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主体分为如下三个部分：宏观金融危机的酝酿，宏观金融危机的触发、蔓延和放大，以及经济复苏和旨在推动经济复苏的各种政策。
第一部分关注引发危机的各种特征。本书第二章讨论了基本面和他人行为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的人们的信念。人们的信念有时会导致大量资本流向风险资产，进而导致资产价格迅速上涨。即便任何一个关注金融市场的人都会得出存在泡沫的结论，高企的资产价格也仍然可能继续飙升。但是到了某个时刻，当资产价格不再上涨时，随之而来的往往是一场剧烈的宏观金融崩溃。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在第二章引入了逆向归纳（backward induction）、高阶信念（higher-order beliefs）和选美比赛（beauty contests）等概念。
第二章的第一个应用是对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土地和股票市场泡沫的分析。在宏观金融崩溃后的整整30年里，日本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低于1955—1985年的增长速度。第二个应用是对1998—2000年的互联网资产价格泡沫（或称“.com泡沫”）的解释，当时技术变革在促进实际投资的同时，也带来了评估金融资产基本面价值的巨大不确定性。而且在那期间，面对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那些精明老练的投资者并没有试图逆潮流而动去抑制泡沫，相反，他们尽情地乘着泡沫的东风飞驰。考虑到当时的巨大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发现只有这样做才是有利可图的，哪怕这有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
在大多数发生过宏观金融崩溃的国家，危机爆发之前都存在资本大量涌入的情况。资本的流动，受到了“乘着泡沫的东风飞驰”愿望的驱使，而且本身也是对金融自由化或相信未来仍将增长的乐观情绪的回应。对于资本流动，评论家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将资本从富裕地区重新配置到更有增长潜力的地区，另一派则警告资本流动蕴含着莫大的危险，并谴责资本的过度流动愚不可及。为此，我们在第三章引入了资本错配（capital misallocation）的概念。资本错配可以解释为何大量资本没有被配置到回报率较高的部门和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换个角度这也就意味着，某些经济增长可能掩盖了生产率停滞的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
资本错配概念的第一个应用是分析21世纪初葡萄牙的萧条。欧元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葡萄牙，这本来应该预示着繁荣。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葡萄牙经济在2001—2008年大幅下滑，然后以崩溃告终。21世纪头20年，是葡萄牙过去140年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一个时期。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希腊和西班牙。第二个应用是分析20世纪70年代智利的经济，智利快速的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增长到1982年戛然而止，然后整个经济突然崩溃。阿根廷和乌拉圭也经历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没有智利那么引人注目。南锥体国家的这些宏观金融崩溃事件激发出了关于资本错配的第一波经济学文献。智利的特殊经历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它与皮诺切特政权的兴衰交织在一起，相信许多读者对这段历史相当熟悉。
第一部分的第四章向读者介绍了各种类型的现代金融机构。不管它们被冠以银行、影子银行还是其他什么名字，现代金融机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在创造流动性的同时，很容易遭到挤兑。这一章关注的主要是现代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和融资方式，以及银行家谨慎监控和管理贷款的激励机制。这一章还解释了现代金融机构如何直接从出资者和（间接）从市场处获得资源，以及这两种资金来源又是如何使它们面临不同的风险的。
第四章的第一个应用是对美国2000—2007年房地产繁荣和崩溃的分析。我们讨论了在这场金融危机前夕，美国的银行业如何将抵押贷款证券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这种做法是如何导致信贷繁荣的。第二个应用是对大西洋另一边的西班牙进行分析。在此期间，西班牙的银行业中有一个子行业快速崛起，它就是名为“Cajas”的储蓄银行业（尽管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西班牙的储蓄银行业一直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这些储蓄银行主要致力于提供房地产贷款，伴随一种新的金融产品——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兴起而成长起来，提供大量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它们的故事与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或21世纪初英国北岩银行的兴衰有许多共同之处。
本书第二部分的研究主题是：一场危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部分的每一章都介绍了一个不同的宏观金融崩溃触发器或放大器。第五章分析了小冲击是如何通过连接不同金融机构的各个环节被放大并演变成系统性冲击的。这些联系导致了策略互补性（这是一个存在于大多数关于挤兑和宏观金融崩溃的解释中的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即便是小冲击也可能导致多重均衡，这就是说，即便只是对其他人将会做什么的信念发生了些许变化，也有可能引发宏观金融崩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关联，因为贷款减少会导致实体经济受损，进而引发新一轮的贷款削减。
第一个应用是对2007—2008年爱尔兰银行业危机的分析。我们剖析了爱尔兰的各家银行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演变形成系统性风险的，那是因为它们被在房地产上的共同投资和共同资金来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第二个应用则涉及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首先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爆发，在几个月后引发了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的危机。又过了几个月，危机蔓延到了俄罗斯，接着是巴西，再之后是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委内瑞拉。这场危机是全球性的系统性危机，将大量相似和不相似的国家及地区以相同的方式联系到了一起。
跨境资本流动大多以债务合约的形式进行。债务合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涉及对借款人经济偿付能力的定义。偿付能力取决于对一家机构未来盈余的预期，这是第六章的研究主题。这些盈余的现值则取决于用来对它们贴现的利率。当利率飙升时，原本有偿付能力的机构可能变得缺乏流动性，无法展期和偿还债务，尽管其盈余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这样财力雄厚的外部机构，即便有能力消除流动性不足的结果，也必须先将流动性不足与真正的无偿付能力区分开来，但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的第一个应用是对2010—2012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分析。为此我们先剖析了一系列事件是如何模糊了无偿付能力与流动性不足之间的界限的，进而又是如何导致希腊变得逐渐无力进行债务展期，并最终导致主权债务违约的（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第二个应用是分析1931年一家奥地利银行为什么会倒闭，以及它如何促成了欧洲大萧条的到来。
在第五章和第六章，我们分别集中关注金融机构和主权国家的偿债问题，在第七章转而分析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银行融资与公共债务是双向紧密相连的。从其中一个方向来看，银行危机通常伴随着巨大的财政成本。在经济衰退期间，政府不得不直接下场救助银行，同时又面临着税收收入下降、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的难题。而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当公共债务风险变得更高时，其价值就会下降，持有这些债务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受损。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将金融机构和政府捆绑在一起，并把它们推向厄运。
第一个应用针对的是自2010年以来塞浦路斯、希腊、爱尔兰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银行系统。在过去的10年里，许多家银行的规模都变得非常庞大，特别是相对于它们所在国家的规模而言，因为它们能够利用欧盟创造的共同市场和共同货币。然而，当麻烦袭来时，真正陷入困境的却是这些银行所在的国家。第二个应用讨论的是2001年的阿根廷危机。当一个国家的政府难以对其公共债务进行展期时，一个常见的反应是利用自己对国内银行的影响力，让它们购买这些债务。这种形式的金融抑制在阿根廷最终爆发危机前几十年一直很常见，但是2001年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部分的最后一章定义了安全资产的概念，并讨论了宏观金融危机中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逃向安全资产（flight to safety）。在发生宏观金融崩溃的时候，即便各个地区、部门或机构的感知风险都上升了，还是会有一些地区或资产的利率变得异常低。于是投资者会把他们的投资组合从高风险资产转为他们认为的安全资产（即便相对安全差异其实非常小）。而他们逃向安全资产的举动，又会增加安全资产的流动性，并促使其价格上涨，从而证明了安全资产被感知到的安全性。因此，“安全”资产的安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实现的。
我们的第一个应用是解释2010—2012年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以及从欧洲外围国家到核心国家的逃向安全资产行为。尽管在欧债危机之前，所有主权国家的债券都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是随着危机的爆发，外围国家的政府债券失去了安全资产的地位。于是对于这些国家的债券，投资者就从追逐风险转向了规避风险。第二个应用是对2020年第二季度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向美国的分析。尽管在当时，相对于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美国经济受疫情影响更大，美国经济因疫情封控措施而遭受的损失也更严重，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也面临着更大压力，但还是出现了这种资本流动。
本书的第三部分，也是主体内容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对于宏观金融崩溃的经济政策反应及其对经济复苏的影响。第九章首先讨论汇率政策。在宏观金融危机中，汇率贬值可以提振出口，但是如果国内借款人在那之前借入了外币，这种政策也会损害他们的资产负债表。这一章讨论了这类货币错配、导致资产负债表效应的各种渠道，以及金融市场是如何放大了资产负债表效应的。汇率贬值的资产负债表效应，可能会比汇率贬值对本国贸易平衡的传统促进作用更大。在这种情况下，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和外汇干预可能是值得的。
我们首先将这些观点应用于对1994年墨西哥危机的分析。墨西哥发生的事情说明，在美元化程度已经相当深的许多新兴经济体，宏观金融崩溃发生时美元化与汇率贬值会相互作用，从而加剧经济衰退。第二个应用是讨论全球经济从2008—2010年的全球衰退中复苏的进程。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全球宏观金融崩溃留下了很多“疤痕”，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阻碍了全面复苏。我们讨论了这些“疤痕”效应，然后证明，由于复苏实在过于缓慢，经济的趋势增长率永久性地降低了。
第十章转而讨论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10年间，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都采取了两项新政策。首先，它们扩大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以满足对中央银行储备的更高、更不稳定的需求。其次，它们使用前瞻性指引和量化宽松政策降低了长期利率，以便刺激可能因危机而受到抑制的投资。时至今日，这两项政策都仍然被称为“非常规货币政策”。然而，它们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使用频率比原有的常规政策——提高和降低短期利率——高得多，因此，理解它们对于理解中央银行对当今世界的意义至关重要。
我们的第一个应用是讨论日本中央银行的政策。自1998年以来，日本中央银行一直走在货币政策革新的最前沿。我们的第二个应用是分析2008—2015年的欧洲中央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英国中央银行）一揽子地采用这些政策不同，欧洲中央银行是一次一项地实施这些政策的，因而我们更容易描述这些政策并观察其影响。
最后，第十一章转向讨论财政政策。金融市场的一个主要作用是为储蓄者和投资机会牵线搭桥。在两者匹配成功的情况下，其价格通常记为r*，即在长期均衡中储蓄与投资相等时的利率。宏观金融危机，无论是就其原因还是就其后果而言，都会影响r*的值。此章在讨论影响r*的各种因素时，引入了动态无效率（dynamic inefficiency）和预防性储蓄的概念，并分析了这些因素在金融危机期间是如何变化的。通过决定公共储蓄水平，财政政策是可以用来影响r*的，特别是在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方面。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政府支出对私人投资的挤出程度。
第一个应用是研究2020年底美国、欧盟和英国的储蓄率，并探讨这些因素对于疫情演变为宏观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第二个应用是分析美国是如何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复苏的，并探讨了财政赤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既通过新政，也通过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军事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