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背景与近代佛教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文化土壤中已经历了两汉的传入、魏晋南北朝的深入、隋唐时期的兴盛，宋明以来的衰降，至清中晚期时已逐渐走向没落。正如18世纪诗人袁枚在一首小诗里所描述一个佛寺衰败的情形。

钟

古寺僧归佛像倾，一钟高挂夕阳明。

可怜满腹宫商韵，小扣无人敢作声。

转道出生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刚好在同一年的五月十五日（6月20日），晚清重臣李鸿章给清廷上了一封《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对中国所发生的历史巨变及面临的世界形势做了分析。

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清朝自嘉庆和道光两帝，国力日趋衰落，至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列强打开，太平天国起义又给清廷以重创，天灾不断，外侮内乱。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的近代西方的科学文明及思想观念，更是给封闭已久的中国人以巨大的冲击。

值此巨变，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为国家民众的生存之路和未来发展思考、求索，在思想界出现了许多具有开放与改革意识的人物，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各种社会革新运动蓬勃发展。面对西方文化的侵入，国人在对待中国固有传统文化的心态上也发生了一些转变，废科举和办新学遂成一时之举。中国传统宗教也不得不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尤其是两次庙产兴学的风潮对佛教的打击甚大。所谓“庙产兴学”，原义是指寺庙的一切财产，皆可由政府和社会力量用于兴办学校和教育百姓，但在实际推行中，它的范围要广得多。有学者指出，庙产似乎成了垂死孤老的一笔无主遗产，为各种集团势力所觊觎，近代中国的两次“庙产兴学”风潮所造成逐僧毁寺的汹涌狂潮，其恶果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三武一宗法难”。这两次庙产兴学的风潮，不仅沉重地打击了中国佛教，也刺激了教界人士对佛教自身的反思，对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改革佛教的主张被提了出来，佛教界的生存焦虑和变革意识因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被激发出来。

与此同时，佛教界中仍有不少固守传统观念的势力，其中有一些是为一己私利而反对革新，也有一些人是对中国佛教所应走的道路持不同看法。两派间的分歧虽然会经常造成佛教内部相互拆台的现象，但也促使佛教徒更加冷静和现实的思考。总体而言，佛教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和思想学说的盛行，迫使佛教不得不做出调适，以跟得上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形势。本书所要展现的主要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