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琅邪边，胶州湾——青岛
它是春秋时期五大古港之一，也是远古海上丝路的一大枢纽。中国最早的远洋航行——徐巿东渡，就是从这里启航的。那时，它叫琅邪港。
一、远古观象台
说起琅邪，读者或许会联想到东晋开国皇帝琅邪王司马睿和王羲之所属的琅邪王氏。
其实，琅邪（今琅琊）本是一座小山。往近了看，它似乎是崂山的余绪；往远了看，它又像是泰沂山脉的末梢。它位于今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西南部，三面环海，唯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海拔183.4米，山顶平缓，状似高台，人称琅邪台。琅邪台周边，是典型的基岩海岸，布满高密度、耐腐蚀的花岗石，离岸不远处水深就达20米，适合大型船只落锚。而且，这里昼夜温差小，气候湿润，适合人类生息。文物不会讲话，但碳-14能让它报出年龄。考古成果证实，此地不仅出土了7000年前北辛文化时期的陶罐、5000年前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骨雕，还发现了40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青铜器。因此，琅邪堪称中国海洋文明最早的一缕曙光。
西周初年，开国元勋姜太公被封到营丘（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建立异姓诸侯国——齐国。司马迁记载，齐国先民信奉的掌管八方的神：一叫天主，祠天齐（今淄博市临淄区）；二叫地主，祠泰山梁父（今新泰市梁父山）；三叫兵主，祠蚩尤（今河南台前县）[1]；四叫阴主，祠三山（今莱州市参山）；五叫阳主，祠之罘（今烟台芝罘岛）；六叫月主，祠莱山（今烟台莱山）；七叫日主，祠成山（今荣成市成山）；八叫四时主，祠琅邪。司马迁又说：“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至于八神主的来历，司马迁说得有些模棱两可：“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2]意思是，八方之神可能自古就有了，有人则说是姜太公创制的。今琅琊台景区介绍，就连琅邪一名，相传也是姜太公所取，意思是美好、漂亮。那时，琅邪山作为四时主的祭祀地，显然具备了观象台的功能，齐国古人在此观测星象和气候，划分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四时，进而设立了二十四节气。如果说琅邪山是中国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应该不算虚妄之语。
一个能观测星象与气候的地方，当然也是古人出海渔猎的福地。后来，齐国在琅邪台湾（今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南部）建立了琅邪港，它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古港之一。
二、琅邪海战
春秋时期，是一个既生产智慧又播种仇恨的年代，所谓“春秋无义战”可说是一个痛切的历史总结。中国东部沿海，借助河姆渡文化、东夷文化的底蕴，从南到北崛起了三个拥有舟师的诸侯国：越国、吴国、齐国。
位于江南的吴、越，比邻而居但仇深似海。吴王夫差二年（前494），越王句践不顾大臣文种、范蠡的劝阻，主动发兵进攻吴国，双方在夫椒（今太湖洞庭山）展开激战。结果，3万越军惨败给10万吴军，几近全军覆没。为了保留名义上的越国，句践带着夫人来到吴国，当起了夫差的仆人。
志得意满的夫差，已不满足于称雄江南，他还试图争当中原霸主，于是将目光瞄准了占有鱼盐之利的齐国。而北伐齐国，军粮运输就成了大问题。古代运输主要采取两种方式：陆运与河运。从吴国到齐国，距离遥远，河汊纵横，显然不适合陆运。于是，夫差调集民工，开凿了一条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人工运河——邗沟。吴王夫差十年（前486），邗沟开通，兵发齐国只等一个借口。
不久，他就等来了这个借口——邾隐公叛逃事件。两年前，鲁哀公发兵攻打附庸国邾国（今山东邹城市境内），攻陷了邾国都城，俘虏了残暴淫逸的邾隐公，并将邾国宫室洗劫一空。应邾国大臣茅成子的紧急求援，夫差亲率大军征伐鲁国，一直打到曲阜城下，迫使鲁国与吴国结盟。作为盟约中的一个条件，鲁国释放了邾隐公，邾国得以复国。邾隐公归国后，仍不改“好乐”的本性，继续胡作非为。极度失望之下，夫差派太宰伯嚭出面拘禁了邾隐公，扶持邾隐公的太子革为邾子，邾国从此沦为吴国的附庸。邾隐公不甘心被废，于是在鲁哀公十年（前485）春逃脱吴国的看管，来到鲁国。因为他是齐国的外甥，随即又投奔齐国寻求支持。齐悼公能接纳邾隐公，不排除有向夫差“叫板”的成分。
于是，夫差以齐国“窝藏逃犯”为借口，亲率大军北上，并联络鲁哀公、邾子、郯子分别出兵，组成了一支四国联军，共同讨伐齐国。联军驻扎的地点，是齐国南部边邑鄎。[3]
在中国历史上，以“清君侧”“引渡逃犯”为旗号的讨伐之师屡见不鲜，如汉代的“七国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宋代的“张觉事件”、明代的“靖难之役”。应对讨伐的办法无非是两个：一是全民动员，破釜沉舟，这是以民生凋敝、生灵涂炭为代价的；二是杀掉或交出肇事者，这是以牺牲自己人为代价的。但通常情况下，“清君侧”和“引渡逃犯”不过是战争发起者冠冕堂皇的借口，即便像汉景帝一样杀掉亲信大臣晁错，像北宋一样将张觉的首级送给金国，也难保对方善罢甘休。此时，以国相田常为首的齐国贵族更是迂腐得可笑，他们不但采取了第二种办法，而且由齐国大夫鲍子弑杀了齐悼公，并安排邾隐公逃走[4]，然后向诸侯联军发出讣告，意思是：肇事者已死，敬请退兵。令齐国贵族大跌眼镜的是，夫差接到讣告后，先是在军门外为齐悼公假惺惺地哭了三天，然后声称“弑君”乃天谴之罪，比“窝藏逃犯”更为恶毒，因此发誓严惩罪犯，并命令吴国大夫徐承率舟师前来增援。
于是，吴国舟师的几百艘战舰，似滚滚的乌云，从南向北扑向齐国琅邪港。琅邪，既是齐人祭祀之地，堪称齐国君民的精神寄托；又是齐国海盐产地，乃齐国钳制天下诸侯的一张底牌；还是齐国的核心港口和舟师驻地。琅邪一旦失守，齐的国运就到头了。
战争是国家主义的黏合剂。大敌当前，齐国贵族们只能放弃内讧，搁置争议，化干戈为玉帛，团结抗敌。[5]
吴国舟师，既有夫差的王舟“艅艎”号楼船作为旗舰，又配备了负责高速冲锋的桥船、负责冲撞敌舰的突冒船、擅长水上作战的大翼船，可谓精锐尽出，来势汹汹。为此，齐国舟师决定以逸待劳，在琅邪台湾外伏击强敌。
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海战拉开帷幕。
也许是过于骄横，也许是急于求成，吴国舟师进入黄海后，不加休整便继续进发。
早春二月，乍暖还寒，凌厉的海风在琅邪海域掀起冲天怒涛，习惯内河作战的吴国水兵忍受不了舰船的颠簸，大多出现了晕船迹象，舰队阵形大乱。
机不可失。静候多日的300艘齐国舰船，分三路纵队，从上风处全速压向吴国舟师，水兵们纷纷把火箭射向对方。一时间，吴国舰船燃起熊熊烈焰，成为一座座悬浮在海上的“火山”。
在短暂的混乱后，吴国舟师开始还击，双方的箭镞你来我往，在海空织起一张遮天蔽日的箭网。随后，齐国舟师逼近吴国舟师，双方进入惨烈而血腥的接舷战。一来，吴国水兵是侵略者，长途奔袭，身心疲惫，而齐国水兵是卫国者，以逸待劳，同仇敌忾；二来，吴国水兵光脚赤膊，而齐国水兵身披盔甲，齐师很快占了上风。
接下来，十几艘大型齐国战舰，在轻型机动舰船掩护下，对吴军旗舰“艅艎”号形成围攻之势，护卫船被悉数击退。其惨状，形同群狼围攻一头野牛。
吴国舟师损失过半，身中数箭的徐承只得在卫兵护卫下狼狈南逃，冒着残火的“艅艎”号则被齐军缴获。琅邪海战以吴方惨败而告终。
噩耗传到诸侯联军所在的鄎，一直等消息的夫差怔了半天，只得下令班师回国。
在南去的战车上，风尘仆仆的夫差回过头来，咬牙切齿地说：“我会回来的！”
残阳如血，倦鸟归巢，一树树玉白色的杏花随风凋零，一颗不屈的头颅被映入下坠的夕阳，徐徐铺展出一幅题为“命运”的画轴。
三、越王迁都
如果您熟读史书定会发现，历史一直在简单重复从前的错误；如果您阅历深厚也会发现，许多人会在同一个地方多次跌倒。因为人性永恒，人改不了自以为是和心存侥幸。时隔一年，即吴王夫差十二年（前484），吴军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艾陵（今济南市莱芜区东南）与齐军血战一场，侥幸赢下一仗。又过了两年，夫差亲率吴军主力，前往中原与诸侯会盟。夫差此举，无异于自掘坟墓，因为他在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时，也把不设防的后背暴露了出来。当夫差率军挺进到700公里外的黄池（今河南封丘县西南），与晋国争夺盟主之位时，背后的人动手了。
这个人，就是被夫差踩在泥水里，又用力蹍了几脚的句践。中国古人羞辱对手的手段，比现代人直接且粗鲁。句践通过被迫吃夫差的粪便赢得信任，被侥幸放回越国后，已经卧薪尝胆达十年之久，并暗中训练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接到吴军倾巢出动的密报，他没有放过这个翻身的良机，亲率大军突袭了兵力空虚的吴国，攻克了夫差的老巢姑苏，杀死了太子友。夫差得到噩耗，赶忙率领大军火速回援，结果在姑苏城外被张网以待的句践击溃。夫差只好向句践低声下气地求和，形同当年句践向夫差求和一样。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越国荡平了吴国，逼迫夫差自杀。放眼望去，江南已尽入句践掌心。
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句践带着被夫差错失的霸主梦，率军渡过淮河，与诸侯会盟于徐州，逼迫周元王封他为伯，得以成为春秋最后一霸。
为了巩固春秋霸主地位，句践考虑把都城迁往中原。对于迁都的方向，大臣范蠡的建议是琅邪。范蠡解释说，齐、燕习惯陆上作战，有强大的车马步兵；而越国习惯“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强项是水上作战。如果占据黄海之滨的琅邪港，就可以扬长避短，进可攻、退可守，必要时还可以从海上补充后备力量。
但越都北迁，不光齐国不答应，还会引起群雄共愤，闹不好连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天子也会站出来干涉。接下来，越国君臣绞尽脑汁，想出了两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第一，越人乃大禹的庶子无余的后代，九州是由大禹划定的，琅邪处在九州之一的青州境内，越人迁到琅邪名正言顺；第二，齐平公上台后，权相田常割琅邪为封地，引发国内动荡，吴国一度占领琅邪，如今吴国被越国兼并，那么吴国曾经的地盘自然归越国所有。为此，句践公开宣布了北迁琅邪的计划，美其名曰“收复旧地”。可见，即便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战争猛兽，也无一例外会戴上一张“正义”的画皮。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是礼仪之邦的伦理观，战争伦理也不例外。
戴上画皮，吃起人来就容易多了。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句践动用“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6]，浩浩荡荡杀向琅邪。此时的齐国，早已丧失了“海王之国”的实力和锐气，只是在外交上象征性地表达了几声抗议，便将舟师和车兵撤离了琅邪。
句践从琅邪港登岸后，在附近垒起一座望海的观台，并按照周朝规制，建设了一座方七里的公城[7]，然后把都城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运”到琅邪，使得琅邪一跃成为战国初期北方政治、经济、军事中心。[8]
这座规制宏大的新都，位于琅邪港正北4公里、今琅琊台景区西北5公里处，她既保有江南城市的灵巧，又具备北方城池的雄劲，是一座与句章南北呼应的大型港城。经过2000多年的风吹雨打，至今仍有1到3米高的残墙断垣，附近还发现了带有越国风格的陶片和越式青铜剑。[9]
借助越国新都的加持，琅邪港南达江浙沿海，北通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成为远古海上丝路的一大枢纽，与碣石（今河北昌黎县碣石山）、转附（今烟台市芝罘岛）、会稽、句章（今浙江宁波市江北区）并称五大古港。其海上军事、贸易地位，长时间难以超越。至此，你或许可以更深入理解我把海上丝路起点选为青岛的另一份初心了。
此后90年，琅邪贵为越都，琅邪港也傲视群港。其间，越王句践、鹿郢、不寿、朱句、翳先后当政，越国一直称霸东方与中原。他们在齐鲁大地也屡有斩获，越王朱句灭掉了今山东南部的滕国（今山东滕州市）、郯国（今山东郯城县），越王翳则灭掉了缯国（今山东兰陵县），越国疆域从山东沿海直达福建。
越国由盛转衰的时间节点，当是越王翳二十五年（前386）。那一年，周安王立齐国国相田和为齐侯，列于周室。齐国名义上的君主齐康公姜贷，则被田和放逐到海滨的一个小岛上。更换主人的齐国，形同一个嫁接换头的老果树，立时焕发出久违的勃勃生机，并显示出咄咄逼人的气势。
于是，越王翳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近处是田和当政的齐国对越都琅邪虎视眈眈，远处是楚国不断威胁越国西南边境，就连吴国旧贵族也在江南蠢蠢欲动，再加上琅邪远离自己的大本营越地，军队和物资运输都很困难。权衡再三，越王翳准备将都城迁回南方，以便加强对吴越地区的控制。
越王翳三十三年（前378），越王翳将都城迁回了江南的吴（今江苏苏州市），北方的越人也大批返回江南。不过，越国依然在名义上把琅邪视作北方都城。
越王翳返回江南的第三年，就被自己的儿子杀掉了，然后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内乱，国力持续衰落下去，再也没有能力兼顾北方的琅邪。
琅邪回到了娘家，她应该感到庆幸；但永远失去了王城地位，她是否又感到失落？
四、方士东渡
古人有三大梦想：飞天、长生不老、预知未来。在飞天不现实、预知未来不可验证的时候，长生不老似乎最能让人矢志不渝。“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刚刚完成统一六国伟业的始皇帝嬴政，急切地想得到不死药。
嬴政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不仅善于把梦想变成现实，而且习惯亲力亲为。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他先是东巡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然后东游沿海，寻求长生不老药。他像“老鹰捉小鸡”游戏中的母鸡一样，领着一支长长的队伍，沿着山东半岛漫长的海岸线，先后巡游了黄（今山东龙口市）、腄（今山东烟台市福山区）、芝罘（今烟台市芝罘岛）、荣成山（今山东荣成市成山头）、琅邪。琅邪，作为秦朝三十六郡之一，是他东巡的最后一站。一天，他信步登上琅邪山，捋着稀疏的胡须，眺望着无涯的大海，任海风掀起黑色的皇袍。那一刻，他说了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他想了什么，后人无从猜测。我们只知道，他在琅邪滞留了三个月，下诏将3万户百姓迁到琅邪山下，免除了他们12年的赋税徭役，还组织他们在琅邪山修筑了高出山顶9米的琅邪台。然后，在琅邪台立下纪功刻石，刻石上写道：“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10]
其间，他接到一封上书，上书者名叫徐巿（fú），又名徐福，生于齐王建十年（前255），今山东龙口市徐福镇人[11]，据说是徐偃王的29代孙，成年后以方士为业。他向嬴政上书说，海上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那里有“不死之药”，服后便可“长生不老”，请允许自己带上几千童男童女，替皇帝入海寻找仙人。
看到上书，嬴政大喜过望，决定派徐巿带上三年的粮食、衣履以及药品、耕具、蚕桑种子，入海求仙。这次入海求仙耗资不菲，即使是嬴政这样穷奢极欲的人，都曾抱怨远航费用过于高昂。然而，徐巿出海数年，并未找到什么神山。
始皇帝二十九年（前218），嬴政第二次东巡，目的地仍是琅邪。遗憾的是，他在琅邪行宫住了一些日子，既没有见到徐巿，也没有听到徐巿“入海求仙”的任何消息，便取道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市一带），返回了咸阳。
接下来的两次东巡，他故意避开了琅邪。
直到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嬴政第五次东巡，才再次来到琅邪。这一次，嬴政终于见到了徐巿。当时，嬴政脸上堆满乌云，手扶着剑柄，一副要杀人的架势。徐巿赶忙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没有得到仙药，是因为出海途中遭遇巨鲛阻碍，请求陛下增派射手，用连弩对付巨鲛。出人意料的是，嬴政居然又一次信了徐巿，派他再次带上童男童女三千人驾船出海寻找仙药。为保证徐巿出海顺利，嬴政命令渔民准备捕杀巨鲛的工具，然后由他亲自携带连弩入海寻找巨鲛。他从琅邪乘船一路向北，在荣成山一无所获，到了芝罘海面，才终于碰到一条巨鲛，用连弩射杀了它。[12]
英雄有两大死敌：岁月和美人。为了战胜岁月，上天入海求不死；为了赢得美人，处心积虑抱春归。嬴政替徐巿消除了“巨鲛”的障碍后，沿着海岸继续西行，到了沙丘宫（今河北广宗县）就一命呜呼了，死时年仅50岁。而此时的徐巿，已经带上三千童男童女、百工以及五谷，从琅邪港启航，经成山头、芝罘、蓬莱、庙岛群岛，越渤海湾来到辽东半岛老铁山，继而东去朝鲜半岛海岸，在济州岛稍事休整，然后渡过对马海峡，穿过北九州沿岸、关门海峡、濑户内海、大阪湾，最终抵达人生的另一个起点——和歌山新宫町附近的熊野滩。[13]
由于不可能得到什么不死药，徐巿和随行人员只能永久居住下来，教当地人农耕、纺织、医疗、捕鱼之法，过起了渔歌唱晚、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他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的“农神”和“医神”。今和歌山县，有徐福墓、徐福古祠。[14]
有人说他是全球最早的航海家、中日友好的使者，有人说他是海外移民的先驱，还有人说他是瞒天过海、故弄玄虚的高手，甚至也有人说他到底在哪里落脚至今成谜。其实，他对于我们，犹如山巅的白云，爬上山巅云却还远；又像潭中的皎月，拨开水面月却更深。
五、海上漂来的和尚
徐巿诀别后，琅邪开始寂寞，尽管汉武帝刘彻也来过两次，但那帆樯林立的场景，已成彩虹般的过往。
直到620年后的一天，一个和尚[15]爬上这片海岸。
他法号法显，俗姓龚，今山西襄垣县人。小时候，他的三个哥哥相继夭折，父亲担心祸及法显，让3岁的他出了家。他出家几十年，仍找不到统一而严谨的戒律。他认定，不是有关佛经没有传到中原，就是翻译过程中出了问题，因此决定前往佛教起源地天竺（今印度）寻求戒律，也就是到西天取经。
他置身生命的黄昏时刻，开放的却是青春的花朵。东晋隆安三年（399），65岁的法显与4位僧人一起，从长安启程。第二年，他们在张掖遇到了6位僧人，组成了11人的“西行巡礼团”。巡礼团西出阳关，走楼兰道，越白龙堆沙漠，经鄯善、焉耆，向天竺匆匆走去，一直在外游荡了14年。这14年，是他从65岁到79岁的暮年。这个年龄，即便放在寿命普遍延长的今天，也不适合在外流浪了。
如果额头终将刻上皱纹，强者只能做到不让皱纹刻在心上。在67岁那年冬天，他进入天险隘口——葱岭。这个自古至今连孔武有力的年轻人也难以在夏天翻越的地方，却让一位仙风佛骨的老人在冰天雪地的严冬战胜了。一路上，他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但都没有让他犹豫停步。
他不是无处停步，沿途各国都欢迎这个声名与学问并隆的佛学大师，都想供养他，崇拜他，听他说法，拜他为师。但是，他不愿停留。因此，他总是“在路上”。“在路上”，曾经是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一个时髦命题，鼓舞“垮掉的一代”产生了浪迹天涯的梦想。我们的文化中也出现过“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的风潮。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青年之后都是中年，败给时间的青春大多被庸常收编，走上回家娶妻生子，颐养天年的寻常路。只有这个满脸皱纹的苦行僧还在路上。从此，他那孤独身影，成了佛教思想史长廊里不朽的雕像。
翻越葱岭，渡过印度河，终于到达中天竺。此时，11人的取经队伍，只剩下法显与道整二人，其他人不是中途回国，就是因病去世了。在中天竺，法显研修了整整三年，收集了六部佛典。道整醉心于当地的佛学氛围，决定留下不再回国，法显只能孤身一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求得了四部经典。
东晋义熙七年（411）八月，法显乘坐一条能搭载200人的商船，从师子国东归。其间，遭遇了大风袭击、商船漏水等一系列险情，总算在90天后抵达耶婆提（今印尼爪哇岛）。在那里，法显停留了5个月，一边休整，一边等候季风。第二年四月十六日，正值港口涨潮，海上刮起强劲的西南季风，他搭乘另一艘载有200人的商船，带足50天的粮食、副食品、饮用水，向东北方向的广州行进。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深夜，狂风大作，云层低垂，巨浪滚滚，黑风暴雨扑面而来。船上的婆罗门教徒说：“因为船上坐着一个沙门，给我们招来了灾难，应当把他扔到海岛边。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让我们如此危险。”法显的施主挺身而出，厉声说：“你们如果扔下这位沙门，也一并把我扔下去。不然，就杀掉我。如果你们坚持扔下这位沙门，我到了汉地，会向国王告发你们。要知道，汉地国王也敬信佛法，尊重比丘僧。”商人们这才打消了扔下法显的念头。
由于阴雨连绵，无法通过观测日月星宿导航，导致商船走了70多天仍未找到港口，粮食和淡水将尽。商人们议论说：“正常情况下，50天便到广州，如今已过期多日，看来我们偏离航线了。”接下来，商船向西北行进寻找海岸。
12天后，突然抵达一片海岸，见到了汉地独有的植物，明白是到了中国。然而，因为见不到人迹，不知到了何地。有人说没到广州，有人说已过广州，争来争去，始终没有定论。于是，他们乘坐救生艇进入港湾，打听自己所在的方位。他们遇到了两位打猎归来的猎人，大家让法显用汉语询问他们。法显先是让猎人不要紧张，然后问猎人：“你是什么人？”猎人答：“我是佛门弟子。”法显又问：“你们进山寻找什么？”猎人诡称：“明天是七月十五日，想摘些桃子祭佛。”法显又问：“这是什么地方？”猎人回答：“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
大家喜不自胜，派人前往长广郡（郡治在今青岛市城阳区）联系。当时的长广郡太守，名叫李嶷，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听说有高僧从海上来，赶忙乘船把人接到岸边，将佛经和佛像迎请到郡治。
船上的商人赶往了贸易目的地扬州，法显则被留在了当地。法显一边恢复身体，一边讲经说法，使得佛教在崂山周边声名大振。为了表达对法显的敬仰，也为了安顿法显带回的佛像，李嶷在法显登陆的地方建起一座石佛寺，如今名叫潮海院。无数到过青岛的人，都慕名来这个神圣、神奇、神秘的千年古刹，坐在两棵1600多年树龄的银杏树下，一边品尝千年古井的水冲泡的清茶，一边聆听千年不息的涛声。
尽管当地人对他尊崇有加，但他执意南归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青州刺史刘沇试图留他过冬，法显说：“贫僧投身于遥远而近乎无法返回的地方，目的是回来弘扬佛教，我的愿望尚未完成，不能在此久留。”[16]
法显一路南下，经彭城（今江苏徐州）、京口（今江苏镇江）来到建康道场寺。他预感时日无多，便开始与时间赛跑，与外国僧人佛驮跋陀一起，翻译了近100万字的经典，其中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成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法显还将取经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名著——《佛国记》。他一生都像蜜蜂一样不停地劳作，他采的花粉多得令人望而生畏，文化之花因他而繁衍不息。他不是一条涓涓的溪流，而是一条奔腾的大河，其磅礴的能量，多少历史中人都望尘莫及。
元熙二年（420），86岁的法显耗尽了最后的精力，在荆州辛寺圆寂。[17]同一年，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03岁的东晋也死了。
法显以最执着的生命意志，使佛学揳入了中华文明。作为中国第一个由西域走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取经见闻的人，第一个访问斯里兰卡的人，他堪称中国佛学与丝绸之路的“精神海拔”。法显圆寂了，可他的名字还在流传，如日，如银河，如照亮信众的灯，如永不腐朽的碑铭。
因为法显路过，青岛不再寂寞。
六、苏轼打瞌睡
宋代的胶东半岛，设有四个沿海州郡，分别是登州（州治在今烟台市蓬莱区）、莱州（州治在今莱州市）、潍州（州治在今潍坊市潍城区）、密州（州治在今诸城市）。元祐二年（1087）前，密州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四县，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鉴于登州港和莱州港位于半岛北部，处在与辽、金对峙的前线，因此宋朝下令将它们变为军港，并对私自走北路航线的商人给予两年徒刑的严厉处罚。另外，从朝鲜半岛通往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的南路航线，也因为黄海中有横贯千里的积沙（古称黄水洋），渐渐被各国商船摒弃。如此一来，密州直达高丽的航路成为最畅通、最繁忙的商路。于是，嗅觉灵敏的商人纷纷将目光转向位于胶州湾的板桥镇。这个远古海港，终于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苏轼，就是在此背景下主政密州的。史载，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
大概有些人，生来就不是做路人甲，跑龙套，当走卒的，他们是浩瀚银河中心最耀眼的星光，是迢迢远山深处最清冽的甘泉，是无垠沙漠尽头最丰美的绿洲。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事情，要么不做，做就做到最好，达到极致。他的散文，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词，高居宋代词人之首；他的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书法，与米芾、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其《寒食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他的画，与米芾、李公麟并称“宋三家”。说起他来，不用生公说法，石头也会点头。王国维说的，他和庄子、渊明、子美、子瞻，三代以下的诗人无过之者，说他们即便不是靠文学天才，其人格也自足千古，是中肯之言。
在密州执政的两年间，他写下了二百多篇诗词文赋。[18]一天，他打猎归来，兴冲冲地写了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一年中秋，他喝醉了，对着一轮圆月发呆，想起远方的弟弟苏辙，随口吟出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他骨子里是文人，但并非不重视经济与民生。他开仓放粮，为饥民解了燃眉之急。他深入田间地头，带领百姓用火烧、深耕法，根除了蝗灾。他兴修水利、收养弃婴，给了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密州民众亲切地称他“苏大人”。
只可惜，他在一件事上打起了瞌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件足以改变北方经济版图的大事。
机会，留给了下一任密州知州。
他叫范锷，字隐之，浙江兰溪人，18岁考中进士，先后担任七州四漕的官员，人到中年时就任密州知州。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个对水运情有独钟的官员，一到密州，就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原来，宋朝在广州、杭州、明州设立了市舶司——类似今天的海关。市舶司由朝廷直接派官员管理，对所有商船，根据进出口货物的价值、船舶载重量、经营者身份进行“抽解”，征收百分之七到二十的入口税；还有权把专营的进口商品如香料、象牙、珊瑚、玛瑙、玳瑁等进行“和买”，就是按照朝廷的定价全部买下，或者直送京都皇宫，或者由市舶司出售。市舶司每年抽税200万贯[19]，香料专买收入最高年份达70万贯，两项合计占朝廷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是一笔巨额收入。没有设立市舶司的港口，外贸事务由各州负责，收入也归地方所有。但王安石变法后，为了增加中央收入，于元丰三年（1080）出台了“元丰市舶条”，强化了市舶司的贸易主导地位，划定了各市舶司的贸易版图，规定明州市舶司是北宋与日本、高丽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如有违背，以欺君罪论处。这对于习惯与高丽贸易的密州港，无异于灭顶之灾。
是接受现实、苟延残喘，还是挑战命运、博得生机？元丰六年（1083）十一月，密州知州范锷上书，奏请朝廷在高密县板桥镇（今胶州市阜安街道老城区）设立市舶司。奏章上说：“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北、河东三路，商贾所聚，海舶之利颛于富家大姓。宜即本州置市舶司，板桥镇置抽解务。”
范锷的奏请，并无虚妄之词，因此宋神宗朱笔一挥，将范锷的奏章批转给了都转运司长官吴居厚。吴居厚认为范锷的奏请可行，建议在下一年的七月初三实行。变法派大臣对此有不同意见，但又不能无视皇帝的旨意，便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于元丰七年（1084）三月在板桥镇设立了榷易务。榷易务，不仅规格低于市舶司，而且没有市舶司的发舶、抽解、稽查职能，只是参与市场买卖，稳定物价。对此，范锷并不满意。尽管如此，外国商旅还是有所增加，最有名的客人是高丽国王子、高丽天台宗始祖义天，他专门乘船来到板桥镇圣寿院、密州资福寺求法，范锷热情接待了他。
下一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大权回到保守派手中。元祐二年（1087），朝廷批准设立了泉州市舶司。此时的范锷，已经升任金部员外郎，负责全国财税征收事务和度量衡管理，但他一直心系密州，尤其对密州不能设立市舶司耿耿于怀。元祐三年（1088）初春，他邀请京东转运使赴板桥镇实地考察，再次向朝廷奏请设置板桥镇市舶司，理由是：“广南、福建、淮、浙商人，通过海路将货物贩运到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他们运营的钱帛丝绵，尤其是象犀、乳香等珍稀物品，虽然执行了朝廷特种商品专卖制度，但难免有欺瞒行为。如果设立板桥镇市舶司，那么堆积在府库里的海外物品，定然是杭州、明州的一倍以上。允许商船通行，使之不再有冒犯禁令遭受刑罚的担心，那些贡献京城的货物，也能避免海陆运输的各类风险。”[20]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提醒保守派宰相，密州早就该设立市舶司了，当年此事就是被变法派搅黄的。
既然是变法派搅黄的，那就简单了。同年三月，朝廷以小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书，同意在板桥镇设立市舶司，负责办理北方所有口岸的贸易手续，入列宋朝五大市舶司；任命范锷兼任京东东路副转运使，具体主持板桥镇市舶司的开办事宜；设立胶西县，县衙就在板桥镇。
喜讯来得有点晚，毕竟还是来了。一时间，胶州湾海面船舶迤逦，帆樯云集；板桥镇内商铺栉比，酒肆林立，各国商人川流不息，夜不罢市，丝竹悠扬，歌声十里。仅高丽商人、僧侣、水手就达10万人以上。为了接待高丽使臣和商人，板桥镇专门修建了高丽亭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进出口物资，常由板桥镇吐纳转输。北宋中后期，板桥镇的进出口贸易额超越了长江三角洲的明州与杭州，每年的关税收入超过3万贯。[21]
青岛应该记住这个名字——范锷。一座城市要想留住自己的历史底蕴和文化辉光，不应忘记每一个曾为之付出智慧的人。
七、它救了南宋
北宋靖康二年（1127），徽、钦二帝在大金国兵临开封城下时，听信法术可以退兵的鬼话，让一伙搞杂耍的市井无赖开门退敌，导致京城陷落，皇帝被俘，历167年的北宋轰然坍塌。随后，宋徽宗的第九个儿子赵构建立南宋，率领余部退居江南，把朝廷行在建在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淮河以北的半壁江山被金国占领，当然也包括板桥镇市舶司所在的胶西县。为了承接密州与高丽的贸易功能，南宋在江阴设立了市舶司。
站在南宋角度看，密州市舶司永远消失了。其实，占有胶东半岛的金国，并未浪费板桥镇这一优质资源。金皇统二年（1142），金国设立了胶西榷场，使之成为金、宋之间海路贸易的唯一官市。直到南宋末年，板桥镇仍是北方海上物资集散中心和海外转口贸易港。明朝初年，由于云溪河淤积，板桥镇成为内陆，当地人只得沿着河道向外开辟了塔埠头港（又称胶州码头），它是清朝前期山东半岛最大的商港，这是后话。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宋高宗赵构与宰相秦桧通过除掉抗金名将岳飞，换来了一纸和约——《绍兴和议》，以放弃失地和对金称臣纳贡为代价，换回了南宋在淮河、秦岭以南偏安的局面。但和约不完全等于和平。绍兴十九年（1149），完颜亮弑君篡位，当上了金国皇帝，史称海陵王。这是个有能力、有野心、有霸气也有韬略的人，两宋的传奇故事里总是有他的身影。当然，这类人也总是难免霸道与骄横。据说他曾对大臣高怀贞说：“我有三大志向，国家大事都由我说了算，这是一；亲率大军讨伐敌国，把敌国君主押在面前问罪，这是二；无论亲疏，让天下所有绝色女子成为我的妻子，这是三。”[22]他还写过一首诗：“万里车书已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足见其拔剑问鼎天下的野心。
为方便南侵，完颜亮下令在开封府训练军队，作为陆上南侵的基地；下令在潞河（今天津白河）建造战船，组建从海上南侵的水师。缺少造船的木材，他就强令拆毁民房。兵士不足，他就将20岁至50岁的居民统统编入军籍。军粮不够，他就下令各州县储粮一律留作军粮。他还将制造武器的任务摊派给各州，搞得箭翎一尺卖到一千钱，各地纷纷将耕牛杀了以取皮革牛筋，甚至连乌鸦、喜鹊、土狗、家猪也未能幸免。太后劝他不要远征南宋，他居然逼迫母亲自缢。[23]
翻开全球史就会发现，从公元275年到1025年，欧洲11个国家平均从事与某种军事活动有关的时间就占了百分之四十七。[24]所谓的和平，似乎只是上一场战争与下一场战争之间的暂歇期和酝酿期。
待一切准备就绪，完颜亮派人要求南宋修改《绍兴和议》，将东起淮河、西至大散关的国界，南移到长江、汉水。他要畅饮汉江水，饱餐扬子鳄。
即便赵构再胆小，秦桧再妥协，也断然无法答应如此过分的要求。[25]
大战已箭在弦上。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完颜亮调集60万水陆大军，兵分四路，在东起黄海、西到甘肃的千里战线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南侵。其中一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水军都统，骠骑上将军、益都总管完颜郑家奴为副都统，率领7万水师、600多艘战船，从胶州湾南下直取临安，试图对南宋形成海陆夹攻之势。完颜亮宣称：“多则百日，少则一月，定能灭掉南宋！”
得知金国水师将从海道直取临安，54岁的赵构再也坐不住了。想来，自己19岁被送入金营当人质，20岁在国破之际被扶上皇位，然后就是30年的南逃、和议、再南逃、再和议，常常夜里刚躺下就要起床逃跑。说实话，他恨不得立刻把皇位让给养子。但他又不想和父亲当年阵前传位给哥哥一样，留下临阵退缩的恶名。他决定挺过这一关再说。危难时刻，他想到了李宝。李宝，河北人，曾经是岳飞的部将，时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负责南宋海防事务。
赵构紧急召见了李宝，问他有多少水军和战船。李宝据实相告，称能出海的只有120艘，将士仅有3000人，都是福建、浙江弓弩手，不是正式军人，但并非没有胜算。
赵构惊问：“胜算在哪？”
李宝答：“一是必胜之志。”
“第二呢？”赵构焦急地追问。
“战力与装备。”中国是火药的诞生地，当欧洲人还在苦练剑术的时候，南宋战船已经装备了弓射火箭、火毯、火蒺藜、霹雳炮、突火枪等火器。
看着爱将笃定的表情，赵构仍半信半疑。
接下来，李宝率领南宋水师，从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出发，扬帆北上。
海上突然刮起北风，巨浪冲散了南宋的水师。李宝仰天长叹：“是老天要试我李宝杀敌的决心吗？”于是他酹酒祭海，击剑发誓：“李宝心如铁石，至死不变！”第二天，风停浪歇，冲散的船只重新集结，继续前进。途中，得知金兵正在围攻宋将魏胜占领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李宝还指挥水师登陆，解了海州之围。之后，李宝率舰队继续北上。
十月，南宋水师赶到石臼岛（今山东日照市），得知金国水师停泊在胶西县的陈家岛（今名鸭岛，位于琅琊台西南7.5公里的海中），两军相隔仅有30多里。根据情报，李宝发现了金国水师的一大漏洞，那就是他们形同三国赤壁之战中的曹军战舰一样，把舰船全部集中在一起，虽能彼此照应，但行动不便。那么，能否让陈家岛变成当年的赤壁呢？况且南宋水师还装备着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系统——火器。于是，一个“火攻”计划在李宝心中生成。
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南宋水师借助南风，迅速逼近陈家岛。李宝知道金国船帆多用夹油绢制作，碰到火星就会爆燃，便下令士兵向金舰发射火器。刹那间，无数燃烧着火焰的弓射火箭，带着南宋军民的满腔义愤，像漫天的流星一般飞向金舰。金舰大多起火，尚未起火的几十艘舰船，也在宋军摧枯拉朽的攻势面前一筹莫展。随后，李宝命令将士跳上金舰，发起致命一击。人数众多的金国水师，有的被大火烧死，有的被宋军砍死，有的跳海逃命被淹死，其中的汉族士兵则纷纷倒戈。
就这样，用火器装备起来的南宋水师，一举击溃了20倍于己的金国水师，烧毁600多艘金舰，杀伤6万多名金兵，连金军副统帅郑家奴都做了俘虏，只有金军统帅苏保衡侥幸逃脱。可以说，陈家岛海战，是中国海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是一场智力击败体力的大胜仗。
金兵在海上惨败的同时，完颜亮在长江沿岸的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之战中，也被南宋中书舍人虞允文率领的军队击败。金国大本营的完颜乌禄被拥立为帝，史称金世宗。金世宗一上台，就宣布废掉在前线作战的完颜亮。面对腹背受敌的窘境，完颜亮仍不死心，居然下令军队冒死进攻，结果引发了兵变。一支箭从背后射进了完颜亮的身体；见他未死，一个将军补了一剑；见他还有一口气，金将们用绳子勒死了他。
长出了一口气的赵构，以“倦勤”——想长期休养为由，下诏传位给养子宋孝宗。赵构与秦桧狼狈为奸的时代画上句号。
历史记住了陈家岛。
八、东方密报
1870年7月，一个贴着战争标签的时段。为了争夺欧洲大陆霸主，老牌的法兰西帝国与新兴的普鲁士王国公开翻脸，普法战争爆发。连日来，普鲁士军队高歌猛进，俘获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进而兵临巴黎城下。频传的捷报，让普鲁士首相奥托·俾斯麦心花怒放。一天，一份文书又摆到他的案头。
这不是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而是一份来自东方的密报，上面说：“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
呈送密报的，并非职业间谍，而是一名普鲁士地质学家，名叫斐迪南·冯·李希霍芬。
他是十年前被派往东方的。当时，英国和法国通过鸦片战争，轰开了大清的国门。美国也通过《下关条约》，逼迫日本打开了门户。随后，西方列强纷纷涌入东亚。普鲁士尽管埋头经营欧洲，但也绝不放过任何洞察世界的机会。大清咸丰十年（1860），普鲁士派出使团前往东方考察，其中就有27岁的李希霍芬。他在中国一共游历了4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两次进入山东。
同治七年（1868）9月，一个漫天秋碧、大雁南飞的季节，他逆雁阵而行，从上海途经山东前往北京。9月21日到10月29日，他重点考察了胶东半岛的芝罘、登州。本次考察，看似是擦身而过，但地质学家的敏感，使他认定山东是一方宝地，他必须择机再来。
次年3月28日，李希霍芬二进山东，利用一个月时间，考察了沂州府、泰安府、济南府、莱州府以及郯城县、新泰县、蒙阴县、章丘县、博山县、邹县、长山县、临淄县、潍县、昌乐县，最终从烟台离开山东，乘船前往辽东半岛。
考察途中，他脖子上总是用绳子挂着一支铅笔，以便随手以绘画的形式记录见闻。他一一画下路过的山脉和平原，并从地质学角度潜心研究。他重点考察了山东的资源状况，发现“博山的煤矿名气很大，我估计每年能产15万吨煤，对于中国来说这一产量的确已经很高了”。“虽然潍县煤矿名气不如博山大，但我认为更值得关注。这里煤层广阔，储量丰富，目前只有一部分被发现，而且它们当中只有较厚煤层的最上层被开采。据我打听得知，从潍县去平度的道路很平坦，就算不以芝罘为起点，而以金家港为起点建造铁路的话，也将足以把以潍县为中心的山东内部巨大的贸易市场连接起来。从储藏和煤层分布来看，我认为潍县煤矿可以和沂州府的煤矿媲美，而且潍县所处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更适合外国资本投入。”
可以说，是他最早认定了胶州湾的战略地位，勾画了未来的胶济铁路，为日后德国割占山东半岛与胶州湾提供了地理与资源依据。因此，后来从胶州湾开出的第一列火车，被德国人命名为“李希霍芬号”。
他还谈到了对山东人的观感：“我对山东人的印象不错，当然这来自我接触过的不多的山东人，他们比长江流域的人要好。这些人性格大多比较温和，人又聪明能干，当然他们也有缺点，那就是比较听话和羸弱。这大概是长期受到异族统治者的驯化导致的吧。”[26]
按说接到李希霍芬的密报，俾斯麦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他习惯用拳头说话，他曾公开宣称：“历史上的重大问题，不是由演讲和多数派决议，而是由铁和血决定的。”这也是他被称为“铁血宰相”的原因。但看到这份密报，他刚毅的面孔却泛起几分不屑。一来，他是“大陆政策”的倡导者，一直埋头经营欧洲，不提倡进军前途未卜的海外；二来，尽管普法战争临近尾声，但德意志还是一个以奥地利为永久主席国的补丁般的邦联，而他迫在眉睫的使命，是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
李希霍芬回国时，德意志帝国已经成立一年了。1890年，德国风云突变，刚刚上台的威廉二世抛弃了坏脾气的老头俾斯麦及其“大陆政策”，推出了“世界政策”，通过了新海军方案，发誓为德国找“一个阳光下的位置”。他叫嚣：“所谓上帝，就是安排我们来支配和统治所有民族的。”此后的德意志帝国，立国之本是军队，成长逻辑是军国主义，国王自称“士兵国王”，一元的、独裁的、军国主义的顶层制度，加上高效率的新式官僚队伍，还有被战争激发出来的民族沙文主义，于是日耳曼战车带着统治世界的梦想火速前进，成了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刹车的跑车，从此踏上了一条撞墙、反思，再撞墙、再反思，然后继续撞墙的歧路。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再也不会对任何“东方密报”不屑一顾了。于是，从东方归来的李希霍芬受到了德意志皇帝的嘉奖与赏识，先后出任柏林国际地理学会会长、柏林大学校长，并出版了5卷本著作《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在该书第一卷中，李希霍芬首次把古代连接中国、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有几分随意地称作“丝绸之路”。
为了完善在山东的考察，他专门提交了论文《胶州湾：它的世界地位和预见的意义》和著作《山东和他的门户胶州湾》，并多次向德国皇帝和政府呈送关于开发山东的文书，一再提议夺取胶州湾及其周边铁路修筑权，使华北的棉花、铁和煤等更为方便地为德国所用。他说，这样一来，不但可就此将山东纳入势力范围，而且又拥有了广大中国腹地的资源。李希霍芬不遗余力的鼓吹，终于让威廉二世对这个东方海湾产生了兴趣。
光绪二十二年（1896）8月，德国远东舰队司令蒂尔皮茨奉命调查了胶州湾沿岸及山东半岛的经济状况和军事形势，然后向威廉二世呈送了考察报告。报告中说：“胶州湾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它是中国从上海直到牛庄之间唯一的天然良港。”[27]
当年11月，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也对德国海军司令克诺尔说，胶州湾极具战略价值，值得德国争取。
在综合各路建议后，威廉二世最终下了决心。
九、吞下胶州湾
要吞下胶州湾，必须首先摆平“北极熊”。因为此前，每当海参崴结冰，俄国太平洋舰队都要开往日本港口过冬。后来，俄国与日本交恶，俄国舰队便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起，强行借泊在胶州湾。
光绪二十三年（1897）8月，威廉二世秘密访问俄国，与沙皇尼古拉二世钻进密室，很快就谈成了一笔交易。内容是，如果德国支持俄国租借辽东半岛的旅大港，俄国就把胶州湾让给德国。[28]
与此同时，德国外交使节也在西方列强间四处活动，试探各国的底线。迫于德国持续膨胀的国力和武力，其他列强对德国的企图听之任之。自顾不暇的大清虽然不同意租借胶州湾，但也意识到德国对胶州湾的觊觎已是司马昭之心，只能小心谨慎地与之周旋，唯恐被找到发难的借口。
岂不知，借口是天底下最易找到的东西。11月1日夜，一场入冬前的秋雨，呜呜咽咽地洒落在山东巨野，衬托着当时的肃杀清冷。因唆使教徒欺压平民，两名德国新教传教士在雨夜中被愤怒的民众杀死，这就是所谓的“巨野教案”。
西方殖民者的一贯做法是，贸易跟着旗帜，旗帜跟着《圣经》。披着真理和博爱外衣的传教士作为殖民帝国的前哨，往往恃强凌弱，欺压百姓，霸占民田。无论他们做得如何过分，都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和中国法庭的审判，因为他们拥有“治外法权”。可一旦传教士受到伤害，他们背后的帝国军队就会紧急出动，猛扑过来。对于西方列强来说，没有什么事件比传教士被谋杀更加有利可图了。德国也不例外，他们一接到报案，就借机发难，命令驻扎在上海的远东舰队挺进胶州湾，以演习为名强行登陆，并限令驻防的清军48小时内撤到女姑口、崂山以外。
大清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坐在了谈判桌前。一方步步紧逼，一方节节退让，所谓的“谈判”，不过是走过场而已。但谈判的结果，还是大大出乎德国的预料：“其准备给我们的，竟比我们要求的还要多！”
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签订。《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在租期之内，由德国管辖，中国不得治理；德国可以在租借地建造军事设施；德国有权制定胶州湾水域管辖章程，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往来船只一律交纳费用；在胶州湾沿岸百华里内，德国军队可随时通过，而中国政府在胶州湾沿岸百华里范围内颁布法令、派驻军队，须事先征得德国同意；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建两条铁路，且享有铁路沿线30华里以内地区的开矿权。
由于德国占领了青岛，其他列强心理不平衡，要求大清给予补偿。于是，俄国占领了旅顺，还被准许修建一条贯穿北满的铁路；英国占领了威海卫，以抵消俄国对旅顺的占领；法国占领了安南的一个港口和地区。
第二年，威廉二世下令，将德国租界地的新市区定名为青岛。[29]
十、“五四”的火炬
德国虽然错过了列强瓜分世界的黄金期，却有一个更大的野心，就是通过建设一个“样板殖民地”向世界证明，德国在经营殖民地方面同样能超越英、法老牌帝国。这个样板，就是地理条件极佳但城市基础极差的青岛。
说起来，德国已在这片风景独好的海滨徜徉了十几个春秋，欧洲的城市美学也随着德国的殖民野心一起来到青岛。为了彰显殖民者的能力，光绪二十五年（1899），德国人公布了青岛第一份建设规划图，制定了城市建设服从港口建设的原则，立志把青岛建成一流港口城市。在城市规划中，采用了欧洲的理念，如建筑密度控制在百分之五十以下，必须采用透空围墙，必须在建筑之间、道路两侧遍布绿植等。把城市划为欧人区和华人区。总督府、德国领事馆、基督教堂、胶州邮政局、观象台办公楼、胶海关、胶州帝国法院、德华银行、德华高等学堂、德国野战医院、海军营部大楼、青岛火车站、海滨旅馆、水师饭店、侯爵饭店、青岛国际俱乐部、山东路矿公司、亨利王子路理发厅、安娜别墅、路德公寓等，都由德国人设计建造，涵盖德国青年派、哥特式、罗马式、巴洛克式建筑风格。为保证建筑质量，专门从德国调来了建筑设计师和技术工人，钢材由克虏伯公司从德国运来，外立面采用当地的花岗岩细方石构筑。为确保绿化效果，专门设立了“林务署”，不遗余力地引入法国梧桐、银杏等树种。这里的德国士兵、侨民以及欧洲商人，都吃上了面包，喝上了日耳曼啤酒公司青岛股份公司生产的啤酒。光绪三十二年（1906），投产仅三年的青岛啤酒在慕尼黑啤酒博览会上荣获金奖。除了天空、海洋和气候未变，几乎整个青岛都打上了德国烙印，德国侨民一度超过30万。此时的青岛，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小渔村和军事堡垒，而成了一座建筑高低错落、红瓦绿树相间、碧海蓝天衬托的个性化城市。以世界先进理念、技术建设的青岛港，一经建成就被誉为“远东第一大港”。青岛在许多方面都超越了香港、上海，成为蜚声全球的“样板殖民地”。[30]
在德国人看来，99年的租期不过是一个纸上的数字，他们将永远占有这个梦一般的东方海滨。而在中国人看来，城市面貌再美丽也掩盖不了自身被殖民、被占领的屈辱。
变故发生在1914年。
是年夏天，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遇刺身亡。以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首的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国为首的协约国，终于撕下伪善的面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趁德国忙于欧洲战事之际，早就对胶州湾垂涎三尺的日本帝国悍然出兵。8月8日，日本军舰出现在胶州湾海面。15日，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将在胶州湾的租借地无条件地转让给日本。苦心经营青岛多年的德国人，显然不愿意忍痛割爱，便婉转地提出，如果日本把台湾交还中国，德国可以考虑将青岛交还中国。这样的条件，无疑将谈判推向了死胡同。23日，日本正式对德国宣战，派出陆军从龙口向青岛挺进，海军则直接封锁了胶州湾的进出口。作为日本的同盟，英国也派出军队对德作战。在德军的顽强抵抗下，日英联军损失惨重，不得不调整作战部署，日本甚至出动空军对德军阵地进行轰炸。10月31日，日军向青岛发起总攻。11月7日，青岛德军投降。11日，日英联军以征服者的姿态举行入城式，宣称是“世界大战开战以来对德胜利的第一仗”。
按照国际惯例，日军应主动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借口欧洲战事尚未结束，拒不撤军。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与袁世凯秘密会晤，递交了14条特殊要求，内容包括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不得将山东内地或沿海岛屿租让给日本之外的国家；在南满，日本延长租借地和铁路的使用期限，日本人可以任意居住、往来并经营农工商业及租用土地；在东蒙，允许日本人与中国人合办农业和附属工业；汉冶萍公司可与日本商人合办，中国不得将该公司充公、收归国有或者借给日本以外的外资；在福建，中国政府答应不允许外国在沿海建造船所、军用贮煤所、海军根据地，也不借给外资自办等。另外，还有中国政府须采用日本顾问等7条“希望条款”，统称“二十一条”。“二十一条”遭到美国反对，袁世凯却接受了除7条“希望条款”之外的14条特殊要求，因为他企图把中国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日本的蛮横外交上，借机取得日本支持，实现自己的皇帝梦。5月25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订“二十一条”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31]
这是一份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完全违背国际关系准则的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声讨四起。这份条约被迫暂时搁置。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9年1月，旨在重建世界秩序的巴黎和平会议，在凡尔赛宫镜厅召开。参加巴黎和会的有20多个国家，中国也由北洋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前，中国舆论认为，中国作为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青岛，将毫无疑义，顺理成章。
梦想有多美好，现实就有多残酷。在巴黎和会上，山东和青岛问题成为讨论的焦点。作为和会五大国之一的日本代表先发制人，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由日本继承。参会的中国代表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慷慨陈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32]但在这一名为“和平”实为“分赃”的会议上，正义的诉求被完全无视，“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绮丽的童话。4月30日，在与日本有密约的英、法代表支持下，和会议定，德国在山东和青岛的所有权利由日本获得。而受到蔑视与捉弄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又称《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此前，在中国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就没有在场过，因此一些官僚想当然地以为人民永远不会在这个舞台上出现。在这些官僚的固有印象里，中国民众不仅不关心政治，而且逆来顺受，但是一群接受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热血青年改变了历史。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回国内，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运动首先在北京大学爆发。一名义愤填膺、血脉偾张的学生当场撕断衣襟，咬破中指，在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的血书。
5月4日下午，3000多名学生汇集天安门，举行了气吞山河的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用青春、热血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抗争，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就连私立青岛崇德中学（今青岛九中）的校长和学生，也无惧日本军警的枪口，冒死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动员中国人抵制日货。五四运动像一场冲天彻地的烈焰，染红了苦难深重的中华大地，催发了亿万中国人的觉醒，孕育了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五四精神，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面对国内的巨大压力，大总统徐世昌电令中国全权代表陆徵祥从缓签字，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美国国会也投票决定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并拒绝加入国际联盟[33]。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世界经济和军事版图已经悄然发生嬗变。在西方，英、德、法、俄四大强国受到严重消耗，美国一跃成为地区霸主；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德国战败退出，日本则步步紧逼，在占据琉球群岛、朝鲜半岛、台湾岛之后，如果再占青岛，就将把整个东海收入囊中，进而成为东亚一霸，美国在菲律宾和夏威夷，英国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威海，法国在广州湾、中南半岛，荷兰在东印度群岛，葡萄牙在澳门的利益势必遭受挤压。为此，西方列强决定出手。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美、英、法、意、日、中、荷、葡、比九国，以解决《凡尔赛和约》遗留问题为名，在华盛顿举行国际会议。在会上，日本被针对和孤立。最终，美、英、日、法四国达成《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重新划分了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英、日、法、意五国达成《五国海军公约》，规定了各国的主力舰总吨位；与会九国达成《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明确约定“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在西方列强见证下，中、日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依照《条约》，日本同意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将青岛海关、胶济铁路及其支线归还中国，但《附约》中仍保留了日本人和外国侨民的诸多特权。[34]实际上，这次会议是为了阻止日本这个危险对手获得地区霸权而召开的，青岛问题得到解决只是这些努力的受中国欢迎的副产品。
国内的抗议加上大国的博弈，青岛总算保住了。
为纪念这场伟大的青年爱国运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每年的5月4日确定为“青年节”。
在今天青岛市政府前的广场上，耸立着一座火红的钢结构雕塑——火炬。这个广场，当然应该叫“五四广场”。
十一、青岛港
胶州湾，是一个近似喇叭形的半封闭海湾，东西宽28公里，南北长33公里，湾内北有阳岛、冒岛，西有黄岛、大小赶岛，并有南胶河、大沽河注入，陆域低丘环抱，湾内风平浪静，常年不冻，被青岛人称为母亲湾。因为，胶州湾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鱼儿，养育了成千上万的渔民。如今的青岛港，就处于胶州湾内。
青岛港的前身，是光绪十八年（1892）由大清胶澳总兵章高元组织兴建的海防设施——一座长200米、宽10米的人工码头，史称“铁码头”，它也是青岛地标建筑——栈桥的前身。
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投入巨资对青岛港进行了大规模扩建。除了建有一个造船所、两座军用码头、一座散装码头，还新建了两座民用码头，可以停靠多艘6000吨级的货轮，号称“东亚第一良港”。欧美的棉布、棉纱、煤油、五金、火柴、染料、糖、针、卷烟、绸缎大量倾销到山东，全是价格昂贵的工业品；而通过青岛港出口的中国土货有草帽辫、茧绸、生丝、花生、花生油、牛皮、铁矿石、煤炭、烟叶、小麦十大类，全是价格低廉的原料。这不叫变相掠夺，又叫什么？
随后，青岛港两次被日本占领，大量的棉花、牛肉、牛皮、牛油、鸡蛋、豆饼、生丝、草帽辫、煤炭被廉价运往日本。接下来，青岛港先后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控制，萧条和破败成为常态。新中国成立前夕，青岛港的货物吞吐量只有72万吨，且接近九成是内贸货物。
新中国成立后，青岛港经过疏浚航道、修复码头，进入正常运营状态。十年后，货物吞吐量达到500万吨。尤其是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为青岛港插上了翱翔的翅膀。1978年货物吞吐量为2000万吨，1995年实现5000万吨，2001年突破1亿吨。当历史跨入21世纪，青岛港也搭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2022年，青岛港货物吞吐量为6.3亿吨，列世界第4位；集装箱吞吐量为2567万标准箱，列世界第5位；航线密度位居中国北方第一位，进口原油吞吐量居中国港口第一位，进口铁矿石吞吐量居世界港口第一位。
更大的变化，来自高层决策。2019年8月，山东借鉴浙江港口一体化、协同化、集群化发展的模式，宣布组建山东港口集团，总部位于青岛港。整合后的山东港口集团，包括青岛港集团、日照港集团、烟台港集团、渤海湾港口集团四大集团，拥有21个港区、330个生产性泊位、300多条集装箱航线，2022年货物吞吐量超过16亿吨，跃升为世界上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企业。
因为创作需要，我多次到山东港口集团驻地青岛港考察。在这里，我的总体感觉是，青岛文化是典型的海洋文化，具有强烈的重商意识，拥有冒险、进取精神，开放而多元。青岛人既有山东人固有的豪爽与诚信，又有滨海人特有的开放与包容，他们既不保守，也不死板，更不羸弱，只是偶尔表现出一点张扬与自傲。我注意到，在港口升级改造过程中，他们曾经试图引进国外设备、技术和管理模式，但外国同行开出的条件相当苛刻，对技术的封锁特别严密。为此，一个25人的攻关小组，历经三年苦战，从一张白纸起步，破壁突围，化茧成蝶，建成了亚洲第一个全自动集装箱码头和全球首个5G智慧码头，在智慧港口建设领域实现了从跟跑欧美到领跑世界的嬗变。
港口，只是青岛和山东走向新时代的一个标志和窗口。因为港口之间的竞争，其实也是经济腹地的竞争。经济腹地越宽广、越富庶、资本越密集、人文越多元、外贸依存度越高，港口的胃口也就越大，翅膀也就越硬。随着中欧班列的开通和高速公路的延伸，青岛港的腹地绝非只有青岛，而是整个山东，也包括沿黄各省和不再遥远的新疆。
而作为港口第一腹地的青岛，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国际化城市，正处在城市转型、产业升级、人才集聚的十字路口。
在省内，青岛如何发挥滨海优势，在山东崛起中起到旗舰和桥头堡作用？在环渤海地区，青岛、天津、大连三港并立，青岛该如何差别化发展？在国内，是跟跑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还是赶超同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苏州、杭州、深圳？在国际上，对岸就是日本、韩国，青岛应该怎样强化自身的战略支撑地位，掌控东北亚贸易与旅游的主导权？
是应该精准定位了。
青岛，应该是中国的青岛，因为它既是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北海舰队的驻地，还是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青岛，还应该是世界的青岛，因为它直接面对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太平洋。青岛，必须有不进则退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使命感，因为它从来不缺少历史底气，从来不甘心平庸，也从来不甘落后。
而且，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日丽风柔的青岛，有“东方瑞士”之美誉，向来是中国人理想的宜居地。现代文学巨匠老舍在《我的理想家庭》一文中说：“这个家庭顶好是在北平，其次是成都或青岛，至坏也得在苏州。”
丝路上的青岛：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沿海的青岛，拥有建设世界级良港的诸多条件，一是在青岛71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上，分布着大大小小的49处海湾，便于船只避风；二是青岛海岸分为岬湾相间的山基岩岸、山地港湾泥质粉砂岸、基岩沙砾质海岸三种基本类型，适合建设深水港和浅水湾度假区；三是年平均气温14摄氏度，属于不冻港湾；四是青岛背靠宽广、富庶的经济腹地，拥有源源不断的货源。因此，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在琅邪台湾建立了中国五大古港之一的琅邪港，从而拉开了青岛成为东方海上丝路枢纽的序幕。它作为东方大港的第二次辉煌是北宋时期，当时朝廷在此设立了北方唯一的海关——板桥镇市舶司，使之成为中国与高丽贸易的唯一港口。它的第三次辉煌是与屈辱相伴的，清末，德国看中了此地最大的海湾——胶州湾，并将其变成了德国租借地，定名青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本应把青岛还给战胜方之一的中国，但巴黎和会却将德国在青岛的权益私下让渡于日本，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如今的青岛港，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居世界前列。借助青岛港带来的强劲的外向度，青岛市2022年GDP已经接近1.5万亿元，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北方现象。
注释
[1]三国时期魏国桓范、刘劭、王象、韦诞、缪袭等编纂的《皇览·冢墓记》记载，蚩尤冢高七丈，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今河南台前县）城中。
[2]见〔汉〕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2014年版。
[3]见〔春秋〕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
[4]邾隐公后来逃到越国。句践灭吴后，扶植他回国复位。过了两年，因为他暴虐本性不改，句践再次废黜并囚禁了他，立太子革的弟弟何为邾子。后来，他死在越国。
[5]见〔汉〕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版。
[6]见张仲清译注：《越绝书·记地传》，中华书局2020年版。
[7]按照周朝规制，王（周王）城方九里，长540雉；公城方七里，长430雉；侯伯城方五里，长300雉；子男城方三里，长180雉。诸侯国不能擅自扩大，否则便会受到周王惩罚。
[8]〔南北朝〕郦道元《水经注》记载：“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
[9]见林华东：《越国迁都琅邪辨》，原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1期。
[10]琅琊台刻石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目前仅存的两块秦刻石之一，刻石前半部分是秦始皇纪功内容，后半部分是秦二世诏书，现残存86字；另一块流传至今的秦刻石是泰山刻石，现残存10字。
[11]徐福的出生地还有两种说法，一是江苏赣榆县，二是山东胶南市。
[12]见〔汉〕司马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3]见孙光圻：《中国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
[14]见杜瑜：《海上丝路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15]来自梵语“邬波驮耶”，意思是剃度师、传戒师。“和尚”是汉语的讹译，特指佛门修行者。
[16]见〔东晋〕法显：《佛国记》，商务印书馆、中国旅游出版社2016年版。
[17]见〔梁〕释慧皎：《高僧传》，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8]见李增坡等：《苏轼在密州》，西泠印社2007年版。
[19]宋代的一贯钱，相当于汉代的一缗、清代的一吊，等于1000文钱。
[20]见〔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见庄维民：《山东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研究》，齐鲁书社2017年版。
[22]见〔元〕脱脱等：《金史·高怀贞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
[23]见〔元〕脱脱等：《金史·后妃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
[24]见[美]爱德华·O.威尔逊：《社会生物学》，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
[25]见〔元〕脱脱等：《宋史·叶义问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6]见[德]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27]见[德]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1897—1914年中国与德国的互相作用》，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8]见[苏联]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29]见鲁海：《青岛考源》，原载《齐鲁学刊》1980年第6期。此前，青岛是指胶州湾内的一个小岛。
[30]见星球研究所、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这里是中国》，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
[31]见[日]小松田直：《每天读一点有趣的世界史》，南海出版公司2011年版。
[32]此语是否顾维钧原话尚无定论。有的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当时报章的夸大渲染，也有学者坚持认为出自顾维钧之口。见余世存：《大国小民：20世纪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
[33]根据《凡尔赛和约》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主要宗旨是维护和平、裁减军备、实施委托管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总部在日内瓦，设英、法、日、意4个常任理事国和多名非常任理事国。美国因国会未批准《凡尔赛和约》，始终未加入。苏联加入后，成为第5个常任理事国。“二战”前夕，日、德、意退出，国际联盟名存实亡。“二战”结束后，被联合国代替。
[34]见刘富珍：《五四运动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