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和时代
共和早期的历史贯穿着两条线索。其一，罗马与近邻争斗不断。李维的前5卷中充满了罗马与邻近的埃特鲁里亚人、伏尔西人（Volsci）以及埃魁人（Aequi）战战停停的故事。这些争斗很难说是大规模的战争，而是多属于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二，与外部战争相互交织的是罗马内部的“平贵斗争”，亦称“等级冲突”。罗马人公民依身份分为贵族（patrici/patricii，英文patricians）和平民（plebs，英文plebeians），前者是世袭的特权阶层，在政治、宗教及经济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至于平民的来源，是罗马史研究中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平民是否都来自罗马原有的氏族之外。由于史料的欠缺和相互矛盾，这个问题迄今仍不能说有定论。但学者大多接受平民起源的综合理论，即认为平民既包括外来移民、被征服的拉丁人，也包括旧部落中的下层民众等。[23]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因饥荒、债务纠纷的升级而激化，但是平民争取权利的运动并不以暴力斗争为主要手段，而是采取离城的方式迫使贵族妥协。从公元前494年至前287年，平民进行了多次撤离运动，由于平民是人力、兵力的主要来源，这种抗争手段得以奏效。平贵斗争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平民保民官（tribuni plebis）的设置。保民官由平民大会（concilium plebis）产生，人身神圣不可侵犯，并拥有否决权。平贵斗争还直接导致了罗马第一部“成文法”《十二表法》的诞生（前451—前449）。此外，前367年有立法规定每年两名最高行政长官，即执政官（单数consul，复数consules），其中一名必须为平民，这也就保障了平民和贵族共享权力。前287年的霍藤西乌斯法（lex Hortensia）又规定平民大会所通过的平民决议（plebiscita）对所有罗马人都具有法律效力。在平贵斗争中，上层平民得益最多，与传统的贵族家庭逐渐融合，形成显贵（nobiles）阶层，左右罗马的政治格局。显贵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形成无数张关系网。在这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非显贵家族出身的“新人”（单数novus homo，复数novi homines）要想在罗马的统治阶层中争得一席地位困难重重，需借显贵家族的庇护以求晋升。罗马政治矛盾的主线不再是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冲突，而逐渐演变成显贵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斗争。而无论共和时代的政治生活如何演变，其神经中枢一直是罗马元老院。元老院由卸任长官组成，原则上并非立法机构，也并非选举机构。共和时代的重要官员，包括执政官、大法官、财务官及监察官等，都由百人队选举产生（见表1-1）。[24]元老院本质上是罗马官员的顾问团，最初可能由100名左右元老组成。
表1-1共和时代重要官员情况表
与罗马内部政治演变相伴的是外部的军事胜利。战争是罗马共和时代的常态，从共和初年一直到末年，长达数百年，罗马几乎年年都在征战。在前1世纪之前，罗马的军队和许多希腊城邦的军队一样，是公民军，只有具有自由身份、符合财产资格的成年男性才能服役，奴隶是不能在军队中服役的。最贫穷的男性公民也不能够被征入伍，因为罗马早期共和的军队一开始是没有军饷的，直到前4世纪（也就是距离共和初年大约200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些补偿。不但如此，武器、盔甲、马匹等装备也得自备。富裕的阶层提供骑兵和重装步兵，其余的构成轻装步兵。共和时代的军队不是常备军，罗马的士兵不是职业军人，有战事的时候征兵，战争结束军队解散，士兵回归他们各自的身份：平时，他们可能是农民、牧人、手工业者等。罗马共和早期的军队规模如何，答案并不清晰，但当时罗马仍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战争规模其实非常有限。到前4世纪中期的时候，征兵的规模可能达到上万人，前4世纪晚期的时候，军队的规模扩展到四个军团，也就是2万人左右。在常规情况下，军队的统帅是执政官，每年两位，他们不但是最高行政长官，而且还拥有领兵权。仅次于执政官的“大法官”也有领兵的权力。无论是执政官还是大法官，他们所率领的公民军，都是为罗马而战的，而并非为了某一位君主或者某一位将领。也正因为如此，与战争相关的英雄行为被认为是爱国的表征。罗马共和早期的历史，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政治改革史，但同时，也是罗马英雄故事集成。
罗马起初和周围的邻邦小规模地交战，之后扩展到在亚平宁半岛各个区域作战，直到在整个地中海和大部分欧洲大陆作战，规模渐次升级。前396年，罗马攻陷埃特鲁里亚的重镇维爱城（Veii，在罗马以北约15公里）。前340—前338年，罗马战胜拉丁同盟。前338年，罗马兼并沃尔西人的重镇安提乌姆（Antium），并在此建立第一个海边殖民地。至此，邻邦都处于罗马控制之下。罗马在亚平宁半岛的影响日益增强。从前4世纪至前3世纪初，罗马经过至少三次萨莫奈战争（前343—前341年、前326—前304年、前298—前290年），最终决定性地击败了说奥斯坎语（Oscan）的萨莫奈人。到前290年的时候，罗马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了亚平宁半岛的北部和中部，开始对南部的希腊人形成威胁。我们经常把希腊、罗马这两个词连在一起。但古罗马人和希腊人大规模的接触，其实发生萨莫奈战争之后。
罗马和萨莫奈人断断续续作战的那半个世纪，如果我们放眼亚平宁半岛之外，在广阔的地中海世界，那里正在发生更为激烈、范围更广的战争。地中海的政治和文化格局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我们通常称为“希腊化时代”，是一个希腊语言和文化比以前更加广泛扩散的时代，在广大的地域内，从地中海世界到遥远的巴克特里亚（Bactria，今阿富汗），文化互动的程度更为深广。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是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军事征服的后续，直到前31年埃及被罗马征服为止。[25]也就是说，罗马和希腊世界大规模接触的时候，希腊世界的政治格局早已不是雅典、斯巴达称霸的城邦时代，而是马其顿王国、叙利亚王国、托勒密埃及形成鼎足之势的时代，涌现了一批闻名古代世界的大都市，比如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叙利亚的安条克等。希腊的军队也不再是公民兵，而是包括雇佣兵在内的职业军队。希腊化世界政治、军事、外交格局复杂多变，这也让一些规模较小的独立王国，包括帕加马王国（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伊庇鲁斯王国（亚历山大的母亲就来自伊庇鲁斯的王室）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其中伊庇鲁斯王国是距离亚平宁半岛最近的希腊化王国（位于今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西岸），只隔着狭窄的海域，它也会是第一个和罗马交战的希腊化王国。这是个相对贫穷的王国，山地居多，但它当时的国王皮洛士（Pyrrhus或者Pyrrhos，前319—前272）和亚历山大存在着亲戚关系，并且娶了埃及国王托勒密一世的继女，自身野心勃勃。前281年，南部意大利希腊城市塔伦图姆（Tarentum，亦译成他林敦，其希腊名为Taras，今塔兰托Taranto）向伊庇鲁斯求援，请求他们帮助击退罗马人。这一请求正符合皮洛士的帝国野心，他计划把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人纳入其势力范围，并借此来争夺对马其顿王国的控制权。
公元前281—前275年，罗马第一次与希腊化君主发生正面冲突，这也是罗马正式挺进希腊化世界的开端。在罗马与皮洛士的交锋过程中，皮洛士最初曾以骑兵及“象军”等获得胜利，但阿斯库路姆（Asculum）一役的胜利常被后世称为“皮洛士式的胜利”，意为代价惨重的胜利。前278年，应西西里的希腊城邦之请，皮洛士的活动重心转移到西西里。两年后，皮洛士失意于西西里，重返意大利半岛南部再次与罗马人对阵。战败之后，皮洛士被迫退出意大利而返回伊庇鲁斯。而罗马人则控制了意大利南部，成为亚平宁半岛的霸主。
罗马在亚平宁的统治没有采取直接吞并被征服的城市或地区的方式，而是通过内容各异的盟约（foedus）、程度各异的殖民等方式构筑一个错综而灵活的“无形帝国”。就盟约而言，有平等盟约和不平等盟约之分。和罗马订有盟约的城市，其公民不自动享有在罗马担任官职的权利，没有投票权，不享有通婚权、通商权，也没有申诉权（provocatio）。另有一些城市拥有拉丁权以及移居罗马的权利，拥有拉丁权的公民移居罗马之后就可以全权享有罗马公民权。就殖民而言，罗马人在新征服地区建立了一些全新的殖民地（coloniae），完全由罗马公民组成。但也有城市通过接受一些罗马殖民者的方式“升格”为罗马殖民地。用后来西塞罗的话说，这些殖民地是“帝国的堡垒”（propugnacula imperii）。在内政方面，这些等级不同的城市实行“自治”，其行政长官不由罗马任命；罗马从被征服城市和地区划割“公地”（Ager publicus），但并没有选择利用贡赋制度控制这些城市的资源。但在外交方面，原则上这些城市需要遵循罗马的外交方向，并提供军事力量和物力支援。这是一种很高明的控制手法，一方面减少管理成本，另一方面让这些城市不能齐心协力联合起来和罗马对抗。罗马军团（legio，复数legiones）由公民组成，非公民则以盟军（socii）身份为罗马而战。这种分而治之的策略并非毫无隐患，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罗马得以从亚平宁半岛的霸主跃升为地中海世界的权力中心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罗马军队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地中海世界各大小国家和实体之间矛盾重重的关系等诸多因素，都是罗马能够成功扩张的原因。
在征服南部“大希腊”之后，罗马的势力与迦太基（拉丁文Carthago，英文Carthage）的势力范围之间只剩下一海峡之隔。强盛的迦太基原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以航海与商业贸易见长，盘踞北非，其影响及殖民点延展至西班牙、科西嘉、撒丁尼亚及西西里岛。迦太基人在西西里的殖民地主要集中在西部，与岛上的希腊殖民地矛盾重重。西西里岛上影响较大的希腊殖民地为叙拉古王国（Regnum Syracusanorum，英文作Syracuse）。公元前3世纪60年代，叙拉古王国进攻占据着麦萨拿（Messana，Mεσσήνη，今麦西拿Messina）的意大利雇佣军，即以抢掠为生的马麦丁人（Mamertines，意为“战神之子”）。马麦丁人起先求助于迦太基人，后转向罗马人求救。而叙拉古则先与迦太基人联盟，后又转向罗马一方。前264—前241年，第一次布匿战争（Punic War，也就是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因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Poeni而得名）爆发。[26]为了应对擅长海战的迦太基，毫无海战经验的罗马人迅速发展了一套适用于罗马士兵的海上作战方式，并创建了罗马第一支海军。这场延续了20多年的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十分艰难，罗马的海军虽然在初期获得了一些胜利，但后来至少经历过两次海难。建造战船十分昂贵，到第一次布匿战争后期，罗马国库空虚，但据李维称，不少富人都带头捐资，重建舰队。前241年，罗马的新舰队登场，在西西里岛的西岸拦截了迦太基运送物资的船只，这是迦太基人不曾预料到的。那个时候，迦太基在西西里岛的据点只剩下了西岸的两个城市。其他地方大部分在罗马人的控制之下，还有一部分是罗马人的盟友叙拉古的地盘。这场海战，罗马人击溃了迦太基。迦太基的决策机构，也就是它的长老院，决定还是优先保全北非本土，最终不得不接受罗马人苛刻的和约。罗马人要求迦太基人撤出西西里，并且撤出西西里和意大利之间的所有岛屿，遣返所有战俘；10年内赔偿2200塔兰特（大约是56吨）银子，这是非常巨大的数额，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打了20几年仗的国家来说。几年后，当迦太基人出兵去撒丁尼亚镇压雇佣军反叛的时候，罗马认为这属于开战，以此为借口又把撒丁尼亚和科西嘉据为己有，并且另外追加了1200塔兰特银的战争赔款。
第一次布匿战争不仅在罗马的发展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它给罗马带来了许多第一次：正是在这场战争中，罗马第一次创建了海军，从此走向海上霸主的道路；这也是罗马第一次在亚平宁半岛之外作战，为他们今后的海外作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之后，罗马经过一系列海外战争走上了通往大帝国的道路，最终完全改变地中海世界的政治地理；作为这场战争的后果，罗马获得了第一个海外行省，也就是富庶的西西里，在那里他们沿用了以前的税收制度，收取十一税（也就是十分之一的税收），那里将成为罗马的粮仓，扩大了罗马的资源。罗马也要开始学习管理亚平宁半岛之外的领土，究竟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管理这些行省，是保留原有结构还是来个翻天覆地的变革，这都是罗马人今后要经常面对的问题。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之后，一方面罗马拿着迦太基的战争赔款在回血；另一方面，迦太基新的一代在仇恨中长大，其中就包括出身迦太基军事世家的汉尼拔（Hannibal）。前218—前202年，罗马又经历第二次布匿战争，也称汉尼拔战争。汉尼拔以西班牙为基地，率领军队从陆路远征，翻越阿尔卑斯山向亚平宁半岛挺进。在战争的最初数年间，汉尼拔的军事天才使得罗马军队屡受重创，前216年的卡奈（Cannae，位于意大利东南部）战役更是罗马人有史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一次惨败。4世纪的作家阿米安（Ammianus Marcellinus）仍征引卡奈战役为罗马史上最惨痛的失败经历。罗马的战术、人力资源、征兵体制、战略决策、罗马与同盟间的关系等方方面面都经受了极大考验。其间，曾有盟友叛离。罗马人最终破格选出年轻的西庇阿（亦译斯奇皮奥，全名为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为统帅，采取直捣迦太基老巢的方法，迫使汉尼拔退出意大利返回北非。前202年，西庇阿在北非的扎玛（Zama）会战中击败汉尼拔，结束了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的胜利果实之一是获得了新的海外领土——西班牙。西庇阿本人则赢得阿非利加征服者（Africanus）的称号。其养孙小西庇阿因率领罗马军队结束第三次布匿战争（前149—前146）、夷平迦太基而同样获得这一称号。
这三次布匿战争与四次马其顿战争（前214—前205，前200—前197，前171—前168，前149—前148）以及三次叙利亚战争（前192—前188）相交织。在毁灭迦太基的同时，罗马也陆续征服了希腊化世界的主要王国。前146年这一年间，罗马摧毁了地中海世界的两大名城——迦太基和科林斯（Corinthos，英文Corinth）。罗马在地中海世界稳步建立了霸主地位。与军事征服俱来的是涌入罗马的巨大财富。罗马从被征服地区掠夺了无以计数的金银财宝及艺术品，罗马城的面目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暴富的元老阶层竞相修建庙宇、纪念碑等建筑；奢华的私宅成为时尚，在风格上仿效希腊建筑。希腊文化的影响远不限于建筑方面，而体现在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来自大希腊名城塔伦图姆的希腊人李维乌斯·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创作了最早的拉丁语戏剧。其他较早的罗马剧作家如格奈乌斯·奈维乌斯（Gnaeus Naevius，卒于前201年）、普劳图斯（Plautus，前254—前184）以及泰伦斯（Terentius，英文为Terence，前195—前159）皆以翻译和改编希腊戏剧为主。其中普劳图斯和泰伦斯是前2世纪最有影响的剧作家，大量引进和改编希腊新喜剧。[27]归入普劳图斯名下的有130多出喜剧，但只有21部流传下来。希腊文学、哲学、修辞学、历史日渐成为罗马上层人士所受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富有的罗马家庭让有文化的希腊奴隶当家教，贵族青年去雅典、罗德斯岛和小亚细亚等希腊文化和教育的重地游学渐成常规。“被俘的希腊俘虏了粗野的征服者，给鄙陋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 et artes intulit agresti Latio）。”[28]拉丁诗人贺拉斯的这句名言常被引来概括罗马与希腊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这里，罗马是粗鄙的同义词，而希腊则是文化艺术的化身。然而，罗马上流社会对希腊文化和希腊人反应复杂，态度不无矛盾。一方面，有一部分罗马权贵与希腊人过从甚密，并热衷于学习希腊语和希腊文化、收藏和模仿希腊艺术品。比如，希腊人波利比乌斯是显贵的西庇阿家族的座上客。又如，普鲁塔克在《卢卡鲁斯传》第42章中提到卢卡鲁斯有大量藏书，对希腊人开放，他本人经常和希腊学者在柱廊间散步讨论问题，并对希腊人十分好客。用普鲁塔克的话来说：“他的府邸成了所有到罗马来的希腊人的寓所和议事厅。”另一方面罗马人又觉得对希腊文化的热情是一种污染，会导致社会的腐败和堕落。老加图便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他倡导所谓“祖制”（mos maiorum），即罗马传统的节俭、虔敬、尚武等品质。老加图曾用拉丁文撰写《罗马起源记》（Origines），竭力推进拉丁文化，并曾驱逐到罗马的有名的希腊哲学家。罗马人在作为征服者的优越情结中掺杂的文化自卑感，对希腊文化的双重态度和矛盾心理，生动地反映在西塞罗的《反维勒斯演说》中。维勒斯的罪状之一就是贪婪搜刮西西里的希腊艺术品。西塞罗本人其实也是希腊艺术的爱好者，却在抨击辞中把自己描画成不谙希腊艺术名匠、不热衷此道的“正经人”。无论罗马人对希腊文化以及希腊人的态度有多少分歧，罗马文化的很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希腊化痕迹。共和中晚期，罗马社会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价值观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希腊文化的渗透与野心勃勃的政治人物表述个人野心的要求息息相关。希腊成熟的艺术和建筑形式、修辞演说术、铭文文化等为罗马政军强人的自我宣传提供了新的而且更有力的表述方式。[29]
值得一提的是各种娱乐活动的政治功能也逐渐为日益富裕的罗马上层所开发。早期的戏剧演出大多出现在官方庆典（ludi scaenici, Ludi Romani, Ludi Plebeii）、宗教仪式、神庙的奠基礼以及私人葬礼上。罗马早期的剧院和圆形剧场都不是永久性的建筑，而是木结构的临时性建筑，每次节庆后就拆除。[30]前154年，当年的监察官试图在帕拉丁山附近建永久剧场，但遭到以执政官西庇阿·纳西卡（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为首的元老院的反对而未果。[31]保守派之所以反对建永久性的娱乐场所，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早期的戏剧多改编自希腊版本，罗马人担心遭希腊文化的“腐蚀”；其二，前2世纪时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和贫富分化日益明显，保守派害怕有野心的政治家和将领利用大规模的娱乐场合、通过举办娱乐活动笼络人心、捞取政治资本。罗马的第一个石结构的永久性剧院直到前55年才出现，坐落在战神广场（Campus Martius，或译马尔斯校场），为庞培（Gnaeus Pompeius Magnus，英文Pompey）所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这座剧院名义上附属于维纳斯神庙的“台阶”，借此才得以名正言顺、绕过反对之声。前2世纪始，角斗表演日渐流行。罗马文献把角斗表演的起源追溯到前264年马尔库斯·优尼乌斯·布鲁图斯·佩拉（Marcus Iunius Brutus Pera）的子嗣为他举办的葬礼仪式。[32]早期的角斗或斗兽表演以及公开处决通常在广场（forum）举行。直到前1世纪后期，斯特拉波还目击了西西里大盗，号称“埃特纳（西西里火山）之子”的塞路如斯（Selurus）在广场被野兽撕成碎片。[33]但毫无疑问，角斗表演逐渐成为受欢迎的娱乐形式，成为权贵争夺权力、笼络人心的手段之一，举办者在角斗的规模上逐渐开始攀比。
持续的军事行动和扩张对罗马原有的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内政外交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共和早期和中期的罗马军队由符合财产资格的公民组成，没有常备军，这些公民在战时是士兵，在非战时就是普通的公民。但自前3世纪，特别是第二次布匿战争以降，罗马对外战争的规模对军队的规模和稳定性有了新的要求，军队的结构和政治角色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罗马军队是由执政官或大法官来统帅的。这些长官按律都是一年一任，但由于罗马军队远离罗马作战，当选的长官需要费时费力赶赴驻地与军队会合，这在军事指挥的衔接上就造成了问题。此外，由于军队规模的扩大，现有的执政官和大法官人数不足以统帅所有的军队，罗马不得不采用延长任期的权宜之计或增加大法官人数的办法来对付这些压力。在军团的兵源方面，以往的观点一般认为，富人强占未分配的公地，大量使用奴隶劳动，自由民受到排挤；而无地公民的增加使得罗马面临严峻的兵源问题。近年来，罗马史学家对这种分析有所反思，指出造成土地紧张的也有其他因素，包括在某一时期（自由民）人口的快速增长。而兵源问题的根源也可能是多样的，其中一个因素可能是罗马公民不愿意服兵役。无论缘由如何，前2世纪以来，公地（再）分配问题成了烫手的山芋。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则是意大利人的公民权问题。在罗马对外征服的过程中，意大利盟友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但因为没有公民权，被排斥在罗马政治军事决策之外，而且无法充分享受免贡税（tributum）、分配战利品、分配公有地、人身保护等属于罗马公民的利益和特权。在民事上，也无法享受与罗马公民缔结婚姻的权利、通商权以及签订合约的法律权利。一些民事上的权益，可以通过拥有拉丁权获取，拉丁权是仅次于罗马公民权的一种法律地位。但成为罗马公民，还有一些能够预见到的实惠，比如说项目承包。罗马的公共工程、军队的供给、行省的税收等，采用的是一种承包制度，由罗马国家对这些项目进行拍卖，由承包人来竞争项目，这些承包人通常不是个人，而是承包合伙人，罗马时代没有公司这种概念或者形式，也没有法人概念，但是有合伙人制度，即几个人或者一群人共同投资，共同承担风险，通过差价赚利润。但是这些承包项目只对罗马公民开放，能够从事这些大工程、大项目的，是属于骑士等级的罗马人。在前3世纪以后这个名称和骑兵已经关系不大了，他们的地位在元老阶层之下，需要符合一定的财产资格，大约是5万银币。他们和元老阶层有区别，但是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元老阶层是大地主阶层，控制罗马政治。罗马的长官和元老席位，都是没有薪资的，所以财力不雄厚的家族很难支持政治生涯。为了防止元老院的腐败，罗马国家设置了一些限制，特别是限制元老阶层所能从事的经济活动：理论上他们不能够直接从事和金融相关的业务，不能够参与工程投标，未经批准不得拥有大商船，等等。这些是为了防止元老院的腐败而设置的限制。骑士阶层则不受这些限制，他们是商业贵族，染指矿山、远洋运输、商业、税收等。但是骑士阶层和元老阶层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团体，骑士的后代也有可能当选为罗马长官，开始政治生涯，进入元老阶层。所以他们有矛盾，但是也寻求相互支持。更何况元老阶层虽然在经商方面受到限制，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去曲线获利，比如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释奴（所谓释奴，就是被解放了的奴隶）做代理来间接参与商业活动，他们有的时候还直接参股，甚至放高利贷。意大利那些没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尤其是比较富裕的阶层，如果获得公民权，那也意味着获得更多的保护和权益，即使他们进不了元老阶层，但也有可能进入骑士阶层，分享罗马霸权带来的经济利益。[34]
然而，随着罗马在地中海权势的增强，罗马人与意大利人之间的地位差距和矛盾也日益彰显。意大利盟友中即使上层人士也不被罗马贵族所尊重。史料中有不少关于罗马官员粗暴对待地方长官的例子。据载，一位罗马执政官在意大利南部的泰阿农·西狄奇努姆（Teanum Sidicinum）时，命当地将男用公共浴室清场供其妻使用。该执政官认为地方上动作迟缓，行事不力，居然将当地的一位官员扒了衣服绑在柱子上当众棒打。[35]而介于盟友与罗马公民之间的是拥有拉丁权的意大利人，他们需要对罗马担负财政和军事上的义务，但是必须要身在罗马才能享受投票权。无论是拉丁人还是盟友都希望争取罗马公民权。用阿庇安的话来说，只一步之遥他们就能从“臣民”变成“统治者”。而对一些意大利人来说，其不满还有更深的原因。比如，萨莫奈人的文化有异于拉丁文化；在语言上，萨莫奈人使用的是有别于拉丁语的奥斯坎语。然而，罗马人从贵族到平民都不愿意加大开放公民权的力度。前2世纪以降，在亚平宁半岛范围内围绕公民权的争端愈演愈烈。除此之外，罗马与行省的关系对帝国也是一大考验。罗马的海外行省需要派遣总督进行监管。这些总督的人选从卸任的执政官或大法官中产生，拥有与执政官或大法官相同的权力，但远离元老院和其他同僚的监控，在行省拥有很大的决策自主权。行省易成为卸任官员的盘剥对象，非但如此，骑士等级也视行省为敛财对象。骑士等级的包税人（societates publicanorum；publicani）承包行省的赋税。这些包税人也常常身兼高利贷放债人及商人的身份，在行省的财务、商业领域广为渗透。罗马人在行省的盘剥引起元老院的警觉，后者于前149年设立了专门审查敲诈勒索案的法庭（quaestio de repetundis）。
对于罗马传统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罗马统治阶层内部的反应和解决方案有所分歧，贵族间的权力竞争有所加剧，派别之争日趋明显。在共和时代中晚期的政治术语中，政治派系中有贵族派（optimates）和平民派（populares）之分。这两派的区别并不在于前者代表贵族利益，后者代表平民利益。两派的核心人物都出身显贵，加入哪一派经常为个人野心所驱使，而且更换派别的现象并不鲜见，甚至这两派的主张也常常十分接近。但两派推行自己主张的方式有所不同，贵族派通常以元老院为基地，而平民派则多通过保民官、百人队大会、平民会议等调动和利用民众的力量。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前2世纪下半叶的格拉古兄弟改革。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和盖尤斯·格拉古（Gaius Sempronius Gracchus）兄弟是罗马史上平民派的著名先驱。但兄弟俩出身显贵家族，其父曾两任执政官，其母则是声名赫赫的老西庇阿之女。小西庇阿是兄弟俩的姐丈，而提比略·格拉古的妻子出身罗马有名的克劳狄家族，其岳丈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Appius Claudius Pulcher）不但曾任执政官，还是首席元老，在元老院中地位显赫。格拉古兄弟坐拥盘根错节的强大关系网，并受过良好的教育，辩才超群，如果按照罗马贵族青年的正常晋升之途发展，前途可谓一片光明。但格拉古兄弟选择了以保民官身份推进公地再分配的从政路线，称得上是开发保民官权力潜力的先驱。帝国时期的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用希腊语为兄弟二人都作了传，把他们和在斯巴达推行土地改革的埃吉斯（Aegis）及克雷奥美内斯（Cleomenes）相并列。格拉古兄弟可算青史留名，但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2年间（前133—前121）相继殒命，提比略遭残杀，盖尤斯则被迫让自己的奴隶杀死自己。
格拉古兄弟的核心改革计划有两项：以500犹格（大约1500亩）为上限限制个人拥有公地的面积，子嗣每人可以占有250犹格的公地，但这只适用于两个儿子；多出来的公地分给无地公民，测量土地及重新分配的任务由一个三人委员会负责。其实这些计划并非新鲜事物，对公地兼并中的既得利益者来说，自然有冲击，但总的来说，对大地主阶层并没有致命性的打击。[36]而且这个土地政策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只限于“公地”，也就是说只涉及国家在法理上能控制的土地，而不是用公权力从根本上来重新分配土地。早前小西庇阿就曾提议把无地公民安置在公地之上。且不论小西庇阿出于何种动机，他的政治对手们担心一旦这一提议获得通过，那些获得土地的公民必对小西庇阿心存感激，从而进一步提升他的政治声望和人气。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等都站在反对的一方。有意思的是，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普尔凯尔正是格拉古兄弟改革方案的核心支持者。可以说，克劳狄乌斯的立场是因人而异而非因提案内容而异。小西庇阿和他的同党也是如此，从而站到了格拉古兄弟的对立面。至于格拉古兄弟改革的动机，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他们出于对贫民真挚的同情，有人认为他们完全志在声名和光耀门庭，还有人认为他们受了希腊思想的直接影响。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卷入罗马显贵内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前133年，提比略·格拉古任保民官，所采取的策略是绕过元老院直接将议案提交平民会议。尽管提比略的公地改革提议得到平民的响应，但他的保民官同僚并非完全站在支持他的立场上。一个名叫马尔库斯·奥克塔维乌斯（Marcus Octavius）的保民官一再行使否决权。据普鲁塔克称，此人并非反对提比略有关公地分配的提议，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迎合与提比略作对的那一派豪强显贵。提比略力争保民官应当代表人民的利益，违反了人民利益的保民官没有资格再继续担任保民官。在提比略的动议之下，部落大会投票罢黜了奥克塔维乌斯，并且通过了土地法。提比略的这种行事方式，尤其是动用民众的力量来支持自己，正是元老院对提比略的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提比略代表的，是一种架空元老院、绕过元老院来做事的方式。于是谣言开始传播，声称帕加马的使者向提比略奉献了王冠和紫袍。污蔑某人有当“国王”的野心是一种最具毁灭性的抹黑。在提比略谋求连任保民官之际，元老院中的反对势力无视法律，在大祭司西庇阿·那西卡（Publius Cornelius Scipio Nasica，也是格拉古兄弟的表兄）的带领下，用棍棒、凳腿追打提比略及其支持者。在一片混乱中，提比略被活活打死。据普鲁塔克称，一同丧生的支持者有300人之多。这场大规模的械斗预演了共和中晚期法度失调、暴力肆虐的历史情景。正如阿庇安在他的《内战史》引言中所说：提比略是第一个在内乱中死去的人。
提比略死的那一年，他的弟弟盖尤斯21岁。他延续了兄长的路线，10年后他也当选为保民官，并且争取到了连任。盖尤斯继续实行公地分配，并且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包括向罗马公民提供粮食配额补贴，把罗马公民权广泛授予意大利人，设立让骑士等级来负责审理关于盘剥勒索的案件的法庭（骑士等级是低于元老等级的一个阶层，具体他们是怎么回事，我们回头还会详谈），等等。这每一条要么是在直接挑战元老院的权力，要么是在让自己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从而构成对元老院的威胁。如果说提比略被杀只是私刑，并没有官方正式授权，盖尤斯被杀则是一个升级版，因为是元老院正式授权的。公元前121年，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所谓的“元老院终极敕令”（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授权执政官为确保国家不受侵害而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杀害罗马公民。
格拉古兄弟来自罗马的上层，父母亲戚都是显赫之辈。假如说他们没有选择改革路线，他们有可能也是一路高升，仕途明朗，但是他们选择了冲突和对立。他们的改革方案，有不少是前瞻性的，比如说兵源问题，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问题，城市中的贫民问题，如何协调元老等级和骑士等级之间的关系、罗马和行省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今后还会反复出现。罗马终究需要拿出解决方案。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也意味着罗马的转型，并且和内战交织在一起。罗马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内战发生在马略和苏拉之间。
“新人”马略（Gaius Marius，前157—前86）来自罗马附近的阿尔皮努姆（Arpinum），出身骑士等级家庭，在朱古达战争（前112-前105）中崭露头角，并在对日耳曼部落辛布里人（Cimbri）和条顿人（Teutones）（前104—前101）等重要军事行动中表现卓著。所谓朱古达战争，是罗马与努米底亚之间的战争。[37]公元前118年，努米底亚国王米奇普萨（Micipsa）死前把王国留给他的两个儿子希埃姆普萨尔（Hiempsal）和阿德海尔巴尔（Adherbal）以及其侄子兼养子朱古达（Iugurtha）。未几，野心勃勃的朱古达谋杀了希埃姆普萨尔，驱逐了阿德海尔巴尔。后者逃往罗马寻求帮助。元老院决定派代表团去解决努米底亚王国的分治问题，把王国东部划给阿德海尔巴尔，较小的西部划给朱古达。前112年，心存不满的朱古达攻打阿德海尔巴尔，围攻都城锡尔塔（Cirta）。阿德海尔巴尔战败被杀，一同被处死的还有一批住在城里的意大利商人。元老院随即宣战，三任执政官被派往北非，但都未能速战速决或彻底解决问题。这期间，朱古达的运作（包括贿赂收买罗马官员、将领）是罗马人迟迟没能控制朱古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前107年，马略替代当时的统帅麦泰鲁斯（Metellus）获得战争的指挥权。由于兵源短缺，马略推行新的征兵方式，废除了对财产资格的要求。在马略的军队中出现了大量无产士兵（proletarii）。共和晚期，罗马军队逐渐从公民军向职业军队转化，士兵服役的年限增长，军队与将领的黏性增强。士兵期望从将领处得到土地等报偿，士兵退役以后的安置，也得仰仗将领，所以他们效忠的对象很容易从国家转移到将领个人身上。即使退役后得到安置的士兵也仍效忠于原来的长官，成为政治斗争中重要的工具。而马略时代的军事改革对这一系列变化起到了推动剂的作用。前105年，在遭到其岳父、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国王波库斯（Bocchus）背弃之后，朱古达战败被俘，在点缀了马略在罗马的凯旋式之后不久死于牢禁。罗马将努米底亚王国分给波库斯以及朱古达的同父异母弟高达（Gauda）。北非的努米底亚王国和马里塔尼亚王国都在罗马势力的笼罩之下，逐一行省化。到克劳狄统治时北非从行政上来说完全成为罗马行省。而对于年近半百的马略来说，朱古达战争的胜利只是其显赫仕途的催化剂，此后其政治生涯的发展是他本人和罗马元老院所始料未及的。
前113—前101年，日耳曼部落辛布里人和条顿人迁徙到亚平宁半岛的东北部，并向西移，罗马派遣的数任执政官皆大败，损失惨重。前105年的阿劳西奥（Arausio，今法国奥朗日[Orange]）一役，史料称罗马人损失了8万士兵。在这种情形下，罗马做出了应急反应，越制再次选举马略为下一年的执政官。马略当时不在罗马，按律（公元前180年通过的维利乌斯任职年龄法[lex Villia annalis]等）不得缺席选举，而且两任执政官之间应该至少有10年间隔。但是这些定制都被一一打破。自前104年至前100年间，马略连续5次担任执政官，风头一时无两。但更重要的是，这并不仅仅是马略个人的胜利，而且预示着罗马政治结构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变革过程中有几个紧密相连的因素：老兵的土地分配问题，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权问题，有野心的将领个人权力合法性问题。这个复杂而困难的变革是通过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和血腥内战来完成的。罗马政治生活中暴力的升级出现于马略政治生涯的后期并不是偶然现象，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里，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马略（Marius）对苏拉（Sulla）、庞培对恺撒、安东尼对屋大维的三大内战则是暴力制度化的终极表现，而罗马共和时代的终结则是这些内战的直接后果。
这一变化过程中另一个突出的征兆就是极端保民官的出现。马略的军队彻底击败了辛布里人和条顿人之后，保民官鲁奇乌斯·萨图尔尼努斯（Lucius Saturninus）提出新的土地法案。法案的核心是给马略的老兵分配土地，并在北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对于这些建议，元老们是非常反对的，罗马城的城市平民也十分不满，因为他们不希望意大利人通过这种途径成为罗马人。投票的当天，罗马城内发生骚乱，涌入城里来支持投票的意大利人和罗马的城市平民发生暴力冲突。法案以武力威胁的方式得以通过，并且萨图尔尼努斯要求元老们发誓遵守公民大会的决议。马略的老对头梅泰鲁斯拒绝发誓，被逐出罗马，这也是马略去除政敌的一个方法，这位梅泰鲁斯当年曾经阻挠马略参选执政官。同年，萨图尔尼努斯的盟友盖尤斯·格劳奇亚（Gaius Glaucia）在竞选执政官的角逐中落后于同为候选人的麦米乌斯（Memmius）。他们竟然谋杀了麦米乌斯，或者如阿庇安《内战史》1.32所说，他们在选举现场把他活活打死。元老院于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判萨图尔尼努斯和格劳奇亚为公敌，并且颁布了“元老院终极敕令”，授命执政官马略重建秩序。作为执政官的马略选择了站在元老院一边，组军围攻在卡皮托林山上托庇的萨图尔尼努斯和他的追随者。他们因为被切断水源不得不向马略投降，但是摇摆的马略又想挽救他们，于是把他们关在元老院议事厅。而城市平民认为他在为萨图尔尼努斯等人争取时间，骚乱又起，城市平民扒开了屋顶，向厅内扔石块，砸死了里面的人。所谓的制度、传统的法律再次遭到了极大的震荡和冲击。而在这场风波之中，马略没能讨好任何一方，元老院不满意，罗马城里的普通平民也不满意，他还背弃了他的朋友。许多根本的问题如意大利盟友的公民权问题仍未得到深入或全面的解决。
罗马的保守政治竭力阻挡意大利人大规模渗入罗马公民群体。前125年，执政官马尔库斯·弗尔维尤斯·弗拉库斯（Marcus Fulvius Flaccus）提议意大利人应变成全权公民并享受申诉权（ius provocationis），被元老院否决。拉丁殖民地弗雷盖莱（Fregellae）起义反抗，旋即遭到残酷镇压，被夷为平地。前123年，盖尤斯·格拉古曾提议把拉丁权授予意大利盟友，元老院不但反对这一提议，而且此后多次驱逐在罗马的拉丁人和盟友。前1世纪的最初十几年间，是否授予意大利盟友罗马公民权这个问题变得日益尖锐。前95年的利奇尼乌斯-穆奇乌斯法（lex Licinia Mucia）甚至设置了审判法庭（quaestio）调查非公民争取公民权的案例。前91年，保民官马尔库斯·利维乌斯·德鲁苏斯（Marcus Livius Drusus）提议把公民权广泛授予意大利人。这一提议在意大利盟友间反响强烈。据史料记载，一万多马尔西（Marsi）人浩浩荡荡冲着罗马而来，中途被一名元老劝返。而利维乌斯的提案遭元老院反对未获通过，自己不久被谋杀于家中。眼见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公民权无望，意大利盟友诉诸战争。先是马尔西人揭竿而起，萨莫奈人随后，很快整个中部和南部意大利都燃起了战火，史称“同盟战争”（Bellum sociorum，前91—前88）。对抗罗马的意大利军结成同盟，把首府设在科尔芬尼文（Corfinium），并改称为“Italica”（意大利卡），马尔西人在同盟战争中的造币上刻有“Italia”（意大利亚）字样，而萨莫奈人的造币上则刻有奥斯坎语“Vitalia”，凸显意大利的独立和主权。罗马军队连遭挫败，两年间损失两名执政官。据阿庇安《内战史》1.49记载，由于缺乏士兵，元老院甚至破天荒征招释奴入伍。至于同盟战争的性质，也就是说意大利盟友参与反罗马是为了争取罗马公民权还是为了彻底摆脱罗马的控制，学术界有争论。但是前90年罗马通过了尤利乌斯法（lex Iulia），将罗马公民权授予所有拥有拉丁权的人以及所有不曾参加同盟战争或愿意放下武器的意大利盟友。这一法律一经出台立即显出效果，前89年，战火几近平息，只有很少的地方一直反抗到前80年左右。从表面上来看，意大利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被立即吸收到罗马的政治决策体系中。罗马做出种种姿态来保护旧公民的特权，限制新公民的影响力。比如，一开始新公民只能登记到8个部落中，这就限制了他们在公民大会中的影响。而且登记程序一再拖延，直到前70/前69年，登记程序才得以完成。至此，罗马的男性公民多达91万人，比同盟战争之前增长了一倍。[38]
公民权的扩展对罗马治下意大利的政治格局和文化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亚平宁半岛的文化同化过程大为加速，拉丁语完全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奥斯坎语以及伊达拉里亚语等历史久远的地方语言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到早期帝国时期，已踪迹难寻；罗马法广泛应用；意大利城市的行政结构以及市政建设也加速了“罗马化”；新兴意大利家族逐渐渗入罗马的显贵阶层。
在意大利发生这些变化的同时，在海外也出现新的动向。地中海世界的各大小国家或权力实体对罗马扩张的反应各异。有些较小国家，在罗马进逼的大势之下，选择“无痛”随顺的道路。最典型的例子是小亚细亚帕加马的国王阿塔鲁斯三世（Attalus III）在前133年将王国遗赠给罗马。[39]前75/前74年，小亚细亚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美得斯四世（Nicomedes IV）将王国遗赠给罗马，比提尼亚终从名义上的独立王国变成罗马行省。但是小亚细亚本都（Pontus）的国王米特拉达梯六世（Mithridates VI）却选择了与罗马人作对。前90年，趁罗马人忙于同盟战争之际，米特拉达梯伙同其婿亚美尼亚（Armenia）国王提格拉内斯（Tigranes）进攻与罗马友好的小亚细亚的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王国和比提尼亚（Bithynia）王国。罗马派出曾任执政官的马尼乌斯·阿奎利乌斯（Manius Aquilius）对付米特拉达梯。一开始阿奎利乌斯和“友邦”还算战事顺利，逼退了米特拉达梯，但在前88年进攻本都时遭到失败，阿奎利乌斯本人被俘而死。米特拉达梯的成功和他在小亚细亚所展开的外交攻势分不开。米特拉达梯援引希腊化世界的外交辞令和惯例，向小亚细亚的希腊城市许诺“独立自由”和废除税收，利用贪婪的罗马包税人在小亚细亚颇遭怨恨这一点，争取小亚细亚诸城的支持。米特拉达梯还将矛头指向在小亚细亚的罗马人、意大利侨民及商人。据史料的记载，丧生在米特拉达梯的屠杀政策下的罗马、意大利侨民多达8万乃至15万。[40]这些数字本身也许并不可靠，但可说明这一举动在罗马人眼中的严重性和引起的重视程度。罗马和米特拉达梯的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20多年（前88—前85，前83—前82，前75—前65）。前63年，众叛亲离、年老力衰的米特拉达梯以自杀的方式终结了这场无望的斗争。
米特拉达梯战争虽远在小亚细亚，但和罗马复杂的政治斗争相互交织。多位罗马政客垂涎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其中包括恺撒叔祖辈的盖尤斯·尤利尤斯·恺撒·斯特拉波（Gaius Iulius Caesar Strabo）。而最激烈的争斗发生在苏拉和马略之间。比马略年轻20多岁的苏拉（Lucius Cornelius Sulla）出身于古老的贵族科尔内利乌斯氏族（Cornelii）中不太醒目的一支，为马略旧部，曾随马略出征朱古达战争以及对日耳曼人的战争。在同盟战争中，苏拉声名鹊起，直逼日薄西山的马略。[41]在米特拉达梯之战初期，72岁的马略与当选为公元前88年执政官的苏拉展开了争夺对这场战争指挥权的争夺战，直接导致罗马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内战。苏拉当时当选执政官，并且与麦泰鲁斯家族（Metelli）联姻。而马略此时既年老又无公职，本来没有什么资本去争夺这场远征的统帅权。但是军功、名声和东方财富的引诱，使得马略故技重演，站在保民官普布利乌斯·苏尔皮奇乌斯·鲁弗斯（Publius Sulpicius Rufus）一边借力褫夺苏拉的指挥权。据普鲁塔克记载，苏尔皮奇乌斯其人胆大妄为，有一大批武装的亲随，号称“反元老院”。也许是要供养这批随从之故，苏尔皮奇乌斯欠债无数，普鲁塔克给出的数字是300万德拉克玛（drachmas）。苏尔皮奇乌斯的捆绑提案包括把意大利的新公民分散到现存的35个部落中而不是只限于8个新部落，以及把米特拉达梯战争的统帅权转移给马略。前88年，为阻止对苏尔皮奇乌斯的提案进行投票，执政官宣布“中止公共事务”（iustitium）。罗马城再次上演暴力冲突，连执政官庞培的小儿子都死于骚乱中，而慌不择路的苏拉竟逃到马略家。逼于形势，苏拉宣布收回中止公共事务的成令，而苏尔皮奇乌斯的提案得以通过，马略则获得了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然而苏拉不甘就此罢手，赶在马略的使者前面接手驻在诺拉（Nola）的六个远征军团，并史无前例地挥师进攻罗马，在一番街战之后赶走了马略，并经元老院批准夺回了对米特拉达梯战争的指挥权。马略则经过几番周折逃到了北非，寻求他安置在那里的老兵的支持。
苏拉向小亚细亚进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罗马的问题。事实上，他所留下的大后方并不稳定，新的执政官秦那，再次建议把意大利新公民分配到现有的35个部落当中。支持苏拉的一派把他赶出了罗马城，然而，秦那获得了意大利人的支持，并且重新召回了马略。他们进攻罗马城，进行了血腥的报复，并且控制了罗马城。苏拉的房子被铲为平地，财产充公，本人被宣布为公敌，也就是罗马国家的敌人，理论上这就剥夺了他的一切合法权利。前86年，马略第七次担任执政官，但不久就去世了。而秦那连年继续担任执政官，一共四次，直到前84年在一次军队叛乱中被杀死。秦那和苏拉其实同属科尔奈利乌斯氏族（gens Cornelia），但这个亲戚关系并不能保障他们就在同一条阵线上。秦那的关系网包括了与尤利乌斯氏族的联姻，他的一个女儿嫁给了尤利乌斯·恺撒，就是后来那位有名的恺撒，但当时他只有17岁。
罗马翻天覆地的时候，苏拉在和米特拉达梯的鏖战中无法脱身，但是前83年，苏拉和米特拉达梯达成协议，米特拉达梯可以维持原有的国土，但要缴纳巨额赔款，并且提供舰队给苏拉。苏拉安顿了东方，接着率领着军团和舰队，杀回意大利，清缴秦那和马略的余部。意大利的土地上又发生了新一轮的大屠杀。苏拉进入罗马城之后开始血腥复仇，在广场张贴公敌宣告（proscriptio），清洗罗马的上层人士，并变相搜刮土地与财产。上了苏拉公敌宣告名单的人起先有520个名字，后来可能又添加了名字，据阿庇安说，死亡名单上有超过40名元老，1600名骑士。有些人出现在这个死亡名单上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苏拉支持者的私敌，或者因为很富有，招人垂涎。而且上了死亡名单还会波及家里几代人，他们的儿子和孙子都会失去基本的政治权益。一时间，罗马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罗马宪政和共和政体则遭到致命的打击。前82年的瓦勒利乌斯法（lex Valeria）授予苏拉独裁官的头衔和权力。正常情况下，独裁官的任期只有6个月，但是苏拉的这个职位没有时间限制。瓦勒利亚法授予苏拉的权力之大完全可比帝王：他被授予可以把他过去的行为合法化的权力；拥有生杀大权；有权分配公地并建立殖民地；有权处理被征服的王国。罗马共和制度的终结指日可数，而苏拉则可以成为罗马史上第一位皇帝。然而，他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恰恰相反，前79年，在无人逼迫的情况下，苏拉选择了放弃权力隐退，次年病死，成为晚期罗马共和晚期少数自然死亡的权势人物之一。
苏拉作为独裁官期间的措施，恢复了元老院的权力并限制保民官的影响力。苏拉把元老的数量从300增加到600，值得注意的是，新元老大部分来自他自己的亲信，原属于骑士等级。但同时他又削减了骑士的司法权。保民官的议案必须提交元老院做审议之后才能递交公民大会，保民官的否决权也遭到限制。苏拉把财务官的人数增加到20名，并规定卸任财务官自动进入元老院。苏拉严格规定公职晋升的顺序，并重申同样职位两次任职之间必须相隔10年，并规定担任不同官职必须间隔2年。苏拉的这些措施很难简单地归纳为是贵族派或保守派的立场，其出发点是在确保自己权力的同时，为今后任何形式的个人权力的膨胀设置障碍。然而，苏拉的举措并不能挽救罗马共和体制，也无力医治罗马政治生活中的弊病。这些弊病的外在表现主要是腐败横行、贿选肆虐、党争纷杂、暴力频仍。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半个世纪见证了以小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95—前46）、西塞罗（前106—前43）等为中坚的元老院保守力量的挣扎，以及庞培（前106—前48）、克拉苏（Marcus Licinius Crassus，约前115—前53）和恺撒（前100—前44）三头联盟的崛起。内战的阴云在增聚，而罗马共和体制则在庞培与恺撒的内战，以及恺撒养子屋大维与安东尼之间腥风血雨的内战之后土崩瓦解。值得一提的是，大规模的暴力冲突也伴随着唇枪舌剑，这半个世纪也是罗马演说术登峰造极的时代。演说大师、拉丁语语言文字的巨匠西塞罗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演说词以及书信集等，使得罗马共和末年成为罗马研究中史料最丰富的历史阶段之一。
和马略一样，西塞罗是来自距罗马不太远的阿尔皮努姆城的“新人”。然而和马略不同的是，西塞罗的仕途所依赖的不是军功而是其卓越的演说才能。西塞罗所留下的大部分演说词是在法庭上的辩护词或控诉词。在其众多的演说中，最为著名的包括《控维勒斯词》和《反喀提林》。前70年，西西里人民向罗马控告卸任总督的维勒斯（Verres）。维勒斯在西西里任职期间盘剥勒索，作恶多端，引起了极大的民愤。但他在罗马有强大的关系网，并请来罗马最著名的演说家霍藤西乌斯（Hortensius）作辩护师，所以控方西西里的胜算并不大。所幸，西塞罗答应为西西里人民辩护，最终成功告倒维勒斯，迫使他未等宣判便自动流放。西塞罗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成功地构建对方的道德缺陷，强调他一贯胆大包天、邪恶、愚蠢、贪婪、渎神。而且在论辩上层层推进，彻底摧毁了维勒斯的辩护底线。西塞罗列举了维勒斯的众多罪行，比如挪用公费、搜刮艺术品、挪用神庙物资、侮辱自由民的女儿等，并特别强调维勒斯从神庙掠夺神像，谋杀行省的罗马公民。他不仅把维勒斯比作盗贼，还把他描述为所有圣物和宗教的公敌，以及谋杀公民和盟友的野蛮刽子手。随后，西塞罗将矛头一转，直接诉诸法庭上听证的元老，强调如果元老们包庇这样的罪犯，只能自毁声誉。西塞罗更将维勒斯一案上升到事关罗马和行省关系以及罗马帝国利益的高度。西塞罗的成功辩护使他一跃成为罗马最顶尖的演说家，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在随后的几年间，西塞罗的政治生涯也稳步达到巅峰，于公元前63年出任罗马执政官。西塞罗竞选执政官所击败的对手之一喀提林（Lucius Sergius Catilina）和一批破产贵族因不满时政，密谋武装夺取政权。西塞罗为此发表了四篇言辞激烈的《反喀提林》演说揭露这一阴谋。在喀提林迫于形势离开罗马之后，西塞罗逮捕了其同谋者，并在元老院的许可之下在狱中将他们就地处死。西塞罗因挽救共和国而赢得了鲜有的“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的尊号。但是他没有经过审判而处死罗马公民，则成为之后政敌反对他的口实。西塞罗也许是捍卫共和体制以及元老院核心地位最强有力的喉舌，但是喉舌难以与兵刃为敌。西塞罗尽管能够成功地扳倒维勒斯和喀提林，但在更强大的、以武力为后盾的三头联盟之前，他的弱势便显露了出来，甚至一度遭放逐而丧失言说权。所谓的三头联盟是庞培、克拉苏和恺撒在前60年开始的私下结盟，为与后来屋大维、安东尼、雷必达（Lepidus）三头同盟相区别而被称为“前三头”（The Pirst Triumvimte）。
庞培的个人仕途完全没有按照常规途径按部就班地发展。他的父亲在皮凯努姆（Picenum）有庞大的根基，可轻易召集几个军团的兵力。在苏拉和秦那的斗争中，庞培加入了苏拉一边。庞培的军事生涯可谓一帆风顺，屡建奇功。前82—前81年，庞培受苏拉委派去西西里和北非剿灭马略余党。军功卓著，年纪轻轻就被苏拉冠以“伟大者”（Magnus）的绰号。前81年，尚未担任过大法官和执政官的庞培被破例允许举行凯旋式。前77年，庞培被派去镇压在西班牙行省自立政权的前总督塞尔托利乌斯（Sertorius）。历经五年的战事，庞培于前71年凯旋回到意大利，正赶上斯巴达克斯奴隶战争的尾声，顺手夺走了克拉苏的军功。庞培不但又获凯旋式的荣誉，并且在31岁时即获选前70年的执政官（这个年龄远低于42岁这个苏拉所规定的执政官最低年龄），其同僚正是富甲一方的克拉苏。前67年，庞培用了极短的时间剿灭了东地中海的海盗，其后又于前66—前63年决定性地击败米特拉达梯，攻下耶路撒冷，在小亚细亚创建罗马行省，并建立一系列殖民地。然而，虽然如此军功显赫，他在小亚细亚的措施却迟迟得不到元老院的批准。对元老院的不满使得庞培和克拉苏、恺撒日益靠近。
恺撒出身于罗马显赫的贵族家庭，然而他本身却站在平民派一边。[42]恺撒的姑父是有名的马略，岳父是秦那，所以在苏拉时代恺撒曾被迫离开罗马。回到罗马后恺撒以金钱铺路，通过贿选仕途顺利。前62年当上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和大法官。恺撒因挥霍无度而债台高筑，因克拉苏援手解围而与之建立了紧密联系。而克拉苏本人对元老院也颇有不满。起因是因为克拉苏支持小亚细亚的包税人（publicani）向元老院所提出的修改承包契约的请求，而这个请求遭到元老院的拒绝。恺撒、庞培和克拉苏各有所图，于前60年缔结联盟，史称“前三头”。在盟友的支持下，恺撒成功选上前59年的执政官。为了巩固联盟，恺撒把女儿尤利娅（Iulia）嫁给了比他自己年龄还大的庞培。执政官任期满后，恺撒成功获得山内高卢（Gallia Cisalpina，英文为Cisalpine Gaul）、伊利里库姆（Illyricum）以及山外高卢（Gallia Transalpina，英文为Transalpine Gaul）总督之职，任期5年。期满之后又延期5年。10年间，恺撒以这些行省为基地，出征尚不隶属于罗马的高卢地区，征服了大片土地，包括今法国的中部和北部、荷兰南部、比利时、莱茵河以西的德国，以及瑞士大部。掠夺了大量的奴隶、金钱及其他战利品。更重要的是，恺撒训练出了一支精良而忠心的军队。前54年，庞培之妻、恺撒之女尤利娅难产身亡；前53年，追求军功的克拉苏远征帕提亚（今伊朗一带），兵败身亡。这两条联系庞培与恺撒的纽带相继断裂，两者之间的联盟也走到了尽头。与此同时，庞培则与元老院日益靠近。前49年，恺撒决定以武力来解决他与以庞培为首的元老院之间的冲突，率军跨过行省和意大利的界河卢比孔河（Rubico，英文作Rubicon），正式向罗马进攻。很快整个地中海都成了他们的战场。前48年，庞培在希腊的法萨卢斯（Pharsalus）一战中被恺撒击败后逃亡埃及，求助不成，死于埃及人之手。前46年，恺撒举办了共和时代最奢华、规模最大、所包括的表演项目最花样繁多的凯旋式，一个月内一共举办四次，以庆祝他在高卢、埃及、本都、利比亚的军事胜利。庆祝项目包括大规模的戏剧、角斗、运动竞技、赛车、捕猎等表演，展出了40只大象和400头狮子。[43]除此之外，恺撒还大办宴席，向士兵和罗马市民发放金钱和食物。荣誉与权力达到巅峰的恺撒将娱乐庆典的政治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为帝国时代奥古斯都把“面包与马戏”制度化开了先河。
公元前46年，恺撒获得了独裁官头衔，任期10年；这个头衔在前44年升级成“永久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罗马的独裁官原来是6个月任期，只有国家危急的时候才任命。苏拉是第一个任期不明的独裁官，而“永久独裁官”基本上就是最高统治者的别名了。那么，恺撒有没有什么整体的设想呢？
恺撒无疑渴望建立一个更有秩序、更加井井有条的罗马社会。比如，历法、时间的设置是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一环，恺撒用自己最高祭司的身份来对罗马的年历进行校正。[44]那时候罗马的年历混乱不堪，已经偏离太阳运行的规律，季节和月份脱节。为了让日期回到正轨，他把前46年那一年的天数延长到445天，之后每年定为365天，四年一闰。这就是所谓的儒略历（来自恺撒的氏族名尤利乌斯），一直沿用到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对儒略历进行了一些调整，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所谓公历。
恺撒很难说是个激进的改革者，他没有采取任何极端的措施。他并没有如有些人可能预期的那样取消债务，似乎他并没有让有产阶层惶惶不可终日的打算，但同时他也采取了缓解债务和租金的措施，比如废除内战以来的所有利息；至于城市平民的免费粮食配额问题，他削减了15万人的免费粮食供应，更愿意用在意大利之外建立殖民地这种方式来安置老兵和贫民。恺撒也没有摆出一个要处处防备、处处猜忌的姿态，他没有卫兵，对各种出身的人都十分包容。他扩充了元老院，把席位从600增加到了900，新增的元老不但来自意大利，而且来自山内高卢，乃至山外高卢，在当时来说，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大胆的措施。和以前的秦那、马略、苏拉不一样的是，恺撒在内战结束后没有实施大清洗，没有大开杀戒。其实在内战一开始，他就采取了和庞培完全不一样的口号：庞培曾经宣布，任何不为国家而战的都是国家公敌，而恺撒却说，任何中立的或不属于任何一方的都是他的朋友。恺撒没有像苏拉那样颁布“公敌宣告”或者“死亡名单”，相反，他赦免了在内战中站在庞培一边的元老们。我们今日看起来可能认为这是宽宏大量，是美德。然而，假如放到罗马当时的精英政治文化当中来看的话，这种做法会让显贵们心怀芥蒂。这是因为罗马的显贵们虽然在出身的家族、个人的名声上有高低，但理论上作为元老显贵，他们属于同一阶层，参与共同的政治竞争。当恺撒或任何其他人去赦免元老的时候，推行“宽容”（clementia）之时，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他已经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高于其他元老的地位上，这打破了“平等”，打破了政治游戏当中的均衡。
而恺撒对这种均衡和共和政治传统的破坏，在一些罗马显贵看来还体现在很多其他方面。比如，公元前44年，通过决议把罗马的昆提利斯月（Quntilis，字面意思“第五月”）重新命名为尤利乌斯月，这是罗马史上首次出现以在世的凡人的名字命名一个月份，现在英文中的July（“七月”）就来自恺撒的氏族名尤利乌斯；同年，恺撒也成为第一个将其肖像印到罗马造币上的仍然在世的罗马人；他还在修建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新广场。这些都是没有先例的，而且让恺撒的荣誉远远超过了其他元老。所以在那些被赦免的元老显贵看来，恺撒的赦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是藐视而不是尊重。所以，恺撒的“宽容”或者“仁慈”未必让他们感恩戴德，而最后刺杀恺撒的主谋都是曾经被他赦免的人。其中包括马尔库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他的母亲是恺撒的情人之一）和他的妹夫盖尤斯·卡西乌斯·隆基努斯。这些刺杀恺撒的元老们也自视为“解放者”，给罗马带来“自由”的人。密谋者的核心人员大约20名，其他还有几十名知情的人。前44年3月15日，他们在元老院开始开会前，接近恺撒，最后身中23刀的恺撒倒在了元老院中庞培的雕像之前。
那么该如何评价恺撒？他到底是英雄、枭雄还是历史的罪人？对这些问题，从罗马时代到现在，正面和反面的评价就一直存在着（详见本书第四章“从共和到帝制”一节）。如果站在当时元老显贵的立场上，恺撒无疑是一个颠覆性的人物。公元前49年，西塞罗就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把恺撒称为无耻的、胆大妄为之徒。恺撒被刺杀之后，西塞罗毫不掩饰地表达他的喜悦：“迄今没有什么比三月半更让我开心的。”贬抑恺撒的这条线，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延续了很长时间。在16世纪莎士比亚的戏剧《尤利乌斯·恺撒》（亦译《裘力斯·凯撒》）中，恺撒的形象是被权力欲控制的人，而刺杀他的布鲁图斯被认为是最高贵的罗马人。顺便提一下，“Et tu, Brute？”（“还有你，布鲁图斯？”）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这一出剧，而非来自罗马时代。这里莎士比亚可能是在翻译苏维托尼乌斯的《神圣的恺撒传》中提到他死前的一句希腊语：Kαὶ σὺ τέKνον，可直译为“还有你，孩子”，但也可能是一句咒骂的话。[45]18—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恺撒被认为是终结了罗马自由时代的人。比如，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认为苏拉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因为他断舍离，在权倾朝野时放下了权力。然而到了19世纪末的时候，德国的罗马史大家蒙森则盛赞恺撒是一位完美的英雄，没有缺点，他正是历史所需要的领袖人物。种种观点，不一而足。
无论对恺撒如何评价，有一点很清楚，即恺撒的死并没有带来共和制的恢复，也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当恺撒的遗嘱被公布时，激起了民众对刺杀者的愤怒，因为恺撒给罗马民众留下了慷慨的礼物，有些刺杀他的人甚至还是他遗产的受益人。刺杀者被迫离开罗马城。而这个时候，恺撒的甥孙、养子和财产继承人，年轻的屋大维登场，在未来的半个多世纪当中，罗马会在他的手中完成向帝制的转型。
恺撒遇刺的那一年，屋大维只有十八九岁，人也远在（现在的）阿尔巴尼亚，却十分坚决地出来介入当时动荡、危险而复杂的政局。他的本名是盖尤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奥克塔维乌斯氏族出过一些执政官，但不属于罗马最显赫的氏族。原先是个平民氏族，但在恺撒的时候被升级到贵族氏族。他是恺撒姐姐的女儿的儿子，4岁的时候就失去了生父，母亲再嫁，继父曾做到执政官。恺撒被刺时，并没有合法子嗣，唯一的女儿早些年已经去世。他在遗嘱中确认了对盖尤斯·奥克塔维乌斯的收养，自此他的名字正式成为盖尤斯·尤利乌斯·恺撒。被其他家族收养的男孩，罗马人的习俗是在他们原来氏族名后面加上-nus（努斯）这一后缀，所以人们也会称他为Octavianus，英文中一般简称为Octavian，我们现在用的屋大维即来源于此，主要也是为了避免和他的养父尤利乌斯·恺撒混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屋大维自己自恺撒死后便不再使用和原名相关的名字。继承恺撒这个名字，对屋大维来说，当然能带来重要的政治资本，其中就包括恺撒的财富和恺撒老兵的支持，让他能够快速组成一支强劲的军队。然而，风险也是巨大的。首先，元老院的态度不易把握，反恺撒的西塞罗一批人成了意见领袖；其次，屋大维当时没有任何职务，也达不到参选官职的年龄；最后，当年的执政官马克·安东尼虽然曾是恺撒旧部，然而他和屋大维在那个时候却是竞争对手。从那一年到前30年安东尼之死，这14年的时间里，屋大维和安东尼的关系几经变迁，先是敌人，之后结盟，再之后又成为敌人。
屋大维并没有恺撒的军事天才，并且体弱多病，却是一位非常精明、手段极为高超的政治家。他最初和元老院联手，和马可·安东尼作对。前43年1月，元老院破例让屋大维获得了元老席位，并且授予他大法官的权力，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地领兵。当时，安东尼赶赴山内高卢接手行省总督之职。然而，时任山内高卢总督的德奇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是当年刺杀恺撒的人之一，不愿让出行省，于是安东尼围攻他坐镇的穆提纳城（Mutina，今意大利摩德纳Modena）。屋大维与当年的两位执政官联手击败安东尼，为穆提纳解围。然而两位执政官全部阵亡，剩下屋大维成为军队唯一的统帅。元老院并没有能力遏制屋大维。7月，屋大维带着8个军团进军罗马。8月，屋大维毫无悬念地当上执政官，同僚是他的一个表兄。更有甚者，屋大维、安东尼还有当时的最高祭司、恺撒旧部雷必达缔结了同盟，这就是所谓的“后三头”。和恺撒、庞培、克拉苏当年“前三头”所不同的是，这三人联盟是经过元老院授权的、合法的正式机构，称为“负责重建国家的三人组”（Tresviri Rei Publicae Constituendae）。元老院很快就尝到了苦果。“后三头”和苏拉一样，颁布了“公敌宣告”，大肆报复、杀戮和抢夺财富，而西塞罗列于死亡名单之首。他被四处追杀，他的双手被砍下，和头一起在罗马广场公开展示，成了罗马从共和到帝制过程中的献祭。为恺撒复仇也提上了日程。前42年，恺撒被元老院敕令正式封神。这在罗马史上除了传说中的罗马建城者和第一位王罗慕路斯之外，是第一次凡人被宣布为神。而屋大维也升级了，从凡人变成了“神子”（Divifilius），这也成了他名字的一部分。[46]同年，安东尼和屋大维的联军在马其顿的腓力比（Philippi）之战中两次击败恺撒的刺杀者布鲁图斯和隆基努斯的军队。当时，布鲁图斯和隆基努斯手下有17个军团，包括当年庞培的支持者。所以这场对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恺撒与庞培之争的延续。战败的隆基努斯和布鲁图斯相继自杀。屋大维晚年（那时已经是奥古斯都了）在自己的《功业录》中只用了一句话带过这场内战：“谋杀我父亲的人，我迫使他们流放，以合法的判决惩罚了他们的罪行，之后，当他们向国家开战的时候，我两次击败了他们。”在这样的表述中，他一方面把自己的对手定性为国家的罪人，另一方面把自己定性成为父申冤的儿子，为国家除去罪人的正义之士，这样一来，于家于国，他都合法合理。屋大维/奥古斯都非常精于舆论战，他后来之所以能够长期统治罗马，和他擅长塑造公共形象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奥古斯都《功业录》中还完全剔除了安东尼这个名字，这也可见他是如何引导集体记忆的重构的。他既没有提到安东尼在腓力比之战中的盟友角色，也没有提到公元前40年的政治联姻（他的姐姐屋大维娅嫁给了安东尼，成为他的第四任妻子），他更没有提到后来和安东尼之间的“内战”。[47]然而屋大维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罗马的第一位皇帝，并对地中海世界进行重组，正是因为前31年他战胜了安东尼及其盟友克娄巴特拉七世（Cleopatra VII，前69—前30）。在腓力比之战后，“后三头”将罗马世界分割管理：屋大维管辖意大利和西班牙，安东尼分管东部地中海，雷必达负责阿非利加的行省。这种分治的局面是新的冲突的开始。这里不得不提及另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克娄巴特拉七世。
从身份和地位上来说，她是希腊化时代托勒密埃及的君主。父亲是绰号为“吹笛者”的托勒密十二世（前117—前51）。她的名字Cleopatra来自希腊语，字面的意思是“父亲的荣耀”，是托勒密家族中女性的常见名字之一。这个托勒密家族来源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个部将，所以从血统上来说，她是马其顿人出身，但文化上以希腊文化为主。克娄巴特拉精通许多语言，甚至包括埃及本地的语言，她似乎是托勒密王朝第一个去学习埃及本地语的。这个王朝延续了法老时代的传统，内部通婚，保持权力在家族内部流通。克娄巴特拉不是这个王朝第一个能干的女性，在她之前还有不少野心勃勃的女性实干家。而与她同时代的竞争者还包括她自己的姐妹阿尔西诺伊（Arsinoe）。她们在宫廷中长大，清楚政治斗争的残酷。在克娄巴特拉七世登场之前，托勒密王朝已经在罗马的影响甚至操纵之下。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她的首要目的当然是自身的生存，其次想保存埃及的独立，最后，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希望能够扩张埃及的领土，在这些方面她和以前的野心勃勃的希腊化君主并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正因为克娄巴特拉是一位女性，年纪尚轻，所以身处的环境也更为艰难。
克娄巴特拉曾经是恺撒的盟友和情人，并在恺撒的支持下，除去了与她不和的弟弟兼丈夫托勒密十三世，之后又与另一弟托勒密十四世结婚。恺撒遇刺时，克娄巴特拉正在罗马郊外，作为恺撒的客人住在他的一个庄园中。她有个儿子，那时不到3岁，也在罗马，外号叫作“恺撒里昂”（Caesarion），意思是“小恺撒”，因为那时候的人普遍认为他是恺撒的儿子，但他从未获得正式认可。恺撒死后，克娄巴特拉带着他回到埃及，并把他扶植成自己的共治者，即托勒密十五世。安东尼以东地中海为基地之后，很快与克娄巴特拉建立盟友与情人关系，在之后的10年间，他们育有两子一女。将克娄巴特拉与恺撒乃至后来安东尼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各取所需的政治结盟可能更为确切。克娄巴特拉的吸引力更多地在于埃及的资源：埃及有着发达的农业，在航海、造船等方面也是相当出色。埃及的地理位置也有着战略意义，它位于罗马的阿非利加行省以东、以南，距离小亚细亚的行省还有叙利亚都十分方便，对于罗马在整个地中海的布局非常有价值。安东尼在和屋大维开战之前，他的核心计划之一是攻打帕提亚帝国。当年，克拉苏野心勃勃远征帕提亚，结果战败身死；恺撒在被刺杀之前本来也计划东征帕提亚，安东尼是在延续这些人的野心，当然埃及对于这个东征计划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不过，他在前36—前35年的远征中并不顺利。
克娄巴特拉的形象在历史上历经渲染，历经罗马帝国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及近现代文学、艺术的再加工，20世纪影片电视浓墨重彩的描画，变成了所谓的“埃及艳后”。近年来有多部专著旨在恢复克娄巴特拉的历史面目。困难在于有关克娄巴特拉的史料大多来自罗马人，反映的是罗马的视角，特别是奥古斯都宣传战中反映内战中得胜一方的观点。[48]在这场舆论战中，克娄巴特拉被描述成马克·安东尼堕落的缘由，他是因为跟她纠缠在一起才变成了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变成了缺乏自制的“狄奥尼索斯”，生活在骄奢淫逸当中，已不再是罗马人。而屋大维的姐姐屋大维娅，安东尼当时的合法妻子，被塑造成忠贞贤妻的形象，与克娄巴特拉的形象形成鲜明对照。安东尼为了一个外国女人背弃了他忠贞的妻子，更加强化他的负面形象。道德上的攻击之外，屋大维把这场和安东尼的较量装扮成了罗马人保卫自己的帝国、防止帝国领土流落外邦（埃及）的帝国大业。这一切都在为最终的“内战”提供合法性。但是在屋大维的政治操作和宣传中，他和安东尼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一场“内战”，因为屋大维是通过元老院正式宣战的，而宣战的对象是克娄巴特拉而不是安东尼。也就是说，屋大维一开始就让自己避免了打内战的罪名。前31年9月，屋大维的军队在希腊的亚克兴（Actium）海战中击败了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联军。虽然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并没有立即被俘称臣，但地中海世界的局势已经十分明朗。前30年初，屋大维登陆埃及。几个月后，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相继自杀。内战时代自此结束，埃及被并入帝国的版图，希腊化时代告终，地中海终成罗马帝国的“内湖”。罗马历史迈入了相对和平的两个世纪。而屋大维这个内战的胜利者则开始了长达40余年的统治。
共和末年的动荡与兵荒马乱对家庭造成的震荡与割裂，无可估量。我们对于政治斗争中的男性主角们知道得更多，但对下层民众、普通士兵以及孩童和女性的际遇所知较少。然而有一点比较清楚，也就是许多家庭中的妻子担起了重要的角色。史料中出现了一批上层妇女的名字，她们或向“三头”抗议或求情，或在协商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有的甚至参与政治、军事行动，比如马可·安东尼的第三任妻子富尔维娅亲自领兵。有些藏匿公敌宣告名单上的男性亲属，或者动用和“三头”女性亲戚间的关系说情。而管理家产、照顾家人等这些任务也落到了家中女主人的肩上。[49]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一篇刻在石碑上的长篇墓志铭《图利娅颂》（Laudatio Turiae），[50]从丈夫的视角赞颂妻子在40年婚姻以及在内战中的忠贞、勤勉、坚毅、刚强和隐忍。她敬神有度，衣着、装扮得体；她对朋友和亲戚慷慨大方，为女性亲戚置办嫁妆；她为父母复仇，对逃往中的丈夫不离不弃，想方设法接济，并且向当权者求情。在这篇颂词中，一些用于男性的美德词汇被用在了这位女性身上。这样的史料很难得，它提醒我们，在那些知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背后，有许许多多的个体在动荡中寻求立身，甚至有时从幕后被推到了台前。遗憾的是，他（她）们极少进入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