者蒙休，见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则凡人惧则戒心常存，喜则侈心易纵，朕德不逮，惟图修省之不暇，岂敢以此为己所致哉？”[15]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周王朱橚前往朝贺，献驺虞，百官请贺，朱棣却说：“瑞应依德而至，驺虞若果为祥，在朕更当修省。”[16]以上两类原因显示，明朝皇帝修省活动之对象为“天”而非“人”，其原因全在因灾异示警而为，其范围只限于干天和之事，并不为人事而举，即使在某些修省活动之前提到跟人事相关的原因，也必须在有上天失和之证据表达出来时，才进行修省，皇帝在没有天象示警的时候，不会单纯因人事原因进行修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