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借来的翅膀
走出院门的那一刻，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棵老梨树。后背的旧伤疤似乎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那个躺在冰冷竹席上的夜晚。心口那块被爷爷的话冻僵的地方，却像塞满了粗糙的砂砾，磨得生疼，也沉得坠人。
我没有目的地。只是沿着村路一直走，走到双腿发麻，走到暮色四合，走到再也听不到那个院子里可能传出的任何声响。口袋里只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是平时省下来买本子笔的。这点钱，连去镇上的车票都不够。
夜风带着凉意吹在身上，我才感觉到一丝脱离樊笼的虚脱感，随即又被巨大的茫然和恐惧淹没。去哪里？做什么？十六岁，瘦得像根豆芽菜，除了死读书和干农活，我还会什么？
天亮时，我走到了邻近的镇上。饿得前胸贴后背，站在早点摊飘来的香气里，捏着那几张可怜的毛票，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生存”这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再是书本上的铅字，而是胃里火烧火燎的空洞，是双脚磨出的水泡，是路人投来的、带着探究或漠然的目光。
一个招杂工的小饭馆收留了我。老板娘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叼着烟卷，上下打量我：“身份证呢？小丫头片子，看着还没成年吧？”
我垂下头，手指攥紧了洗得发白的衣角，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没带。”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借口。
老板娘嗤笑一声，烟雾喷在我脸上：“没带？还是压根没有？行啊，洗碗刷盘子，包吃住，一个月一百五，干不干？先说好，没身份证，工钱就这价，爱干不干。”
一百五。在当时的我看来，是笔巨款。更重要的是，“包吃住”三个字，像黑暗里抛过来的一根救命稻草。我几乎没有犹豫，用力点了点头：“干。”
就这样，我开始了“借”来的生活。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老板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模糊不清的旧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上的人和我只有三分像。借来的名字，借来的年龄，在油腻的后厨里，日复一日地刷着堆积如山的碗盘。
水是滚烫的，混着洗洁精的泡沫，很快就把我的双手泡得发白、起皱，指尖裂开细小的口子，沾上油污和洗洁精，钻心地疼。冬天更甚，裂口变成一道道渗血的红痕。腰是弯着的，一站就是大半天，直到双腿麻木失去知觉。油烟呛人，汗水浸透廉价的工作服。
累。真累。比在家干农活更累。但这种累，是看得见尽头的。下了工，拖着快散架的身体爬上饭馆阁楼那间仅容一人转身的狭小杂物间，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时，我竟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这里，没有后奶奶刻薄的指桑骂槐，没有爷爷冰冷的眼神，没有弟弟的抢夺和辱骂，更没有那句“迟早要嫁出去的人，不用商量”。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在乎。我只是一个沉默的、手脚麻利的洗碗工。
老板娘给的工钱微薄，还常常找借口克扣。但当我第一次拿到那皱巴巴、带着油污味的一百五十块钱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近乎颤栗的感觉攥住了我。这是我的。我用这双泡烂的手，一天天刷出来的。它和爷爷后奶奶施舍的生活费不同，和母亲偷偷塞给我的几毛零花钱也不同。它上面没有写着“忍耐”和“寄人篱下”。它是我的力气，我的时间，我的……自由。
我用攒下的第一笔“巨款”，在镇上的地摊买了一套最便宜的换洗衣裳。粗糙的化纤布料，款式老土，但穿在身上，是新的。没有弟弟穿过，没有后奶奶鄙夷的眼神扫过。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我学着像其他打工的女孩一样，在难得的半天休里，去镇上的小书店蹭书看，站在街边看车水马龙，或者在便宜的录像厅看一场模糊不清的港片。没有学旅游，看不到名山大川，但小镇的喧嚣、陌生人的面孔、书店里翻开的书页上那些遥远的故事……都像一扇扇小小的窗户，让我窥见了那个院子、那棵梨树之外的世界。原来世界这么大，这么吵，这么……不一样。
偶尔，夜深人静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阁楼老鼠窸窣的声响，我会想起母亲。想起她佝偻的背，干裂的嘴唇，想起她看着我挨打时惨白的脸，想起那句无力的“忍忍吧……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妈，我长大了。”我在黑暗里无声地说，带着一丝倔强的、报复般的快意，又混杂着难以言说的酸楚，“我出来了。我在自己养活自己。”
她没有来找我。或许王叔劝过，或许她自己也觉得，让我这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在外面自生自灭，是这个家能给我的、最后的“自由”？又或许，她真的太累了，累到无力再为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操更多的心。
这样也好。真的。那个家，于我而言，早已是回不去的废墟。梨树下的潮湿，似乎被小镇的喧嚣和身体的疲惫暂时冲淡了一些。我开始习惯这种粗糙的、底层的、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生活。
后来，我换过几份工。去服装厂踩过缝纫机，去小作坊串过珠子，在夜市摊上帮人吆喝过。地方越换越远，从镇到县，最后懵懵懂懂地跟着一群打工的同乡，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几十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劣质烟味和孩子的哭闹声。我蜷缩在靠窗的角落，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越来越陌生的田野和城市，心里没有多少离乡的愁绪，反而有种挣脱了什么的轻松。
新的城市很大，大得让人眩晕。高楼像冰冷的钢铁森林，街道宽阔得能并排跑好几辆车。霓虹灯彻夜闪烁，晃得人眼花。我依旧用着那个借来的身份，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在城市的夹缝里寻找生存的空间。我在快餐店拖过地，在写字楼做过保洁，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累，还是累。流水线的噪音能把人的耳朵震聋，一站十几个小时，腿肿得像灌了铅。快餐店拖地要抢在客流高峰的间隙，腰都快断掉。写字楼的保洁要赶在上班前做完，天不亮就得起床。
但奇怪的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从十六岁离家，到二十四岁那场猝不及防的暴雨再次将我浇透之前的这八年——竟是我这半生里，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开心”的日子。
是真的“开心”吗？或许更准确地说，是**麻木的平静**和**虚假的自由感**。
开心，是因为我终于不用再忍受那个院子里的冰冷和屈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听那些扎心剜肺的闲话。我的喜怒哀乐，我的疲惫疼痛，都只属于我自己，不再需要为了谁去“忍”。我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花自己挣的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只是一支廉价的口红，一本盗版的小说），决定自己明天去哪里。这种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哪怕再卑微，也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劫后余生的畅快。
开心，也是因为距离产生的虚幻安全感。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距离，像一道厚厚的屏障，隔开了那个带着梨树的小院，隔开了母亲疲惫的眼神，也暂时隔开了心底那块名为“家”的、潮湿冰冷的角落。在流水线轰鸣的噪音里，在出租屋劣质隔板墙外的市井喧嚣中，在独自吞咽廉价盒饭的沉默里，那些过往的伤痛，似乎被强行按进了意识的深层，变得模糊而遥远。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个全新的人，一个没有过去、只有眼前苟且的人。
我用微薄的工资租了一个小小的、只有几平米的隔断间，放下一张床和一个简易衣柜就满了。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有股挥之不去的霉味。但关上门，这里就是我的王国。没有“滚出去”的呵斥，没有“不用商量”的判决。我可以随意躺下，发呆，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做。自由，像隔断间窗外那窄窄的一线灰色天空，虽然逼仄，但真实地存在着。
我学会了抽烟。劣质的，呛人的。不是为了耍酷，是实在累极了、烦透了的时候，需要一点能麻痹神经的东西。烟雾缭绕中，看着窗外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心里会升起一种奇异的疏离感。这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但至少，也没有一盏能灼伤我。
我也交过一两个朋友。同样漂泊在外的打工妹，境遇相似，能互相倒倒苦水，发发牢骚。但交情也仅限于此。大家心照不宣，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那点不堪回首的过往和脆弱的当下，谁也不会真正深入对方的世界。像寒夜里聚在一起取暖的刺猬，靠得太近，反而会扎伤彼此。这种关系，淡薄，却安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滑过去。粗糙，麻木，却也带着一种自给自足的踏实感。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自由”下去，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虽然漂泊无依，但至少不再被那根名为“家”的线牵扯得鲜血淋漓。我以为，那块心底的潮湿，会在这城市的喧嚣和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慢慢风干。
我甚至开始规划更远的“自由”。省吃俭用，存下一点可怜的钱，幻想着有一天能真正去看看书本上那些风景，哪怕只是站在某个陌生的山头，吹吹不一样的风。
直到那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我正在快餐店的后厨，埋头对付着一大池油腻的碗碟。水声哗哗，蒸汽熏得人睁不开眼。领班的大嗓门在嘈杂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
“林晚！外面电话！找你的！说是你家里！”
“家里”两个字，像两颗冰冷的石子，猛地砸进我麻木的心湖，瞬间激起千层冰冷的涟漪。拿着碗的手一滑，瓷碗“哐当”一声砸回水池里，溅起一片水花。
家里？哪个家？
梨树下的阴影，爷爷冰冷的话语，后奶奶挥舞的竹竿，弟弟“滚出去”的尖叫，母亲绝望的眼泪……无数被强行封存的画面，伴随着那熟悉的、深入骨髓的潮湿感，瞬间冲破闸门，汹涌而至！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起来，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胡乱在油腻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手指冰凉，微微颤抖。
快餐店油腻嘈杂的前台，那部红色的公用电话听筒歪在一边，像在等着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带着一身洗洁精和油烟的味道，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听筒里传来的，是王叔的声音。那个曾经递给我苹果的、沉默寡言的男人。他的声音嘶哑，疲惫，带着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惶急和绝望，穿透几百公里的电波，直直撞进我的耳膜：
“晚丫头……是你吗？快……快回来吧……你妈……你妈她……不行了……”
世界，在那一刻，骤然失声。
后厨的嘈杂，前台的喧闹，窗外的车流……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王叔那断断续续、带着哭腔的声音，像冰冷的毒蛇，钻进我的耳朵，缠绕住我的心脏：
“……脑里长了东西……医生说……是癌……晚期了……刚动完手术……人……人快不行了……她……她一直念着你名字……晚丫头……你快回来……见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又是……最后一面。
手里的听筒变得千斤重，几乎握不住。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模糊。快餐店油腻的地板，晃动的灯光，顾客模糊的面孔……都扭曲成了那个十岁夏天狂奔回家时看到的、刺眼的白光。
潮湿。那深入骨髓的、以为被暂时遗忘的潮湿，像蛰伏的怪兽，瞬间从心底每一个角落咆哮着复苏、膨胀，带着冰冷的窒息感，将我整个人彻底淹没。
背靠着的冰柜传来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椎一路爬升。我死死抓住油腻的前台边缘，指甲几乎要抠进木头里，才勉强支撑住发软的身体。
妈……脑癌……晚期……最后一面……
这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一下下烫在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
八年。离家的八年，我用粗糙的自由织就的、那层薄薄的盔甲，在王叔这通绝望的电话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瞬间土崩瓦解。
原来，那所谓的“开心”，那麻木的平静，那虚假的自由感，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梨树下的潮湿，从未真正离开过。
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暴雨，将我从头到脚，再次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