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环境中的黑暗

如今，黑暗的夜晚在城市中已经十分罕见。由于大量的光污染，我们大多数人已无法欣赏到星星散发的绚烂光芒。城市居民甚至认为夜空被淹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他们既不会对夜空的性质产生任何质疑，也不会对夜空能见度的降低感到忧虑。但是，照明总是和社会经济相关的，能否在夜间照亮一座古城，这个问题值得思索。从照明、烹饪、石灰生产和陶器制造、冶炼以及取暖等竞争性用途上讲，木柴当然奇货可居。城市居民不是从市场上购买，就是要到城外树林里捡寻。坐落于墨西哥中部高地的特奥蒂瓦坎城（the city of Teotihuacan）始建于公元前100年左右的中美洲前古典晚期（Cowgill 2015，9），繁盛于古典时期早期（250—600年）（Manzanilla 2017）。这座巨大的城市中心聚居有10万多居民，他们的木柴需求量十分可观。据路易斯·巴尔巴·平加荣和何塞·路易斯·科多瓦·弗伦兹（Luis Barba Pingarrón and José Luis Córdova Frunz 2010）估计，总共需要1220万平方米的木材才能将石灰岩烧制成足够多的石灰泥，供特奥蒂瓦坎城使用。伦道夫·维德默（Randolph Widmer）（2021）在对该城市燃料消耗的研究中推测，较富裕的家庭可以获得质量更高、数量更多的燃料供应。

远超10万人曾被吸引到特奥蒂瓦坎这座大都会居住，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能远离疾病。古病理学研究揭示了疾病的黑暗面。丽贝卡·斯托里（Rebecca Storey，1992）及其同事R.斯托里等人（R.Storey et al.2019）揭示了生活在工业化之前的城市中，居民们通常会经受各类压力，如牙釉质发育不全和骨质疏松症。我们不妨再把夜晚这个因素考虑进来，从感官角度看看那些整夜遭受病痛折磨的人，他们的样子就会变得愈加生动却又更加糟糕——黑暗增加了痛苦。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人尤其担心邪恶和疾病会在黑暗的掩护下悄然而至。人们通过祈祷，点燃火焰，使用魔法人偶来驱除夜间邪恶，以求保全平安（Ritner 1990，1993，224n1042；Wee 2014）。全球各地的古代城市都曾爆发过疫病。对古人健康状况和疾病的研究主要基于考古遗存和文本材料。根据M.L.史密斯（2010a，27）的研究，“文字一经创造，医学就成为最早被书写的内容之一”（28）。与城市的各种状况产生联系是件很容易的事；众所周知，传染病多发生于宿主（即城市居民）相对密集的地方（Gibbons 2009）。

人们在晚上从事的活动远不止睡觉，即便是看似不活跃的沉睡状态也是一种受文化制约的活动（Glaskin and Chenhall，2013）。在M.L.史密斯（2010a，34）称为“可预测持续时间的行为”中，睡眠就是其中之一。她提到了睡眠以及“睡眠方式”如何“构建了流行文化模式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每一个日常的沉睡行为确认了这种关系。睡眠结束了日常活动的循环”。如果将这一维度添加到对古代城市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生活。在玛雅古民居遗存中发现的长凳，其用途远不止睡眠，因为它们曾被用作工作台、临时架子，以及用于权力场所。历史研究者可以基于考古数据、民族历史学，以及民族志叙述，重新审视那些再造景观，以修正对古代夜晚的看法。城市环境为其居民提供了许多机遇和挑战，其中一些与今天的城市居民所面临的非常相似，而另一些则明显只与过去的城市有关。

再把我们的讨论拉回到时间和时间性上。作为城市夜晚的一部分，经济活动、宗教仪式、社会活动，还有犯罪，都会受到季节性的影响。贡琳在贝尔维尤学院刑事司法部门的同事查琳·弗雷伯格（Charlene Freyberg）就使用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站上发布的《统一犯罪报告》[13]中的统计数据。我们了解到大多数凶杀案发生在夏季，部分原因是白天更长，光线更充足——这能增加人们出门在外的时间，也使得公共场所的人数有所增加。古代遗留的谋杀证据是存在的（Livius n.d.18），因此我们推测，也许更多的谋杀发生在夜晚较短的时候。犯罪学家发现，现代美国城市的凶杀案和袭击案呈现季节性波动（McDowall and Curtis 2014）。

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包括地下区域，这个区域可能被认为属于神话或宇宙学研究的领域。有的重要建筑建立在（天然或人工的）洞穴之上（例如，Brown 2005，391），这证实了它作为通往地下世界的门户的寓意，或与创世神话的关联。洞穴可以作为整个城市或城镇的奠基之所（Aguilar et al.2005，84）。在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古城，黛博拉·尼科尔斯（2016）评估了宏伟的太阳金字塔的位置及其位于一个与宇宙和神灵相关的人工洞穴上的布局。最近，利用电阻率法[14]，有人还发现了月亮金字塔下面可能存在天然洞穴的证据（Argote et al.2020）。特奥蒂瓦坎人建造了隧道与运河，将城市的某些区域进行分割，这改变了溪流的方向（Nichols 2016）。

在对城市地表以下的领域做世俗性研究时，帕尔默（Palmer 2000，147）写道：“在这样的视角下，建造下水道、地下通道和矿井等地下劳动占据了显著位置。在富庶文明的社会底下，隧道好似迷宫，洞穴如同海绵，它们真实又具有象征性地穿行在阶层关系的虚幻和现实中。”早在巴黎和纽约的下水道被建造之前，5000多年前印度河流域的城市居民已经使用城市共享的基础设施来处理人类垃圾了。丽塔·耐特（Rita Wright）和泽诺比·加奈特（Zenobie Garrett）（2018）报告了摩亨佐-达罗[15]古城供水和排污系统的维护情况。对于供水和排污系统的维护工人，虽然没有古籍记载，大多也为现代研究人员所忽视，但他们对于维护印度河流域城市的卫生是必不可少的：“从城市所需要的工种，他们清理的垃圾堆的恶臭性质，以及主干道沿线存在的许多便利设施，可以推断他们是在夜间工作”（289）。无论何种规模的居住群落，人们首要关心的是饮用水的获取，这也是城市规划者必须考虑的因素。用于建造水井的楔形砖是古人获取饮用水的考古证据之一。水井这种基础设施是共享的，甚至建造在单独的房屋中（295）。

城市居民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垃圾的处理。大量被丢弃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也是当今世界主要关注的问题。M.L.史密斯指出（2010a，126），“丢弃物件的行为具有时间和空间性”，并且，“废弃物件的举动也可能大规模发生，这与社会和精神的净化及更新有关”。阿兹特克新火仪式就与这两个结论不谋而合。柯比·法拉（Kirby Farah）和苏珊·托比·埃文斯（Susan Toby Evans）在第10章中描述了这一事件的戏剧性，仪式每52年举行一次，并与帝国权力紧密相连。从宫殿的享用者到简屋陋室的住户，清除掉哲学意义和物理层面的碎屑残渣，就为生活新周期的开启提供了一块干净的里程碑。新火为新的循环赋予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