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喜见李林博士的新作《清代武科考试研究》即将出版。该书是由他的博士论文《“干城之选”─清代武举制度之设计、运作及其功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扩充修订而成。全书三卷、五百多页的内容，非常充实，令人回味无穷。我捧读再三，恍惚回到当年与他讨论有关课题的情景，如梦如真。早前他补充修订硕士论文而成《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一书时，我已预见他将成为科举研究专才。近年科举学渐成重要专学，成果丰硕，不过研究重点仍在文科举，武科研究成果较少，自有功用。武科成书数量远不及文科研究，有关领域留白尚多。其实，武科举的研究意义与文科举相比，自有独到特色。尤其因涉及十九世纪末中国遭逢巨变时不得不急起直追、扭转所谓“无兵文化”、与世界深度接轨的沧桑变迁。其中关涉华夏文化的重要转型，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仍待展开。
本书题名《清代武科考试研究》，其平实风格或许反映了作者益加谦和低调的性格。相比之下，前书《最后的天子门生─晚清进士馆及其进士群体研究》倒有比较引人注目的标题。本书内容详尽丰富，隽永多姿，足以起予。可能因为此前相关著作实在太少，当初捧读修订书稿时，最先瞩目的是其包罗中外资料的详尽参考文献，包括已刊和未刊文献档案，又分满文之部和中文之部；传统文献则有经、史、子、集诸部各属，尤其是较多发掘运用武科金榜、武进士及武举人试卷、武进士登科录、武举会试录、武举乡试录等珍贵档案史料；以及各类近代文集、笔记、报刊等文献。除了征引史料丰富，作者在博览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也多方参考有关论述，包括文科研究如Benjamin Elman等中外学者的代表著述，参互对观之后，再加判摄和发覆。作者所参考的原始资料和重要著述，目前在同类研究中应有其独步之处，本书的出版当能实质推进有关清代武科重要议题的认识。
再三研读此书内容，令我愈感武科研究的重要性。有关课题如能继续展开，当可深入探讨中国在近代转型中经历的沧桑巨变，以及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包括内部变迁与族群关系、外在冲击与转型挑战等。对于本书核心内容而言，有关问题似非中心论述，可待将来跟进。冀望作者未来展开文科、武科、翻译科的综合研究时，也同时开展有关本书的后续研究，包括千年巨变的原委、问题以及前景。
本书洋洋十章，内容宏富，分三部叙述：上卷“总论”共二章，总述历代武科选士；中卷“分论”共四章，分述清代各级武科；下卷“专论”共四章，各述清代武科主题。第一章“武科考试研究之旨趣、意涵及进路”，凸显武科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武科考试之前史及其源流”，述及历代武选源流，以及“轻武”传统的形成与影响。第三至第六章详述清代武科童试、乡试、会试、殿试的有关议题，指出八旗子弟不以武科为进身要途，而武贡士群体人数仅约文贡士三分一；武场考试内容日渐简化后，内场只须默写《武经》简短文句而已。作者指出，清代武科二百余年仪节相沿，其中礼制、恩荣等有利塑造身份认同，也便利统合控制。第七章“清代武进士群体之人数、结构及分布”，详考其群体人数与地域分布，兼顾分析“社会流动”和武科作为“成功阶梯”的关联议题，惟所举“武举家族”实证个案尚不太多，有待日后深研。第八章“清代武科出身者之授职、迁转及其影响”指出武科地位不断下滑，嘉庆朝以后更为严重，武科士子始终未成重要的建制力量，且因整体素质下降，在清季危局中贡献有限。与此同时，各类地方势力兴起，行伍、团练等出身者益加冲击武科士子的仕途及地位。此章其实已指出新的时代和局面的来临，或因有关课题非其中心内容，暂未详析。第九章“清代武科之弊情及武科之革废”先论其部分弊情，并述“庚子事变”之后，武科由革而废，军界要人出自行伍和新式学堂的巨变已然来临，影响深远。武备学堂、新军、游学的新式武人等应运登台，书中仅略述及此，或因此乃中国近代军事史范畴，逸出传统武科之外。
第十章为结语，总括并引申讨论清代武科考试的理想、现实及其功效，分为三节。第一节为“传统政治‘文武合一’之理想及其实践”，总结政局变化带来文武交困的局面，令文武全才更多成为难以追望的理想，少数武科士子甚至沦为地方“劣绅”，素质不佳乃成武科不受重视的原因。此外，清代武科考选的根本症结是内场多为高度儒化的“纸上谈兵”，而且考生文艺程度还不断下降，逐渐难符期待。清代中期武科内场废考“四书”，其后一并废除论策考试，以致最后只需默写简短《武经》，而仍有不能完卷者；其外场考试重视规制、典礼和仪式，不过主要属于个人演艺而非对抗竞技，其内容与形式均与实际战阵渐行渐远。
本章第二节“清代科举考选体制内之满汉互动”指出，获得武科功名者多为民籍汉人及八旗汉军，八旗满蒙人士不以武科为进身要途。终清一代，武略骑射的“满洲本习”被不断强调，以为“根本”，可见其保留“本习”的自觉和努力，也正反映八旗人士受汉文化和制度影响日深。清语渐不用，骑射亦衰落。到了最后，不仅普通旗人、宗室子弟，就连皇帝本人亦不通清语，其中巨变若此。此一过程涉及深层而复杂的族群关系和文化议题，具有较多深研空间，宜以更多非汉文资料补充有关解释。此非本书要点，如能在后续研究中加以深入，应当大有可为。此外，作者以互动视角阐释清代科举考选中满汉之间的“动态均势”，当是另一值得深研的专题。
在本章第三节“内外易势、政局变迁与武科功用”中，作者透过“文与武、满与汉、内与外”几组关系交织互动，探讨千年未有的变局中武科的地位与功用。无论在“台面论述”中，如何称述该制度拔擢“干城之才、腹心之寄”，现实形势仍然越益严峻，以致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武科的上谕中，将其彻底判为“无所用”。而且，由于清季武科士子素质整体不佳，少数甚至武断乡曲，胡作非为，以致其群体形象趋于负面。不过，作者在最后一节“重思‘无用’与有用”中，对此进一步展开辨析，除了提示文人主导的记录书写对于武人的可能贬抑，还指出若说武科“无用”，乃谓其作为旨在考选武官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发挥应有效用，进而对清代军事力量产生建制性贡献，而非判其毫无作用；由于科举的意涵并不止于考试本身，武科对于清代政教系统而言，仍有平衡文武、调剂满汉的功用，朝廷既可以此驱策双方、维持均衡，又可以之宣示恩典权威，笼络地方，统合社会，自有其特殊的功用。
作者在终篇之际指出，今日研究武科，不仅体现武科士子“主体性”的材料不多，“更有一层‘时代意见’之左右”。的确，“主体的追寻”谈何容易！尽管如此，作者在后记中，仍然提出“三部曲”的研究想望：计划在本书出版之后，尝试续作《清代武进士题名辑考》及《清代武进士群体研究》（与此书合成“小三部”）；并循此更进一层，将清代文科、武科、翻译科作综合研究（三系研究合成“大三部”）。愿本书开启作者的研撰宏图。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叶汉明
2022年初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