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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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借来的翅膀

走出院门的那一刻,我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那棵老梨树。后背的旧伤疤似乎还在隐隐作痛,提醒着那个躺在冰冷竹席上的夜晚。心口那块被爷爷的话冻僵的地方,却像塞满了粗糙的砂砾,磨得生疼,也沉得坠人。

我没有目的地。只是沿着村路一直走,走到双腿发麻,走到暮色四合,走到再也听不到那个院子里可能传出的任何声响。口袋里只有几张皱巴巴的零钱,是平时省下来买本子笔的。这点钱,连去镇上的车票都不够。

夜风带着凉意吹在身上,我才感觉到一丝脱离樊笼的虚脱感,随即又被巨大的茫然和恐惧淹没。去哪里?做什么?十六岁,瘦得像根豆芽菜,除了死读书和干农活,我还会什么?

天亮时,我走到了邻近的镇上。饿得前胸贴后背,站在早点摊飘来的香气里,捏着那几张可怜的毛票,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生存”这两个字的重量。它不再是书本上的铅字,而是胃里火烧火燎的空洞,是双脚磨出的水泡,是路人投来的、带着探究或漠然的目光。

一个招杂工的小饭馆收留了我。老板娘是个精明的中年女人,叼着烟卷,上下打量我:“身份证呢?小丫头片子,看着还没成年吧?”

我垂下头,手指攥紧了洗得发白的衣角,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没带。”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借口。

老板娘嗤笑一声,烟雾喷在我脸上:“没带?还是压根没有?行啊,洗碗刷盘子,包吃住,一个月一百五,干不干?先说好,没身份证,工钱就这价,爱干不干。”

一百五。在当时的我看来,是笔巨款。更重要的是,“包吃住”三个字,像黑暗里抛过来的一根救命稻草。我几乎没有犹豫,用力点了点头:“干。”

就这样,我开始了“借”来的生活。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老板娘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张模糊不清的旧身份证复印件,照片上的人和我只有三分像。借来的名字,借来的年龄,在油腻的后厨里,日复一日地刷着堆积如山的碗盘。

水是滚烫的,混着洗洁精的泡沫,很快就把我的双手泡得发白、起皱,指尖裂开细小的口子,沾上油污和洗洁精,钻心地疼。冬天更甚,裂口变成一道道渗血的红痕。腰是弯着的,一站就是大半天,直到双腿麻木失去知觉。油烟呛人,汗水浸透廉价的工作服。

累。真累。比在家干农活更累。但这种累,是看得见尽头的。下了工,拖着快散架的身体爬上饭馆阁楼那间仅容一人转身的狭小杂物间,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时,我竟感到一种奇异的平静。

这里,没有后奶奶刻薄的指桑骂槐,没有爷爷冰冷的眼神,没有弟弟的抢夺和辱骂,更没有那句“迟早要嫁出去的人,不用商量”。没有人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在乎。我只是一个沉默的、手脚麻利的洗碗工。

老板娘给的工钱微薄,还常常找借口克扣。但当我第一次拿到那皱巴巴、带着油污味的一百五十块钱时,一种从未有过的、近乎颤栗的感觉攥住了我。这是我的。我用这双泡烂的手,一天天刷出来的。它和爷爷后奶奶施舍的生活费不同,和母亲偷偷塞给我的几毛零花钱也不同。它上面没有写着“忍耐”和“寄人篱下”。它是我的力气,我的时间,我的……自由。

我用攒下的第一笔“巨款”,在镇上的地摊买了一套最便宜的换洗衣裳。粗糙的化纤布料,款式老土,但穿在身上,是新的。没有弟弟穿过,没有后奶奶鄙夷的眼神扫过。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我学着像其他打工的女孩一样,在难得的半天休里,去镇上的小书店蹭书看,站在街边看车水马龙,或者在便宜的录像厅看一场模糊不清的港片。没有学旅游,看不到名山大川,但小镇的喧嚣、陌生人的面孔、书店里翻开的书页上那些遥远的故事……都像一扇扇小小的窗户,让我窥见了那个院子、那棵梨树之外的世界。原来世界这么大,这么吵,这么……不一样。

偶尔,夜深人静躺在硬板床上,听着阁楼老鼠窸窣的声响,我会想起母亲。想起她佝偻的背,干裂的嘴唇,想起她看着我挨打时惨白的脸,想起那句无力的“忍忍吧……等你长大了就好了”。

“妈,我长大了。”我在黑暗里无声地说,带着一丝倔强的、报复般的快意,又混杂着难以言说的酸楚,“我出来了。我在自己养活自己。”

她没有来找我。或许王叔劝过,或许她自己也觉得,让我这个“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在外面自生自灭,是这个家能给我的、最后的“自由”?又或许,她真的太累了,累到无力再为这个“不听话”的女儿操更多的心。

这样也好。真的。那个家,于我而言,早已是回不去的废墟。梨树下的潮湿,似乎被小镇的喧嚣和身体的疲惫暂时冲淡了一些。我开始习惯这种粗糙的、底层的、但完全由自己掌控的生活。

后来,我换过几份工。去服装厂踩过缝纫机,去小作坊串过珠子,在夜市摊上帮人吆喝过。地方越换越远,从镇到县,最后懵懵懂懂地跟着一群打工的同乡,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几十个小时的硬座,车厢里混杂着汗味、泡面味、劣质烟味和孩子的哭闹声。我蜷缩在靠窗的角落,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越来越陌生的田野和城市,心里没有多少离乡的愁绪,反而有种挣脱了什么的轻松。

新的城市很大,大得让人眩晕。高楼像冰冷的钢铁森林,街道宽阔得能并排跑好几辆车。霓虹灯彻夜闪烁,晃得人眼花。我依旧用着那个借来的身份,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在城市的夹缝里寻找生存的空间。我在快餐店拖过地,在写字楼做过保洁,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累,还是累。流水线的噪音能把人的耳朵震聋,一站十几个小时,腿肿得像灌了铅。快餐店拖地要抢在客流高峰的间隙,腰都快断掉。写字楼的保洁要赶在上班前做完,天不亮就得起床。

但奇怪的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年——从十六岁离家,到二十四岁那场猝不及防的暴雨再次将我浇透之前的这八年——竟是我这半生里,为数不多的、称得上“开心”的日子。

是真的“开心”吗?或许更准确地说,是**麻木的平静**和**虚假的自由感**。

开心,是因为我终于不用再忍受那个院子里的冰冷和屈辱。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听那些扎心剜肺的闲话。我的喜怒哀乐,我的疲惫疼痛,都只属于我自己,不再需要为了谁去“忍”。我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花自己挣的钱,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只是一支廉价的口红,一本盗版的小说),决定自己明天去哪里。这种掌控自己生活的感觉,哪怕再卑微,也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劫后余生的畅快。

开心,也是因为距离产生的虚幻安全感。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距离,像一道厚厚的屏障,隔开了那个带着梨树的小院,隔开了母亲疲惫的眼神,也暂时隔开了心底那块名为“家”的、潮湿冰冷的角落。在流水线轰鸣的噪音里,在出租屋劣质隔板墙外的市井喧嚣中,在独自吞咽廉价盒饭的沉默里,那些过往的伤痛,似乎被强行按进了意识的深层,变得模糊而遥远。我可以假装自己是个全新的人,一个没有过去、只有眼前苟且的人。

我用微薄的工资租了一个小小的、只有几平米的隔断间,放下一张床和一个简易衣柜就满了。窗户对着另一栋楼的墙壁,常年不见阳光,空气里有股挥之不去的霉味。但关上门,这里就是我的王国。没有“滚出去”的呵斥,没有“不用商量”的判决。我可以随意躺下,发呆,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做。自由,像隔断间窗外那窄窄的一线灰色天空,虽然逼仄,但真实地存在着。

我学会了抽烟。劣质的,呛人的。不是为了耍酷,是实在累极了、烦透了的时候,需要一点能麻痹神经的东西。烟雾缭绕中,看着窗外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心里会升起一种奇异的疏离感。这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为我而亮。但至少,也没有一盏能灼伤我。

我也交过一两个朋友。同样漂泊在外的打工妹,境遇相似,能互相倒倒苦水,发发牢骚。但交情也仅限于此。大家心照不宣,都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那点不堪回首的过往和脆弱的当下,谁也不会真正深入对方的世界。像寒夜里聚在一起取暖的刺猬,靠得太近,反而会扎伤彼此。这种关系,淡薄,却安全。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滑过去。粗糙,麻木,却也带着一种自给自足的踏实感。我以为,我会一直这样“自由”下去,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虽然漂泊无依,但至少不再被那根名为“家”的线牵扯得鲜血淋漓。我以为,那块心底的潮湿,会在这城市的喧嚣和日复一日的劳碌中,慢慢风干。

我甚至开始规划更远的“自由”。省吃俭用,存下一点可怜的钱,幻想着有一天能真正去看看书本上那些风景,哪怕只是站在某个陌生的山头,吹吹不一样的风。

直到那个平淡无奇的下午。

我正在快餐店的后厨,埋头对付着一大池油腻的碗碟。水声哗哗,蒸汽熏得人睁不开眼。领班的大嗓门在嘈杂中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异样:

“林晚!外面电话!找你的!说是你家里!”

“家里”两个字,像两颗冰冷的石子,猛地砸进我麻木的心湖,瞬间激起千层冰冷的涟漪。拿着碗的手一滑,瓷碗“哐当”一声砸回水池里,溅起一片水花。

家里?哪个家?

梨树下的阴影,爷爷冰冷的话语,后奶奶挥舞的竹竿,弟弟“滚出去”的尖叫,母亲绝望的眼泪……无数被强行封存的画面,伴随着那熟悉的、深入骨髓的潮湿感,瞬间冲破闸门,汹涌而至!

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起来,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胡乱在油腻的围裙上擦了擦手,手指冰凉,微微颤抖。

快餐店油腻嘈杂的前台,那部红色的公用电话听筒歪在一边,像在等着什么。我深吸一口气,带着一身洗洁精和油烟的味道,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

听筒里传来的,是王叔的声音。那个曾经递给我苹果的、沉默寡言的男人。他的声音嘶哑,疲惫,带着一种天塌地陷般的惶急和绝望,穿透几百公里的电波,直直撞进我的耳膜:

“晚丫头……是你吗?快……快回来吧……你妈……你妈她……不行了……”

世界,在那一刻,骤然失声。

后厨的嘈杂,前台的喧闹,窗外的车流……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只有王叔那断断续续、带着哭腔的声音,像冰冷的毒蛇,钻进我的耳朵,缠绕住我的心脏:

“……脑里长了东西……医生说……是癌……晚期了……刚动完手术……人……人快不行了……她……她一直念着你名字……晚丫头……你快回来……见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又是……最后一面。

手里的听筒变得千斤重,几乎握不住。眼前的一切开始旋转,模糊。快餐店油腻的地板,晃动的灯光,顾客模糊的面孔……都扭曲成了那个十岁夏天狂奔回家时看到的、刺眼的白光。

潮湿。那深入骨髓的、以为被暂时遗忘的潮湿,像蛰伏的怪兽,瞬间从心底每一个角落咆哮着复苏、膨胀,带着冰冷的窒息感,将我整个人彻底淹没。

背靠着的冰柜传来刺骨的寒意,顺着脊椎一路爬升。我死死抓住油腻的前台边缘,指甲几乎要抠进木头里,才勉强支撑住发软的身体。

妈……脑癌……晚期……最后一面……

这几个词,像烧红的烙铁,一下下烫在早已伤痕累累的心上。

八年。离家的八年,我用粗糙的自由织就的、那层薄薄的盔甲,在王叔这通绝望的电话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瞬间土崩瓦解。

原来,那所谓的“开心”,那麻木的平静,那虚假的自由感,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梨树下的潮湿,从未真正离开过。

它只是潜伏着,等待着一场更大的暴雨,将我从头到脚,再次浇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