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原经济区发展指数的特征分析

为了全面、清晰地认识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的发展情况，本章将在上一部分计算的基础上，分别对中原经济区发展指数及其下层指数的特征进行分析，尽可能还原出30个地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为了方便溯源分析，本部分采用“分—总”的分析思路。

3.1 准则层B之经济发展指数及其下层指数的特征分析

3.1.1 工业化指数

由表3-1可知，2012年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工业化指数排名较为稳定，多数地市排名没有变化。开封、洛阳的排名均上升1个位次，鹤壁、淮北的排名均上升2个位次，蚌埠的排名上升4个位次。安阳、濮阳、三门峡、漯河的排名均下降1个位次，平顶山的排名下降2个位次，运城的排名下降4个位次。2012年，郑州、济源、焦作、聊城、许昌分别位列中原经济区第1至第5，驻马店、宿州、商丘、亳州、阜阳分别位列中原经济区第26至第30，与2011年相比，排名前5位的地市与排名后5位的地市均没有发生变化。

进一步观察可知，中原经济区内部不同区域的工业化指数差距较大，排名靠前的地市都位于中北部地区，排名靠后的地市都位于南部地区，形成“北强南弱”的格局，南北工业发展差距较为明显。就具体数据而言，2012年中北部地区的焦作的工业化指数排名第3，人均GDP为42335元，第二、第三产业就业占比达到92.11%；而排名最后的阜阳的人均GDP仅为12132元，依然有26%的劳动力停留在第一产业，两个地市差距非常明显。

3.1.2 城镇化指数

由表3-2可知，2012年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工业化指数排名较为稳定，多数地市排名仅仅浮动1个位次。新乡、濮阳、漯河、三门峡、信阳、运城、晋城、邯郸、蚌埠、阜阳的排名均下降1个位次，亳州、宿州的排名均下降2个位次，开封、洛阳、安阳、周口、济源、长治、聊城、菏泽的排名均上升1个位次，许昌、南阳、商丘的排名均上升2个位次，其他地市的排名均没有变化。

进一步观察我们不难发现两个较为明显的现象：一是，城镇化指数与工业化指数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工业化指数高的区域，城镇化指数也较高，如郑州、焦作、济源、许昌等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指数排名均靠前，而阜阳、亳州、驻马店等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指数排名均靠后。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即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推动力，城镇化反过来又能促进工业化，二者相互影响，工业与城市共同发展、扩张。二是，工业化与城镇化指数排名均非常稳定，绝大多数地市的排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最为重要的过程，该过程是缓慢而长期的，局部因素以及短时间内经济与社会的变动不足以对整个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及面貌产生太大影响。

3.1.3 农业现代化指数

由表3-3可知，虽然中原经济区是我国的主要产粮地，河南又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但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2012年依旧未能扭转农业发展落后的局面，农业现代化严重落后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指数三项下属指标原始数值均非常低，尤其是按产量平均的农产品加工动力机械数值最低。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中原经济区农业“大而不强”的特征，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特别是农业商品化还有较大的提升潜力。

3.1.4 经济发展指数

通过表3-4的经济发展指数可知，综合工业化指数、城镇化指数、农业现代化指数，中原经济区经济发展指数走势平稳，经济发展稳步提升，各个地市位次较为稳定。2010～2012年排名靠前的地市多是郑州、济源、淮北、晋城、焦作、鹤壁等，排名靠后的多是驻马店、商丘、周口、亳州、阜阳、宿州等。

3.2 准则层B之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及其下层指数的特征分析

3.2.1 能耗指数

由表3-5可知，中原经济区万元GDP能耗依旧较高，2012年运城的万元GDP能耗高达2.36吨标准煤，长治、济源、邢台、邯郸的这一数值也均在1.5吨标准煤以上，反映出中原经济区工业的发展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高。虽然中原经济区能耗整体较高，但呈现出下降趋势。最近3年各地市单位GDP能耗较上一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省际间的能耗差异十分明显：安徽省5个地市万元GDP能耗较低；河北2个地市、山西3个地市的万元GDP能耗相对较高，从侧面反映出不同地市的工业结构及工业发展方式的差异。结合经济发展指数可以得知，能耗指数与工业发展指数存在较强的负相关性，能耗指数评价值较低，则工业化指数评价值往往较高；反之亦然。

3.2.2 污染指数

由表3-5和表3-6可知，污染指数和能耗指数存在正相关性，能耗高的地区往往污染也较为严重，而能耗低的地区则污染程度较轻。2012年长治、运城能耗较高，分别位列中原经济区第29、第30，同时，两个城市的污染也较为严重，污染指数分析排在第28位、第24位。整体而言，资源型区域污染较为严重，综合区域次之，农业型区域污染较轻。

3.2.3 环保指数

由表3-7可知，2010～2012年中原经济区各个地市的环保指数都很低，也没有像其他指数那样出现整体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样的数据特征反映出中原经济较为尴尬的环保局面，各个地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忽略了对环境的保护，人均环保经费较低，缺乏治理力度。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仅依靠单薄的环保支出难以解决。

3.2.4 生态环境发展指数

通过表3-8可知，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存在明显的负相关性，经济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其生态环境指数往往较低，从侧面反映出中原经济区经济的发展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在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影响下，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治理却长期被忽视，导致生态环境越来越脆弱，各个地市普遍出现的雾霾天气正是这一现象的集中体现。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未来中原经济区发展中难以回避的问题，破解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由注重经济的“量”转变为“质”“量”兼顾。

3.3 准则层B之社会环境发展指数及其下层指数的特征分析

3.3.1 收入指数

由表3-9可知，2012年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各个地市的收入指数普遍较低，最高的郑州评测值为38.27，最低的阜阳仅为13.99，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绝对值均较低；另一方面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收入结构也不尽合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50%的仅有郑州、焦作、济源三地市，阜阳、亳州、运城等地市刚刚超过30%。

进一步观察不难发现，不同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201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市为郑州（23313元），最低的为信阳（16592元），后者是前者的71.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地市为郑州（12049元），最低的为阜阳（5694元），后者仅是前者的47.26%。此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如郑州、济源），其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往往也较高；反之亦然。

3.3.2 健康指数

由表3-10可知，2012年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各个地市健康指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卫生机构床位数和卫生技术人员数不断增多，医疗的供给稳步增加。但是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医疗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整体而言医疗资源紧张的局面只是局部缓解，并未彻底扭转。

2012年郑州的健康指数评价值最高并且依然保持了较大优势，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达到77.24人，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达到66.07张。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拥有更加丰富及优质的医疗资源，这是其他地市所不具备的。但这些医疗资源尤其是稀缺和优质的部分并非由郑州市的常住人口所独享，而是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因此郑州市虽然健康指数评价值较高，但“看病难”的问题依旧突出。

3.3.3 教育指数

由表3-11可知，中原经济区各地市教育指数评价值均偏低，尤其是人均教育经费，与所选参照系存在较大差距，但教育经费短缺并不是中原经济区所独有的问题，且这一现象正在发生积极的转变，2010～2012年多数地市人均教育经费保持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

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教育指数仅排第24位，原因在于2010～2012年度，反映基础教育可获得性的万人中小学专任教师数连续出现负增长，2012年下滑到64.87人，位列第29, “上学难”正是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郑州市反映教育水平的人均教育经费虽然领先于其他地市，但优势并不十分明显，且绝对数仅为1612元。

3.3.4 城市生活环境指数

由表3-12可知，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差距非常大，2012年城市生活环境指数评测值最高的淮北为61.62，而排位最低的商丘的该指标评测值仅为8.15。城市生活环境指数下属3个指标也存在巨大差异，以人均城市公园绿地面积为例，排名第1位的淮北人均值为41.45平方米，排名最后的商丘、郑州的人均值仅分别为5.81平方米、6.03平方米。城市生活环境严重依赖于公共财政的投入，各个地市城市生活环境指数评测值相差较大说明各个地市财政投入力度有明显的差异，城市生活环境指数下属3个指标差异较大说明各个地市财政投入的侧重点不同。

3.3.5 社会环境发展指数

由表3-13可知，2010～2012年，中原经济区社会环境发展指数整体呈现增长态势，社会环境不断改善，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不断提升。但是，我们注意到2010～2012年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经济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29.73、32.60、35.38，社会环境发展指数的平均值分别为21.38、25.04、27.62，社会环境发展指数均值低于经济发展指数的均值。这说明相对于经济发展而言，中原经济区的社会事业发展长期被忽略，涉及民生的城市道路管网建设、园林绿化、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严重不足，因此社会事业欠账越积越多。近年来，中原经济区各地市普遍出现的交通堵塞正是这一问题的典型写照。

3.4 目标层A之中原经济区发展指数的特征分析

通过中原经济区发展指数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2010～2012年，郑州、济源、焦作、淮北、鹤壁5地市牢牢占据排行榜前5位，它们也是排名靠前的典型代表。郑州作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各项准则层B及准则层C指标评价值均大幅领先于其他城市，排名稳居中原经济区榜首，淮北、济源、鹤壁因“小而精”的特色占据排行榜前列。焦作各项指标的评价值高且较为均衡，因此排名也靠前；排名居中的地市代表是平顶山、三门峡、安阳、长治、邯郸等，这些地市各项准则层B和准则层C指标评价值多位居中游水平，因此总评价值和总排名也居中；排名靠后的地市代表是商丘、周口、驻马店、运城、宿州、亳州、阜阳等，虽然这些地市生态环境发展指数评价值较高，但所占权重较大的经济发展指数和社会环境发展指数评价值较低，因此总评价值和总排名也相应靠后。

3.5 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3.5.1 中原经济区差异分析方法介绍

中原经济区内部不同区域的自然禀赋不同，工业化起步时间和发展路径存在一定差异，城镇化进程中也出现各异的特征。这些差异经过长时间的积累，使得中原经济区内部各地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面貌出现了显著的差别。对30个地市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差异进行分析，有利于加深对中原经济区的认识。

课题组利用箱线图对中原经济区的差异程度进行分析。箱线图是利用一组数据中的五个统计量（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第三四分位数和最大值）来描述数据的一种方法。它也可以粗略地看出数据是否具有对称性、分布的分散程度等信息，也可以用于样本的比较。每一批数据分布的偏态如何，通过分析中位线和异常值的位置也可估计出来。要了解不同年份数据的四分位距大小，正常值的分布是集中还是分散，只需观察各方盒和线段的长短即可。利用箱线图，我们可以看出某一年度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发展指数差异程度，也可以将不同年份的数据放在一起做出几个箱线图，纵向比较中原经济区综合发展的变化情况。

课题组用SPSS Statistics 20软件对2010～2012年中原经济区30个样本地市目标层A评测值进行处理，按照“图形—旧对话框—箱图”的操作顺序，选择“简单”“各变量的摘要”，变量VAR00001、VAR00002和VAR00003分别代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中原经济区所有30个样本地市目标层A发展指数的评测值，奇异点1为郑州市。如图3-1所示，最终的箱线图形象地反映了中原经济区30个地市的发展差异。

3.5.2 中原经济区整体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依然处于较低的位置

从图3-1可以看出，2010～2012年箱线图的最小值、第一四分位数、中位数、第三四分位数和最大值均有不同程度地抬升，说明中原经济区整体发展情况逐年向好；三个箱线图均具有良好的对称性，中位数近似位于上下四分位之间，上下尾长近似相等，说明整体而言中原经济区29个地市的分布近似于期望等于中位数的正态分布，郑州作为上奇异点，显示出其整体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地市的事实。进一步观察发现，上下四分位中间的箱体，即正常值较为集中的分布在30左右，是低水平的集中。这说明目前中原经济区发展情况尚处在较低的水平，与课题组所选参照系还有较大差距。

3.5.3 中原经济区区域内部差异逐渐缩小

进一步观察图3-1可知，中原经济区发展指数2012年的箱线图上尾长度基本不变，下尾长度明显变短，最大值与最小值的范围变小且上下四分位之间代表正常值的箱体长度变长，说明一些先前介于下四分位到最小值之间的地市，经过发展进入了正常值范围内，这就意味着一些排名靠后的地市其发展速度更快。虽然中原经济区内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较为突出，但区域内部综合发展的差距正在逐步减小，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正出现积极地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