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白大褂综合征

记得，那天是礼拜二，排到我出门诊。

一般出门诊，病人会比较多，可是每次排到我，病人就很少。我当时已经是主治医师了，如果在门诊不忙，那就难得清闲，可以喝上几口热茶。我在一科带两名住院医^[1]，出办公室找热水泡茶时，叮嘱他们赶紧把拖了两天的大病历写好。

大病历就是完整病历，一般是指临床医师在诊疗中的全部记录和总结，包括病人的发病、病情演变、转归和诊疗计划。像我以前注册在沈阳的那家医院，对住院医的规培要求就很严格，一个月要手写十几份大病历，三十几份门诊病历，手指都快磨出老茧来了。

我们医院是三级医师负责制度，通俗地说，这个制度就像是一个医疗小组，组长是主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主管是主治医师，经管就是住院医，一般是由主治医师来对住院医的诊疗负责。

一科有两名主治医师，除了我，还有一个叫杨柯的男医师。杨柯是模特身材，每天都会坚持锻炼，身上的肌肉把衬衫撑得鼓鼓的，人也长得英俊帅气，所以病人来一科看病，通常都会选他。为此，我少不了对杨柯发牢骚，他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出去找热水泡茶时，杨柯刚好进一科，看到我，他也没打招呼，而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不过，我注意到杨柯的脖子上有道鲜红的抓痕，估计是昨天在出外诊时，病人又不好对付，抓伤了他。我不想热脸贴冷屁股，可心中还是好奇，于是出去后就在走廊拦下一名一科的住院医，问她昨天跟着出外诊是不是碰上麻烦了。

扯个题外话，医院的医师是不能随便出外诊的，否则可视作非法执业。我们的执业地点是卫生局规定的，换一家医院都要按要求办理多点执业，而出外诊的医师也要符合各种要求才能批准办理。我们医院加入了120，精神科出外诊，上班时间联系医务科，休息时间联系院总值班，联系到个人或者科室，都要报告给医务科或者总值班。

我拦下的这名住院医叫小乔，眼睛大大的，每次说话都是一副受惊的模样。听我一问，小乔就娇声说，昨天杨柯和她出外诊，去了市里的一家综合医院，那里有个老爷子要入院，可是在做首程病历时，医生发现老爷子答非所问，精神不太正常，总说自己“怀孕”了。

该院的收治科室立刻上报医务处，医务处说赶紧请精神病院来会诊，他们就连催带逼地请杨柯过去。赶到那里后，杨柯查看一番就说可以确诊了，要给病人办转院手续时，他又说收治必须得征得家属同意，结果病人的家属“病”得更厉害，歇斯底里地在医院走廊里把杨柯摁倒在地，又是咬又是抓的。

小乔哼了一声，不甘心道：“病人把我们想做的事都做了，真是不公平。”

“做什么事？揍杨柯吗？算我一份。”我逗趣道。

小乔不敢对主治医师太放肆，随便敷衍了一下：“我是说……哎呀，事情好多，我先去忙了。”

我当然知道小乔的意思，不仅病人喜欢杨柯，女医师和护士也都喜欢他。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很滑稽，好像就是心里气不过。为此，主任医师会提醒我，不要搞恶性竞争，因为自从杨柯来了一科，大部分病人都是喜欢找他看病的。

像我们这样规模的医院要想良性运转起来，还是要考虑经济效益的，所以在我们医院就医，有一个比较贴心、吸引病人的环节就是病人挂号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就诊的医生，而不是由系统随机平均分配。如此这般，我就更有些不平衡了，尽管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小心眼的人。我的医术也不差，怎么病人来看病还以貌取人呢？！但杨柯好像习惯了被同人们“敌视”，何况是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平日里看到我就像看空气一样。

这不，礼拜二排到我出门诊，找我挂号的病人没几个，估计就是新来的医师没人信得过。和小乔打听完，我也泡好了茶，就回到了办公室，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有时候，我也会接到出外诊的电话，有些是医务科打来的，有些是警方打来的，这种活儿不会轻松的，没几个人愿意接。不过，我等了一上午，竟然一个病人都没有，连出外诊的电话也没有一个，仿佛连老天爷都要给我放假。

中午，我去主治医师的房间休息，杨柯也在，他脱掉了藏蓝色的西装外套，还把白色衬衫也解开了，我一进去就看到他想检查自己的背部，那里有许多道抓痕。青山医院对医师的着装没有硬性规定，尤其是精神一科的医师，不一定要穿白大褂，大部分医师都是西装革履的正装打扮，他们说这样显得专业，但我并不喜欢那样穿。因为穿西装其实有很多讲究，稍微穿搭不当，就显得像卖保险或做房地产的——倒不是对这些行业有偏见。

很多人认为，医生都穿白大褂，哪有工作不穿“工服”的呢？其实有一些儿科和精神科的医生真的不太穿白大褂。因为有研究发现，白大褂容易引起患者的焦虑，并会相应地提升他们的血压水平，这种现象又被称为“白大褂综合征”。为了安抚害怕医院的儿童，有些儿科医生通常穿着令孩子感到温暖的颜色，而有的精神科医生索性就不穿工作服了，更多时候都是以便服示人。精神和心理上的病症没有细菌感染的困扰，穿着便服反而更能有效拉近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距离。

言归正传，看杨柯实在不方便检视自己的伤势，我就干咳了一声：“咳！你要不要找人帮你涂点儿药在背上？”

杨柯不领情，冷冷地回答：“不用。”

这话堵得我变成了哑巴，好像是我稀罕帮他涂药一样，气氛瞬间僵住了。过了一会儿，休息室进来了一位七科的主治医师，他叫武雄，四川人，为人热情大方。我刚回广西，想要找人合租一套房子，分摊房费，武雄刚好也在找。这一天，武雄看到我就连忙说对不起，他前几天本来答应和我合租一套房子了，可他最近谈了女朋友，又不想找人分摊房费了。我懂得精神科的人找女朋友特不容易，也没说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恭喜人家。

在大众印象中，医生都是高收入人群，我为什么还要找人合租来分摊房费呢？其实精神科医生的工资很低，像一些本科医师，有时候工资比护士还要低，因为护士的“挨打费”比医师高不少。何谓“挨打费”？要知道，精神卫生行业是个特殊行业，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诊治时，会遭遇很多“不测”。国家照顾我们，每个月都会予以几十块的补贴，精神专科医生都管这项补贴叫作“挨打费”。

这时的我还没资格当专家，找副业，去外面讲课，所以赚到的每分钱都必须省着点花。

可能武雄反悔后有些内疚，瞄了一眼杨柯就多了一句嘴：“杨柯，你自己不是有套房子吗？干脆让陈仆天过去和你住好了。”

陈仆天是我的名字。听到我的名字，杨柯和我都厌恶地对视了一眼，随即又都将目光移开，彼此都不说话。武雄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是怎样的，还在那里“撮合”合住。

杨柯听烦了就对我放了一句话：“我买的是凶宅，死过三姐妹的，你敢住吗？

我被他这么一激，当下也很不服气：“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就怕你不敢让我住！”

武雄似乎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又马上打圆场：“咱们都是什么人啊，还怕什么凶不凶宅的，鬼故事都听腻了好嘛！”

杨柯没有接话，而是重新把白衬衫穿上，扣好扣子后，又用领带夹把系好的蓝色斜条纹领带夹住。这一夹，除了遵守一些社交礼仪外，还能防止病人在发病时拽住你的领带，把你勒到断气。当然，我觉得不系领带不就好了？！可是主任有要求，我们都只能照办。

就在休息室的气氛逐渐紧张时，医务科的小姑娘来找我，说已经排我出外诊了，去的地方是青秀公安分局的刑侦某大队。我心想，是哪个警察发疯了吗？出外诊居然出到刑侦大队去了，该不会很危险吧，毕竟人家是配了枪的。

不管怎样，接了外诊就得去，而出外诊人员如有什么不能处理的，必要时可以请警方过来处理，现在要去刑侦大队出诊，那岂不是更方便了，毕竟在场能帮忙的人应该很多。

哪承想，这一去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让我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