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编辑工作

一

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编辑工作时，同傅彬然先生在一起。记得傅先生曾经讲过，做编辑的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今天围绕着这部书稿转，明天围绕着那部书稿转；好比跑龙套，今天围绕着这位主角转，明天围绕着那位主角转。傅先生说这段话，他的含意是说，做编辑的，一般说来，知识比较杂，不像著者对他所著的书稿做过专门研究。编辑对他所审读的书稿，既不像著者那样有专门的研究，要做好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不足，要尊重著者，要向著者经过专门研究的书稿学习。还要提高自己审读书稿的水平，参考有关的书籍。但我国古代的著名编辑，却不是这样。《汉书·艺文志》说：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刘向、刘歆父子做的就是编辑工作，他们应该是古代最大的编辑了。他们是当时第一流学者。当时还请“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是请当时各科专家来校读各科专门著作。清代章学诚著了《校雠通义》，实际上是讲编辑学的书。他在叙里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后世部次甲乙、纪录经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文集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又在《原道第一》里说：

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颜师古曰：“《辑略》谓诸书之总要。”盖刘氏讨论群书之旨也。此最为明道之要，惜乎其文不传。今可见者，唯总计部目之后，条辨流别数语耳。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师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欲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

章学诚认为刘向、刘歆的校雠，即编辑，不仅要汇集各种版本，校正脱误，编成定本，写出对各本书的评价，还要研究各书在学术上所处的地位，研究先秦到汉代的学术流变，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结合图书目录写出从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史来，不是深通先秦到汉的学术流变，是写不出这样的著作的。章学诚的《校雠通义》，即编辑学，认为编辑所要做的工作，从版本，校勘、审读加工、定本到学术评价、学术史的演变都包括在内，少了一项就无法完成编辑工作。因此，编辑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编辑、学术研究工作，离开了学术研究工作，无法做好编辑工作。像刘向做的对每书的叙录，刘歆做的《七略》，都是经过研究所产生的著作，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这样看来，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做的编辑工作，只是围绕着著者的书稿转，谈不上研究，谈不上评价，比之古代大编辑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真是不可同年而语，所以傅先生把它说成跑龙套了。

当时的编辑工作也不光是跑龙套。1934年，叶圣陶先生写了《十三经索引自序》，说：“十二年（1923）春，余始业编辑。编辑者，采录注释耳。”叶先生到商务印书馆去做编辑，他做的是采录注释。大概在国文部编注了几种选本，像《苏辛词》《周姜词》《荀子选》等。这个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之选注《诗经选》《乐府诗选》《汉魏六朝诗选》。商务的编辑工作，还包括编《辞源》，相当于语言研究所之编《现代汉语辞典》。商务里把这种解放后研究所里做的工作都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照刘向、刘歆的编辑工作看，完全合适。他们做的编辑工作，它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远远超过编选注本和辞书之上。不过刘向、刘歆的工作当时不称为编辑，就编辑这个词看，顾名思义，把研究所的工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是合适的，把现在编辑室里主要的审读加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显得不够。颜真卿《干禄字书序》：“若总据《说文》，使下笔多碍，当去泰去甚，使轻重合宜。不揆庸虚，久思编辑。”可见编著成书，相当于研究所里的采录注释工作，才是编辑；现在编辑室里的审读加工工作，只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即在编著成书或采录注释以后的一步工作，把这一步工作称为编辑，反而有以偏盖全的不足。

叶先生在商务里做的编辑工作，相当于文学研究所里的编注选本。叶先生在开明书店里做的编辑工作，还包括著作。像叶先生替开明书店编的一套小学教本，这套教本完全是叶先生写作的，即使其中有的课文是有所根据的，也都经叶先生改写过的。再像叶先生编《中学生》，《中学生》需要一部用故事体写的长篇连载的讲写作的书，当是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就由叶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合写，即刊在《中学生》上的《文心》，这也属于叶先生编《中学生》的编辑工作。把这种著作称为编辑是否合适呢？就刘向、刘歆的编辑说，刘歆的著作《七略》是专门著作，这部专门著作是为他的编辑先秦到汉的图书服务的，只有写定《七略》，才完成他的编辑工作，所以《七略》的著作也应该包括在他的编辑工作内。章学诚指出他的校雠，就包括《七略》在内可证。叶先生的著作《文心》，正是编辑《中学生》的需要，所以《文心》的著作也该包括在编辑《中学生》的工作内。抛开《文心》，专就《七略》来说，只有完成了《七略》的著作，才能完成刘歆的编辑工作，《七略》的著作，是包括在刘歆编辑工作之内的，也是他的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二

现在再来看看跑龙套的编辑工作，围着著者的书稿转，要做好这样的编辑工作，就要认识自己的知识不行，要找有关的参考书来看，来做好编辑工作。这里还有著者没有考虑到的问题，做编辑工作的要替读者着想，要做些补充工作。比方有一部《文史通义校注》，其中有一篇《浙东学术》，开头说：

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陆九渊），而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宗陆而不悖于朱者也。

看了这段叙述，发生几个问题：一、一般认为浙东学术与朱熹、陆九渊不同，朱熹、陆九渊讲性理，浙东学术讲经世致用，这里对这个主要区别为什么不谈？二、浙东学术既与朱熹、陆九渊不同，这里为什么把浙东学术说成出于朱熹、陆九渊？这篇里的浙东学术究竟指什么？对这三个疑问，《校注》里都没有讲。围绕着书稿来做编辑工作，不能不对这三个疑问考虑一下。一般认为朱熹讲“遗学问”，陆九渊讲“尊德性”，都是讲性命性理的。金华吕祖谦有中原文献之传，讲明治体；永嘉陈傅良讲政制治法，叶适讲经世济用；永康陈亮研究立国的本末方略。他们同朱熹、陆九渊不同，称浙东学派。可是章学诚在《浙东学术》里，不提吕祖谦、陈傅良、叶适、陈亮，却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朱熹，但浙东的袁燮、袁肃、袁甫都推崇陆九渊，不违反朱熹的教导。又讲到王守仁提出“致良知”，刘宗周本致良知提出慎独；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开创万斯大、斯同兄弟的经史学，发展到全祖望的经史学。本篇的注释，对以上的应该注的词语都作了注解，但对以上提出的三点疑问没有说明。《宋元学案·水心学案上》全祖望案语：“乾淳（南宋孝宗乾道、淳熙年）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龂龂其间，遂称鼎足。”可见浙东学派与朱、陆两派成三分鼎足之势，那末《浙东学术》里只讲浙东之学渊源朱熹，尊崇陆九渊，显不出浙东学派的特色，也不知他为什么这样讲。那样的注释没有注意到读者会产生的疑问。原来章学诚的《浙东学术》，称“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他并不排斥朱、陆两派讲天人性命的道理，他主张天人性命不当空讲，一定要跟史学结合。因此他不赞成南宋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派，尤其是陈亮，称：“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方抵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是排斥朱、陆讲性命的，所以他不讲南宋的浙东学派。他讲的是“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浙东之学，即讲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到全祖望的浙东学派，他们的渊源可以上溯到陆九渊、王守仁。王守仁推崇陆九渊，讲性命还讲“六经皆史”，正符合“言性命必究于史”的主张。章学诚讲的浙东学术，从黄宗羲以下，他们讲史学不排斥性命，不同于叶适、陈亮的浙东学术。这样一讲，才把上面的疑问解答了，这篇的用意讲明白了，可见围绕着著者转的编辑工作，也离不开探索著者的学术思想。编辑跟学术思想的探索还是分不开的。

下面还举两个例，说明围绕着书稿转的编辑工作，还是离不开对学术的探讨。我在参加《汉文学史纲要》注的审读时，看到一段讲《诗经》的原文：

《诗》三百篇，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其十五国中，周南召南王桧陈郑在河南……疆域概不越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四省之外。

围绕着这段话来注，使注释与正文相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平不够，找出《毛诗注疏》看，《周南》下注：“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汉广序》又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是也。”再找《汉广》，序称“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提到长江，跟正文的“皆出北方，而以黄河为中心”不合了。再看《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确实提到汉水长江，那末旧注是对的，这里的正文不合。再看《召南·江有汜》：“江有沱，之子归，不我过。”郑笺：“岷山道江，东别为沱。”总之，江指长江。因此在注释中补说一下：“但二南中所收录的诗，其范围除上述两个地区外，还包括南方江汉一带的诗。”说明注不能光围着正文转，还得查一下，补正文的不足处。

《汉文学史纲要》讲到屈原，说“顷襄王立，子兰为令尹，亦谗屈原，王怒而迁之。原在湘沅之间九年，行吟泽畔，颜色憔悴，作《离骚》……”围绕着正文作注没有问题。但《史记·屈原列传》：“（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这是认为《离骚》在怀王时作，不是在顷襄王把他放逐后作。刘向《新序·节士》、班固《离骚赞序》、王逸《离骚经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都认为《离骚》是在怀王时作，与上引正文的说法不同。因此在注里加了一句“此诗作于顷襄王时，一说作于怀王时。”就注的体例讲，只能这样作。但这样作不解决问题，要弄清这个问题，还需作些探讨，这也说明编辑工作不能限于围着书稿转，要作些必要的探讨了。再说，《纲要》里这个说法，很有影响，它的影响超过了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朱熹、王夫之认为《离骚》是怀王时作的说法，这就更值得探索了。后来郭老在《屈原研究》里指出：“《离骚》是屈原晚年六十二岁时的作品。”游国恩先生在《屈原》里说：“《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候的作品。”这两说大概都受到《纲要》的影响。要探讨这个问题，主要听屈原自己的话。王夫之认为《离骚》是屈原在汉北时所作，这和屈原《抽思》中“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致。屈原被怀王初放汉北的《抽思》里就有“指彭咸以为仪”，即《离骚》的“愿依彭咸之遗则”，已经有以身殉的话了。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考》称：“《离骚》曰：‘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贻。’又曰：‘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又曰：‘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王叔师注，于前曰‘及年德盛时’，中曰‘冀及年来晏晚’，末曰‘愿及年德方盛壮’。以是征之，则作《离骚》之时，屈子年方壮。惟‘老冉冉其将至兮’似非壮年人所宜语。然叔师注引《论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下继之曰：‘屈原达志清白，贪流名于后世。盖志士惜日，不觉其年之方富也。况‘冉冉’训渐渐（见五臣《文选》汇），曰将，曰渐渐，皆望而未至之辞。则《离骚》为屈子壮时所作明甚。……记曰：‘三十曰壮。’则‘及余饰之方壮’者，正三十之谓也。”这里结合《离骚》来探讨屈原写作《离骚》的年龄，是充分有力的（详见拙文《〈离骚〉是什么时候作的》，1981年《学林漫录》四集）。这里说明要做好围绕着书稿转的编辑工作，倘需解决问题，也离不开作学术的探讨的。

以上只是说，我国古代最大的编辑工作，都是极为被人看重的，是用当时的第一流学者和专家来做的。当时的编辑工作是同学术研究、学术著作结合的，有关的学术著作成为编辑工作的一部分。编辑工作同研究和学术著作不是截然分开的。直到解放前，商务的编辑工作还是这样的。今天的商务，还编了新版四卷本《辞源》，继承了这样的传统。再就只限于拟定选题、组稿、审读加工、校对的编辑工作说，也离不开研究工作。这就使人想到，现在出版社领导有些伤脑筋的事，就是有的编辑不安心工作，想到大学或研究所去，尤其想去研究所，搞研究工作。要是像商务那样，把现在研究所里做的工作，像编选本、编辞典就作为编辑工作，再像开明书店，把适应出版要求的著作工作，像著作《文心》，也作为编辑工作，那末以上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作部分的解决呢？再说倘现在的出版社也像解放前的商务，可以自己编教科书，自己编选本，编各种辞典，那不是可以同人教社、文学研究所、语言研究所来一个竞争，起一点促进作用吧。

（《出版工作》1984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