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立高中

1929年，日军撤出济南，国民党军队开了进来。旧日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和济南一中合并为省立高中，校址迁至城西杆石桥一个清代衙门的旧址。这是全省唯一的高中，原来北园高中的学生也来这所学校继续学习。学校校长换了人，掌权人变了，教师队伍也有很大的变化。国文课本从文言文改为白话文，学生不再学习经学，作文也改用白话，季羡林感觉耳目一新。教国文的老师也不再是什么前清的翰林、进士，而是清一色上海来的青年作家，他们是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和董每戡，其中前两位是季羡林的业师，对他的影响很大。

省立高中的校园里崇楼峻阁，雕梁画栋，富丽堂皇。校门坐北朝南，校门左侧是一个很大的传达室。校内院子很大，东西两侧有许多房子。东边有一间教员游艺室，里头摆放着乒乓球台。从院子西侧再向前走，上几个台阶，就是单身教员宿舍，南北各有一排房子。院里栽着一排木槿花，夏季开花时显得生机盎然。小院西边有个大圆门，进门是一个很大的花园，有荷塘、假山和花坛，虽然有些破败，但树木依然青翠，花草繁茂，是个读书、休憩的好地方。胡也频老师的居室就在花园门口旁边，常见他走过花园到后面的教室去讲课。校长办公室、教务主任办公室、教务处、训导处、庶务处占着正对大门的一排高大的北房。这排房子后面是全校最大的一个院子，西侧是几排学生宿舍，借一条又长又宽的风雨走廊连在一起，东侧是一大排教室，最东边和省立一中（只有初中部）相连，教学楼由两校平分。

教国文的就是胡也频老师。胡也频（1903—1931）福建福州人，左翼作家，曾任“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行专员。同以前的老师完全不同，他不但不讲《古文观止》，连新文学作品也不大讲。每次上课，他都在黑板上大书“什么是现代文艺”几个大字，然后用浓重的南方口音侃侃而谈，滔滔不绝地讲起无产阶级革命来，只讲得眉飞色舞，学生听得入了迷，“现代文学”“普罗文学”，一下子变成了他们的兴奋点。别看胡老师年纪轻轻，个子不高，眉清目秀，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可他不愧是革命作家，意气风发，大义凛然，视敌人如无物，勇敢无畏。当时济南是国民党的天下，学校也掌握在他们手里，可是胡先生不仅在课堂上大讲革命文学，而且在课下组织成立“现代文艺研究会”，公开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张贴海报，摆上桌子，发放表格，招收会员。“革命啦！”学生欢呼雀跃，奔走相告，热闹得像过节一样。在胡老师的鼓动下，市面上流行的几本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作者叫弗理契，原文是俄文，中文译本是从日文转译的，佶屈聱牙，简直如读天书——都被学生抢购一空。大家生吞活剥地读着，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胡老师还准备办一个刊物，季羡林是积极追随者，帮助招兵买马，并为刊物的创刊号写了一篇稿子，《现代文艺的使命》，通篇鼓吹革命。季羡林那时虽然稚嫩，对革命知之甚少，但积极性颇为可嘉。

那一年，胡也频的夫人丁玲女士从上海来济南探亲，大多数学生成了她的“追星族”。上海滩大名鼎鼎的革命女作家来了，仿佛从南方飞来一只金凤凰，他们怎么能不兴奋呢？丁玲身材丰满，个子比胡也频略高，还穿着挺高的高跟鞋，这般时髦的服饰引起学生的关注。看着胡老师和夫人手拉手走在坑坑洼洼的马路上，大家感到既新鲜又羡慕，于是议论纷纷：胡老师真是一位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加尊敬了。

可是好景不长，自从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反动的黑暗统治，在文化方面也同样发动了残酷的反革命围剿。1930年，胡也频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连夜秘密潜回上海。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2月7日同柔石、冯铿、殷夫、白莽等左翼作家一道，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于龙华警备司令部，年仅二十八岁。鲁迅先生写了一篇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怀念自己的战友，愤怒声讨反动派的暴行。胡也频虽然像夏夜里的流星一样一闪而逝，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接替胡也频的是董秋芳老师。董秋芳（1898—1977），笔名冬芬，毕业于北大英文系，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左翼作家。当时，有一本颇为流行的苏联小说《争自由的波浪》就是他翻译的，鲁迅先生作的序，不少学生都读过，对他可谓神交已久。董老师个头儿不高，相貌也毫无惊人之处，一只手似乎还有些毛病。

董老师在课堂上不讲什么“现代文学”，也不宣传革命，而是老老实实地教书，认认真真地为学生批改作文。他以浓重的绍兴口音，给学生讲解鲁迅翻译的红极一时的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他出作文题很特别，往往在黑板上大书“随便写来”，意思很明白，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季羡林从前虽然写文言文，但是他自小好读闲书，中小学看了许多志怪、公案小说，大学又看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郭沫若、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人的作品几乎都读遍了。从《庄子》《史记》到唐宋八大家，从明代公安派、清代桐城派到现代作家，好文章他读多了，潜移默化中就自然形成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写好文章一要感情真挚、充沛，二要词句简练、优美、生动，三要布局紧凑、浑然一体，三者缺一不可。不过，当时这些想法还只是形成于不知不觉之间，他自己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

有一次，在董老师“随便写来”的启示下，季羡林写了一篇记述回故乡为父亲奔丧的悲愤心情的文章。此文感情真挚，自不待言，但在谋篇布局上，他并未觉得有何特别之处。等到作文簿发下来，看到董老师的批语，他大吃一惊。在每页的空白处，董老师都写了不少批注，有些地方批道“一处节奏”，有些地方批道“又一处节奏”。季羡林有点儿疑惑：“这是说自己的作文吗？”没错，就是自己的！原来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如今却给董老师注意到了，而且一语道破。“知我者，董先生也！”季羡林受到鼓励，怎么能不感激呢！在另一篇作文后面，董老师又批道：“季羡林的作文，同理科一班的王联榜一样，大概可以说是全班之冠，也是全校之冠吧！”季羡林本来就爱好作文，受到董老师如此褒奖，他的写作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

继《文明人的公理》之后，季羡林又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了《医学士》《观剧》两篇文章。“小荷才露尖尖角”，这些文章爱憎鲜明，文笔流畅，紧贴现实，虽然稚嫩但清新可爱。几乎与此同时，季羡林开始发表译作，主要发表在山东《国民新闻》和天津《益世报》副刊上，作品有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小诗》、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的《老妇》《世界底末日——梦——》《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以及《老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