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寻绿

季羡林从湖光山色的济南来到灰头土脸的北平，城墙是灰色的，街巷也是灰色的，难得见到绿树，他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有些窒息。他找到比他早一年来到北平的小学同学李长之诉苦。

李长之（1910—1978），本名李长植，山东利津县人。他1929年上北大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起初读生物学，后改学哲学。他酷爱文学，长于文学评论，上学时出过诗集，写过《〈红楼梦〉批判》《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鲁迅批判》等，在后一本书中，他说：“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这话很有见地，颇有剑客味道。请读者诸君注意，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李长之使用“批判”一词。是从日文借用的，其意思无非是“评论”。这个词在中文中的含义后来发生了较大变化。于是这成了李长之的“罪状”之一，这是后话。上清华时，李长之是《清华周刊》文艺副刊的主编。1934年5月17日的《清华周刊》上发表了李长之的一篇《清华园的绿》，记述了他与季羡林1930年古城寻绿的往事：

我记得，那是我刚到北平不过一年，人既是已被灰色的古城窒息惯了的缘故了。我就没想到我生命上有着缺陷。却是在这时候，希逋来北平了，他因为住的日子还浅，而且究竟他的诗人的锐感，似乎比我强太多了。一天同我说：为什么北平没有绿东西？在哪里可以看看绿东西的吗？我才忽然惊醒了，原来在灰色的古城中，除了灰色，还是灰色，委实是没有绿东西呵。我提议到城外去，我们就没有目的地出了西门，却折而向南，进了阜成门，多少看见点绿东西，而欣然，而多少以为把生命滋润了一点，而回来了。

季羡林与李长之都是文学青年，都立志成为作家。李长之对德国文学很感兴趣，他建议成立德国文学研究会，请杨丙辰教授作指导，这显然是受了季羡林的影响。季羡林写作遇到困难，喜欢找李长之商量，有新作品脱稿，也往往找李长之看，征求他的意见。季羡林写文章主张惨淡经营，追求完美，有时候陷于不知如何是好。李长之鼓励他说，不要管那么多，想好题目，捉笔就写，让灵感推着走，逢山爬山，遇水涉水，随弯转向，顺风扯篷，见好就收。按照长之的建议，季羡林一挥而就，写了散文《枸杞树》，长之看了，直接寄给沈从文。沈从文很快就编发了这篇文章，还来信邀季羡林见面。季羡林受到极大鼓励，很快《黄昏》《回忆》《寂寞》《老妇人》等散文相继问世。

季羡林也并非事事都听李长之的。文稿《年》，季羡林自认为写得好，不料被《现代》杂志退稿，他颇有些不平，拿给李长之看，想让李长之说几句公道话。谁知李长之也不看好这篇文章，而对季羡林认为不理想的《兔子》大加赞扬。季羡林这次没听他的，就去找自己的英文教授叶公超。叶公超很欣赏季羡林的作品，还指点他“文章要坚持朴实，写扩大的意识”。经叶先生推荐，《年》发表在《学文》杂志上。这篇文章的结尾写道：“当我们还没有到达以前，脚下又正在踏着一块界石的时候，我们命定只能向前看，或向后看。向后看，灰蒙蒙，不新奇了。向前看，灰蒙蒙，更不新奇了。然而，我们可以做梦。再要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梦呢？谁知道——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遭到嘲讽，说是“发出了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其实季羡林只是一个穷学生，连伙食费都是靠家乡的县政府资助的，说他是教授可真是抬举他了。

1935年夏天，季羡林去德国留学，临行前林庚、李长之、王锦第、张露薇等在北海公园为他饯行，李长之还在《益世报》上发表长文为他送行。十一年后，季羡林从欧洲回来，在南京住不起旅馆，就在李长之的办公室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李长之在编译馆工作，还介绍季羡林结识了梁实秋先生。李长之为季羡林详细介绍国内情况，特别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中饱私囊的情况。他还提醒季羡林，济南一中的某某同学是军统特务，同他说话要格外小心。季羡林说，一回国，李长之就当了自己的政治指导员。

新中国成立后李长之曾任西南土改工作团副团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来虽然“摘帽”，李长之害怕连累老朋友，从不敢到北大来。“四人帮”垮台后李长之彻底平反，他才到燕园看望老朋友。1978年12月李长之与世长辞，此时季羡林随友协代表团出国访问，没能见老朋友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