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理论思路
本书的研究中心——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立意是将其视作一种社会变动现象，重点分析这类社会现象的生成机制。因此，不仅仅是把“民变”作为政府的一类对立的政治力量去研究，对太平天国而言，其形象未必纯然负面，影响也未必完全消极；民众运动参与主体的思想也不仅仅作为一种政治思想体系，同时还要关注他们本身的观念和意识；对民众运动形态的解读也不完全局限在革命框架下，挖掘深入的历史认知，要结合社会史的视角和方法，在“官方历史的表层之下”，发现“萌发着民众的恐惧、希望和运动”，[225]需要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理解民众的情感。
在研究中，一方面以传统史学方法为根本，重视史实考辨和史料分析，另一方面也借鉴了社会运动理论（Social Movements Theory）和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 System Theory）的部分阐释，旨在通过相关理论加深对民变成形和太平天国失败社会因素等具体问题的认识，但重视结合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实际和时代特色，不是由理论引出论断或论断比附理论。
社会运动理论的经典著作是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的《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226]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三人合著的《斗争的动力》。[227]此外，美国学者莫里斯（Aldon D.Morris）等主编《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对该理论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进行了概括总结。[228]具体到民变的研究方法，美国社会史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提出了集体行动理论（Collective Action Theory），主要体现在他的《从动员到革命》和《革命年代》两本论著。[229]该理论一方面探讨时间纵轴方向的集体行动类型、类型变化、转变原因；另一方面建构全方位的集体暴动立体动员模型（Mobilization Model）。这为研究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抑或传统中国时期的民变提供了参照。探讨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地区民众的一般心态和社会生活，以及分析民变参加者的群体心态，社会心理学理论（Social Psychology Theory）可以提供借鉴。但西方学界研究的题材多是工业革命后发生剧烈社会变动的西方世界，在具体研究中不能生搬硬套于中国社会，必须结合传统中国社会的实际。
政治系统理论的代表学者是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阿尔蒙德（G.A.Almond）。伊斯顿的《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被称为政治系统论的经典，他认为政治系统模式包含几个逻辑环节：环境（系统与环境存在边界且相互影响）、输入（要求与支持）、输出（决策和行动）、反馈（沟通系统与环境）、流动（相互关联具有连贯性的政治转换过程）。[230]可见政治系统的各个环节均与社会环境、社会系统产生沟通和影响，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信息流直接关系到政治系统在社会剧变中的生命力。借鉴政治系统理论，旨在实现社会史与政治史研究的结合，该理论对研究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建制、国家政治权力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太平天国失败的社会层面因素不无方法论上的借鉴。
本书主要尝试探讨五个方面的问题：
1.太平天国与民众对立关系的成因、表现及影响
太平天国统治区的民变无疑是较适合的切入点，很能说明“对立”问题的根源。通过对“天国”民变的时序数量、地域分布、人员构成、类型区划、动员模式、调控应对等要素深入分析，试图全景式展现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历史侧面。
2.太平天国失败的社会因素
与太平天国标榜“新天新地新世界”[231]的社会变革不同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太平天国部分地恢复了前朝旧制。“新”社会战略的弊端和执行局限，使19世纪60年代的太平天国彰显了内溃之势。
3.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历史地位
“民变”的研究重在感触昔时人们的伤痛和情感，太平天国统治政策中的负面因素应予正视，但应区分“战争”责任和当事者之一太平天国的责任。战争的负面影响主要在当时当世，也要看到它对后世产生的影响，像“洋务运动”等近代化格局的奠定就有战争的促发因素，从而形成一个较为全面客观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形象。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分析，太平天国战争的客观影响有着某种进步意义。
图3 太平天国主要占领区——江南
图片来源：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局部。
4.民众与革命的关系
分析“民变”以及部分平民领导的团练武装的对立行为，有助于全面了解太平天国与民众关系的状态，有助于全面认识“革命”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实质，也能使我们更为理性地评价“革命”的功过是非。
5.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太平天国作为其统治区的政治实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不可避免。通过“民变”探讨太平天国政权所推行的社会战略，了解统治区政治权力与地方社会关系的表现是否与当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主流实态一致。
[1] 参见夏春涛《近一个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0—471页；刘晨《关于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考》，《萧朝贵研究》，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25—232页。
[2] 参见[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谢亮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计秋枫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 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4] 参见Stephen R.Plat，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New York：Knopf，2012；[美]史蒂芬·普拉特《太平天国之秋》，黄中宪译，卫城出版2013年版；[美]裴士锋《天国之秋》，黄中宪译，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5] 赵世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与整合的历史观》，《光明日报》2001年7月31日B3版。
[6]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72页。
[7] 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2册《太平天国》，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大陆地区经删节先后出版两个版本，一是岳麓书社1999年版《晚清七十年》，二是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版的《从晚清到民国》。
[8] 潘旭澜：《太平杂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9] 史式：《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开放时代》2001年第1期；史式：《太平天国不太平》，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10] 夏春涛：《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辩证》，《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11] 方之光：《太平天国要对内战造成的大灾难负主要责任吗？——与凤凰网〈太平天国〉编导商榷》，《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方之光：《太平天国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吗？——与潘旭澜教授商榷》，《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9期。
[12]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1946），第5页。但后来简又文在《太平天国全史》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持肯定论，称赞太平天国“宗旨、理想、典章、制度、政策、军略、与种种实际的政治设施，实于种族革命之外，兼有宗教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意义，实要改革全国一切传统的旧制度而创造‘新天新地’的。这样大志愿、大企图、大计划，不特在吾国二十四史中未尝或见，即在世界的革命史中也找不到几个可与比拟的大运动。虽其因种种原因以致败亡，而流风不绝，典型尚存，自有不灭不朽的本性，将在我国甚至世界历史中永远占着重要而光荣的一章”。（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绪言第15—16页。）
[13] 郭廷以：《太平天国的极权政治》，《大陆杂志》1955年第10卷第2期。
[14] 代表性经典著作是罗尔纲先生的四卷本《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
[15] 《干王洪仁玕立法制諠谕》，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4页。
[16] 《太平天国野史》记：“定都后，复命胡以洸（晃）攻安庆，四月辛卯克之。皖省民情顽悍，以太平宗教法制之不相习也，多抗命。八月，天王命达开赴安庆一带安民。”（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版，第324页。）按：引发此次变乱的主要原因是“太平宗教法制”，而非经济因素。由于这里对民变具体情节的描述语焉不详，是对当时民众抗争现象的总体概述，非具体个案，故未列入民变表。
[17] 参见[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217—232页。
[18] 吕友仁译注：《〈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19] 参见[美]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55—557页。
[20] 完颜绍元：《中国古代流氓百态》，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2—24页。按：徐珂《清稗类钞》对类似“无赖”的“地棍”群体之称谓进行了不完全概括：“社会之于无赖恶少所谓地棍者，辄加以特别之名词，虽各省不同，而皆有讥讽之意。曰地痞，曰痞子，曰青皮，曰泼皮，曰赖皮，曰混混儿，曰混子，曰闯棍，曰打溜，曰搭流，曰打流，曰烂崽，曰泥腿，曰野仙，曰田罗汉脚，曰聊荡，曰滥聊，曰流氓，皆是也。”（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669页。）
[21] 完颜绍元：《中国古代流氓百态》，第1页。
[22]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续编》）（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23] 龚又村：《自怡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67页。按：龚又村原是清朝秀才，他对此次民变的立场与太平天国官方相近，结合《自怡日记》所载其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所作所为，可知龚是社会分化浪潮中知识分子被迫接受、消极服从太平天国统治的典型。
[24] 冯桂芬：《均赋说劝绅·癸丑》，《显志堂稿》卷9，光绪二年（1876）冯氏校邠庐刻本，第23页a—24页b，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冯桂芬：《均赋说劝绅·癸丑》，《显志堂稿》卷9，第25页a—26页a。
[25] 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待绅士》，同治七年（1868）江苏书局重刊本，第32页a，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26] 李远燕、李文娟译注：《管子》，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7] 白奚：《稷下学研究——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9页。
[28] 转引自姜镇庆《战后日本对明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66页。
[29] [美]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
[30] [美]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何鹏、晏锋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271—273页。
[31] [美]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84、371、529、555页。
[32] 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译，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57页。
[33] [韩]吴金成：《明清时代绅士层研究的诸问题》，东洋史学会编：《中国史研究的成果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
[34] 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3—74页。
[35] 常建华：《士大夫与地方社会的结合——清代“乡绅”一词含义的考察》，《南开史学》1989年第1期。
[36] [日]本村正一：《关于清代社会绅士的存在》，《史渊》第24号，1940年；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专论》，第212、458页。
[37] 参见[韩]田炯权《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义田地主和生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38]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4页。
[39] 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20页。
[40] [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四版），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3页。
[41] 马敏认为，“明清绅士阶层的特色，恰恰在于其地方性和在野性”。（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因此现职的政府官员，包括通过捐纳、保举等途径获得官职的人都不能列入“绅阶层”；在传统社会中，一人入绅，往往家族被同等视之。
[42] 参见俞可平《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及其历史地位》，《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总第5期。
[43] 樊翠花、王鸿斌：《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民国档案》2009年第4期。
[44] 郭卫东：《倾覆与再建：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45] 吴雁南：《清末“民变”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
[46] 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47] 刘平：《关于清末农民运动的几个问题》，《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48]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49] 程歗：《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50] 章征科：《辛亥革命时期乡村民变的特点及成因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1] 马自毅：《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辛亥前十年民变状况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52]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319页。
[53]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东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719—779页。
[54] 刘平：《清末农村“民变”散论》，《江苏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55] 参见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1902—1911）》（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4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8—181页；张振鹤、丁原英《清末民变年表（1902—1911）》（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121页。
[56] 杜涛：《清末十年民变研究述评》，《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
[57] 邵晓芙：《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浙江民变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页。
[58] 杨湘容：《晚清民变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59] C.K.Ya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5，pp.190-191.
[60] 巫仁恕：《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第2页；Charles Tilly and Louise A.Tilly eds.，Class Conflict and Collective Ac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81，p.17.
[61] 《辞海》释“民变”作“旧指人民聚众反抗”（《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下，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4131页）；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讲“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上海人民出版社编：《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徐复点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2页。）可见“民变”一词原意亦包含议会争辩与民众抗议等非暴力形式的行为。
[62]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31册，“书信之十”，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39页。
[63] 《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奏为湖北江夏县等历年团练出力各州县请分别加广文武学额事》，咸丰八年正月十五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532—0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64] 民国《新登县志》卷19，“武备”，第4页b。
[65]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之一”，第127页。
[66] 《寄谕张芾务当会同陈孚恩等力筹守御并与各路援军内外夹击》（咸丰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以下简称《镇压档》）第7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7页。
[67]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3，民国二十五年（1936）铅印本，第11页a，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68]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2页。
[69] 参见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中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6页。
[70] 奕䜣、朱学勤等：《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卷237，同治十一年（1872）刊本，第18—19页，国家图书馆藏。
[71] 王先谦：《东华续录》，“同治二年十二月乙酉”，第21页a—b[《东华录·东华续录》（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75页]。
[72]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2，第1页b。
[73] 《安徽巡抚福济奏为安徽办理团练大小绅士请归地方官节制差委事》，咸丰四年十一月初四日，朱批奏折附片4—01—18—0045—04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4] 同治《徐州府志》记：“咸丰初，粤贼北窜，诏令各直省坚壁清野，以断盗粮。八年，徐宿有寇警，砀山义民唐瑞邦、孙广基等始筑砦卫闾里。嗣是至同治四年徐民相率增筑守望，强固徐土，用以乂安。”（同治《徐州府志》卷16，“建置考”，第12页a—15页b。）
[75] 赵尔巽等：《清史稿》第14册，卷133，志108，“兵四·乡兵”，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959页。
[76] 叶蒸云：《辛壬寇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1—372页。
[77] 汪士铎：《汪悔翁乙丙日记》卷2，第1页b。
[78] 汤氏：《鳅闻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六），第333页。
[79]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杨璐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34页。
[80] 经核查，《浙江忠义录》明确团练领导者为农民的有10人：秀水沈树屏，海盐沈掌大，黄岩孙仁秋、解广桂、李增华、童义显，诸暨包立身、石世传，新昌盛梦奎、潘虎亮；游民1人：归安俞鸾梧。共11人。总数与郑亦芳统计一致。见浙江采访忠义总局编《浙江忠义录》卷5，同治六年（1867）刻本，第7页a、10页a、12页a、21页a；卷6，第13页a、26页a、35页a—b，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另，江西省情况据《江西忠义录》卷8“民人传”，记死难平民114人，其中平民团练领导者15人：抚州金溪何义蕃，东乡张对喜父子，葵田黄志盛（佣工）、徐秉鲲、黄德旺；吉安庐陵易广祐兄弟（其兄为团总），安福周震乾，庐陵悟真（僧人）；饶州乐平王殿鼇，乐平张有福，万年饶希龙、饶育班父子（农民），饶州某（屠夫）。见沈葆桢等修、何应祺等纂《江西忠义录》卷8，“民人传”，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第5页a、6页a、6页b—7页a、8页b、9页a、9页a—b、10页a、10页b、11页a，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5位平民团首，只有5人明确身份：2农民、1佣工、1屠夫、1僧人，其他10人具体身份不明。
[81] 按：上述统计身份不详者除外。参见郑亦芳《清代团练的组织与功能——湖南、两江、两广地区之比较研究》，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编：《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28编第33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55—659页。
[82] 余治（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新编》，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第11页b—12页a，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按：是图强调了太平军与团练对立的一面。
[83] 余治（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新编》，第16页b—17页a。按：是图反映了团练的“害民”性。
[84] 《清仁宗实录》卷63，“嘉庆五年四月乙酉”，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8册，第843页。
[85] 太平军会剿枪船情形，据时人沈梓《避寇日记》记载，同治元年五月底、六月初，忠王李秀成欲率各路兵马救援天京，“恐枪船之蹑其后也，于是发令于六月十三日分兵各路擒获，凡苏、松、嘉、湖无不克期会同”；六月十三日，各地太平军驻军统一行动，以秀水情形，“十三日，遂有捉枪船之警，自陡门而吾镇、桐乡、屠甸市、庙牌卡等处无不会齐拿获，庙牌杀十四人，吾镇杀三人，陡门杀二十余人，凡街上见著花青绵绸短衫裤以及黄黑柿漆绸短衫裤无不拿获，各处赌场皆散，赌局中人皆逃匿，民间装枪船逃难者各沉船水中，至十四、五犹有长毛至各处乡间查拿小船者”。[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138页。]桐乡情形亦同，“是年六月，贼首得伪听王令于县属濮镇、屠镇、青镇捉拿枪船，同日举事，枪船几被捉尽，水手死者无数”。（光绪《桐乡县志》卷20，“杂类志·兵事”，第9页a。）但太平军的努力终因地方行政腐败受挫，某些枪船头目通过行贿太平天国地方官重整旗鼓，再操旧业。同治元年六月“清匪”行动后，八月初就有赌棍周永元“将于新镇西南栅开花插场，用长毛旗帜部署地方”，“花船及长毛船相次停泊，旗号大书‘奉令’二字”，“不及一月复罢，然而各镇小赌由此萌芽矣”，“八月中，各镇有潜行开设小赌者，而枪船亦假保卫局旗号而复出矣”。[沈梓：《避寇日记》，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八），第143、156页。]此后太平军当局困于战事紧迫，再无力全面回顾这一社会毒瘤。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后立即着手剿捕枪船，清廷谕左宗棠、李鸿章等消灭湖州、苏州“划船土匪”（《清穆宗实录》卷112，“同治三年八月癸未”，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47册，第491页），至同治七年卜小二的枪船势力才彻底被消灭[《浙江巡抚马新贻奏江浙交界处所枪匪歼除殆尽片》（同治七年二月初十日），《马新贻文案集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186页；《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请奖励拿办枪匪出力各员事》，同治七年四月二十六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639—1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直至同治十二年清廷还在为枪船滋扰地方大伤脑筋（《浙江巡抚杨昌濬奏为试用知府林祖述等拿获枪匪案内尤为出力请酌量保奖事》，同治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军机处录副奏折03—4777—12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署理江苏巡抚恩锡奏为苏浙之交枪匪驾船伺劫委员分赴会同严拿研讯究办以安商旅事》，同治年间，军机处录副奏折03—7586—1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86] 李光霁：《劫余杂识》，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以下简称《太平天国》）（五），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11页。
[87]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之一”，第127、194页；曾国藩：《曾国藩全集》第31册，“书信之十”，第84页。
[88] 如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枪船头目吴三福鼓噪枪船成员“聚集多人，哄入军帅衙门，毁伤文书器用物件，并抢军帅衣庄，住宅一空”，并“攫长发十余人至渡船桥杀死”。（知非：《吴江庚辛纪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总第4号，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3页。）
[89] 主要代表成果有茅家琦《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和《太平天国与列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朱东安《曾国藩幕府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曾国藩集团与晚清政局》（华文出版社2003年版）、董蔡时《曾国藩评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樊百川《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相比于国内学界，港台地区太平天国研究则在较长时段内侧重于以湘、淮军为主的太平天国对立面之军制、人物等问题，参见徐永志《港台太平天国史研究概述（1949—1990年）》，《安徽史学》1991年第4期。
[90] 祁龙威：《太平天国后期的土地问题》，《山西师范学院学报》1957年第2期。
[91] 龙盛运：《太平天国后期土地制度的实施问题》，《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
[92] 杨纪枫：《太平天国到底实行了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93] 参见赵德馨《论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94] 参见王天奖《析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159页。
[95] 王明前：《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3—259页。
[96]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未把工商税（营业税、关卡税、船钞）作杂捐，参见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下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79页。
[97] 曹国祉：《太平天国杂税考》，《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98] 董蔡时：《无锡太平军镇压安镇四图庄佃农抗租质疑》，《江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99] 董蔡时：《关于〈太平天国杂税考〉一文的商榷》，《江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2期。
[100] 吴志根：《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质变及其原因》，《黄石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101] 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历史研究》1958年第3期。
[102] 王天奖：《关于太平天国的乡官和基层政权》，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4—145页。
[103] 宓汝成：《乡官体制的理想和实际》，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三），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69页。
[104] 张德顺：《士与太平天国》，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105] 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第3版。
[106] 龙盛运：《关于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中的偏向问题——对祁龙威同志〈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的意见》，《光明日报》1958年3月3日第3版。
[107] 曹志君、袁蓉：《马克思为何对太平天国评价前后迥异》，《世纪》2001年第6期。
[108] 李颖：《再论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0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09—11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45—548页。
[110] 关于“拜上帝会”之名称，夏春涛先生考证应为“上帝会”，太平天国宗教为“上帝教”。（夏春涛：《“拜上帝会”说辨正》，《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这一说法已为多数学者认可。路遥先生认为，按照社会和文化人类学认定宗教的三个特征，称太平天国的宗教为“拜上帝”的宗教似乎要比“上帝”的宗教更为确切。称“上帝”教，只象征其信仰的观念形态；称“拜上帝”教则兼具信仰与仪式之形态，而且凸显象征的融合。（路遥：《关于太平天国宗教研究的几点思考》，“中华文史网”，http://www.historychina.net/sxwh/358252.shtml，2006年9月12日。）现存太平天国官方文献并未出现“拜上帝会”“拜上帝教”之名，事实上太平天国官方也没有正式对其宗教命名，太平天国自尊其教为“天教”“真教”“真道”，无论“上帝会（教）”还是“拜上帝会（教）”都是他称，而“拜上帝会（教）”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被人们习惯使用的说法，故在书中暂予沿用。
[111] 朱庆葆：《农民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光明日报》2005年4月26日第7版。
[112] 方之光、朱庆葆：《太平天国与农民问题》，《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13] 参见廖胜《民众心理需求与太平天国的兴亡》，《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114] 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45）》，林枫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124—130页；Kathryn Bernhardt，Rural Society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the Jiangnan from 1820 to 1911，Ph.D.dissertation，Stanford University，1984，pp.117-128.
[115] Tobie Meyer-Fong，What Remains：Coming to Terms with Civil War in 19th Century Chin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203-207.
[116] Eugene Powers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
[117] Vincent Y.C.Shih，The Taiping Ideology：Its Sources，Interpretation，and Influenc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7.
[118] Rudolf G.Wagner，Reenacting in Heavenly Vision：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aiping Rebell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119] Jonathan D.Spence，God’s Chinese Son：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New York and London：W.W.Norton & Company，1996.
[120] Philip A.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1796-1864，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121] Stephen R.Plat，Autumn in the Heavenly Kingdom：China，the West，and the Epic Story of the Taiping Civil War，New York：Knopf，2012.
[122] Albert Feuerwerker，Rebell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75.
[123] John L.Withers，The Heavenly Capital：Nanjing under the Taiping，1853-1864，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3.
[124] James H.Cole，The People Versus the Taipings：Bao Lisheng’s“Righteous Army of Dongan”，China Research Monographs，21.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1.
[125] [日]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運動と現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版。
[126] [日]小岛晋治：《太平天国革命の歴史と思想》，研文出版1978年版。
[127] [日]小岛晋治：《日本人的太平天国观》，云鸥、振江译，《扬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4期；[日]小岛晋治：《幕府末期的日本与太平天国——关于水户藩某村长的〈见闻录〉》，葛尚德译、高兴祖校，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南京大学太平天国史研究室、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丛》第2辑，出版情况不明，1990年，第331—345页。按：国内学界关于该问题的拓荒之作是王晓秋的《太平天国革命对日本的影响》（《历史研究》1981年第2期），该文从日本人了解太平天国的途径、日本人对太平天国的看法和太平天国对日本的影响等内容全面系统阐述了“太平天国与日本”这一主题。
[128] [日]菊池秀明：《清代中国南部の社会変容と太平天国》，汲古书院2008年版；[日]菊池秀明：《広西移民社会と太平天国》，风响社1998年版。
[129] [日]菊池秀明：《金田から南京へ：太平天国初期史研究》，汲古书院2013年版；钟文典：《太平天国开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0] [日]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马晓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131] [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租桟関係簿冊の分析》，汲古书院2001年版；早年还有一部专论近代中国租栈和地主制的著作，见[日]村松祐次《近代江南の租桟：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近代中国研究委员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版。
[132] 萧一山：《清代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四年（1945），第190页；萧一山：《清代通史》第3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7—258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1946），第1—18页。
[133]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凡例”，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1946）。
[134]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六年（1937），第100、103页。
[135] 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光华书局，民国十九年（1930），第81—105页；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民国二十一年（1932），第125—152页。
[136] 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真理出版社，民国二十六年（1937），序言第2—3页。按：在当时的史料中，“市民”多指“市井之民”，他们与欧洲拥有市民权的特殊阶层在本质上不同；太平天国的主要参加者是农民，从这个层面说，把太平天国定性为“市民运动”是欠妥的。就像夏春涛先生在国家清史《通纪》第6卷中提到的，鸦片战争后新旧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导致咸丰年间内外危机的总爆发，全国社会失控，几乎成为一片火海（《通纪》第6卷初稿）。所以太平天国的爆发绝非是由一个阶层主导的产物，而是民众广泛参与抗争的结果；就其核心领导力量而言，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也符合传统社会民众暴动的一般性，即由失意的小知识分子参与联合领导。这与美国学者濮友真的结论基本一致：“太平天国是由科场失意的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军事和组织才能的文盲领导的。”（Eugene Powers Boardman，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51-1864，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52，p.65.）
[137]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86、191—192页；胡绳：《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人民日报》1951年1月11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5—18页。
[138] 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7年第2期。
[139] 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理论战线》1958年第2期。
[140] 景珩、林言椒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
[14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简氏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2039—2054页。
[14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上册，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绪言第15—16页。
[143] 董蔡时：《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江苏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
[144] 沈嘉荣：《太平天国政权性质问题探索》，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孙祚民：《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北方论坛》1980年第1期；孙祚民：《判断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标准——五论关于“农民政权”问题》，《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
[145] 王天奖：《太平天国与地主阶级——兼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中州学刊》1981年第1期；王天奖：《析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一），第140—159页；王天奖：《关于太平天国的乡官和基层政权》，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二），第124—145页。
[146] 李锦全：《试论洪秀全思想及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洪秀全思想研究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9—110页。
[147] 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48] 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二次修订本）（全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
[149] 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50] 参见张德顺《士与太平天国》，南京出版社2003年版。
[151] 杨国安：《“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江汉论坛》2012年第9期。
[152] 方英：《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
[153]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54] 梁义群：《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3—160页。
[155] C.K.Yang，“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Century China”，in Frederic Wakeman，Jr.and Carolyn Grant eds.，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174-210.
[156] [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李伯重、连玲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7] Joseph Hing-kwok Chan，Mass Disturbances and Protest Movements in Late Imperial China，1796-1911：A Time-series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1983.
[158] Henry A.Landsberger，Rural Protest：Peasant Mo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4.
[159] Jean Chesneaux，Peasant Revolts in China，1840-1949，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Inc.，1973.
[160] 参见宋桂英《清代团练问题研究述评》，《文史哲》2003年第5期。按：本书述评对象主要是学界关于太平天国时期团练的研究。
[161] 参见曹国祉《论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团练的组织及其反动性》，《史学月刊》1964年第11期；黄细嘉《近代的团练和团练制度》，《历史教学》1997年第10期；夏林根《近代团练问题研究》，《江西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162] 牛贯杰：《从“守望相助”到“吏治应以团练为先”：由团练组织的发展演变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163] 吴擎华、柯莉娜：《从苗沛霖团练看19世纪中期皖北基层社会统治结构的变化》，《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64] 吴擎华、柯莉娜：《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165] 朱淑君：《晚清咸同时期士绅政治文化考察——以“团练”议论为中心》，《兰州学刊》2011年第6期。
[166] 参见[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67] [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第217—232页。
[168] 杨国安：《明清两湖地区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247页。王家璧的资料，详见皮明庥等编《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69] 郑大发：《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86年第4期。
[170] 郑小春：《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安徽史学》2010年第3期；郑小春：《地方志所见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团练》，《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171] 吴竞、万心刚：《太平军在无锡地区与团练的斗争》，《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172] 朱谐汉：《太平天国时期的江西团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173] 宋桂英：《晚清山东团练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6年，第12—68页。
[174] [日]并木赖寿：《苗沛霖团练事件》，谢俊美译，《学术界》1994年第1期；按：该文也经姚传德、池子华译为中文，发表在《安徽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目前关于苗沛霖的全方位论述，见池子华《晚清枭雄苗沛霖》，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75] 曹国祉：《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江浙太湖地区“枪船”的性质问题》，《史学月刊》1960年第2期。
[176] 吴竞：《试论枪船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77] 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枪船”》，《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
[178] [日]针谷美和子：《太平天国占领区的枪船集团——以太湖一带为中心》，白子明译，周泮池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7—92页；[日]针谷美和子：《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江浙太湖地域の枪船集团》，增渊龙夫先生退官記念论集刊行会：《中国史における社会と民众》，汲古书院1983年版；[日]针谷美和子：《太平天国镇压后の枪船集团》，《一桥论丛》1983年第89卷第1期，第104—121页。
[179] [日]小林幸夫：《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周庄团练”与陶煦》，苏林岗译、孙日明校，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60—475页。
[180] 参见崔岷《“靖乱适所以致乱”：咸同之际山东的团练之乱》，《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傅衣凌《太平天国时代团练抗官问题引论——太平天国时代社会变革史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4—566页。
[181] 李惠民：《透视太平天国时期的食人现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83—289页。
[182] 方炳奎：《说梦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288页。
[183]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337页。
[184] 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平民人身伤害问题》，《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185] 侯竹青、陈志刚：《军中幼童：对太平军战争史的另一种解读》，《求索》2008年第11期。
[186] 李惠民：《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第241—254页。
[187] 董丛林：《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军纪教育》，《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188] 王兴福：《太平天国在浙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11页。
[189]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下册，第1277—1566页。
[190] 张一文：《太平天国军事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6—305页。
[191] 参见李文海《太平天国女营、女馆制度》，《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1期；夏春涛《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郑春奎《论太平天国时期的女馆制度》，《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192] 廖胜：《妇女与太平天国社会——太平天国妇女问题研究新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
[193] 王晓南、廖胜：《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与太平天国妇女解放问题之辨析》，《天府新论》2000年第3期；王晓南、廖胜：《广西地方婚俗与太平天国寡妇再嫁问题——兼论寡妇再嫁不能作为太平天国解放妇女之论据》，《人文杂志》2004年第1期。
[194] 王晓南、廖胜：《太平天国的“掳妇”问题——兼论太平天国占领区清方妇女死难原因》，《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195] 王晓南、廖胜：《太平天国占领区清方妇女死难情形研究——以同治〈苏州府志〉所旌烈女为研究范本》，《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196] 宫明：《太平军中的“刺面”问题》，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三），第91—103页。
[197] 潘钟瑞：《香禅精舍集》，光绪十年（1884）长洲潘氏香禅精舍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清代诗文集汇编》收录苏州振新书社经印本，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编辑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9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69—770页。
[198] 潘钟瑞：《苏台麋鹿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五），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269—305页。
[199]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煦档案选编》（1—7），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
[200] 黄侗：《义乌兵事纪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6辑第755册，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第205—294页。
[201] 张光烈：《辛酉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54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705—723页。
[202] 包祖清编：《义民包立身事略》，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第77册，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473—491页。
[203] 饶恕良、徐永涛辑：《洪杨祁门纪变录》，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安徽卷）第76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300页。
[204] 符葆森：《咸丰三年避寇日记》，桑兵主编：《清代稿钞本四编》第151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1页。
[205] 沈葆桢等修：《江西忠义录》，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编：《中国古代地方人物传记汇编》（江西卷）第85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2页。
[206] [美]林乐知、[英]傅兰雅主编：《上海新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9辑第581—590册，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
[207] 周腾虎、徐僖：《太平天国稀见史料三种》（全2卷），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5年。
[208] 《稀见清咸丰军事外交谕令秘件》（全2册），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
[209] 目前已知确为太平天国佚书、佚文的名称及伪传之太平天国佚书、佚文名目，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45页。
[210] 武林更生氏述：《蒙难纪略》，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邹身城：《林颖山及其〈蒙难纪略〉——杭州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时期文献》，《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
[211] 章型：《烟尘纪略》，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天国史研究室编：《太平天国史论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78—386页。
[212] 该书自1991年起，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巴蜀书社三家出版社联合陆续出版，共出版25省《府县志辑》和《乡镇志专辑》，总计1054册2251种。
[213] 该书自1966年起，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影印出版，共5359册，华中地方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7省，恰好与太平天国主要战争区吻合。
[214] 自1990年该档案前2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至2001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另外24册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完成。
[215] 全14辑，中华书局1978—1990年；第1辑为1978年出版，第5辑为1980年出版。
[21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杭州市档案局编：《杭州太平天国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
[217]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纪事本末类，第403—4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中国方略丛书》收录，全10册，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
[218] 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343—406页；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246页；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三），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124—126页。
[219]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 eds.，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the Documents，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2[该书由范德一、许培德、夏春涛译为中文，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九）]；Franz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eds.，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3 Vol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J.J.O’Meara ed.，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China，42 Vols，Dublin：Irish University Press，1971-1972.[其中第32卷主要记太平天国事，已由章克生译为中文，见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续编》（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20] 本书使用的是“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中的“字林洋行中英文报纸全文数据库（1850—1951）”电子资源。
[221] [日]日比野辉宽、[日]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陶振孝、阎瑜、陈捷译，中华书局2012年版。
[222] 海宁冯氏：《花溪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六），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669页。
[223] 佚名：《避兵日记》，第31页，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藏抄本。
[224] 沈雨梧：《太平天国浙江歌谣选》，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内部印发，1982年，第26页。
[225] [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导言第5页。
[226] 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s：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227] Doug McAdam，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eds.，Dynamics of Conten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228] Aldon D.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eds.，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s Theo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
[229] 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New York：Random House，1978；Charles Tilly，Louise A.Tilly and Richard H.Tilly eds.，The Rebellious Century，1830-193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230] David Easton，A 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9.
[231] 洪仁玕：《资政新篇》，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