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雅典娜之城
雅典，公元前800-前500年，古风时期
我要为雅典做一仁慈的预言
阳光和天空的光辉
将向这初现的大地下令
迎接新生命的蓬勃暖潮和愉悦的繁荣。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报仇神》（Eumenides），922—926[1]
自史前时代起，雅典就是一处定居点。大约从公元前2100年到前1000年的这段时间被考古学家称为青铜时代，但在古希腊人看来则是“英雄时代”。[2]当时的男女都会在雅典卫城扎营，那是一块巨大的白垩纪红层石灰岩，不可思议地隆起于阿提卡平原之上。早期的雅典人都在这里生活和祈神。最终，这个史前共同体将自身的活动范围从雅典卫城扩展到了它的周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势较低的定居点也开始扩张，并由此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城镇规划，一个有着身份认同的共同体随之建立。雅典此时才可自称为一个城邦，一个城市国家。雅典卫城海拔230英尺，人们认为它拥有神圣的力量，是这个神之部落的核心家园——当人们在这座高耸的天然要塞上避难时，通常就意味着这座城市正在遭受攻击或处于危机之中。
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有句格言：历史始于地理。他那时的希腊（Hellas，这个名称古往今来都是众所周知的）有将近1000个独立的城邦或城市国家，关系较为松散。这些城市国家最初是由一些毗邻的家族和部落组成的联盟，为了自保，他们都聚到了一个中心地区，山脉让他们与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相隔，海洋则使其与小亚细亚相隔。希腊诸城邦（人口从1000到30000不等）的政体一般都是共和制。随着青铜时代的衰落，国王几乎都退场了。这是一个因英雄领袖而不朽的时代，这些英雄们在文学作品中被传颂，比如墨涅拉俄斯（Menelaus）、阿伽门农（Agamemnon）、普里阿摩斯（Priam）、大埃阿斯（Ajax）等。这一时期的哲学和文献［可在诗人赫西俄德、立法者梭伦、史学家希罗多德、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等人的作品中找到］表明，一切社会意识都是以城邦这一整体为中心的。道德代表的就是共同体的善，对城邦的忠诚是至高无上的。务农的公民们并不会追随哪个军事领袖，而是在共同保卫他们的城邦（城市），频繁地对抗另一个城邦的重装步兵。[3]
“人是一种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的话音里充满了骄傲。这个希腊的社会单元［“polis”（城邦）是英语中“political”（政治的）一词的词根］无疑培养出了一种共同体和共性的感觉。在城邦之中，有些人把个人独立看得（几乎）比一切都要重要，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Works and Days）里的那些强壮的农夫就是其代表，他们拼死抵抗贵族派系和暴君的残酷统治，才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从赫西俄德的诗作中可以看出，这些希腊人有一种强烈的自主意识——如果你要依赖某人，或是靠别人工作来养活，那你就是个马屁精（kolax）或寄生虫（parasitos）。[4]赫西俄德理想中的希腊男人是要不停工作的。他会勤奋至极，努力地改善着自己和近邻的生活。
邻居对你有多好，你就该对他有多好，若有可能，还应该对他更好些。[5]
希腊人的首要之事就是忠于自己的城市，然后才是忠于一种松散的“希腊”概念，确切而言就是一种“希腊性”。一个希腊人之所以是希腊人，是因为他有股希腊范儿而不是蛮夷味儿，说的是希腊语而不是蛮夷话。在希腊人眼中，蛮夷就是那些满口胡话的人，操着自己粗俗的方言：吕底亚语、波斯语、色雷斯语、努比亚语、哥特语，而且来自四面八方。
希腊人很喜欢妖魔化这些“外人”的行事风格。他们瞧不起东方那些超级君王的偏执专制、对政治正统性的盲目虔诚，以及祭司阶层掌权的王朝。他们的憎恶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蛮夷早已与他们为敌。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曾因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化友谊（Xenia）而联系在一起，希腊的贵族乃至安纳托利亚、埃及和马其顿的贵族之间都谨守着这种友谊，现在却划出了两条明确的分界线：一条是沿博斯普鲁斯海峡南北延伸的垂直线，另一条则横贯了巴尔干半岛。[6]山脉——喀尔巴阡山脉（Carpathians）、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Julian Alps）、第拿里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和品都斯山脉（Pindus）——分隔了希腊与欧洲其他地区；爱琴海和利比亚海则分隔了希腊各邦与埃及、北非诸国。
希腊大陆（连同一些位于今土耳其西海岸的附属国）的大多数人口似乎在公元前1100年至前800年都丧失了读写能力，他们不再从属于一个紧密的贸易网络，总体上只能自行其是。敌对城邦间的猜忌也与日俱增。公民士兵本要在春秋两季耕种，在夏季参战，如今都携起手来，并肩保卫自己的家乡，抵御他们的邻邦。在古风时期，希腊各城邦的默认立场就是相互戒备。[7]考古证据表明，在苏格拉底出生前的100年里，像雅典这样的城邦对战争和冲突并不陌生。
* * *
在2400年前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街面上方15英尺到20英尺的泥土、碎石和瓦砾中，考古学家每年都能在这个哲学家所处的城市里发掘出新的文物残片。2008年，一块美丽的女子石脸像从这片砾质底土中得以现世；不出几日，人们又找到了她那张开的手。2009年，一匹大理石马的后腿在地表以下30英寸*处被人发现，其后又出土了一些石灰石花。雅典卫城上那座宏大的帕特农神庙曾镶嵌着精美的装饰，而这些出土的碎片就是残骸：苏格拉底在世时，这些古代石制品就雕刻完成并吊装到位了。苏格拉底时代的帕特农神庙始建于公元前447年，完工于公元前432年。上述的女子、马和花在古代原本都完好无损，却被进犯的东正教徒劈断并碾成了石灰，又在1687年被一门威尼斯人的大炮轰得七零八落。[8]这炮火针对的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自1458年以来，土耳其人就占领了雅典，到17世纪，他们又把帕特农神庙当成了清真寺和军火库。
考古学家如今在仔细地拼合这些碎片，它们都受过双重的损毁。已经出土的一些早期雕塑都遭到过古雅典的一个跋扈的宿敌——波斯的打击，在公元前6和前5世纪，波斯这个超级大国曾反复入侵希腊。公元前480年和前479年，波斯军队再次扼住了雅典人的脖子；一支波斯部队占领了雅典卫城，砸碎并烧毁了他们在此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波斯人十分强大、野心勃勃、贪图土地和人口，100年来，他们一直是雅典的死敌。及至公元前522年，波斯帝国的疆域已从巴尔干半岛延伸到了印度河流域。波斯人在地缘政治上的胃口之大，从通往巴比伦的波斯御道旁的比索通（Behistun）崖壁上雕凿的文字就可见一斑。那上面有三种语言，阿卡德语（Akkadian）、古波斯语（Old High Persian）和埃兰语（Elamite），他们当时的统治者大流士王（Darius I）曾发出怒吼：
我乃大流士大王，万王之王，波斯之王，万方之王……大流士王如是说。这些土地都臣服于我的统治。无论我做何吩咐，他们都照做不误……[9]
就在苏格拉底出生前10年，波斯的下一任统治者薛西斯（Xernes I）曾入侵过雅典，据说他的一个表亲曾叫嚣着要“奴役所有希腊人”。[10]如果不明了波斯人在雅典公民心中的那种妖魔般的恐怖形象，就不可能理解苏格拉底的一生。波斯人的恶毒与希腊人的英勇逐渐形成了对照。在苏格拉底的童年，这个东方的威胁似乎终于消退了：在萨拉米斯战役（Battle of Salamis）†和普拉提亚战役（Battle of Plataea）‡中，波斯军队被团结一心的希腊联军——雅典人、科林斯人、斯巴达人等等——彻底击败，此后再不复当年之威。“自由”成了所有雅典人的口号，这是一种不受东方“犬蛮之辈”奴役压迫的自由。在苏格拉底的成长过程中，人们都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人们记忆中的史上最大霸主波斯已经被挫败了，人民掌权的梦想正在成真。苏格拉底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中诞生的，因为雅典正在迎接一种非同寻常的新意识形态：民主。
“人民—权力”与一座新城的新民主，公元前508—前404年
愿城邦中掌权的人民能保住自己的职权：一个着眼于未来并关注共同体福祉的统治制度。
——埃斯库罗斯，《乞援女》（Suppliant Women），698—700
在苏格拉底的成长阶段，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绘图员和建筑师正在规划他们的这座民主新城，工作台上堆着一摞摞莎草纸，他们的手指则在泥土上画着草稿。如今在雅典市政广场周边的地底深处就发现了一些尖笔。彼时的项目负责人已获任命，奴隶劳工也得到了指示。人们将砖石一块块垒起来，为民主的意识形态塑造了一个物质化身。一座崭新、时髦、坚固的圆顶石灰石建筑——圆顶会议厅（Tholos）每晚都会为雅典500人议事会（Boule）中当值的50名成员§供餐。那500名被抽选出来的普通男性也会在此聚集，管理雅典公民大会（ecclesia）的事务，为期一年。[11]在坚固的矩形议事厅（bouleuterion）和雅典市政广场，也有不少事务有待这些公民政治家去处理。公民大会就像一朵石头云彩一样盘旋于雅典市政广场的上空，其所在地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普尼克斯（Pnyx），意为“拥挤之地”，这是一处天然的、光滑的石灰石会场，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决定他们的城邦该何去何从。
当我们谈起苏格拉底的故事时，希腊其实已经有了近千年的成文史，在此期间，强者一直在欺凌弱者，强权就是正义，僭主统治着人们，军阀和高级祭司主宰着社会。普通人或许有权议论战和之策，但最终的决定权从来不属于他们。
民主是最为扣人心弦的发展。对于当时五六万左右（这个数字会有变化，取决于公元前5世纪的人口规模）的成年男性雅典公民来说，不仅有人听取他们的意见，他们还可以积极地塑造自己的社会。每个人和他的兄弟、父亲、儿子都可以决定哪些问题是需要辩论的重大议题，哪些又对立法至关重要。这座在苏格拉底四周拔地而起的城市本身就是以保持民主活力为目标的。民主制下的雅典人不是为国家服务，他们就是国家本身：是军队、领导层、司法者。
* * *
在雅典历史上，人民（Demos）大多数时候都是个肮脏的字眼。平民（Hoi polloi），底层百姓，都是些可怕的东西，不值得信任。但苏格拉底见证了人类社会的这次非凡发展。现在掌权的已不是国王和僭主，也非长老和贵族的议事会，而是人民。在100多年的时间里，这些地球上的生灵中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断裂。雅典城邦的男人们都赞成由他们来轮流掌权。[12]
变革的条件就出自这片如今被我们称为希腊的地方。在整个古风时期，亦即公元前8世纪和前7世纪，希腊都没什么大事可讲。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不幸地经历了“趣味时代”（interesting times）[13]的人：亚述人（Assyrians）、米底人（Medes）、巴比伦人——正如我们的故事一开始所说的，他们都隶属于辽阔的波斯帝国。小亚细亚西岸的很多希腊人都生活在波斯人的统治之下。不过从地理位置看，希腊大陆始终都是块硬骨头。岛屿太多，海岸太多；山也太高，很难轻易征服。希腊殖民者或许在地中海东岸建立了一些定居点，但人们也承认，在精神上，希腊世界已经萎缩了。[14]男人们不再奢望能实现英雄时代的豪杰曾经创立的勋业，他们不再穿行于高加索地区的那些装饰着青金石的宫殿，不再端坐于水晶王座之上，不再吹嘘自己拥有世上最美的女人，也不再自诩为“海洋之主”（thalassocrats）。数个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有一种静待之感，一种蛰伏之感。但是在苏格拉底出生的那个时代，当地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公元前594年，雅典诗人、立法者梭伦为实现社会的良好运转已经做出了一些大胆的尝试。由于厌倦了贵族关系网的阻挠，梭伦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削弱了那些“不知餍足地为自己攫取好处”[15]的人的影响力，扩大了雅典的权力基础。在雅典卫城阴影下的那片光滑的石灰岩——最高法院（areios pagus，即战神山）之上，一个基础更加广泛的议事会就此成立，其职责是保障人民的利益。最高法院里的这些男人都得到了拔擢，他们既是凡夫俗子，又近似于雅典卫城的神圣居民。自此，以希腊的正义和智慧为哲学基石的雅典政治改革已为这座雅典娜之城的长足进步铺平了道路。
梭伦的新政治构想催生了一批法律，其积极作用在任何一个现代新市镇的发展中都有所体现。你的房屋、墙壁、沟渠、蜂箱和某些种类的树木必须和邻居的地盘保持一个可接受的距离。你不能说死者（甚至活人）的坏话。这些改革同时传达出了团结和自主的感觉，是终极的意识形态和极端的平淡无奇所构成的一种迷人组合。据说梭伦是个聪明人，一个智者（sophos）。他尊重普通人的荣誉（timē）。但这场变革是有限度的，这位改革家不是民主派，而是一个认为寡头（oligoi）应该受到制约的寡头，他并不想“搅翻牛奶，损失奶油”：
只要领袖们有所约束，又没有被约束过头，
人民便会紧随他们，
心思错谬之人若大为富足，
享受过度便会滋生傲慢。[16]
梭伦不喜僭主，他只会给那些能够自控的人提供助力。尽管新政治秩序的基础已经奠定，但政治生活仍然被贵族敌对势力的野心所笼罩。我们今天还能在这些人委托建造的奢华石碑（stelai）上瞧见他们，它们一座比一座精美，当年都曾矗立于雅典的道路旁边。这些柔黄色石块的高度多在1英尺到6英尺之间，仿佛是过往历史的巨型快照。在比雷埃夫斯博物馆（Piraeus Museum）的墓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有教养、丰衣足食、身材健美的男人在抚摸其同侪，衣着华丽的父亲给儿子戴上桂冠。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National Archaeological Museum）的一块陪葬碑底座上雕刻了6个年轻的贵族健儿，他们正玩着一种类似曲棍球的游戏。气氛是欢乐的，然而他们弓起的背部还是表明了这场竞赛十分严肃。[17]雅典没有国王，其权力天平一直在家族之间摇摆，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想占据上风。
梭伦改革后不到90年，亲斯巴达的伊萨格拉斯（Isagoras，一个有权势的贵族）和亲雅典的平民派——克里斯提尼（Kleisthenes）之间爆发了一场充满敌意的争吵，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雅典，卢比孔河被（提前）越过了¶。
伊萨格拉斯恳请斯巴达国王克琉墨涅斯（Kleomenes）率军进入阿提卡，然后占领雅典，驱逐有改革癖的克里斯提尼。[18]但伊萨格拉斯错估了当时的民心。雅典人对克里斯提尼那种更加平民化的性情已有耳闻，都知道他喜欢倾听民意。流亡归来之后，克里斯提尼发现他在母城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
于是，在公元前508年，雅典人民干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乐观的贵族伊萨格拉斯请来的盟友——斯巴达国王克琉墨涅斯所下榻的雅典卫城突然被平民以暴力占领。民众们把这位斯巴达国王围困了3天。克里斯提尼无意将他与伊萨格拉斯的个人斗争变成吟游诗人（rhapsodes，歌颂英豪事迹的史诗叙述者）的又一个传奇，他的计划更为务实。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记录了这一刻，你能感受到他话音中的情绪，其中混合了恐惧和敬畏：
克里斯提尼随后就将平民纳入了他的阵营。[19]
在克里斯提尼的祝福和支持下，雅典人攻占了卫城。有成文史以来，“我们人民”（ho demos）第一次成了一个整体，一个政治主体。[20]
一种将被人们称为“人民—权力”（demos-kratia）的东西便由此产生了。据我们所知，这个词始用于公元前464（或前463）年，但流行得很快。那些啼哭的新生男儿，那些时代的标志，都是经过了洗礼的民主派（Demokrates）。[21]希罗多德在其史作中把这些词语颠来倒去，就像个孩子在体验一些新鲜又可疑的东西一样；在公元前463年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乞援女》中，演员们用诗的韵律演绎出了这一概念：“人民的执政之手”；“统治城邦的人民”。[22]
人们在用一种激昂的、情绪化的方式来对待他们当中的这个新的造物、这种具有女性特质的民主（demokratia，字面意思就是人民的权力、掌控力），而这种方式就是对她的偶像化。就像另一些烦心的、棘手的、模糊不清的概念（nemesis**——报复；themis††——秩序或神的公正；peitho‡‡——劝说）一样，她也被赋予了一个女人的身份。人们以她的名义改革了法庭，攻占了各个领域。民主变成了一个有力的、混杂的、被操纵的概念。即使还不成熟，民主之名也已被那些热衷于证明雅典优于其非民主邻国的演说家们滥用了。对外政策变成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定势：民主派对阵僭主，民主派对阵寡头。及至公元前333年，德谟克拉提亚（民主）已被人奉为女神。[23]对一片至少在2000年里一直遵循着贵族武士准则的领地来说，这变化的速度是指数级的。
毫无疑问，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民主制是一次激进的发展。所有18岁以上的雅典男性都有权参加公民大会，会议大约每月召开一次，地点通常是雅典卫城附近耸立的那处天然石灰岩会场——普尼克斯。那上面骄阳似火，云朵感觉近在咫尺，积极的雅典公民有机会对自己城邦的事务和世风做出直接的决定：雅典应该开战吗？可接受的税率是多少？对强奸最好应施以何种刑罚？要职显位都是由每日里随机选出的普通人来担任。一周在政治上都可谓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处于民主制中的雅典人来说，政治生命可以在一天之内孕育并终结。
民主制的舞台布景
为了确保万事公平，雅典人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制度。公职人员、陪审团、国家政要都由抽签产生。遴选过程要受到严密的审查，以防贿赂或腐败。公共记录要镌刻在石碑上，公之于众，并写于莎草纸上，通传雅典各地，人们希望民主的运作是透明的。旧的朝政纽带被法律削弱了，炫富也不再受人欢迎。雅典已经为自己缔造了一个强健的、开创性的政治体系，为使这种直接的参与式民主能够蓬勃发展，当时的建筑师们都把心思放在了如何创造空间、建筑、法庭和人行道上。苏格拉底是在一个专为民主而造的景观中长大的——这还是有史以来的头一遭。在苏格拉底穿过雅典市政广场并走向法庭之时，他和那些前来审判他的人都身处于一片标示着全新民主观念的壮观的有形地标之中。
考古学家们至今仍在发掘这些建筑。雅典市中心的亚德里奥商街（Adrianou Street）的尽头有一家便宜又热闹的小酒馆，在其近旁街面下方20英尺处，一条彩绘柱廊中的陶立克巨柱（Doric columns）§§正逐步露出真容［到目前为止，其内部的爱奥尼柱（Ionic columns）都被一家不愿迁址的家族商号压变形了］。这条气派的有顶走廊至少有5600（140×40）平方英尺，内里装饰着特大号的彩绘木板——每一幅画面都代表着雅典的敌人被忠于神明的雅典人击败的情景。波斯人在马拉松（Marathon）受挫，亚马逊人被砍翻在地，诸如此类。这条柱廊位于城内主要政治区的边缘，能遮阳挡雨，雅典城邦鼓励普通公民在这儿散步、聊天，他们也支持这种激进民主制下的生活，同时享受着脚下凉爽而夯实的泥土地面。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在这个新生的民主政体里，每个男性公民至少理论上都拥有话语权，而对这种权力的重视又会引发个人崇拜和大众对高才俊杰的嫉恨。梭伦、克里斯提尼以及后来的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和伯里克利这样的民主改革家或许掩盖了社会的裂隙，但贵族和平民、富人和穷人、俊才和凡夫、“寡头”和“群众”之间的分歧从未弥合。苏格拉底所在的城邦看起来非常坚固，但它实际上就是一头奇美拉（chimera）¶¶，一个不断变形的事物。随着苏格拉底逐渐长大，从襁褓中的婴儿到蹒跚学步的幼儿，再到儿童，民主也慢慢站稳了脚跟。然而在这位哲学家生命的末期，这场原本让城邦结为一体的民主实验最终也造成了城邦的分裂。苏格拉底经历的是一个政治动荡的脆弱时代。[24]
当时还有一个城邦，位于希腊内陆150英里处的伯罗奔尼撒，当地人对雅典的民主革命极为蔑视，恨之入骨。他们发现了雅典这座伟大城市内部的分歧，于是决定利用这些分歧为自己谋利。事实上，苏格拉底也被他们的政体和极端思想迷住了，但这个城邦最终将成为这位哲学家和雅典的孽报。它的名字就是斯巴达。
斯巴达
苏格拉底的故事就是有关斯巴达和雅典两座城市的传说。
从雅典往南快步走上3天，相当于今天3个小时的车程，就能达到拉科尼亚（Lakonia）地区的斯巴达城邦。斯巴达有时是雅典的盟友，但常常都是雅典的敌人。
在苏格拉底的一生中，斯巴达这个城邦有着传奇般的地位。在五条山脉和一股隐秘氛围的遮掩下，这里也发生了一场社会革命，但结果截然不同。到苏格拉底出生时，斯巴达已经成了全希腊最极端的城邦之一。
斯巴达的景观会给人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春日里，杏花盛开，芳香四溢；炎夏时，橘园里挂满了成熟的果实。欧罗塔斯河（River Eurotas）蜿蜒流过斯巴达的冲积平原，河边芦苇茂盛，有多条湍急的支流汇聚其间。这里的土地平坦而肥沃，在希腊堪称至宝。周边的泰格坦山脉（Tayegetan）的积雪会一直留存到夏季。绵延5000平方英里的古斯巴达是希腊最大的城邦。但这里也是一处有着顽石之心的香格里拉。
斯巴达在这场政治改革的赌局中击败了雅典。在雅典进行民主实验的200年前，斯巴达人就彻底改造了他们的社会。早在公元前7世纪，斯巴达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首脑的更迭。所有土地都被一个由超级公民组成的精英集团——平等者（homoioi）平分了。这些人不事产业，全都是精锐的士兵，7岁到30岁的男性都要生活在一个以公共食堂（syssition）为核心之一的残酷的军事训练营里。男孩们在“agoge”中长大，这个词意为“兽群”，他们的待遇也确实跟牲畜没什么两样。给他们一件斗篷，一穿就是一年，教他们赤脚空拳地在城市边缘的树林里自立，让他们一生中只有一个目标：长大后成为完美的战士。唯有战死的斯巴达男人才配用墓碑来纪念，斯巴达女人则须死于分娩才有这个资格。
在斯巴达人看来，所有斯巴达男人（即所有成年的斯巴达男性公民）应该均分土地和财富。所有决定都应该有益于增进城邦的福祉，个人只是这个超健全整体中的一个健全的组件。成年的斯巴达人是不工作的，他们只专注于一件事——成为“完美的斯巴达人”。平等者们（在城邦内基本一直保持在八九千人）能活得如此专一，是因为斯巴达人在公元前725年前后彻底奴役了另一个希腊民族，即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让他们充当自己的“heilotes”（农奴）——不仅是奴隶或仆人，其变形词“helot”（黑劳士）也可译为“俘虏”。正是靠这个被俘虏的希腊民族的艰苦劳动，斯巴达人的城邦才得以发展壮大。美塞尼亚一度拥有广袤而肥沃的领土，但斯巴达人剥夺了他们的所有土地和权利。美塞尼亚人变成了贱民，美塞尼亚本身不再是一个城邦。这些黑劳士也曾是自由人，如今却一辈子都只能侍奉他们的斯巴达主子。
在斯巴达，服从就是一切。公民们必须遵守一套奇怪的规矩。使用硬币、留小胡子***和卖淫都是禁止的。其“国菜”名为“黑汤”（melas zomos），是一种用猪血和醋做成的炖菜，相当难吃。人们会把婴儿（据我们所知）泡在葡萄酒里洗澡，以锤炼他们的体魄，还会鼓励女孩儿参与战斗训练，和她们的兄弟、男性表亲吃一样的口粮。斯巴达青年的秘密社团——克利普提（krypteia）会受命在夜间去随意捕杀和残害底层的黑劳士。保密是重中之重。斯巴达人不得谈论其城邦的运作方式或文化，外邦人时常遭到驱逐。[25]
雅典人显然瞧不起斯巴达及其代表的一切。尽管这两个城邦曾被人称为“伙伴”，共同抵抗过波斯人，也是仅有的两个拒绝向大流士国王奉上象征性的泥土和水的城邦，但随着时移世易，这个民主国家最终拒斥了斯巴达人的那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治国方略。雅典人的修辞学、优越感和透明度与斯巴达人的保密和倒退形成了一种对照。
我们和我们的对手有很大不同……我们的城市是对全世界开放的，我们不会定期地将人驱逐出境，只为防止人们注意或发现一些有可能为敌人带来军事优势的秘密。因为我们依靠的不是什么秘密武器，而是自己真正的勇气和忠诚。我们的教育体系也和他们不同。斯巴达人尚处幼儿之时就必须接受最艰苦的“勇气”训练，我们一辈子都没有这些限制，却像他们一样准备好了去面对同样的危险。[26]
事后来看，在意识形态、军事和文化上，斯巴达和雅典都难免有一场交锋。
在苏格拉底的有生之年，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竞争达到了顶峰，并且最终撼动了整个希腊世界；在苏格拉底受审之时，这场冲突已造成了雅典人的大量伤亡。古希腊人把这一创伤简称为“stasis”（冲突或纷争），但我们如今则将其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始于公元前431年，终于公元前404年，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就在苏格拉底去世的那一年，斯巴达人推倒了雅典的城墙，焚烧了城外一块块宝贵的农田。战争摧毁了这片沃土，造成数十万人死亡。苏格拉底从戎时曾穿行的这片领土终被侵略的逆火烧焦。跟苏格拉底一起在体育场里锻炼和辩论的年轻人都可谓纷争之子，在成长过程里，除了冲突，他们一无所知。
因此，当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穿过雅典市政广场去接受审判之时，他所置身的就是一个因战争而满目疮痍且饱受心理创伤的共同体。在他受审时，曾经取得过辉煌成就的雅典社会一败涂地。民主的丰饶承诺已然破灭。雅典人不再是世界冠军，而是败落之人。这个城邦的崩溃在雅典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的凄楚诗行中也可得见，他们都记录了雅典所受的创伤：
战争就是男人的事。[27]
于是那些以尖刻之语为傲的人，他们自己都已置身冥府，他们的城市也遭人奴役。[28]
这里陷入了一种困苦的循环，比困苦更惨的是无情的命运……外敌造成了困苦……结果就是战争、流血和我的家园的毁灭；美丽的欧罗塔斯河两岸，好多斯巴达少女也在自家的厅堂里流下了苦涩的眼泪，好多失去了儿子的母亲都在敲打着自己斑白的头颅，抓破了自己的脸颊，伤口的血染红了她们的指甲。[29]
尽管苏格拉底宣称自己关切的只是生活的道德基础，但正是这种现实政治和对立信念、冲突和焦虑所构成的复杂网络把他拖上了宗教法庭，迫使他为自己被控的死罪而申辩。
不过战争虽有破坏性，却也不无激励性。在临近战争尾声之时，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迎来了一场韧性十足而又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全盛期。苏格拉底时代的民主激发了理性思考、艺术实验和雄心万丈的社会与政治规划。与斯巴达作战期间，他们建造了一些最精美的建筑，在我们看来，这都是古人成就的典范。尽管在公元前399年5月的那个清晨，雅典到处是断壁残垣，但在苏格拉底的大半生里，雅典都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尤其是苏格拉底最喜欢驻足的雅典市政广场，在纵横交错的古代世界中，这里即便不能说最有活力，让人耳目一新，也肯定是最让人兴奋的地方之一。雅典市政广场占地37英亩†††，以界石合围，堪称苏格拉底的第二家园。要理解这位哲学家为何会享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又为何会招来如此深的仇恨，我们有必要跟随他再一次行经此地，去参加那场公元前399年的公审。
*1英寸约为2.54厘米。
†第二次希波战争中希腊联合舰队与波斯海军于公元前480年展开的一场海战。兵力处于劣势的希腊联军一举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扭转了战局。
‡波斯帝国与希腊联军在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展开的最后一次陆上战役，最终希腊人取得了胜利。
§即后文中的主席团，由10部落的议员轮值。500人议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召开公民大会，准备大会预案，主持城邦日常事务。
¶公元前49年，恺撒率军跨过了罗马国境线卢比孔河，由此开启了罗马内战。此处借指雅典内斗。
**即涅墨西斯，复仇女神。
††即忒弥斯，规律与正义女神。
‡‡即珀伊托，劝说与诱惑女神。
§§古希腊柱式主要有三种，即陶立克式、爱奥尼式、科林斯式。
¶¶古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它拥有狮头、羊身和蟒蛇的尾巴。
***斯巴达男人成年后要留长须。
†††1英亩约为4047平方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