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他们理论建构过程中，还是在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过程中，都显示出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理论关联，具体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和解决途径的分析始终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的基础之上的。所谓历史主义分析法就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严格遵循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历史的联系和线索出发去研究历史规律的科学方法。所谓阶级分析法就是应当以唯物史观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历史的方法。正如列宁指出的：“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划分为阶级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14]根据历史主义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就必须立足于生态危机产生和形成的历史，立足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来揭示当代生态危机的本质，而这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突出的理论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价值观抽象地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和解决之道，而且体现在他们始终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寄托于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根本问题在于非历史地看待和考察生态危机。事实上，生态危机的本质并不在于人和自然关系的危机，它反映的是以人和自然关系为中介的人和人关系的危机。具体说，生态危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和人在占有、支配和使用自然资源上的矛盾利益冲突。而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如下三个方面分析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关联。首先，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是反生态的。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商品使用价值的追求，它所关心的是如何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利润。在利润动机的驱动下，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进行，它总是倾向于通过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和对短期利益的关注来追求利润，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总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反生态的，生态危机的发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其次，生态危机的产生和发展是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紧密相连的。这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了本国的生态问题，而且还体现在资产阶级通过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的自然资源，造成落后国家的生态问题。最后，当代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主要是由资本主义国家输出的。这体现在一方面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利用其资金、技术优势制定了不公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进行掠夺，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以破坏自然的方式获取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另一方面资本利用国际分工，将污染严重的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基于以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肯定树立生态价值观和转变生活方式对于缓解生态危机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始终强调不能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来谈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办法，始终强调脱离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的生态运动得不出积极的结果。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当代生态运动，以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为主体的激进生态政治才有可能。
第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的探索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理论基础上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始终强调人和自然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人是自然的产物，人要依赖自然而生存。“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马克思强调，“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6]。其次，自然界及其内在规律会制约人类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强调，“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17]。“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8]再次，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必须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马克思一方面指出“劳动”是人类社会和自然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一般条件，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的劳动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和自然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最后，人类和自然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具有依赖自然和受自然规律制约的受动性，但另一方面人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人具有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动性。正是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实现二者的辩证统一。“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20]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在马克思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批判生态中心主义把生态问题仅仅归结为抽象的价值观问题，强调立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来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对此，福斯特在《马克思的生态学》一书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解决生态问题具有优势，就在于“它所依赖的社会理论属于唯物主义：不仅在于这种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还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这因此就说明了一种生态的唯物主义或一种辩证的自然历史观的必要性”[21]。可以说，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来探讨当代生态问题，是他们相对于其他绿色思潮来说的一个理论特质。
第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枯竭。恩格斯早在1839年的《乌培河谷来信》中就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他在描述乌培河被污染状况时指出：“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22]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英国藏铁丰富的矿山过去很少开采；熔炼铁矿石总是用木炭，而由于土地耕作的改良和森林砍伐殆尽，木炭越来越贵，产量越来越少”[23]。同样地，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率总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24]。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身心健康的巨大损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拥挤的建筑和资本主义生产污染了空气，使工人呼吸不到新鲜的氧气；城市垃圾以及被城市垃圾所污染的生活用水、流行病损害着工人的身心健康，“一个生活在上述条件下并且连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如此缺乏的阶级，不可能保持健康，不可能活得长久，这是不言而喻的”[25]。马克思则在《资本论》中批评资产阶级依靠牺牲工人而实现劳动条件的节约。马克思不仅揭露了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获取利润，而且指出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不愿意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甚至对于维护工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的起码的支出都不愿意付出，其结果造成工人生命健康和生命的浪费。“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6]最后，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以人类劳动为中介的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是由于一方面资本把自然看作是上天给予的免费的馈赠，人和自然的关系被简单化为征服和支配的关系，自然被归结为被动服从于人的目的的存在物。这种对自然的过度使用和征服必然导致自然的反抗。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对自然资源采取掠夺式使用，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破坏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虽然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日益扩大，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浪费和城乡之间不能实现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最终结果是农村的土壤肥力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了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7]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同生产条件的矛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必然导致生态危机，并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利润动机、生产方式运行的基本特点等方面更加详细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生态危机的内在机制。
第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闲暇二元论”现象，反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8]虽然马克思这里还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影响，用“类特性”来表示人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已经超越了费尔巴哈，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明确把人的本质同“自由自觉的劳动”联系起来，而且还明确指明作为人本质体现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同动物的本能活动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整个人类历史不过是通过人的劳动创造而形成的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29]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上述思想，一方面强调劳动是人类和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在劳动过程中形成人的社会关系，人就是在劳动过程中表现自己的本质力量，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正是以马克思上述关于劳动是人的本质，人们是在劳动过程中肯定自我和实现自我的思想为依据，一方面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另一方面又批判资本主义异化劳动所造成的“劳动—闲暇二元论”现象使得人们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寄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消费活动中，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这种消费本质上是补偿异化劳动的异化消费，这种沉溺于异化消费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异化的生存方式，它既带来了人的本质的异化，也带来了自然的异化。而如何消除“劳动—闲暇二元论”的现象，使人们到劳动创造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寻求满足，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努力探索的问题。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而且还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力图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体体现在：首先，正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由于生态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所关注的中心问题，这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创立系统的生态哲学理论，再加上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流行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式，导致西方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反生态学的。这就必然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西方绿色思潮长期停留于通过改变人和自然的关系，通过价值观的变革来解决当代生态问题，而忽视从制度维度和阶级维度来解决生态问题，生态运动无法同工人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导致生态运动无法真正解决生态问题。二是在生态问题越来越成为全球性问题的前提下，生态学理所当然应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领域。但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进行了质疑。鉴于以上情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肯定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没有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但它和生态学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无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还是从其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资源看，它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恰恰具有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所不具备的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把内含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具有的这种优势阐发出来。对此，他们通过修正、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和“自然唯物主义”，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的内在关联，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同当代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西方其他哲学家拘泥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批判现代性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是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价值观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现代性批判主要展现为对资本的批判。马克思不仅批判了资本的逻辑所带来的剥削和不公正现象，而且也揭示了资本所导致的人的道德的败坏和人的异化现象。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立场、方法和内容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同时又加以深化，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作为现代性批判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批判和生态批判上。马克思虽然也注意到科学技术运用的负面效应，并且指出科学技术运用的后果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批判主要停留在一般的原则论述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从制度批判、哲学世界观批判和价值观批判等维度具体论述了科学技术是如何异化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的，从而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现代性批判重要内容的科学技术批判。同样地，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带来的生态后果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生态批判既不是他们理论的主题，也不可能得到系统的展开，而对资本主义展开系统的生态批判恰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最后，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如前所述，我们不同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没有考察消费领域的观点，但是也不可否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需要、消费问题的考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关于生产、消费和需要直接同一的辩证法虽然对于我们研究需要和消费问题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是，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考察主要不是为了解决消费领域的异化问题。马克思既没有立足于人的异化系统考察人的需要和消费问题，也没有立足于自然的异化来系统考察人的需要和消费问题，这是由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条件限制所决定的。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还是生产的问题，而不是消费异化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根据当代西方社会人的需求被控制，从对商品的物质性消费转向对商品的符号性消费这一变化，以及异化消费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系统考察了消费与人的生存方式、消费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强调理顺需要、商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对于克服异化消费，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性，既给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注入了新的内容，同时又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和消费理论。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当代生态危机的实质，并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我们没有理由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