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与其门下文人共同编纂的志人小说（以下简称《世说》）。此书杂采魏晋典籍，经过巧妙编排和精心润色，将中古时期的众生群相特别是士大夫群体的独特风貌分门别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从而成为古代小说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鲁迅先生评论《世说》“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中国小说史略》），“玄远冷隽”“高简瑰奇”八字，可谓《世说》一书精神的精要概括，同时也是“魏晋风度”或者说“魏晋风流”的高度浓缩。

至于“魏晋风度”一语，则首次出现在鲁迅的著名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中。鲁迅先生以东汉末至曹魏士风的转换为起点，论及两晋刘宋，风趣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魏晋风度”的来龙去脉，其演讲中所用故事与材料大多采自《世说》一书。自此以后，《世说》与“魏晋风度”也就几乎划上了等号。那么，究竟何为“魏晋风度”呢？《世说》又是如何体现“魏晋风度”的？《世说》对后世文人的精神世界又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试作简要诠释。

一、何为“魏晋风度”

“魏晋”如从曹丕禅汉（220）算起，至刘裕代晋（420），正好二百年。在此二百年中，政治上，尔虞我诈，权力更替如翻掌；军事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即使本家同宗互相杀伐也是寻常之事；生态上，世事诡谲难测，士大夫阶层人人自危如累卵，生命的无常用“朝不虑夕”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于是，服散抹粉、宽袍木屐、锻铁钻李、散发裸形、扪虱取鹊、白眼傲岸等种种异相便齐齐粉墨登场了。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摆脱现实世界礼教与道德的束缚、遵循自己的内心、展示真实自我的开始；对有些人来说则是伪装的手段，他们甚至用极端自污来保身远祸。

如今看来，这是一段荒诞而又真实的历史。说其荒诞，因为此时人们行事多不同于前俗，或自然或刻意，往往出人意表；说其真实，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不屈本心的行事风格心存艳羡。或者可以这样说，言其荒诞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未能免俗；说其真实，其实是我们对俗世经验和教条的批判。

“魏晋风度”正是在这魏晋士人放任自在，而后世文人读者不断演绎中形成的。言其实质，当是人们无法超越现实，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无法逆料生死时，极端的失望与压抑导致人们开始放弃对世俗与名教的顺从而顺应自然和本性，于是他们服药饮酒、纵情山林、率直通脱、任诞旷达，即使在言谈中也采用极富个性的美学形式表达自己的理念与才情。开始将个体的“我”作为中心，千人千面，这大概也是“魏晋风度”能够大放异彩的原因。

二、“魏晋风度”在《世说》中有哪些表现

上面我们对“魏晋风度”作了简要的说明。而《世说》用三十六个门类，三十六种不同风格的故事将这一风度具体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接下来我们就结合事例来看一下“魏晋风度”在《世说》中的具体表现。

（一）服药行散

魏晋士人沉湎于服药行散，这本是悲摧而病态的做派，却一时蔚然成风。所谓服散，即服食五石散。五石散是由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黄五种药石为主，杂以人参等配制而成，据云可治男子痨伤羸虚，服用后宜吃冷食，故亦名寒食散。五石散固然有些疗效，但其毒性也很大。只因其服食后能让人暂时兴奋，体力转强，故受士人推崇。这一风气的带动者是曹魏的何晏。何晏是曹魏时著名的清谈家，同时又是魏室外戚，是魏末执政大臣曹爽的心腹。《言语》第十四则记何晏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因为何晏威望高，虽然其说荒谬病态，然而魏晋六朝上层人士竞相效法。殊不知，服五石散无异于慢性自杀，服者每每中毒，染成痼疾，重者甚至伤残夭亡。余嘉锡《寒食散考》云：“魏晋以后，服者相寻，杀人如麻，晏实为祸首。”可见其实。此外，服食散剂以后，需缓步调适才能散发药性，故会有“行散”举动。行散后，在药力的作用下，燥热难耐，须冷水浇身，吃冷食。皮肤因发烧容易擦伤，不能穿窄衣，故行散者须着宽袍大袖，貌似飘飘欲仙，而这正是士人们追求的一种精神状态。总之，无论服药还是行散，都寄寓着那个时代人们对于生命易逝的忧虑，对尘世无奈的消极对抗。如《文学》第一百零一则：

王孝伯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

又如《赏誉》第一百五十三则：

王恭始与王建武甚有情，后遇袁悦之间，遂致疑隙，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时。恭尝行散至京口射堂，于时清露晨流，新桐初引。恭目之，曰：“王大故自濯濯。”

生命短暂易逝的悲戚、好景不长的潜忧都在貌似的潇洒中透露出来。脱离开魏晋那个特殊的时期，对于服药行散，后世人们是以一种旁观的否定态度来看待的，所以隋代以后，服散之风迅速消弭，不再有人去仿效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潇洒了。

（二）挥麈清谈

清谈又称“清言”。魏晋士大夫常聚集一处，或两人或多人，以《老》《庄》《易》为旨归，就其中“有与无”“才与性”“名教与自然”等论题做哲学和思想上的论辩。其论辩的目的已与东汉时期的清议传统出现根本差异，虽然有时也品评人物，但更注重人物自身的品性和个性，与其所具有的从政能力等无关。通常认为，最早提倡清谈的是何晏、王弼等人，如《文学》第六则：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未弱冠，往见之。晏闻弼名，因条向者胜理语弼曰：“此理仆以为极，可得复难不？”弼便作难，一坐人便以为屈。于是弼自为客主数番，皆一坐所不及。

本则中所说“谈客”即是长于清谈之人，而所谓“客主”，即是清谈之论辩课题的正方与反方。所谓“番”，即是回合，如《文学》第四十五则“因示语攻难数十番”，《文学》第六十二则“君四番后当得见同”，《文学》第六十五则“年余后但一两番”，可见彼时论辩往来的情况。《世说》中参加清谈的人物，无不是五车学富，悬河利口，清谈的场景亦五彩缤纷，美轮美奂：有时和风细雨，如《文学》第四十则；有时剑拔弩张，如《言语》第七十九则：“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又如《文学》第二十六则：“恶！卿不欲作将善云梯仰攻？”有时詈骂攻讦，视若仇敌，如《文学》第二十二则：“桓宣武语人曰：‘……顾看两王掾，辄翣如生母狗馨。’”又《文学》第三十一则：“殷（浩）乃语孙（盛）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穿卿颊！’”“生母狗”“强口马”“决鼻牛”这类俗语从高雅超逸的士大夫口中滑出，也正是他们放荡不羁性格的展现，嬉笑怒骂，皆成风景。

此外，清谈时也有与之相匹配的风雅道具——麈尾。麈尾本是用来拂尘或驱虫的器具，但当时清谈之士多宝爱此物，清谈时往往以助气势，如《文学》第三十一则：“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可谓如见其形，如闻其声。因为喜爱，所以麈尾多制作得十分漂亮，常镶以玉石、玳瑁之类，《容止》第八则：“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容貌整丽、麈尾、谈玄融于一体，更可想见王衍在清谈时任意挥洒的立体光环与潇洒风度。而王濛去世，好友刘惔将麈尾与其陪葬，《伤逝》第十则：“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经《世说》的渲染，“挥麈”一词不止在后世诗文中司空见惯，更被南宋王明清直接用作书名——《挥麈录》。

（三）纵酒放旷

“魏晋风度”中是不能没有酒的。大概这种含有乙醇的饮料自发明之日起就成为许多人追寻灵感和逃避现实的忘忧之物。因《世说》中涉及“酒”的条目太多，我们只以《任诞》一门为例。本门凡五十四则，与饮酒相关的占了大约一半。在这一门中，阮氏家族占了很大的篇幅，而阮籍又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主角。这位只因“厨中有贮酒数百斛”就求为“步兵校尉”的魏晋名士，其大半生困顿在酒中。可以说，酒既是他浇散胸中块垒的奇方妙剂，也是他在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游走的保命良方。如《任诞》第二则：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此则故事颇为有趣。居母丧期间的阮籍在司马昭座上饮酒食肉，故何曾原想依据《礼记·丧大记》“期，终丧不食肉，不饮酒”之礼，以不孝罪将阮籍流放海外，置于死地，但司马昭却以《礼记·曲礼上》“居丧之礼，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的说法为其回护。君臣二人皆讲儒家教义，只为一个常把“礼岂为我辈设”挂在嘴边之人的生与死。而阮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似参与其中，又似与此事无关联。故藏于这“酒”后的，恐怕不只是一场忘忧似的宿醉，更是在这世间还能做多少时日停留的问题。所以，宋叶梦得《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我们也就知道，阮籍、刘伶之纵酒放旷其实是处于乱世的保身之道。至于东晋时的酒客们，更多的则是酗酒沉沦，乱世中的自暴自弃了，如饮酒“尝经三日不醒”的周、倡言“酒正使人人自远”的王蕴，以致王恭有“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的话。

（四）任性自然

听从本心即是任性，饥餐渴饮即是自然。如果我们能摆脱世俗约束和道德责难，或许每个个体都对此有深深的期待，而魏晋时代恰恰给了一部分人能够任性自然的机会和条件。他们不矫情、不做作，不肯向现实低头，其代表人物就是嵇康。嵇康之妻本是曹操之子沛穆王曹林的孙女，封长乐亭主，而嵇康自己也曾官曹魏的中散大夫。他本已为司马氏所忌，但既未选择像阮籍一样纵酒自弃，亦未如王戎一样悭吝自污，而是直接面对自己已经预料到的命运。如《简傲》第三则：

锺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二人的对答各见才情，旗鼓相当，遗憾不能惺惺相惜，因嵇康不愿降节与锺会等人交往，简傲鹤立，最终结怨。不但是对锺会，即使老友山涛欲举荐自己出仕，嵇康也寄信以明己志。盖其志“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卜疑》），今以吾等俗人观之，其高情逸志实难企及。嵇康之所以为嵇康，是他不肯向现实妥协，且有在临刑东市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的潇洒与从容。

当然，我们说“魏晋风流”，不得不顺便说说“王谢风流”，因为“王谢风流”早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金粉六朝的精神追求，且在“魏晋风流”中占有极大的比例。王谢家的种种表现成为一个个特写的历史镜头，定格在了人们的脑海中。例如，王家的“坦腹东床”“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雪夜访戴”“何可一日无此君”“西山朝来，致有爽气”等。而谢家，如谢安与子侄在家中讲论文艺，时正雪花飘舞，谢朗说雪花如“撒盐空中”，而才女谢道韫则说“未若柳絮因风起”，谢安十分赞赏她，因为“柳絮因风起”五字，形神皆备，比较起谢朗“撒盐空中”高出很多。盖雪花轻而飘舞，其形万状；盐则重而凝滞，径直坠落，唯色与雪同罢了，非唯全无美感，且亦不伦不类。又如谢安问子弟：“子弟与自己有什么关系，而人们总是希望子弟好？”谢玄回答说：“犹如芝兰玉树（名贵的花草树木），人们都想要种在自家的庭院里。”谢玄的回答既切合问话本旨而又辞彩艳发，所以从来为人激赏，“芝兰玉树”自此更成了优秀子弟的代名词。再如，谢公在子弟聚集的时候，问：“《毛诗》何句最佳？”谢玄回答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谢安说：“我认为‘谟定命，远猷辰告’最有雅人深致。”其实二者皆妙，唯角度不同罢了，谢玄是从诗抒写的意象、戍边者对季节变换、似水流年的感慨而产生触动，觉得不唯诗句优美，而且感情真挚朴淳，动人心旌。而谢安则是从政治家的角度对“谟定命，远猷辰告”表示赞赏，认为作为执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同时，这也是他自己心中之标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外现。也就是说，谢玄跳脱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艺术的表现且对诗作主人的换位思考而欣赏，谢安则正是以诗句作为一面镜子，来对照自己经营国事的行径而产生了共鸣。诸如此类，是何等的艺术，场景何其温馨。

以上所论当然不能涵盖“魏晋风度”的所有内涵，但是或可使读者一窥在“文学自觉”时代的前后，人的自我意识处于高度觉醒的一种状态。故《世说》中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处士隐逸，旁及高僧沙弥，他们的精神世界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展现。至于“会心处不必在远”“濠、濮间想”“鹤立鸡群”“一往情深”等读者熟悉的典故，就不费辞赘谈了！

三、《世说新语》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哪些影响

就是这样一个令当时人无所适从的年代，因着《世说》的描摹，令后世文人无限着迷。《世说》也被后世文人推崇喜爱，他们或者踵事增华，著异代之《世说》，如唐王方庆，宋王谠、孔平仲，明何良俊、李绍文、焦竑，清梁维枢、吴肃公、王晫等，都以临川刘氏所建构的《世说》体系为基本框架，勾勒出不同时代的人物风采。或作注释研究，形成了研究《世说》和相似体裁著作的专门学问——“世说学”。

此外，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下中国文学史，就知道凡六朝而下有成就的作家，无不钟爱《世说》，熟读《世说》。这话似乎有点大言欺人，我们试举一例。如果说六朝以后有哪位知名作家最具“魏晋风度”，也许非李太白莫属。李白祖上早在异国，故受儒家浸染较少，且李白少年蜀中学道，中年飘零江湖，晚年入幕军中，一生中既经历了开元天宝的繁华盛世，又遭际了至德、乾元的牢狱之苦与辗转流离。而其一生行迹，亦大体有因安史之乱由北方向南方迁移的轨迹。加之李白求仙炼丹，任侠纵酒，更与“魏晋风度”多了几分契合。故其诗文里也喜用《世说》中的典故，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应有近百处。其中用《世说》中人物故事较多的有谢安、张翰、庾亮、陆机、山简、王衍、王敦、嵇康、阮籍、桓温、王濛、刘惔、支遁、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孙绰、许询、刘昶、温峤、孟昶、殷羡等。以张翰为例，就有很多诗句：“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行路难》其三）“八月枚乘笔，三吴张翰杯。”（《送友人寻越中山水》）“长剑归乎来，秋风思归客。”（《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张翰江东去，正值秋风时。”（《送张舍人之江东》）“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秋下荆门》）“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南奔书怀》）此外，李白还乐用嵇康、阮籍、谢安的事迹，读者自可阅读体悟。而其诗中最能体现其放诞不羁性格的当属《襄阳歌》：“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傍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将《世说》中《任诞》第十九则、《容止》第五则典故熔铸于一篇之中，更可见李白对于《世说》一书的喜爱与熟悉。

除李白外，与之齐名的“诗圣”杜甫诗中用《世说》竟有近二百处之多。在宋人中，苏轼弟兄也钟爱《世说》，苏轼诗文中，用《世说》典近百次，苏辙《栾城集》用《世说》典百余次。黄庭坚甚至痴迷到了一步也离不得的程度（宋沈作哲《寓简》卷八：“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只这些数据，也足以说明《世说》影响之大。至于近人、今人也对《世说》钟爱有加，宗白华先生说：“这晋人的美，是这全时代的最高峰。《世说新语》一书记述得挺生动,能以简劲的笔墨画出它的精神面貌、若干人物的性格、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文笔的简约玄澹尤能传神。”（《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袁行霈先生曾说：“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气质的外观……更多地表现为言谈、举止、趣味、习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准则。”（《陶渊明与魏晋风流》）其实也是基于《世说》而发挥的。

以上，我们简略阐释了“魏晋风度”的形成、特色、表现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但是，《世说》海涵地负、博大精深，书中内容涉及的知识背景十分浩瀚而复杂，加之中古语言的特殊性以及三教并重的社会习尚，而今一般读者阅读此书不免有许多困难。于是，我们凭借长时间研究《世说》的积累，撰著了这本集注释、翻译、评鉴于一体的《你真能读明白的〈世说新语〉》。约略说来，我们试图在以下几方面有自己的特色。

一、关于《世说》门类的认知和本书题解

《世说》分为三十六门，描摹东汉末至东晋年间五光十色的世相。第一门为“孔门四科”之首的“德行”，可视为全书的总纲。不难看出，大凡书中描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公、越礼教而张扬自我的放浪做派，虽然都是魏晋风流的真实反映，但作者只作冷静客观的素描，并不倡扬推毂，且还通过取材有所批评，如乐广批评王澄等放达裸体者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裴楷抨击荀粲妇人应“以色为主”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显然，批评者执持的无不是儒家正统观念。诸如此类，都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态度，这既是刘宋建立政权后的政治需要，也是刘义庆及参编者的儒生本色而决定的。《宋书》刘义庆本传云：“少善骑乘，及长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由此可见，刘义庆一生主要是醉心于读书著述。总体来说，三十六门中，作者对前边六门所记内容，即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中间的门类更多的是客观记载逸闻趣事、众生万象；而对最后八门所记故事，即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基本上是持批评态度的。至于书中世态群相、三教九流、奇谈怪论杂花生树，则是因为本书是以记人为主的小说，可读性、故事性、趣味性的要求使然。

基于这种背景，我们在题解中，注意解读门类名称的内涵、渊源关系，厘析各门之间的差异，并从全书内容及刘孝标注去把握门类精神，同时，尽可能深入浅出地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去丰富读者的见识，并纠正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如“俭啬”门，通常都把王戎的悭吝当成笑话看，但我们联系《世说》中的其他篇章，发现这样的认知太简单化了。王戎的个人品质已在《德行》篇中有不少颂扬，廉洁孝顺，何以突然有了前后如此巨大的反差？带着这个疑问，我们参阅了刘孝标注，基本可以肯定王戎的做法不过是自晦远害，污迹保身而已。再退一步说，如果王戎品行真的如书中记录之不堪，那么，阮籍岂会与其结忘年之交（阮籍大王戎二十四岁），嵇康会和他同游吗？不需答案。这样也许能把普遍简单化了的认知正本清源了。此外，对“识鉴”“品藻”间的异同，我们也做了一些比较探索。至于每门中具体条目的归属是否恰当，前人评论颇多，我们择要采纳，间亦有自己的评判。

二、关于本书注释

本书目的在于普及与提高并重，故注释力求在准确的基础上清通简要，不做烦琐考证，只是努力将已有的研究成果以准确的结论薪传给读者。

由于中古词汇的复杂多变，再加之《世说》本身是小说，其间口语词汇不少，多少年来，学人们寻绎爬梳，解决了许多疑难。我们在注释中，参考了众多前人的研究文献，披沙拣金，力争把最可靠的解释呈现给读者。例如，中古时期，“见”“相”有指代性的用法，可以分别指代不同人称，比较而言，“相”的指代性更强。“人”，从中古用到现在，有时也用以指代自己，我们试举一例。

《排调》第六十一则：“桓南郡与殷荆州语次，因共作了语。顾恺之曰：‘火烧平原无遗燎。’桓曰：‘白布缠棺竖旒旐。’殷曰：‘投鱼深渊放飞鸟。’次复作危语。桓曰：‘矛头淅米剑头炊。’殷曰：‘百岁老翁攀枯枝。’顾曰：‘井上辘轳卧婴儿。’殷有一参军在坐，云：‘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殷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故也。”

了语，是当时的一种文字游戏，要表达完结、了结义。危语，也是一种文字游戏，描述危险的情景或场合。此则学人们似都没弄明白“咄咄逼人”是什么意思。咄咄，赞叹声，逼，迫近。无须分疏。此语关键在“人”究竟指谁。吕叔湘先生说：“人或人家指别人，大率是指你我以外的第三者……但也可以拿‘你’作主体，指你以外的别人，那么‘我’也在内；有时候，意思就是指的是‘我’”（《汉语语法论文集·说代词词尾‘家’》，社科出版社，1955年）。本篇言殷浩等作“危语”，殷的参军本是局外人，耳闻思动，妙语天成，情不自禁冲口而出。殷浩眇目，意随境生，顿觉其危岌岌乎殆哉，于是油然叫好，深赞参军的“危语”比己辈所言更危。“逼人”就是“逼我”，让自己觉得其危无以复加。

在本书注释中，对不少条目都表达了我们自己不同程度的刍荛之见。

三、关于本书评鉴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领略《世说》中的“魏晋风流”特色，我们设置了评鉴板块。《世说》中的疑难问题不少，如果不加以点拨，读者当会坠入五里雾中。凡是各本皆误的，我们将自己或他人的考释成果做扼要的介绍，让读者知其所以然。再有，如一些常识性的问题，我们也酌情加以申说，尽可能地扩大读者的知识面。对于疑难中较为深邃复杂的问题，我们尽量考查如人物的时代背景、生平履历、门第氏族及政治关系乃至于编撰者刘义庆的微妙心理，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到但愿是客观的结论。

例如关于曹氏父子，我们发现，《世说》中对曹魏是多所针砭的，如表现曹操的集狡诈、残忍、好色、嫉贤妒能于一身，且父子聚麀、弟兄阋墙。这是因为，曹氏篡汉，而刘宋王朝的祖宗是汉高祖刘邦弟楚元王刘交，这种潜在的怨尤必然会有感情的体现。又如对于王敦、桓温，作者欣赏多于批评，这大概与刘宋禅晋而王敦叛晋、桓温怀有异心的背景有关。有些看似平常的条目，我们也注意到平常背后的隐曲，如庾亮见卧佛云“此子疲于津梁”，何以“于时以为名言”；卫展何以赠客以“王不留行”、王济何以穷奢极欲、桓温何以称谢安的《简文帝谥》为“碎金”等，我们都做了阐释。

再者，这是一部普及性的书，当然也要注意评鉴的趣味性，如《假谲》第九则中有温峤设计娶表妹的故事，写得非常生动，其事本来子虚乌有，但在作者笔下却惟妙惟肖，为什么《世说》没把这样的故事编到别人的身上呢？于是我们在评鉴中补入了温峤玩王敦、钱凤于股掌之中，圈套设得天衣无缝，最后王敦气急败坏，悬赏活捉温峤，要亲自拔掉温峤的舌头。原来温峤本来就滑稽多智，小说家才给他编出这样一个风流温馨的故事。书中某些只言片语，好像平淡无奇，其实大有深意，例如《品藻》第三十八则：“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读者一般看不出其中深意，我们在评鉴中告诉读者，桓温这话是言轻意深：“桓温举竹马弃取的小事，证明自己强过殷浩，看似不经意之言，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这证明了儿时桓温即为小孩们的“一哥”，大家都听他的指挥，跟着他转。他把竹马丢了，殷浩又捡起来玩，可见凡事殷浩都比桓温慢半拍，跟不上桓温的节奏而唯桓温马首是瞻。”

此外，《世说》人物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同一个人物往往散见在不同的门类中，我们在评鉴中，注意了人物间的家族及仕履关系，且注意将同一人物的表现进行综合归纳，根据需要，还对一些相近的人物做了比较评判。力求言之有据，客观公允。如《文学》第二十七则“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此则一向众说纷纭，多以为贬词。于此语，刘孝标注曰“康伯，浩甥也，甚爱之。”韩康伯是殷浩的外甥，殷浩很喜爱他，这话岂会是贬低韩？韩为当时清谈名家，《世说》中有相关条目，如《言语》第七十九则庾龢曰“康伯来，济河焚舟”，《品藻》第六十三则庾龢曰“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因为韩伯是殷浩的外甥，人们难免会觉得其声誉得自其舅的推扬，于是殷浩辩白说韩伯的名声与自己无关。“牙后慧”者，即言语所带来的实惠。又，《赏誉》第九十则：“殷中军道韩太常曰：‘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这同样是从韩伯的才具赢得了名声着眼，说韩伯从不自己吹嘘，而能出人头地。把这两则联系起来，殷浩前者说韩伯有名声不是仰仗我当舅舅的宣扬，后者说韩伯的名声不是靠自己的吹嘘。

此外，在全书原文、注解和评鉴的依据与来源上我们略作交代。《世说》原文基本上依明袁氏嘉趣堂本，参考古今人的相关著作及权威点校本进行取舍并加以标点。注释中，解释《世说》人名、地名、官制、特殊语词时，着重参考了张永言先生主编，骆晓平、田懋勤、蒋宗许参编的《〈世说新语〉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张万起先生编撰的《〈世说新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21年修订版）。因此书体制所限，未能一一标明出处。谨此说明并致谢。评鉴中，参考了近人今人的著作如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刘强《〈世说新语〉新评》、龚斌《〈世说新语〉校释》、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等。海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著作和文献材料，我们也参酌或者择取。

总之，此书是一部集注释、翻译、评鉴于一体的普及性读物，多少有些自己的特色。此书最后定名为《你真能读明白的〈世说新语〉》，循名责实，则吾岂敢，这只是中华书局王军先生以及诸位编辑对我们的鼓励和厚望，我们内心是抱着“非曰能之，愿学焉”的态度去努力的。至于本书是否能让读者多少能读得明白些，我们只有静待读者及同行专家的裁可了。

蒋宗许 陈默

20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