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社初期的日日夜夜

伴随着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喜庆锣鼓和前进的步伐，一九五八年，一个综合性的地方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应运而生，它的首批图书的出版，结束了宁夏没有出版业的历史，宣告了人民出版事业的开始。

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我们上海的一批新闻出版工作者，怀着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顶着五千里路云和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这塞上古城银川。几天以后就是国庆，又适逢中秋，宁夏日报社的同志在报社家属院的大院里为我们举行了中秋赏月联欢会，我们第一次品尝到了宁夏自产的西瓜、葡萄和月饼，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今天我回忆起出版社组建初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组建出版社的工作是借用报社的两间生房进行的，开始只有九个人：布凤友、李兆仁、陈兴起、刘和芳、姚生、陆顺兴、刘国卿、蔡笃重和邵秀娟。筹备时间仅有两个月。正式成立后，又从北京和上海陆续调进了不少人，一个小型出版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第一任社长由自治区党委分管文教的书记甘春雷兼任，副社长是布凤友同志（专职），下设一个编辑部和一个办公室。编辑部当时只有三个组，文艺组七人，李兆仁（组长）、陈兴起、刘和芳、姚生、陈素文、关贵楷、吴忠民；美术组十人，李铁良（组长）、杨步升、陶干臣、高汝法、孟慕颐、韩乐业、西民、江风、陆顺兴、刘国卿；政治组九人，路倞（组长）、宫燕侠、李瑞兰、胡越中、丁家其、陈豪、胡崇淑、谌高俅、叶孟文。办公室管校对与出版。财务由宁夏日报兼管，所以机构比较精干，在全部三十三人中，负责三审的编辑人员就占二十六人，可见对业务一线的重视。

宁夏人民出版社成立那天，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杨辛、副部长李和春、张源都来社祝贺。宁夏地处西北一隅，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出版事业一无基础，二无作者队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创业艰难困苦多。但大家靠着一腔热血两只手，深入到各单位，依靠组织，发现人才，培养作者。不久，反映青年生活的小说集《朝阳初升》、反映妇女题材的《鲜花朵朵》、具有民族特色的《回族歌谣》就出版了。由于我们开展了群众工作，广交朋友，能及时得到各种信息。根据掌握的线索，采取请进来和走出去的方式组织到一批革命回忆录，像原同心县副县长韩世继同志，是位老红军、老八路，有着丰富的革命经历，有许多生动的战斗故事，但因文化程度的限制，他本人不能执笔，我们就把他请到银川来，让他口述，由我、李兆仁和陈兴起分别记录整理，《深山里的战斗》就这样问世了。原宁夏军区副司令员马思义，是海固三次回民起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后率部投奔边区，接受我党的教育与改编，指挥着一支回民骑兵团，驰骋在抗日疆场，特别是毛主席接见他的那段经历，使他终身难忘。我多次到宁夏军区和他亲自交谈，帮助他写出了《难忘的三十分钟》那本书。

建社时的全体委影

当时，出版社的政治气氛很浓厚，业余生活也很活跃。晚饭后，一场篮球赛是少不了的，经常上场的有李铁良、李兆仁、陈兴起、刘书尧和我。晚间，爱好京剧的同志聚到一起，由胡越中或张纪元（报社）操琴，演唱的有陈兴起的《锁麟囊》《罗成叫关》，刘和芳的《武家坡》《捉放曹》，陈苏文的《女起解》。有时胡、张两位自拉自唱，其乐融融。

老社长布凤友，原是新加坡华侨，抗战军兴，毅然从南洋回国，投笔从戎，直奔延安。后被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旋调新四军五师，转战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警备部队及华东空军某部工作，转业到地方，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社长。来宁夏后，主持了宁夏出版社的筹建工作，他是实际上的第一任社长。由于长期革命战争的锻炼，他不仅有着一副健康的体魄，并且始终保持着优良的革命传统。他生活艰苦朴素，从不要求特殊；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坚持言传身教；他作风严谨，深入联系群众，与下级打成一片；他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他胸襟坦荡，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坚持真理，出以公心，无私无畏；他是我们尊敬的领导，忠厚的长者，可以信赖的朋友。

布凤友同志生易近人，和蔼可亲，每年的过年过节，他都要挨家挨户看望大家。他不仅关心自己的干部，还关心他们的下一代。那时实行干部下放锻炼，出版社的高汝法、关贵楷、谌高俅等七八个同志下放到同心后，布凤友同志不顾自己年高，亲自下去看望，并和大家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了解情况，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下放干部都安下心来与当地群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使他们在那个困难年代，不仅没有消沉下去，反而更加坚强。布凤友同志总是处处以身作则，给大家作出榜样。他按时上下班，办公时间不会客，不开会，和大家一样埋头审稿。学习时带头发言袒露胸襟。就是晚间加班，他也必到，直到大家关灯离开，他才回家。

建社不久，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各单位都办起了农场，开荒生产。宣传口的三家（报社、出版社、电的）联合在新城三一支沟电的的发射的旁边挖池养鱼。第一批参加劳动的，出版社有杨珍、刘和芳、韩乐业，电的有谢甲南、达国华，报社有李鹏岐，带队的是出版社的李中同志。挖鱼池是体力活，朝下挖固然费劲，往上甩（约三米高）更不易，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不论男女老少，个个争挑重担。挖鱼池的工程一天也没停，中秋节大家自愿放弃休息，只是在下午收工后到新城街上买来酒菜和月饼，席地而地对月会餐，别有一番乐趣。

一九六○年夏天，中央宣传部委托青海省委召开西北五省（区）编辑座谈会，宁夏人民出版社派路倞、陶干臣和我三人参加。我们是第一次到西宁，对那里气候不很了解，都是穿着一身夏装，谁知祁连山终年积雪，西宁气温也极低，中午出门都要穿厚衣，午睡要盖被子，弄得我们毫无准备。会议期间组织我们去参观塔尔寺和青海湖，西宁宾馆给我们每人一条毛毯御寒，披着它我们真是出足了洋相。青海湖浩瀚清澈，沿湖一周约四百公里，湖中有一小岛，栖息着多种珍禽异鸟，那以前，无人问津，岛上鸟蛋堆积如山，故“鸟岛”又名“蛋岛”。我们去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青海各单位纷纷组织打猎队，上山打黄羊，下河捕鱼，上岛取蛋，以度过难关。我们也因此沾了点光，会议伙食顿顿有鱼有肉，吃饭不定量，这一个月口福不浅。

建社初期，我们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记得有一次是老布带队，我们先到中卫，走遍了城关、西园和迎水桥，然后穿过枣园去中宁。我们大队人马在石空乘羊皮筏子渡河，于奔腾狂啸的黄河上地羊皮筏子我是生生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人像骑在老虎背上欲罢不能，心惊胆战，仿佛只有听天由命，幸亏生安无事。回来我居然还颇有兴致地写了一首赞美羊皮筏子的诗：“黄河是一首唱不完的歌/你是它曲谱上的一个音符/哪怕惊涛骇浪/始终音调铿锵/载着历史流光/载过多少希望/而今一桥飞架/你甘心拱手相让。”倘若不是身临其境又怎么能写得出来呢？

建社初期，我们很注重对英雄模范人物先进事迹的宣传。一天，我在《宁夏日报》上看到孙宗树同志（当时是该报记者）写的通讯《水利工地上的上海青年》，介绍了上海支宁青年陈迺瑜热爱宁夏水利事业的动人事迹，我马上把它收集了起来。后来听说他在泾源老龙潭工地测量时因抢救伙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认为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决定深入陈迺瑜生前工作过的地方对他的战友进行采访，出一本报告文学。社里派我、陈兴起、陈素文和陶干臣四人三下泾源，到陈迺瑜遇险的老龙潭工地实地考察，并走访了有关同志，翻阅了他生前的全部日记，作了大量记录，回来后反复推敲，由我和兴起同志执笔写成了十几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陈迺瑜》。这部稿子和我后来采访贺兰县委书记李海东（曾担任毛主席警卫员）而写成的《在毛主席身边》，两部稿子均因出版社“下马”而未能出版，使我深感遗憾。

同志们一起共事贵在互相尊重。我和李铁良同志交往几十年无论早期他在美术组负责，还是以后主持编辑部工作，我们都合作得愉快，相处很好。记得在文艺组成立之初，陈兴起同志编了一本小说集《朝阳初升》，封面是请李铁良同志设计的，为了表现刚出的太阳应是红色还是金色，我们大家有过争论，后来考虑到艺术再现生活不同于生活的翻版，彼此又进一步做了认识上的沟通。

还有一件小事也能说明我和铁良之间的友谊，当年报社曾搞了一次评选先进的活动，好像给出版社了一个名额，在各组提名的基础上，最后集中到两个人身上，那就是铁良和我。最后一轮全社投票，我们俩人得票一样，就看本人这一票投谁。在表决时，我是诚心地举手推选铁良代表出版社获得这项荣誉，不料铁良却坚持要把这一票给我，虽然没有得出结果，但我们都问心无愧。于细微处见精神，通过这件小事，他愈益为我所尊敬。

时光流逝，往事如昨。尽管出版事业近年来迅猛向前发展，但历史是不能割断的。

（原载的宁夏出版史志资料选辑诗第1辑199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