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可能是道德品质
有一个笑话，讲的是一所大学的某位院长对物理系需要大量研究经费感到沮丧。他问：“为什么你们不能像数学系那样——他们只需要铅笔、纸和垃圾桶。哲学系更好，他们需要的只是铅笔和纸。”我知道笑话一经解释就不好笑了，但重点是：哲学家提出的想法不需要验证。多年来，在身份同一性的问题上，哲学家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理论，试图解释是什么使人保持相同或变得不同。但这些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个问题时的思考方式呢？
换句话说，谈到身份同一性的连续性问题时，普通人是怎么想的重要吗？
这就是西北大学的心理学研究生谢尔盖·布洛克着手回答的问题。21世纪初，他开展了一项实验，他要求研究参与者想象一个叫吉姆的会计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而他活下来的唯一方法是……你猜对了——大脑移植！在这个疯狂的医学实验中，吉姆的大脑将被小心地取出来并放到一个机器人中。
幸运的是，移植手术最后成功了。当科学家启动机器人时，他们扫描了吉姆的大脑，发现他所有的记忆都完好无损。至少一半的实验参与者得到的信息是这样的，而另外一半人却得知，虽然手术顺利完成，但科学家扫描大脑时发现吉姆的记忆与手术前的记忆完全不一样了。
如果机器人“是”那个吉姆，即使没有吉姆的旧记忆，这也会成为身体理论的有力支撑。但是如果记忆是吉姆继续成为“吉姆”的必要条件，那么记忆理论就会得一分。最后，在这项有一定参与人数的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赢家：在得知记忆在移植过程中幸存下来的实验组中，认为机器人仍然可以被认为是吉姆的人数，大概是得知记忆没有移植成功的实验组中有同样判断的人的三倍。[1]
找出身份同一性的连续性组成要素时，了解普通人和哲学家都相信什么是有价值的。但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都是在处理想象中的场景，这种情况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很可能不会发生。这就让人们很难确定什么对我们超越时间的身份同一性是重要的。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不依赖思维实验的情况下检验这些想法呢？
沃顿商学院教授尼娜·斯特罗明格决定采用一种非传统的方法理解是什么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的。
她坐在位于费城的阁楼里，背景传来微弱的鹦鹉叫声。她告诉我，虽然她做了很多思维实验，但她认为这些实验不能是唯一的证据来源。于是，她开始求助于养老院。
具体来说，她联系了那些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的护理人员。这些病人的大脑发生了根本性的紊乱，就像我们在一些哲学小品中看到的人物一样。[2]
她集中研究了三组患者：第一组患者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他们的身体很健康，但记忆正在消失；第二组患者患有肌萎缩侧索硬化（ALS）[3]，患者的思维仍然健康，但身体功能正在不断退化；第三组患者患有额颞叶痴呆（FTD）[4]，他们的运动能力和大部分记忆都是完好无损的，但会出现道德障碍，比如许多FTD患者会出现同理心减少、不诚实、不再关注社会道德规范的情况。
护理人员回答了一系列调研问题，包括：“你觉得你还认识这个病人到底是谁吗？”“你会觉得病人像陌生人吗？”ALS是一种主要影响身体而不影响精神的疾病，人们认为ALS患者的身份干扰最小；阿尔茨海默病紧随其后；但FTD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对身份同一性破坏最严重的疾病。[5]
是什么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我们，这一争论常常在最后演变为“身体”与“思想”理论的争论。事实上，FTD患者似乎被认为最不像以前的自己，这表明我们在这个话题上可能有更多东西需要考虑。那到底是什么呢？
正如斯特罗明格和她的合著者肖恩·尼科尔斯所解释的，让我们保持自我，或者成为完全不同的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对“道德自我”的感知。一个人是善良的还是刻薄的，是善解人意的还是冷酷无情的，是礼貌的还是粗鲁的，这些才是将年轻人和他们老年的自己联系在一起的最重要的因素。
斯特罗明格和她的同事发现，当这些道德品质从根本上被改变之后，我们的人际关系似乎也发生了变化。斯特罗明格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她问了她的一个女性艺术家朋友，她的性格需要如何改变，才会让她的伴侣不再把她当作原来的她。考虑片刻之后，她的朋友回答说：“我想如果我变得不再擅长艺术，成为一个糟糕的艺术家，我的伴侣应该就会离开我——她会说‘那不再是我娶的那个人，我不再爱她了’。”
然后斯特罗明格又从另一个方向提问：“你的伴侣做出哪些改变会让你说‘这不再是与我结婚的那个人了’？要发生什么变化，你才会说‘她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她了，我不再爱她了’？”这次她的朋友倒是回答得很快：“嗯……我想如果她变成了一个荡妇。”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盲点——当谈到自己的特点时，斯特罗明格的朋友认为艺术是她身份同一性的核心，如果它改变了，那么她在伴侣眼中就不再是同一个人了。然而，当这个问题被翻转过来时，情况就变了：最重要的是她的伴侣是否足够善良。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善良是斯特罗明格和她的同事提到的“基本道德品质”。
这个小趣事完美地说明了这些道德品质一旦发生改变，不仅会影响我们身份同一性的稳定性，还会深刻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6]是的，我们会有不同的朋友和爱人，但如果他们都变了，我们自身持续稳定的自我认知就会面临严重的挑战。
那么，这个“前斗牛士佩德罗”现在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还是说他仍然是曾经的那个人？
我相信，对“道德自我”的研究是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答案。当我们的核心道德品质保持不变时，即使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们也能找到一条连续性的认知线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一些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长却感到他们变化不大，但在另一些人身上却看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把镜头对准自己时，又会发生什么呢？我们当然可以在其他人身上看到某种连续性，或者缺乏某种连续性。我们能意识到“前斗牛士佩德罗”从一个冷血杀手转变成非暴力的布道者。但是，我们有多大可能看到未来的自己与现在的自己是相同的，还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信念又会如何影响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这是我将在下一章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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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 Blok, G. Newman, J. Behr, and L. J. Rips, “Inferences About Personal Identity,”in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vol. 23 (Mahwah, NJ: Erlbaum, 2001), 80-85. 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项实验中，布洛克及其团队对实验设置进行了调整。研究参与者继续阅读关于需要进行大脑移植的会计师吉姆的故事，但在这一故事变体中，一组参与者了解到吉姆的大脑内容被转移到了一台计算机上，随后这台计算机被嵌入一个机器人体内，另一组参与者则读到吉姆的大脑直接被移植到了机器人体内(这与我之前提到的第一项研究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吉姆的记忆要么得以保留，要么被删除。关键在于，只有当机器人拥有物理形态的大脑和记忆时，人们才会认为它仍然是吉姆。如果仅仅通过计算机将记忆转移到机器人体内，物理大脑没有参与，那么参与者倾向于认为机器人不可以被视为吉姆。因此，从普通人的视角来看，一种结合了身体理论和记忆理论的观点似乎占据了上风。这种观点认为，重要的不仅是记忆本身，还有承载这些记忆的大脑实体。
[2]N. Strohminger and S. Nichols, “Neurodegeneration and Identity,”Psychological Science 26,no.9(2015):1469-1479.
[3]ALS，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简称ALS，俗称渐冻症。——编者注
[4]FTD，frontotemporal dementia，简称FTD。——编者注
[5]这一发现并不能单纯归因于不同疾病的严重性不同。实际上，这三种疾病类型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是相近的。
[6]L. Heiphetz, N. Strohminger, S. A. Gelman, and L. L. Young, “Who Am I? The Role of Moral Beliefs in Children's and Adults'Understanding of Identity,”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8(September 2018):210-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