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殖民地

殖民化结束时，在公元前6世纪，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有希腊世界的印记。从遥远的西方到荒凉的黑海地区，希腊人离开了他们的起源地，开始了冒险之旅。因此，他们将自己的城市生活方式输出到当时已知的世界范围内。

在青铜时代，希腊人已经主宰了地中海地区。这里已经没有更多的海岸可以让后来《荷马史诗》中吟唱的“飞舟”到达。一旦这个海上帝国的记忆被淡忘，接下来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就会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大海。海洋最神秘的一面引发了关于海洋危险性的希腊传说。这是奥德修斯和勇敢的阿尔戈英雄航海的时代。

尽管如此，希腊人还是追随经验丰富的水手的腓尼基人的步伐，在公元前8世纪再次开始征服海洋。这一次，他们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然后是黑海的肥沃土地上殖民。多种因素混杂的动机将他们推向了这次新的冒险：除了创业精神、商业意识和寻找新耕地，还有激荡着城邦的内部紧张局势。

这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殖民运动让整个地中海沿岸遍布希腊城邦，即使在最偏远的地区也采用了希腊文化和生活方式。渐渐地，一些被殖民的领土，尤其是意大利南部海岸的大希腊，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本城邦的辉煌。然而，他们的居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来自哪里，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政治上。他们通过与其他民族的接触而丰富自身，同时保持对一个完全转变的遥远世界的归属感。

阿尔戈英雄和海上传统

阿尔戈英雄是一群希腊英雄，他们从伊奥尔科斯(Iolcos)出发，同伊阿宋寻找金羊毛。他们的名号来源于他们的乘船“阿尔戈”号(Argo)，该船本身是以其建造者阿尔戈命名。这艘船在帕格塞蒂克海湾(Pagases)用来自皮立翁山(Pélion)的木材制成，船首除外，船首是由女神帕拉斯—雅典娜(Pallas-Athénée)用多多那(Dodone)的圣木制成的。

阿尔戈英雄的征途中穿插着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多次冒险。他们第一站来到只有女性居住的利姆诺斯岛(Lemnos)受到热情款待，然后在杜利奥纳人(Dolions)的领地上遭到了六臂巨人的袭击。在抵达科尔基斯(Colchide)之前，在他们的远征结束时，他们将在风暴中心迷失方向，哀悼死去的船长，并逃脱本都—尤辛努斯的危险陷阱。第149页图中的场景绘于来自奥维渥特（Orvieto，意大利小城）的阿提卡双耳爵，描绘了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450年间的赫拉克勒斯（持弓者）和阿尔戈英雄（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重新征服海洋

到古风时代末期，从东边荒凉的黑海沿岸到西边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许多希腊城邦已经建立起来。诚然，希腊人在其整个历史上都在追求跨越地中海的扩张活动，但在古风时期发生了3个世纪的扩张活动完全重新绘制了希腊世界的版图。这一时期因其特有的重大且前所未有的现象被合理地命名为“殖民化”。

接管克里特人的迈锡尼王子开始征服海洋。他们在地中海的许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例如，意大利南部或亚洲海岸，在那里他们在未来城市米利都的遗址上建立了一个贸易站。在青铜时代结束后的大迁徙中，希腊人定居在爱琴海的岛屿上。他们从此出发到达了小亚细亚的西海岸，并在那里建立了以弗所和米利都的城邦。

然而，在公元前10世纪的一部分时间和整个公元前9世纪，新领土的殖民化似乎已经暂停，仿佛是为了更好地重整旗鼓，推动下个世纪开始的大规模运动。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人发挥想象力编写出历险传说故事的语料库，例如，特洛伊战争英雄的“nostoi”（“返程”）——《奥德赛》讲述了最著名的“nostos”——或“阿尔戈”号海员（阿尔戈英雄）的旅程。传说中，阿尔戈英雄在伊阿宋的带领下，到达了遥远的科尔基斯（今格鲁吉亚海岸），位于被希腊人称为“好客之海”(Pont Euxin)的黑海的尽头。

这些神话般的故事可能是一些殖民前的故事和大胆的探险，由离岛开展贸易的希腊人发扬推广。他们乘坐单桅方帆的船只出海探险，船只配备有船首冲角和一排桨，用于驶入港口。当时，当航海者乘坐这些松木船或橡木船航行时，虽然他们是真正的冒险家，但并没有建立殖民地。他们是商人、海盗、士兵，在经验丰富的船员陪同下保护货物或拿货。贸易和掠夺可能是最可靠的发财方式，因此老实的商人和海盗之间可能并无分别。

《奥德赛》中的一个片段表达了这一点，雅典娜向忒勒玛科斯(Télémaque)现身，忒勒玛科斯以海盗民族塔福斯国王的名义邀请雅典娜进入他的宫中：“我名门特斯，智慧的安基阿洛斯之子，喜好航海的塔福斯人归我统治。我现在偕同伙伴们乘船航行前来，循酒色的大海前往操他种语言的种族，去特墨塞岛换铜，载来闪光的铁。”（《奥德赛》，第一卷）

考古发现表明，希腊人购买金属来制造贵族的武器和盔甲，以及贵族为了表明其地位而穿戴的手工艺品。在埃维亚岛上的勒夫坎第的鼎盛时期，来自埃及、塞浦路斯和近东的贵金属和奢侈品非常丰富。因此，我们必须将目光投向黎凡特的主要港口[推罗(Tyr)、比布鲁斯(Byblos)和西顿(Sidon)]。

腓尼基人的影响

希腊人与他们称为“腓尼基人”(phénicien)的民族建立了最富有成效的联系，该词来源于紫色染料——“phoinix”的意思是“紫色”——黎凡特的船只垄断了这种染料。腓尼基人被誉为出色的商人，尽管《奥德赛》认为这种说法不是很可信，但至少如果我们相信神话的话，腓尼基人对希腊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米诺斯的英雄血统起源于腓尼基。他的母亲欧罗巴是腓尼基国王阿格诺尔(Agénor)的女儿。阿格诺尔的儿子卡德摩斯是底比斯的创建者。正是他将“卡德莫斯字母”传入希腊，在迈锡尼文字系统消失几个世纪后，希腊人使用“卡德莫斯字母”来追溯他们的历史。

公元前9世纪末，腓尼基人在技术上优于希腊人就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希腊人建立他们的第一个殖民地之前的两三代人，推罗的腓尼基人已经在非洲北部建立了他们的“新城”或迦尔德·哈达斯特(Qart Hadasht)，也就是迦太基。希腊人在贸易和航海方面也有很多可以向腓尼基人学习的地方。

从公元前8世纪甚至更早开始，希腊水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黎凡特的海岸。事实上，有痕迹表明希腊人曾在叙利亚北部的埃维亚岛停留。在奥龙特斯(Oronte)河口的阿尔米纳(Al Mina)遗址出土了数百件埃维亚陶瓷碎片。埃维亚人似乎在公元前780年左右定居在那里，像其他东希腊人以及塞浦路斯人一样。

关于阿尔米纳遗址一直存在很多争论：它是希腊殖民地还是一个简单的贸易站(emporion)？它是埃维亚人的永久居住地还是港口运营基地，他们是否在此与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以及借此与埃及进行贸易？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个巨大港口的商业区，商店、作坊和精品店应有尽有。

无论埃维亚人与阿尔米纳的关系性质如何，他们从此地带回了用船只装载的精炼金属和精制织物以及著名的物品，例如，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大量分布的七弦琴演奏者的精美印章。

大量此类印章正是在一个贸易站的遗址上发现的，其名称令人费解，但在希腊殖民史上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皮特库萨岛，意为“猴子岛”（今伊斯基亚岛，位于那不勒斯湾）。约公元前770年，来自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的埃维亚人来到这座岛上，意味着希腊向西部遥远的处女地敞开了怀抱。

大殖民时期的希腊船只

希腊殖民化是通过商船以及具有创新元素的船舰进行的，这些船只后来提高了破坏力，被用于海上劫掠或战争。

军舰与商船的区别在于其轮廓更细长、航行速度更快，船首构造可以撞击并损毁敌船。军舰的桨手数量众多，既方便在战斗时驾驶船只，也省去了用帆的麻烦。

向西航行

腓尼基人此时在伊比利亚半岛南部建立的定居点，恰好位于金属财富的巨大中心，这绝非巧合。希腊人追随他们的脚步，一路向西航行，寻找备受追捧的金属，这也绝非巧合。在那里，除了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之柱和赫斯珀里得斯的花园之外，还有拥有无限财富的王国：塔特苏斯，腓尼基人与之保持着独家贸易往来。

我们知道，希腊人也探索过非洲海岸，但由于无法在迦太基的直接影响地区定居，他们去往了更北部的伊特鲁里亚。

皮特库萨岛是一座火山岛，不适宜农业，因此不适合建立永久殖民地。因此，它很可能只是作为与伊特鲁里亚人建立联系的行动基地。伊特鲁里亚人位置更靠北，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从中欧进口金属和宝石。

此外，邻近厄尔巴岛的铁矿对来自爱琴海的商船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希腊人的蜂拥而至（按当时的墓葬数量显示，仅一代人的时间跨度里便有5000到10000人）反映了这位先驱贸易站与故土之间的密集活动和不断的货物流通。

诗人赫西俄德在他的《神谱》中也以文学形式证明了希腊世界与伊特鲁里亚之间的密切联系：“许佩里翁之子赫利俄斯的女儿喀耳刻，钟情于意志坚定的奥德修斯，给他生下阿格里俄斯和无可指责的、强大有力的拉丁努斯。他们统治着神圣岛屿深处的著名的图伦尼亚人。”如果我们相信赫西俄德的描述，那么图伦尼亚人，也就是伊特鲁里亚人，便是希腊人在西方的第一批对话者。

上文引用的选段表明，虽然是以间接的方式，也许埃维亚人的探险反映了奥德修斯返回伊萨卡时所经历的风景。无论如何，正是在这些接触中，希腊化进程开始了（从伊特鲁里亚人采用希腊字母开始），后来渗透到罗马文化中。那时，罗马城也开始了它的历史。奇怪的是，这座城市的起源是阿尔巴隆加(Alba Longa)，在神话中这座城市的国王阿格里俄斯和拉丁努斯是奥德修斯和喀耳刻的私生子。

然而，从海上看，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的埃维亚人把目光投向肥沃的坎帕尼亚，这片土地在他们面前延展开来。20年来，皮特库萨岛一直是西方唯一的希腊殖民地。然后在公元前8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时间里，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的许多地方定居。他们的进一步扩张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他们首先必须将简单的贸易站变成真正的城市聚居地，拥有一定的领土主权。

在他们历史的这一页中，他们再次出海并在整个地中海输出了他们的文化遗产——这里是指他们对城市的概念——以及他们留下的风景。久而久之，伟大的殖民化也深深地刻上了自己的身份烙印。

与他们的竞争对手腓尼基人的情况相反，希腊人的海上扩张不是出于发展贸易的愿望，而是由于一系列内部因素，这一点已经被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考证。他们提到了社会、政治和经济动机，而不是纯粹的商业原因。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定居者的行为，他们到达目的地后有时会袭击当地居民并将他们驱逐出境。这些暴行违背了最低限度的商业逻辑，反而表明了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

殖民现象

然而，离开的理由必须足够充足，才能促使古希腊人在海上冒险。根据传说，这片海域危险重重地等待他们的到来。耕地的稀缺和贵族阶级的存在——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提到的“爱受贿赂的君主”——他们占有大部分土地，而其他人则只有贫瘠的小块土地，这些原因似乎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推动力之一。

贵族“驯马师”垄断了广阔的土地来饲养他们卓越的坐骑，这是他们威望的标志。而农民困于逆境，深陷负债危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他们对贵族灾难性的过分依赖，甚至沦为奴隶。实际上，尽管存在风险，但前往海上冒险更多的是收获希望。随着公元前8世纪末发生的人口增长，这种令人痛心的景象似乎变得越发糟糕。

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宣称最好只生一个儿子。为了限制人口的增长，遗弃新生儿是一种真实存在的现象（反映在俄狄浦斯等神话中）。诗人强调的真正问题似乎是遗产的分配问题。在大家庭中，大多数年轻人被剥夺了遗产继承权。因此，他们不可能结婚并组建自己的家庭。

这些被剥夺了未来的年轻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是对社会和平的潜在威胁。因此，城邦主动建议他们“走出家门”寻求生活所必需的手段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就是希腊语“apoikía”一词的确切含义，意为“殖民地”。

毫无疑问，建立斯巴达唯一的殖民地“处女之子”(partheniai)的历史起源于一场与遗产合法分割有关的纷争。在此等情况下，一个流放的贵族带领一群心怀不满的乌合之众给城邦带来的破坏就足够城邦烦恼的了。因此，我们可以假设，统治阶级希望这些破坏分子离开，去远离社群的地方寻求财富。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一个城邦可以发起多达五次殖民化运动。目前尚不清楚他们的动机是否都是紧张的内部局势，而不是缺乏财富和自由。一般而言，古代作者援引“对土地的渴望”(sténochoria)来解释如此严重的现象的合理性。无论是什么原因促使“母”邦建立殖民地，这件事始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询问当时已成为著名的泛希腊中心的德尔斐神谕对于城邦开展大型项目，尤其是殖民行动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神谕的关键作用

事实上，这座新建立的城邦不仅是希腊人的新家园，也是与他们同行的众神的新家园。更何况，如果没有神祇的认可，进行如此大胆的冒险，也是难以想象的。只要得到了众神的眷顾，就有了极大的信心。相反，如果拒不从命，就有因众神的愤怒而引发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的危险。如果远征失败，人们会归因于没有询问神谕。

德尔斐神谕在这一时期殖民结构的构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阿波罗是殖民统治的主神。不仅所有的希腊城邦都提到了他的神谕，以知道如何、何时以及在何处建立一个新社群，而且，其享有建设者或“指挥家”(Arkhegetas)的称号，作为新城邦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尽管其指示总是特别神秘，仍对新城邦进行干预。

为了完成任务，神谕依赖于一个高效的情报网，提供有关潜在扩张领域的准确信息。随着新机构继续派代表团到德尔斐（以及奥林匹亚参加体育比赛），神谕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并加强了它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对于原来城邦的统治者来说，其无可争辩的权威使得驱逐可能破坏稳定的群体合法化，这比得到准确信息更为重要。

说明殖民开始最常引用的资料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选录，与昔兰尼的建立有关。在这段文字中，锡拉岛的国王咨询了神谕。皮提亚人命令他在利比亚建立一个殖民地。国王争辩说他尚未到开始这样的事业的年纪，皮提亚下令探险队必须由该城邦贵族血统的私生子巴托斯(Battos)领导。

但巴托斯无视神谕的命令。希罗多德说，他的态度会受到惩罚，锡拉城将遭受7年的干旱——此外，在专门讲述殖民的故事中，这场灾难很可能会卷土重来。一个新的代表团被派去咨询神谕，神的声音再次下令建立殖民地。这一次，人们服从了神的命令。

在这一选段中，巴托斯是殖民城邦的建立者(oikist)，或殖民地的创始人。这个角色是从贵族成员中选出的，负责移植。也就是说，他负责将原来城邦的天神崇拜转移到殖民地，并在庙宇围墙内为其保留一块祝圣的空地（téménos，一块神圣的领土）作为栖息地。然后，他负责在定居者之间分配土地并建立城市机构。尽管他可能是原来城邦的叛徒——巴托斯面对神谕的反应预示着一场叛乱，会给城邦带来极其不稳定的后果——但作为新社群的保护者，殖民城邦的创始人有时可能成为英雄崇拜的对象。

诅咒与失败

在他死后，他和原籍城邦的英雄一样受人尊崇。在一种“创始人节日”中，他的形象成为新贵族的核心，在殖民地蓬勃发展。殖民地未来的居民从原籍城邦的单身男性中自愿或强制“招募”而来。希罗多德指出，巴托斯的同伴是通过抽签选出的，有两个儿子的话抽其中一个。因此，探险队人数约为200人。

我们也有后来昔兰尼(Cyrène)居民的证词。事实上，铭文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纪念他们近300年前的祖先在建城前的誓言：“大会达成协议，阿波罗自发地向巴托斯和锡拉岛人阐述了建立昔兰尼的神谕，锡拉岛人决定巴托斯应该前往利比亚，作为向导和国王；锡拉岛人会随他而去；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他们将被选中并启航，每个家庭出一个儿子；成年人会离开，任何有这种意愿的锡拉岛人都可以离开……”

“如果他们未能建立殖民地，而锡拉岛人无法帮助他们，那么5年后，他们可以安全返回锡拉岛，收回他们的财产和公民身份。凡被城邦派出但不出海者，将被判处死刑，并没收其财产。而收留或保护他人的人，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他的兄弟，都将受到与拒绝离开的人相同的惩罚。这些是留下来的人和离开去建立城市的人商定的条件。他们向违反该协议的人发出诅咒，无论他们是定居在利比亚还是暂留在此。”（《昔兰尼建城法令》）

紧接着，锡拉岛的居民制作了他们的蜡像并烧掉，同时念出“男人、女人、男孩儿和女孩儿”，这是对那些不遵守誓言的人及其后代的诅咒。判定是否成功建立殖民地的时限很有意思：如果5年后，由于当地居民的敌意或无法满足自身需求，探险队成员无法在新的领土上立足，他们被允许返回他们的原籍城邦并恢复他们以前的权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从希罗多德那里得知，昔兰尼的建立是在多次尝试之后才成功的。最有可能是还未到5年的期限，定居者试图返回锡拉岛。但迎接他们的是邻居、父亲和兄弟不断向他们投掷石块：“巴托斯乘船来到了利比亚，但是他们一时不知道还应当做些什么而回到了锡拉岛。但是锡拉岛人却在他们靠近海岸的时候向他们射击，不许他们上岸，要求他们返回。他们没有办法，只得回去并在利比亚沿岸的一个我已说过名叫普拉提亚的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历史》，第四卷，第156页）

这个故事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来自科西拉（科孚岛）的定居者也被驱逐出境。他们试图返回原籍城邦，但在抵达时遭到拒绝，被迫前往荒无人烟的色雷斯，这为他们赢得了“无畏”的称号。除了承担这种雄辩地证明需要将“过剩”人口送出边界的后果之外，殖民地与其母邦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联系。如果殖民地独立于母邦发展，两者道义的相近之处表现在某些民事领域（因为他们相互授予彼此公民的权利）、宗教（遵守共同的崇拜和习俗），尤其是军事领域，因为一旦发生战争，一方会向另一方伸出援手。

希腊字母和书写的诞生

希腊人与腓尼基人的接触并不仅仅带来技术和商业交流，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里程碑的起源：希腊人采用和改编了一种知识财富，即腓尼基字母。

目前尚不清楚是在公元前8世纪的哪个时间点，在地中海的哪个地方，根据希罗多德所说的，希腊人采用了腓尼基人传给他们的字母。如果几乎保持腓尼基文字的形式、顺序和字符数量不变，那么希腊人通过赋予表示辅音的符号以元音的意义，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这个完善后的字母表有24个字符，可以用来表示任何单词。正是在殖民时期，伊特鲁里亚人将字母表带到了意大利的土地上。后来，罗马人采用了这一字母表，并把其传给了我们。

至于定居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取决于当地人对新来者是否欢迎。因此，例如，纳克索斯岛的创始人与当地人和平共处。相反，叙拉古的科林斯殖民者将土著居民压迫到半奴隶状态。“gamóroi”（“共享土地者”）和“kyllírioi”（其词源可能意为“驴人”）的社会阶层反映了科林斯贵族与西西里人后裔之间的种族划分。

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建立殖民地的实验性质。成群结队的男男女女到达一片新的领土，利用这个机会通过近乎理想主义的尝试来组织他们的殖民地。但是由此建立的殖民地经常像叙拉古一样经历社会和政治危机，表明这些尝试往往困难重重。

大希腊

无论定居者如何努力使他们的殖民成功并考虑所涉及的风险，希腊人能够从地中海的一端到另一端建立如此多的殖民地，这仅取决于他们对新领土和与他们建立家庭联系的居民的适应能力（请记住，他们被剥夺了在原籍城邦结婚的权利）。其中许多殖民地，尤其是大希腊地区，其辉煌甚至盖过了其母邦。

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土地是第一个殖民地区，这里被希腊人视为一个特别富庶和充满希望的地区，一个发展中的“理想国”。的确，在地中海西部，没有任何一处像亚述帝国在其东部边缘竖起的铜墙铁壁那样阻碍新定居点的建立。结果，在东部，希腊人的定居点仅限于某个贸易站，例如阿尔米纳贸易站。

在西海岸，殖民者为广阔肥沃的平原所吸引，建立了众多城邦，都没有遇到任何能够击退他们的力量——意大利部落分裂，伊特鲁里亚人乐于与希腊人接触往来。很快，这些新城邦的名字将在地中海地区回荡，这要归功于其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活力，其风头甚至盖过了希腊大陆的某些城市。这片广阔的殖民地后来被称为“大希腊”。

从皮特库萨岛贸易站，希腊人迅速抵达了坎帕尼亚肥沃的土地。这是一个特别富饶的地区，因其气候和植被让人想起希腊的故园。公元前8世纪中叶，根据地理学家斯特拉博的说法，埃维亚人建立了库迈——“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所有殖民地中最古老的殖民地”。由于其位于大希腊最北端，这座城邦成为与伊特鲁里亚——拉丁世界接壤的充满活力的边境城镇，这个世界正在进一步向北发展。

确实正是伊特鲁里亚人采用了埃维亚版本的字母表，并通过罗马人流传至今。公元前600年左右，库迈的居民因与地中海人民的密切贸易而富足起来，建立了帕萨诺普(Parthénope)的子殖民地。其城市不断发展，诞生了一个“新城邦”（希腊语Neápolis），也就是现在的那不勒斯。

很早以前，埃维亚人在该地区的商业交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墨西拿海峡创建了利基翁城。而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亚该亚地区的其他希腊人获得了意大利南部平原的霸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西巴里斯(Sybaris)和克罗托内(Crotone)两个敌对的姊妹殖民地。

西巴里斯以侵犯当地意大利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进行扩张。在其鼎盛时期，公元前6世纪中叶，居民有50万人。其财富和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众所周知。据说，虽然肯定是夸大其词，西巴里斯可以在平原上部署不少于30万人的军队，即使如此，其竞争对手克罗托内在公元前510年仍将其永久化为灰烬。

正是僭主驱逐西巴里斯寡头集团引发了冲突。这座城邦的前任主人便向克罗托内寻求帮助，克罗托内因此找到了终结这个强大邻邦的机会。西巴里斯的毁灭使得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对这个象征辉煌的殖民地崛起的地方充满好奇。

甚至斯巴达（采用原始形式的领土扩张）也在塔兰托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一事实突出了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市在大希腊殖民化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

西西里岛的殖民化

占领壮丽土地的伟大竞赛发生在三角形岛上，据荷马所说，这个三角形岛上放牧着太阳神的兽群，这座岛又叫特里纳基亚岛(Trinacrie)，即西西里岛的旧称。这里提供了我们对特定地区的殖民化的唯一证词，由修昔底德记录在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

根据雅典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公元前8世纪下半叶，正是埃维亚人在埃特纳(Etna)火山脚下建立了纳克索斯、卡塔尼亚和莱昂蒂尼殖民地。在东海岸，埃维亚人深入到内陆肥沃的土地。在一场比赛中，科林斯人在一个理想的地点奥提伽(Ortygie)建立了叙拉古（约公元前735年）。墨伽拉的居民建立了墨伽拉希布利亚(MégaraHyblaea)，近一个世纪后，还建立了子殖民地塞利农特(Sélinonte)。

农业和畜牧业的高效发展，以及与希腊、意大利南部和北非建立的利润丰厚的商业网络，引发了第二波殖民浪潮。这就是罗得岛人和克里特人建立杰拉（约公元前670年）的地方，这里在公元前580年左右诞生了强大的城市阿克拉伽斯（现在的阿格里真托）。这两座城市很快成为僭主政治的摇篮。

在两个世纪之内，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东南边缘地区的居民开始带有明显的希腊口音。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经历的历史冒险——主要是因为他们与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领土争端——以及他们的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所扮演的角色，证实了大希腊从此在希腊人民的命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塔特苏斯到色雷斯

公元前6世纪，塔特苏斯的名声已经传到了希腊人的耳朵里，他们把殖民者送到了伊比利亚半岛。但他们不得不面对腓尼基人的反对。这就是为什么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马赛利亚（马赛）的福西亚人离开那里建立了恩波里翁（今安普里亚斯）。这个新殖民地的名称，原意指一个贸易港口，反映出他们意图获取半岛上的锡和银资源。希腊人终于进入了传说中赫斯珀里得斯的花园，现在占据了地中海西部所有最好的地方。殖民扩张就此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小亚细亚最北端希腊城邦的居民福西亚人在与爱琴海北部海岸面对面时，他们的目光瞄准了如此遥远的地平线。毫无疑问，我们应该看到哈尔基斯和埃雷特里亚勇敢的水手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他们的父母在意大利南部的土地上定居时，他们已经启航前往寒冷多雨的爱琴海沿岸。

一方面，存在面对像色雷斯人一样好战的民族的风险；另一方面，该地区矿产资源、木材资源丰富，河流浇灌着肥沃的平原，权衡之后埃维亚人选择占领这里。它的名字会让人想起其殖民者的来源地：哈尔基迪基。

希腊希腊在地中海的扩张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影响着希腊城邦的不仅有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还有殖民扩张运动。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地中海地区。埃及、亚述和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在地中海东部施加的领土压力推动了城邦向西扩张。

自迈锡尼时代以来，西地中海的一些沿岸地区一直是希腊人的向往之地。由于与西西里岛和意大利的贸易流动没有中断，这些地区，在这次大扩张期间建立起第一批殖民地。这为创建其他殖民地打下了基础。因此，哈尔基斯的埃维亚人首先定居在皮特库萨岛（今伊斯基亚岛）；然后他们在坎帕尼亚建立了库迈，后来又在西西里建立了纳克索斯、卡塔尼亚、莱昂蒂尼和臧克列(Zancle)。几乎同时抵达西西里岛的多利安人创建了叙拉古、阿克莱(Acrai)、卡斯门尼(Casmène)和卡马林斯(Camarine)，然后殖民意大利南部，并取名“大希腊”。罗得岛人和克里特人建立了西西里城市杰拉(Gela)，然后从那里建立了阿克拉伽斯（阿格里真托）。其他殖民地建在爱琴海、赫勒斯滂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在非洲海岸出现了巴萨(Barca)、特乌切拉(Teucheira)、尤赫斯佩里得斯(Euhespéridès)和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福西亚人定居在最西边，在高卢南部建立了马赛利亚（马赛），并从那里殖民了恩波里翁(Empúries)。

色雷斯君主很快与希腊殖民者建立了贸易关系。尽管如此，诗人和雇佣兵阿尔基洛科斯还是强调了当地人的敌意，在一首著名的诗句中，他描写了一名色雷斯士兵丢弃了盾牌：“我的盾牌现在是某位色雷斯战士的骄傲；在灌木丛附近，我不情愿地丢下了这件完美无瑕的武器。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逃避死亡的问题。护盾见鬼去吧！我会买一个同样好的，而且是新的。”（《阿尔基洛科斯诗》，第6节）约公元前680年，他的原籍岛帕罗斯岛的居民，刚刚成为色雷斯萨索斯岛的主人。

拜占庭的建立

虽然诸城邦都在西方进行殖民，但入侵普罗庞提斯（马尔马拉海）和本都——尤辛努斯（黑海）是由墨伽拉和米利都领导的。尽管这些城邦牢牢控制了海上贸易，但由于周围居民的敌意，它们通过狭窄的海峡进入该地区的农业用地肯定是缓慢而犹豫的。

来自米利都的定居者于公元前8世纪中叶建立了库济库斯(Cyzique)，后被辛梅里安人(Cimmérien)摧毁。墨伽拉人担心色雷斯人入侵，他们17年前在海峡对岸的新殖民地——拜占庭，即未来的君士坦丁堡——建立了迦克墩(Chalcédoine)。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回忆说，这激发了一位名叫迈加比佐斯(Mégabaze)的波斯将军狡黠的观察：据他所说，只有“瞎子”才会在建立迦克墩的同时忽视拜占庭所占据的宏伟地标。

毗邻本都——尤辛努斯尽头的地区被米利都殖民。希腊人首先在那里遇到了斯基泰人的阻挠（希罗多德在其《历史》第四卷中断言斯基泰人食用人肉），但他们还在俄罗斯南部的大河口发现了有利可图的粮食资源、皮革和奴隶。在这里，就像在地中海西部一样，定居者和土著居民注定会相处融洽。

正是这种与如此遥远的民族的接触，在殖民者之中激发了一种归属于希腊世界和母邦的情感，他们只是身体上离开了故土。据说，当未来的殖民地创始人离开母邦时，他们会带上一把泥土和圣炉的余烬，以纪念他们的出生地。

货币，希腊城邦力量的象征

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城邦是西方最早铸造货币的社会。这种以易于计数和操作的形式评估商品的绝妙方法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开始广泛传播。货币通常由青铜或银制成，制作数量通常多达数千份。

从城邦成为商业生活的枢纽的那一刻起，货币就获得了它所有的经济实力。在那之前，贸易都是通过物物交换进行的。据希罗多德所述，吕底亚在公元前7世纪末开始使用金银币（一种天然的金银合金）。其价值是根据重量确定的，货币上面刻有易于识别的图案，以动物为主。约公元前650年，埃伊纳岛采用了这一习俗，不久之后，地中海沿岸的城镇，如塞利农特，开始铸造自己的货币。起初，城邦发放一种用于公共投资的货币，例如，造船、僭主招募雇佣军，或建造神庙。直到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统治阶级才将其视为财富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