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乡村教育发展与城镇化
改革开放前，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缓慢。国家形塑的城乡二元结构割裂了城市与乡村教育，城市学校由国家和城市政府兴办，教师为国家干部身份，而乡村学校由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集体兴办，国家只给予少量的办学经费，大多数老师为“民办教师”——没有正式编制，社队集体给他们“口粮”和少量资金补助。相应地，乡村孩子只能在社队小学、初中读书。同时，乡村教育还受到农村落后的经济发展和单一的产业结构限制，就学率、毕业率、升学率都比较低，不少人读书只是为了多认识几个字，不再成为文盲。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读书的作用不大，除了极少数学生能够参军入伍以及担任社队干部、民办老师、赤脚医生等非农职业外，绝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只能回到社队集体中，跟读书少或文盲的父辈们一样，干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尽管如此，至20世纪70年代，乡村教育还是在国家、社队集体共同推进下形成了村(生产大队)办小学、乡(人民公社)办初中、城镇(区)或县城办高中的格局，基本满足了多数孩子就近入学的读书需要。
中高考制度恢复后，乡村教育质量显著提高。乡村教育在“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国家政策规制下步入政府投入为主的轨道，教学条件、师资水平逐步得到改善。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乡村孩子包括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都能在住家附近学校接受国家统一标准的义务教育。尤其是国家加大了师范生培养和民办教师培训力度，乡村中小学有了更多的“正式”老师，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能够升入高一级学校读书。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乡村学校及其教育发展的鼎盛时期，家庭将孩子读书视为“头等大事”，并且学校生源充足，学生学习和教师工作的热情都很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乡村教育因学校减少、并点而发生较大变化。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乡村学龄儿童逐年减少。再者，乡镇财政实行包干后，基层政府为了减少财政支出，加大了撤村并乡的力度，行政村和村庄数量大幅度减少。鉴于上学学生数量减少和撤村并乡的双重影响，地方政府纷纷推行“撤点并校”。乡村学校减少，一些学生上学不得不走更远的路。不仅如此，90年代中国出现的农民工大潮也冲击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不确定性增大。父母一方外出打工的“准留守儿童”和父母双方外出打工的“纯留守儿童”增多，乡村学校的教学与管理难度增大，一些学校的教学质量因失去家长的有效配合而出现滑坡。
受“拆村并乡”“撤点并校”、农民进城打工和乡村教育质量下滑的多重因素叠加影响，越来越多的乡村孩子进城读书。乡村家庭选择带孩子或送孩子到城镇学校读书，不仅仅由于城镇学校拥有比乡村学校更先进的教学条件、更优质的教学资源，孩子进城读书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还出于国家政策允许农民子女进城镇学校读书。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城镇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就学办法(试行)》指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可以通过申请、缴纳借读费方式在打工地学校借读。这一“办法”打破了乡村孩子在户籍所在地学校就读的政策限制，为进城打工农民将子女带入城镇学校读书提供了政策保障。由于大量农民工子女有进城读书的需求，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再次指出，城镇要重视流动孩子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要求“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保障流动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国家允许乡村孩子进城镇学校读书，缓解了部分进城打工者子女读书难的问题，促进了人口城镇化发展。但是，国家准许随迁子女在打工地城市就读的政策也造成乡村学校学生减少，致使乡村教育城镇化走在家庭城镇化的前面。
乡村教育城镇化，即乡村适龄孩子进城镇学校、乡村学校教师向城镇学校流动，以及乡村教育资源向城镇聚集的过程。乡村教育城镇化是乡村家庭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理性化趋势，一方面它打破了一直以来的学生属地管理制度，乡村孩子可以到城镇获得更好的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它是城镇化发展和地方政府集约化配置教育资源的需要——城市政府解决打工者随迁子女读书问题和地方政府引导农村教学资源向县城集中，符合城镇化发展趋势要求。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城镇化发展，目前“有近八成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在城镇学校就读，而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增加”1。但要说明的是，“理想的教育城镇化应该是教育城镇化与城镇化协调一致”,“义务教育阶段学龄人口的城镇化率与人口的城镇化率相一致”。2然而，中国当前的乡村教育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出现“教育进城”而“家庭未进城”的不同步现象，即“过度教育城镇化”3。《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的数据显示，中国教育城镇化率高出人口城镇化率近20个百分点。
教育城镇化过快发展打破了城乡教育发展的平衡，加大了地方政府合理、公平布局学校难度，也增加了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学术界对乡村教育城镇化发展一直存有异议，支持者或反对者都甚多。一些学者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大趋势，认为乡村学校撤并、减少，乡村孩子进城读书是城镇化发展规律要求。具体来说，教育城镇化是国家根据城镇化发展新需要、结合乡村教育新问题而作出的学校布局调整，改变了乡村教育分散格局，增强了财政投入的规模效应；4教育城镇化是解决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短缺、教学条件简陋、中青年教师流失严重的教育困境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缩小乡村教育与城镇教育差距；乡村教育转移至城镇、县城，能够有效地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5简言之，乡村教育城镇化具有以学生进城带动农民家庭进城、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功能，有助于形成以教育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发展局面。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乡村教育城镇化发展出现的诸多问题，认为教育城镇化是把“双刃剑”，过度的教育城镇化会加大教育不公平问题。乡村学校的撤并、孩子进城读书会带来城乡义务教育问题叠加：在乡村，学生和师资大量流失，学校出现“超编缺岗”“一师一校”“全科教学”“复式教学”现象，而留守的教师素质“远达不到教学点特殊教学模式的需要，导致教学效果难以得到保证”6；在城镇，大量乡村学生涌入城镇尤其是县城学校，学校数量增加、学校规模扩大、班级规模扩大，以及学校宿舍、食堂、活动场所建设赶不上学生增量，一些县城出现“巨校”问题，一些学校出现七八十人，甚至超百人的“超大班”问题，城镇教学资源被大量进城的学生稀释，致使城镇学生和进城的乡村学生都不能充分享有优质教育。鉴于此，有学者指出，一些乡村孩子“花大价钱”到城镇学校，而进入的却是城镇薄弱学校，或分在优质学校的“弱班”中，接受的是与城镇孩子的差异化教育；一些地方出现了“城乡教育的二元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转化为县城内部的二元教育结构”7的情况。
学者们对乡村教育出现的城镇化现象及其问题见仁见智，所作的分析和提出的观点都不乏合理性。各地的乡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不同程度的城镇化，满足了部分乡村孩子获取优质教学资源的需要，有助于消弭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但教育城镇化也放大了乡村教育既有问题，是用一种平等造成另一种不平等。多数乡村孩子进城造成乡村学校空心化甚至被撤销，以至于不能进城的孩子陷入读书困境。如此，当前乡村教育不是孩子能不能、要不要进城读书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决不能进城孩子的读书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乡村教育城镇化不是乡村教育的全部，即使乡村教育城镇化水平很高，乡村的孩子也不可能都进入城镇学校。只要乡村有农民，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乡村教育，乡村教育城镇化发展不能丢下不能进城读书的孩子。
1 邬志辉：《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成就、挑战与走向》，载《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
2 齐燕：《过度教育城镇化：形成机制与实践后果——基于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县域的分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3 邬志辉：《城乡教育一体化：问题形态与制度突破》，载《教育研究》2012年第8期。
4 胡俊生：《农村教育城镇化：动因、目标及策略探讨》，载《教育研究》2010年第2期。
5 李涛：《中国乡村教育发展路向的理论难题》，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5期。
6 赵丹：《教育均衡视角下农村教师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及改革对策——小规模和大规模学校的对比研究》，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7 齐燕：《过度教育城镇化：形成机制与实践后果——基于中西部工业欠发达县域的分析》,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