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研究综述

一 城乡就业结构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目前关于就业结构城乡演变规律的国外文献还比较少，大多数国外学者注重研究就业结构的产业演变规律。如克拉克（Clark，1954）按照三次产业划分，依据大量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进步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改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使剩余劳动力逐步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最终转移到第三产业。乔根森（Jorgenson，1967）则强调只有存在农业剩余才会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没有农业剩余，所有人口都必须从事农业，当农业总产出增长与人口增长相一致时才会推动农业剩余的增长，此时才会有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66）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三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会相应改变，农业部门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农业部门劳动力就业比重随之不断下降；由于工业部门就业吸纳效应有限，工业部门收入比重的上升没有带来其就业比重的大幅提高，只保持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的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逐步彰显，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最终导致就业结构出现“三、二、一”的模式，与产业结构的布局相契合。

此外，也有部分学者从国际贸易角度去研究就业结构。如Ralna在1994年统计了1978～1986年的贸易数据，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乌拉圭、摩洛哥和墨西哥的一些制造型产业的就业结构影响。Jenkins（2003）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的越南进行研究，认为增加出口能够明显拉动就业。Humphrey等（2003）通过研究英国市场的开拓对肯尼亚农艺行业就业的影响，论证了自由化贸易能够增加该行业的就业人数。另外，还有一些国外学者侧重于从技术进步等角度研究就业结构问题。如Jones和Dcaton等在1983年分别用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索洛模型证明了技术进步可降低失业严重性但总体上会增加失业；Carnoy在1997年提出，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要素投入，改变部门劳动力需求，从而影响总体就业水平。

（二）国内相关研究

不同于西方学者，国内学者偏向于从制度层面来分析就业和就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如龚玉泉、袁志刚（2002）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是否存在一致性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制度的转型与统计偏差不能真实地反映实际的就业情况。吴宏洛（2004）认为城市化发展缓慢以及就业结构的不完善严重制约了我国劳动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以及城市化的推进速度。赵秀丽、吴世香（2010）认为，统筹城乡就业需要树立和谐动态的就业观念，从户籍制度改革入手，只有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探索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改革，才能实现城乡包括就业结构等多方面发展一体化。孟宪生（2011）结合对东北地区劳动力就业情况的调研发现，城乡就业制度相对滞后会影响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同时，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制度等因素也影响城乡就业结构转换升级。王佳锐（2015）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 Survey，CLDS）数据库，考查发现户籍制度的存在严重影响农民工的流动，影响城乡就业一体化的进程。

还有一些学者侧重于从产业结构出发，考察其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例如陈桢（2007）根据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偏离度指标，发现我国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发展已经不能够相互协调，就业结构的发展严重落后于产业结构的发展，劳动力忽略第二产业，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蒲艳萍、蒲勇健（2005）则利用实证研究指出，我国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受到产业结构变动速度以及变动方向的显著影响。徐向龙（2009）认为，产业结构会先于就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劳动力供给结构和供给水平的周期性变动将推动就业结构做出相对应的适应性调整升级。伍海亮（2009）从时间顺序、空间范围以及三大产业等方面的研究提出我国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展存在着严重的非均衡性。林秀梅（2009）通过定量分析发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能力随产业结构的加速转换而提高，即产业结构升级越快，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也就越多，进而造成劳动力需求逐步减少，相应地，行业间劳动力转移速度也就变缓，最终导致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二者发展不协调。蔡昉等（2009）指出投资不同产业所带来的就业效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按照产业的就业拉动效果安排投资结构，创造的就业岗位最多。朱轶、熊思敏（2009）指出，技术进步影响产业结构，从而会对就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

另一些学者运用不同的定量研究方法对就业结构进行研究。如黄少杰（2007）通过灰色理论中的联动分析法，对影响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从而建立了预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模型，找到了影响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因素，按照影响大小依次为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市场化水平和工业化指数，影响最弱的则是人口规模。邱惟明、赖茂生（2007）则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建立了以软件产业为基础的动力学结构模型，对2006年到2016年中国软件产业规模和软件产业人力资源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尹庆双、奉莹（2009）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知识对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进行分析，从而建立了基于第三产业就业的BP神经网络模型，并且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同的前提下对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进行了仿真，和就业回归方程相比较，发现BP神经网络模型在拟合程度上高于就业回归方程。

具体到就业的城乡结构研究方面，如吴要武、蔡昉（2006）调查统计了劳动力市场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梳理了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数据，得出了如下结论：随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一步步提高，就业总量呈现增长趋势，就业结构逐步趋于多元化，同时带来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大幅减少。石莹（2010）指出，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显著的失业与空岗并存的情况。郝团虎、姚慧琴（2012）建立了“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阐述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对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景建军（2016）从中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度指标入手，进行协调性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三大产业中仅第三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趋于协调，第一产业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未转移，协调性最差。

二 收入分配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相关研究

国外关于收入分配的研究起源较早，可以说古典经济学时期对工资的研究即是开端。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的工资认知，他认为在原始社会状态下，尚未存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劳动力仅仅依靠工资收入生存，而工资收入就是其劳动创造的产品的全部自然报酬；社会发展催生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工资收入逐步沦为劳动产品报酬的一小部分。工资是劳动力创造的劳动价格，这一价格取决于劳动的供给和需求，而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才是决定实际工资水平高低的关键，显然，劳动者常被迫处于不利地位，但工资的最低标准是能够维持生活的。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工资是劳动的收入，工资多少取决于家庭所需的最低收入，工人的工资与资本家的利润呈反向作用关系，即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越多，工人的工资就只能越少。萨伊（Jean Baptiste Say，1817）认为决定工资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是工人工作的危险程度或者快乐程度，比如工作的稳定与否、工作所需的技巧难易，还包括劳动力的供求悬殊。因此，萨伊认为应根据劳动者自身从事的工作所需满足的条件差别，实行差别化的工资，通常脑力劳动者工资较高。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认为工资的多少由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持续性斗争所决定，资本家的总利润减去养活他们自己及其家庭所需的花费，剩余部分就是工人的工资。

时代的发展催生经济理论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对收入分配有了新的认识。庞巴维克（Eugen Böhm-Bawerk，1884）结合边际效用的观点，认为人们在不同时期对某件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是不同的，通常，人们对未来物品边际效用的评价低于对现有物品的评价，两者之间的评价差额形成了时差利息，这也是社会出现差别化收入的原因。克拉克（Clark，1954）从边际生产力着手来研究收入分配。克拉克认为在竞争均衡下，工资、利息及产品的价值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同样是结合边际效用理论，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还考虑了生产费用论，他将两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了均衡价格理论，说明了供需变动的规律。他指出国民收入是由各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是一国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总额，在一个动态的社会中，社会分配由生产要素的供需共同决定。劳动需求和劳动供给决定工资的多寡，影响工人收入。

发展经济学派主要考察的是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以发展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55）名字命名的曲线——“库兹涅茨曲线”，是其动态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果，他指出，社会各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是不同的，在工业化的早期，收入不平等状况极为严重，在工业化的中期是短暂的改善，然后在工业化的后期逐渐缩小。这就是效率与均等之间的倒U形曲线。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60）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复杂的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认为在经济增长的前期阶段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只在后期阶段经济增长才会改善收入分配。而根据人均收入的多少，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1969）将经济发展分为初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及发达经济阶段，经济增长在每个时期对于收入分配的作用并不相同。工业化中期以后经济增长可以改善收入分配，而在此之前经济增长则会恶化收入分配。这与罗斯托的观点一致。

现代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认为财政投资可以被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变成生产部门的收入，另一部分支付工人工资，用于消费，变成了消费部门的收入，而这些最终收入都会用于再生产和再消费，如此在各个部门反复，最后实际形成的收入要比初始投资多得多，这是利用宏观财政手段来实现收入分配。凯恩斯还认为，利息是人们放弃流动性偏好的收入，国民收入分配不公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原因在于分配不公会使社会缺乏有效需求，而缺乏有效需求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常态，如不加以解决，将使经济增长减缓甚至停滞。

新剑桥学派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认为利润率受利润所占份额的影响，且利润率会负向影响工资水平，两者是对立的。虽然国民收入的构成包括利润和工资两部分，但收入分配格局的最终形成还与所有权制度和历史因素有关，具体是财产占有制度及劳工市场的历史条件。琼·罗宾逊（Robinson，1976）认为，经济增长，国民绝对收入普遍提高，其中利润占比逐步增加，而工资性收入占比会逐步减少，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社会阶层的相对收入却在减少，即经济增长会加剧收入分配比例的失调。

Galor和Moay在2004年以及Yoshiaki Sugimoto在2005年均指出，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而且它们的关系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在的阶段。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学者对收入分配的理论研究相对起步较晚，有不少学者基于中国国情从二元经济结构和农村劳动力流动角度来分析收入分配问题。如马忠东等（2004）在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基础上，认为1990年代中国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流出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因此，我国政府需要大力推动不发达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张桂文、王旭升（2008）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要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改善城乡劳动者公平竞争的制度条件。刘洪银（2011）采用社会调查的数据，通过模拟参与方程以及收入方程，用直接法计算出所调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村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表明，非农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促进了农村收入分配均等化，并且非农就业量和农村收入的均等化之间是倒U形的关系。孙敬水等在2013年通过对日本收入分配差距现状的分析，总结了日本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经验与教训，并提出打破二元结构有利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出以及城乡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

一些学者则主要研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以及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因素。如李亚琴（2009）通过对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居民收入比、恩格尔系数以及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额等数值方面的分析，指出我国城乡收入之比已经大大超过了世界多数国家的平均水平。龚刚、杨光（2010）发现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下降的原因是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村的劳动力能够无限供给。黄波（2011）提出分配制度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和二元体制的不完善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应加快城市化进程，努力通过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来解决城乡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段景辉、陈建宏（2011）通过对非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的建立，并采用非参数逐点回归估计的方法，估计了我国教育产出、教育投资、经济开放度、城市化水平、政府的经济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陈斌开、林毅夫（2012）认为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改变源于经济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揭示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必须构建系统全面的金融体系来改变中国收入分配结构。

也有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上。如李实、赵人伟（1999）认为，制度对收入分配具有直接作用，是收入分配变化的直接原因，而经济发展是收入分配变化的间接原因。田杨群、孙居涛（2004）认为，除了制度方面，经济结构、政府政策都会影响收入分配，只有这些方面相互协调，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才会形成良性互动。张志、许善达等（2006）认为中国的特殊国情使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特殊问题，这是影响收入分配的关键，而我国的制度问题、公共政策问题同样是造成当前收入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肖宏伟、王庆华（2016）基于经济新常态的背景，构建居民收入分配影响因素状态空间模型，发现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受多方面因素的叠加影响，包括经济发展、财政支出、人力资本和就业水平等。

三 城乡就业结构演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17世纪，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90）发现，在欧洲国家中，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人人均国民收入基本高于同期的其他国家，这便是最早的关于产业间存在的“收入差”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发现。20世纪，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54）首次提出了劳动力流动模型，创造性地将劳动力的转移与城乡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刘易斯首先指出发展中国家由两类性质不同的部门构成——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其次分析得出收入差异源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最后指出工资收入差异将驱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Clark，1954）认为，经济进步会促进生产力提高，这不仅仅会显著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也会改变劳动力的产业布局，促使第一产业劳动力逐步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这表明城乡就业结构的演变会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动，使劳动力就业的产业布局逐步符合产业发展的要求，由最初的“一、二、三”演变成“二、一、三”，并最终优化为“三、二、一”的产业就业结构状态，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合理化也会逐步提高劳动力自身的收入，改善其生活水平。此后，费景汉（Fei，1961）与拉尼斯（Gustav Ranis，1961）基于刘易斯模型指出，只有当城镇部门的预期就业收入水平高于劳动力在农村的收入水平以及劳动力的直接迁徙成本时才会引起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此基础上，二人进一步提出了“工业化”的对策——将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中去。美国学者托达罗（Todaro，1969）建立了“预期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与其迁移成本以及城乡收入差别等因素联系起来，指出劳动力的城乡转移将受到城乡预期收入差异与就业概率差异的影响，城镇收入高、就业机会大是促使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的关键，而统筹城乡发展必须满足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要求。

20世纪80年代，Stark从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出发，得出新的结论，即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因素不仅有城乡收入差距，而且包括风险因素和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因素，即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会考虑自身的转移是否能够增加家庭收入，是否能提高个人收入，或由农村转移到城镇是否意味着更好的生活状况。Behrens Alfredo在1984年研究了收入分配对社会生产的影响，以巴西为例，他发现就业产出率、能量产出率的提高都离不开收入分配的逐步合理化，而这些社会产出率的提高也会促进劳动力的流动。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也有学者研究了城乡就业结构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如阮杨、陆铭、陈钊（2002）指出，我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与就业结构关系较为密切。就业结构的城乡演变首先发生在较为富裕的地区，继而促使这一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提高。而这种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在不改变农村居民收入的情况下可能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居民逐步流入城镇非农业生产部门，其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最终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陆铭、陈钊（2004）进一步利用1987～2001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就业结构与收入水平相关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地区的流动和转移，不仅提高了农村生产效率和收入水平，而且使城市劳动力市场出现竞争状态，产生隐性就业成本，从而间接降低了城市工资收入，促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缩小。蔡昉（2005）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会从自身的转移成本和城市预期收入的角度考虑，做出是否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工作的决策，而城乡收入差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关键，这从侧面表明了收入分配对城乡就业结构转换存在影响。王德文、蔡昉、张国庆（2008）通过研究发现，城乡各方面发展不均衡不仅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且促使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而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村内部分化也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的转移。张桂文等（2008）提出创造公平的就业制度和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将有助于劳动力的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侯风云等（2009）通过构造城乡收入不平等及动态演化模型，认为改善我国城乡收入分配的关键是打破“先城镇后农村”的传统发展模式，把支持农村发展落到实处，着力促进农民增产增收，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张文、郭苑（2012）从中国1978～2010年的城乡收入差距和三大产业的就业结构时间序列数据出发，实证研究发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化和就业结构转化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反向平衡（协整）关系，还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可以相互影响。张东辉、蔡国祥（2014）描绘了城乡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分配的相互影响路径，指出城市收入预期高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本将促使劳动力转移到城镇非农业部门，提高自身收入，改善城乡就业结构；而“民工荒”现象的发生会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价值，间接缩小收入差距。丁元等（2013）通过构建PVAR模型、静态面板模型和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法对我国就业总量和收入分配状况之间动态系统的交互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就业数量的增加可以使收入分配更加公平，但是由于不同行业的工资水平不同会影响收入分配，因此短期就业水平的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在长期却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张文、曾文博、徐小琴（2016）基于中国数据的PVAR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就业结构优化在长、短期内均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而这种趋势反之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就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国外对城乡就业结构演化与收入分配的研究比较广泛持久，但对二者关联性的系统研究尤其是涉及中国的相关研究文献比较少，多数研究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其结论也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但可以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一些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而国内的相关理论研究及实证分析虽然比较多，对本书研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关于中国城乡就业结构演化的收入分配效应与调控政策的系统性研究至今仍鲜有报道。总之，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仍突出、人口红利却趋减的背景下，有必要深入研究城乡就业结构演化的收入分配效应，论证城乡就业结构演化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机理、影响强度及其调控政策，从而促进中国就业结构优化和收入分配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