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意义

“生态文明”第一次进中央文件是在200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的文件中，该文件提出“必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山川秀美的生态文明社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1]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从推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3]强调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我们应当立足于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的国情，广泛地借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这就凸显了加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性，这也决定了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建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或者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意蕴，或者通过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视域，进而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仅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和现实关怀，而且他们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视域，强调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和“自然”关系上各执一端的缺陷，为我们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学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4]

其次，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观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着力于从制度维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正是制度的不正义导致了科学技术异化、消费异化以及人和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批判，这种现代性批判没有停留于抽象的观念论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它首先是对资本的批判，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批判，这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和现代性批判是一脉相承的。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不仅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推进现代性批判，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处理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遭遇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树立正确的资本观、科技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再次，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利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当前我们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范式主要是借鉴或认同西方生态文明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侧重于从价值论的视角阐发生态文明的内涵，进而形成了“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虽然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但是在思维方式上却具有一致性，即他们都脱离人类实践的真实历史进程，停留于抽象的价值观视角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解决的途径。[5]这也就决定了他们既不可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可能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侧重于从制度维度建构生态文明理论，强调变革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强调只有合理地协调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真正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摆脱西方生态文明的话语系统，建立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最后，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反思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持续性，而且强调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仅存在着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前者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后者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6]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表现形式已经从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与此同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也批评现实社会主义模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原则，以至于实行赶超型的社会发展模式，因此也无法避免生态危机的出现。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整合西方社会不同的绿色政治思潮，提出了通向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战略，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实现分配性正义，而且要通过改组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模式、管理模式，代之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使工人阶级直接参与生产的决策和管理过程，体验劳动创造的欢欣，使人们在生产活动中而不是消费活动中获得最终的满足。此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为追求利润而损害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实行稳态经济模式，通过创造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无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上述理论观点是否正确，毋庸置疑的是研究他们上述理论既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又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研究现状

（一）总体研究概况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一般性流派人物评介到理论问题研究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除了国外马克思主义教材一般性评价之外，还出版了多本专门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专著，根据中国知网统计，学术界已发表研究性论文1000余篇。一些代表性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也为学术界进一步了解和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近几年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很多代表性著作被翻译成中文，主要有：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约·贝·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中文版译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生态革命：与地球和平相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乔尔·科威尔（也译作“克沃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威廉·莱斯的《自然的控制》（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满足的限度》（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英国学者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现代环境主义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特德·本顿主编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乔纳森·休斯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致D情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日本学者岩佐茂的《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等著作。

国内学者近年来从整体上和专题性上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主要有：陈学明的《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版）；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王雨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李世书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姚燕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赵卯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倪瑞华的《英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郑湘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版）；万希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沈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价值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吴宁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中国环境出版社2015年版）；侯子峰的《自然的解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莫放春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刘晓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著作。

除上述一般性的研究之外，我国学术界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流派和具体人物的思想展开了系统研究，主要著作有：郭剑仁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康瑞华等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莹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贾学军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仇竹妮的《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汤建龙的《在萨特和马克思之间：安德瑞·高兹早中期哲学思想解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温晓春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朱波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王青的《泰德·本顿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等。

除上述一般性和专题性研究之外，学术界还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核心理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认识。

（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与理论性质的研究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问题，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生态问题的结果，并由此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阶段、以奥康纳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社会主义阶段和以福斯特等人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生态学阶段。[7]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增长模式”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8]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一种不同于苏俄式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形态，在此基础上重新建构了马克思的自然理论和资本主义理论。[9]第四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它“比较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以及探讨解决环境危机的途径”[10]。上述不同意见不仅使学术界难以确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而且对于它是否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流派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如何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域已经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第一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过宽，必然会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那些探讨过生态问题，而又不以探讨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纳入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如施米特、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探讨过生态问题，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都起过一定作用和影响，但显然不能把他们纳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予以研究。因为按照这一逻辑，对当代生态问题有深入见解的哈维也应当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第二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混淆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区别。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既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包括以生态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理论上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大都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工具，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即便是坚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立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其自然价值论也是与反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大都立足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并以无政府主义为理论工具，宣扬“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其理论带有后现代意味。第三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定义域过于狭窄。上述定义准确地概括了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奥康纳和福斯特的理论，但是却无法涵盖高兹、莱易斯、佩珀等这些不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主题的理论家。笔者认为第四种观点较为合理，但是需要进一步通过划定若干标准来规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具体说来：

一是要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那些研究过人和自然关系问题，但不以生态问题为主题的理论家区分开来，主要标准可以看该理论家是否具有生态政治哲学，即是否建构了解决生态危机的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理想。二是重点区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具体说，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中心论则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在如何对待科学技术的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反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运用；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不反对技术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在生态治理问题上，生态中心主义强调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价值观的变革，要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承认道德价值观变革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强调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的变革对于解决生态问题至关重要。在生态政治哲学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他们强调应当把生态运动同工人有组织的激进运动结合起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而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基础是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把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生态政治运动。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反对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后现代理论，而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和自然关系为理论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它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看作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非理性运用的必然性，强调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途径在于实现社会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核心是它同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理论，强调其理论体系已溢出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框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一种与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11]；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代生态问题形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12]；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深化，又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背离。[13]持这一观点的论者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主要是指他们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理解。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秉承不一致论和一致论两种观点。不一致论者一方面肯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新陈代谢、环境问题讨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秉持的是一种与生态思维不一致的人类中心主义、生产力和科技决定论的观点，代表人物是本顿和奥康纳，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他们以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的忽视自然极限、片面强调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作用的缺陷展开了反思，又由此要求将历史唯物主义绿色化，揭示了过去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不足的地方，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致论者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格伦德曼、休斯、柏克特和福斯特等人，他们主张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一致的，能够作为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既存在对历史唯物主义误读的地方，同时又对我们完整和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启示意义。

在笔者看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以及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而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理性批判、社会批判、文化价值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的关系问题

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思潮、以现代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思潮的关系问题，国内学术界作了如下的探索。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以福斯特、佩珀和格伦德曼为代表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科威尔、本顿以及本顿阵营的理论家则主张坚持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但他们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浅绿”“深绿”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在内涵和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说：“浅绿”思潮所说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对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缺陷，但依然是以“资本”为基础的地区中心主义和阶级中心主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们所宣称的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其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生产条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虽然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但赋予了其新的含义，体现在不仅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阐释为以满足人们，特别是穷人基本生活需要的价值观，而且理解为与生态系统和谐发展的集体的和长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深绿”思潮所说的“生态中心论”价值观，主要是力图突破人际伦理学仅仅将道德关怀限制在人与人之间的局限，力图将道德关怀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由此他们提出了“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主张。问题的关键是“深绿”和“浅绿”思潮都撇开社会制度维度，单纯从生态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而这恰恰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理论特质。这也意味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深绿”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共同的方面，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所包含的反政治经济学、反资本主义交换关系是“深绿”思潮所不具备的内涵。[14]因此，有论者从三个方面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不同。具体说来：第一，二者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本质的理论基础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从伦理与价值观角度揭示生态危机根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把揭示生态危机根源与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结合起来。第二，二者在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理论选择上不同。“深绿”和“浅绿”思潮主要是通过扩大伦理关怀的外延或是寄希望于人们生态价值观的改变来解决生态危机；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在强调生态价值观变革的同时，更加强调通过社会制度变革的途径实现。第三，二者对待发展的态度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必要性，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的技术非理性运用和异化消费；“深绿”则反对发展和技术运用，要求回到小国寡民的自然主义生存状态。[15]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深绿”和“浅绿”思潮在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展开了争论，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的一致性。在“深绿”和“浅绿”思潮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秉承的是一种与生态思维相矛盾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论、经济决定论、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的存在、坚持以控制自然为目的的唯科学主义和唯生产力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所设想和追求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限制相矛盾，等等。[1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深绿”和“浅绿”思潮的上述质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读。他们通过研究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上的辩证性和系统性，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控制自然的真实含义，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原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没有否定自然的极限，而且阐发了共产主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一致性，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能够作为分析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比“深绿”和“浅绿”思潮拘泥于抽象价值观的维度谈论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更有优势。[17]

与上一问题相联系，学术界还进一步讨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并形成了四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同一概念，前者包含后者，只有那些带有强烈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生态社会主义者才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因为生态社会主义中还有诸如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理论家。[18]第二种观点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强调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红到绿”“红绿交融”和“绿色红化”几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属于社会民主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生态社会主义则主要属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同属于广义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只不过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侧重于理论研究，生态社会主义侧重于实践运动。[20]第四种观点则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属于西方绿色运动引发的两种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起源于北美，其理论目的是用生态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从而找寻既能克服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生态社会主义则是起源于欧洲的绿色运动，其理论基础较为庞杂，其理论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既能维护生态平衡，又能充分保障自由人权的社会制度。[21]

（四）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奥康纳、福斯特、本·阿格尔、莱斯、高兹、佩珀等人的研究上，另外还有零星的关于休斯、格伦德曼、科威尔和柏格特等人的思想研究。

1.对詹姆斯·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奥康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本书上，涉及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四个主题：一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对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主要认为他批评唯物史观无论在历史维度还是在唯物维度上都不够彻底，必须从文化、自然、社会劳动辩证关系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修正，才能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和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22]而奥康纳正是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和自然维度的生态学重建，建立起他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23]二是关于他基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生态危机论的研究。奥康纳坚持从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发展逻辑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而他强调资本主义社会除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第一重矛盾之外，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前者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危机，后者则会造成生产条件被破坏的生态危机。对于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理论，学术界一方面批驳了那种否定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的观点，另一方面肯定奥康纳第二重矛盾理论超越了单纯从文化批判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抽象性缺陷，坚持无论是文化批判，还是生态批判，都必须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层面来展开，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24]三是展开对他的生态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分析。奥康纳的生态政治哲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人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国内学术界通过剖析奥康纳关于生态运动必须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消除误解，结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同盟的思想，指出其生态政治哲学既克服了西方绿色思潮生态政治战略拘泥于抽象价值观变革的缺陷，同时又坚持了生态运动的政治维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立场。[25]四是展开对奥康纳关于“生产正义”思想的研究。如何看待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存在的生态问题，奥康纳认为这主要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设想，由此他提出只有建立以“生产正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对于如何把握他的“生产正义”思想的内涵与价值，我国学术界展开了探讨。部分学者认为他的“生产正义”思想的核心是从资本主义国家的定量的分配正义走向定性的生产正义，并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建立一个以社会正义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26]还有部分论者认为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追求的是生产正义和分配正义有机统一的社会。因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带来生态问题，首先是基于其生产目的的不正义，并把主要目标放在如何实现既有财富的正义分配上。而在生产目的不正义、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分配正义注定是无法测算，也无法实现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首先纠正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问题，在此基础上追求分配正义。生产性正义和分配性正义的有机统一，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27]

2.关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较为注重的研究领域。目前对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的主要文本有：《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中译本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脆弱的星球》《赤裸的帝国主义》和《生态革命》等。目前出版的研究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专著主要有郭剑仁所著的《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康瑞华等所著的《批判、构建、启思：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莹所著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和贾学军所著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等。学术界研究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如何看待他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解读。对于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主要观点是福斯特既同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又同机械唯物论划清了界限，对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实践唯物主义解说。[28]也有极少数学者认为福斯特是以实践唯物主义为名，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自然唯物主义的解说，从而将实践唯物主义同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等同起来了。[29]第二，对福斯特生态学思想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对他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也译作“新陈代谢”）的阐释上。部分论者把“马克思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看作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的逻辑起点在于对马克思与生态学内在联系的阐发，并通过“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得以深化，福特斯正是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和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中断和生态危机的必然性。[30]在此基础上，学术界对“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生态内涵展开了具体分析。在这些论者看来，“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以李比希为代表的农业化学家的概念并把它应用于“社会生态关系”的结果，指的是劳动过程中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这一概念克服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仅仅从哲学上论述人类和自然关系的缺陷和“自然异化”概念的抽象性，阐明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既有“自然”的一面，也有“人为”的一面。这一概念克服了李比希仅仅局限于土壤肥力流失和衰竭论述“新陈代谢断裂”概念的局限，而是进一步从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缺陷与新陈代谢断裂之间的必然性，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进而揭示了只有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真正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问题，指出了建立一个符合人性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31]第三，对福斯特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批判的系统论述。学术界认为，福斯特主要是以他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和“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为基础，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科学技术与资本逻辑的关系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32]第四，考察了福斯特阵营与奥康纳阵营的争论，揭示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根源于他们不同的理论建构。具体说来，福斯特是通过把对唯物主义思想史的考察、环境社会学“物质变换概念”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的现实批评结合起来，揭示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发生的必然性；而奥康纳则是通过修正历史唯物主义、揭示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和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民主的缺乏与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建构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他们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于以科威尔等人为代表的奥康纳阵营批评福斯特企图用“物质变换”概念作为其生态学思想的中心，不仅简化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的剥削问题，简化了生态问题，而且将生态思想等同于物质变换关系的分析，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问题；以柏格特等人为代表的福斯特阵营则批评奥康纳阵营认识不到“物质变换”概念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误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物质变换”概念的地位和价值，并对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进行了质疑。他们之间的争论价值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在理论上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实践中如何理解生态危机的原因和解决途径。福斯特和奥康纳阵营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33]

3.对本·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

本·阿格尔是第一个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词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把握和评析。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述了阿格尔建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路径和理论特点，指出阿格尔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从异化消费理论入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危机理论，用生态危机论替代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危机论，进而立足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在于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中，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反思和批判“劳动—闲暇二元论”，结合北美民粹主义思想，建构起他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34]二是对他的生态危机论和异化消费论的研究。部分论者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统治方式从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转向文化意识形态统治这一现象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形成高生产、高消费的发展模式，使工人阶级为了逃避异化劳动，而逃避到服从和服务于资本的异化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最终必然会超过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形成生态危机。[35]三是对阿格尔的革命变革论和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探讨。强调他的革命变革论主要是利用北美民粹主义文化传统，通过“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实现生产和管理方式的民主化，使工人阶级从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建立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36]

4.对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限度》两本书上，主要集中在研究他的“控制自然”的观念、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和他关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上。第一，对他的思想的总体把握主要有仇竹妮的学术专著《控制与服从的辩证法：威廉·莱斯生态批判理论研究》。该书通过论述莱斯对“控制自然”观念和“服从自然”观念的批判，阐发了莱斯的“解放自然”的新观念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指出其生态批判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立足于人和自然的辩证关系，逻辑中介在于分析人与自然关系失衡的意识形态根源和人性根源，逻辑终点在于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其生态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内容上体现了他对控制自然和服从自然等错误观念的批判，论证方式上体现了批判理性，行动上体现了在批判基础上的社会建构。该书最后通过比较莱斯与阿格尔、岩佐茂的不同，阐述了其生态批判理论的现实价值和借鉴意义。第二，学术界从科技伦理和意识形态两个视角考察了莱斯“控制自然”的观念。学术界首先分析了莱斯的“控制自然”的内涵，然后考察了“控制自然”中科学与价值、科学与人的发展、科学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控制自然”观念是如何被纳入资产阶级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从而成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最终造成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的。在此基础上，莱斯提出了一种新的技术伦理，使科学技术朝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解的方向运用。[37]第三，学术界通过对《满足的限度》一书的解读，系统研究了莱斯的需要理论和消费异化理论。学术界有论者认为，《满足的限度》一书是从社会—自然的维度来研究人类的需要问题，该书详细地考察和批判了现代社会是如何将人的需要导向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从而对人自身、人与自然的关系造成危害，明确提出“人的满足在于创造性劳动而不在于异化消费中”的命题，并试图从需要和商品的辩证关系中找寻社会变革的动力。[38]第四，对莱斯的“易于生存的社会”的社会理想的分析。学术界指出莱斯所追求的“易于生存的社会”区分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不同，指出生态文明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满足方式与工业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实际上将生态文明看作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指出他希望通过摆正需要、商品和消费的关系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具有乌托邦的性质。[39]

5.对安德瑞·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

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只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被翻译成中文，学术界主要依据其原著展开研究。目前出版的研究专著主要有汤建龙所著的《在萨特和马克思之间：安德瑞·高兹早中期哲学思想解读》（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邹佳元所著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温晓春所著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和朱波所著的《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学术界对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关于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科学技术理论、劳动分工与异化理论、资本主义观和社会主义观等问题的研究上。第一，对于高兹的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内涵、特征、作用以及与生态危机的关系，学术界展开了分析。学术界认为，高兹的经济理性本质上是一种以“计算和核算”为原则，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它是与资本主义社会同步产生的，奉行的是“越多越好”的价值观；生态理性则是限制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它遵循生态原则，奉行“够了就行”的价值原则，主张提高商品的耐用性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前者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后者则是以捍卫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性为指导。[40]第二，对于他的科学技术理论，学术界认为高兹批判了科学技术无价值属性和科学技术中立论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使用的负面效应，指出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使科学技术异化为统治人和统治自然的工具。[41]第三，对于高兹的劳动分工和异化理论，学术界指出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深受马克思思想的影响，高兹把资本主义分工看作一切异化的根源，强调劳动分工把工人变成了服从于机器的畸形存在物，阻碍了权力分散和自主的工人自治，使工人阶级受到了全面剥削和压抑。高兹劳动分工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把对劳动分工的批判拓展到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批判，并认为只有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分工，才能真正克服异化。[42]有论者因此认为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具体来说，他一是联系劳动分工、科学技术、经济理性批判等经济学视角，二是从生态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的内在联系出发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43]第四，关于高兹的社会主义观和资本主义观的研究。高兹通过对资本逻辑的分析，指出其运行是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必然造成人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必须用一种遵循生态理性原则，按照工人自治的原则追求一种以生态现代化和生态重建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44]

（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研究

国内学术界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主要归结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的开启、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生态政治哲学四大理论问题，并对这四大理论问题展开了探讨和研究。[45]

1.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维度的开启问题

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是否矛盾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是存在着争论的，学术界通过研究，将他们的争论归结为三种理论观点。第一，以福斯特、佩珀、休斯、格伦德曼等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旗帜鲜明地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与生态学不矛盾，而且相对于西方绿色思潮而言，对解决生态危机更有优势，由此他们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命名为生态唯物主义，或者直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或者从生态方法论、生态价值论等方面阐发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一致性。第二，以奥康纳、本·阿格尔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包含着潜在的生态学视域，但必须对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修正，才能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由此他们或者将文化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创立文化唯物主义；或者将经济危机论修正为生态危机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第三，以本顿以及本顿阵营为代表的理论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秉承唯生产力论和科学技术决定论，存在着与生态学对立的因素，但同时又肯定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大量与生态学一致的地方，又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对立起来。他们由此主要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过程”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展开重构，使历史唯物主义绿色化。[46]国内学术界系统地评介了上述三种观点，并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作为分析和解决生态危机的理论工具。[47]

2.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质，并把自己的生态学命名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对此国内学术界通过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48]，系统评介了奥康纳的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理论与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49]；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资本的逻辑以及资本所承载的价值观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50]；高兹关于经济理性与生态危机内在联系的分析[51]，本·阿格尔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方式的转变的生态危机论[52]，科威尔关于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内在联系的研究。[53]上述研究不仅揭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论，而且也显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绿色思潮脱离生产方式抽象谈论生态危机的不同。

3.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分析和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结合在一起的。除高兹外，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承载它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了其价值属性。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的不正义性，决定了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必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对此，中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观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第一，从总体上评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评与自然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研究。[54]第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科技观的研究。主要有：对威廉·莱斯关于“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考察的研究[55]，对奥康纳关于技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功能的分析[56]，对高兹科学技术理论的分析[57]，对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技术运用的批判[58]，对本·阿格尔关于大规模技术使用的生态后果的分析等。[59]

国内学术界主要研究了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内涵与本质，消费主义价值观与虚假需求、消费主义伦理的关系、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功能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及其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的问题。具体来说：第一，学术界把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本质规定为依据疯狂的消费确定人的自由和幸福。[60]第二，消费主义价值观是建立在被资本所制造和操纵的虚假需求上，最终形成了一种消费主义伦理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虚假需求”不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客观需要的“真实需求”，而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而制造出来的一种主观欲望，其目的是把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上。[61]第三，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功能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及其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的问题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国内学术界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功能在于使人们到商品追求和商品消费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弱化人们的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并揭示资产阶级就是借助消费主义价值观为自身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消费主义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62]

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研究

生态政治哲学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局，它包括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政治理想两部分内容。[63]在生态政治战略上，国内学术界主要探讨了：本·阿格尔关于“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态政治战略，指出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北美民粹主义相结合的结果[64]；奥康纳和佩珀关于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追求社会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65]；福斯特关于将生态运动引向激进的工人运动的设想。[66]在生态政治理想上，国内学者系统评价了莱斯关于“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设想，强调莱斯眼中的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这种超越体现在哲学世界观、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生存方式上[67]；奥康纳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生产正义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6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稳态经济”的设想等。[69]通过上述研究，国内学术界既肯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绿色思潮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生态治理论的区别，同时也强调其生态政治战略具有乌托邦色彩。

三、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从总体上看还刚刚起步，处于收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并存在如下的主要问题。

首先，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的规定存在两大问题。其一，不能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西方一般生态思潮、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涉及生态问题的理论家区分开来，导致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扩大。其二，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就“什么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达成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共性的把握。

其次，我国学术界虽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思想的研究有所进展，但对其整体发展概况缺乏系统的了解和把握，无法准确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应当强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搞清楚其理论的来龙去脉，既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同时又区分其内部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侧重点和理论个性。另一方面应当注意厘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态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

最后，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主要停留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资料收集和评介上，如何提炼他们共同关注和研究的理论问题，归纳出他们理论研究的范式，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服务于建构中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现代化建设，既是彰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意义的重要途径，也是我们深化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必经途径。

四、研究思路

本书的目的既不在于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也不拘泥于对单个理论家的思想进行评介，本书的目的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坚持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研究方法，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系统的研究和深入的探讨。

本书的研究思路如下：

第一章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理论地位和理论意义问题。本书反对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流派，而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应该把它归属到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本章详细地考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继承和发展，考察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具有后现代性质的西方生态主义的本质区别，由此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章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域的。本章论述了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学建构的两种观点，指出福斯特、佩珀等人侧重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生态学意蕴，奥康纳、本·阿格尔和莱斯等人则侧重于通过修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启其生态视域。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重建，既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当代性，同时也为它们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奠定了理论前提。

第三章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本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资本扩张的本性以及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三个方面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本章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注重对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的揭示是它区别于西方其他绿色思潮的根本标志，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底蕴，也是它最终走向激进生态政治的根本原因。

第四章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那种认为技术是生态危机根源的观点，也反对那种认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的看法。在他们看来，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技术运用的社会后果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建立在社会制度基础上的价值观的性质。由此他们主要围绕技术和价值观、技术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这两个维度展开他们的技术批判。从技术和价值观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并不是一般地考察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同生态危机之间的联系，而是通过考察“控制自然”的价值观是如何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通过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相结合而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从技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正义，使技术不可能按照生态原则来运用，而只能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当在实现制度变革的基础上，选择与生态相适应的技术，并建立一种新的科技伦理观，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

第五章系统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主要从三个维度展开：一是通过分析资本的无限扩张的特点，揭示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形成的必然性；二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所导致的劳动闲暇二元论，对形成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影响；三是资产阶级从维系其统治的需要出发，分析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的意识形态功能。通过上述三个维度的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揭示了当代西方社会消费意义的新变化，另一方面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同异化劳动、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确立新的需要观、劳动观、消费观和幸福观，对于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系统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建，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反思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以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价值观的内涵、价值指向和价值归宿上的本质区别。

第七章系统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包括生态政治战略和生态社会主义的生态政治理想两部分内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整合当代西方绿色政治思潮的各种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应当把生态运动同社会主义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社会结构改变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树立与生态相适应的新价值观，走向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局，对此，他们一方面把生态社会主义看作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复活，要求必须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做法，必须把实现“生产性正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生态社会主义应当遵循的经济发展模式、管理方式、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等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哲学的基本特点在于：它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来分析当代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反对西方其他绿色思潮所主张的在现存制度框架内寻找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力图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生态运动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最终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本书结束语主要论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以及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价值与意义。

五、研究方法

1.问题式的研究方法

本书的目的既不在于评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具体理论观点，也不在于梳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而是坚持以理论问题为中心的问题式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以期更加深刻和系统地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和理论特质。

2.文本解读的方法

本书始终立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在理解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其基本理论问题。本书所坚持的文本解读，不仅使研究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而且也保证了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提炼更加准确。

3.多学科融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涉及哲学、生态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运用多学科融合的综合研究方法。

4.比较研究的方法

比较研究的方法就是要求通过比较不同理论家之间的理论观点，揭示其差异，并分析形成差异的根源，进而把握不同理论家之间的理论个性。本书在坚持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基础上，对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展开了比较研究，揭示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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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锦涛文选》第2卷，6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 《胡锦涛文选》第3卷，6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 可参见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载《哲学研究》，2006（1）。

[5] 关于此点，可参见王雨辰：《环境伦理学价值立场的转换：从西方化到中国化》，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1）。

[6] 参见王雨辰：《哲学批判与解放的乌托邦》，253～256页，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7] 参见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

[8] 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416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 参见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困境与出路》，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1）。

[10]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5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 参见张一兵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下卷），481～48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7～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2] 参见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517～5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10～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陈永森：《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理解及其启示》，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3）；胡绪明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问题刍议》，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3）。

[14]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94～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王雨辰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15] 参见贾学军：《从生态伦理观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论西方生态哲学研究的范式的转变》，载《理论与现代化》，2015（5）。

[16] 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辩护》，载《哲学研究》，2015（8）；陈永森：《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理解及其启示》，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3）。

[17]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英］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8] 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下册），57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19] 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周穗明主编：《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下），454～461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04。

[20] 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1] 奚广庆、王谨主编：《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19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王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载《教学与研究》，1986（6）。

[22] 参见唐正东：《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6）。

[23] 参见何萍：《自然唯物主义的复兴》，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王雨辰：《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6）。

[24] 参见唐正东：《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詹·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6）；何畏：《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何以可能：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2）。

[25] 参见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陈永森、蔡华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53～266页，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27] 张立平、徐春艳：《论奥康纳和福斯特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分歧》，载《求索》，2013（9）。

[28] 陈学明：《论福斯特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载《苏州大学学报》，2011（6）；王雨辰：《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12）。

[29] 卜祥记：《福斯特生态学语境下的马克思哲学》，载《哲学动态》，2008（5）。

[30] 曾庆娣：《马克思与生态学的关系：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载《学术论坛》，2008（3）。

[31]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123～1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郭剑仁：《评福斯特对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的建构及其当代意义》，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2）。

[32] 刘顺：《资本的辩证逻辑：生态危机与生态文明》，载《当代经济研究》，2017（4）；刘欣然：《从主体间性视角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载《学术交流》，2011（1）。

[33] 郭剑仁：《探寻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及其内部争论析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10）；张乐民：《福斯特和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比较探析》，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34] 参见任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辩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4）；赵卯生等：《阿格尔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四重维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35] 王雨辰：《生态辩证法与解放的乌托邦：评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2）；包庆德：《评阿格尔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若干基本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5）；万健琳：《略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消费价值观》，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6）。

[36]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394～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李富君：《生态危机及其变革策略：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37] 陈爱华：《“控制自然”观念内在悖论的历史演进及伦理意蕴》，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王雨辰：《“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载《道德与文明》，2004（5）；仇竹妮等：《人与自然之间的控制与服从》，载《理论学刊》，2016（6）；李咏梅：《“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批判与生态正义：威廉·莱斯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载《哲学动态》，2011（2）。

[38] 万健琳：《需要、商品与满足的极限：论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8（1）；吴迪：《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载《北方论丛》，2016（3）。

[39]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408～4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王雨辰：《论威廉·莱斯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南京社会科学》，2008（6）。

[40]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366～3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朱波：《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115～125页，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庄立峰等：《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考察》，载《思想理论教育》，2014（4）。

[41] 庄立峰等：《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考察》，载《思想理论教育》，2014（4）；朱波：《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历程及其理论特征》，载《学术交流》，2011（4）。

[42]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359～3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吴宁等：《安德烈·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1）。

[43] 庄立峰等：《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考察》，载《思想理论教育》，2014（4）。

[44] 吴宁：《高兹的资本主义观》，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7）；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

[45] 参见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汤建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理论问题域和总体趋势》，载《江苏社会科学》，2010（5）。

[46] ［英］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7] 参见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后发国家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第二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穆艳杰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派别分歧与论战：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意蕴问题》，载《理论探讨》，2015（2）；陈永森：《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关系的理解及其启示》，载《思想理论教育》，2015（3）。

[48]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刘仁胜：《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徐艳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曾文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49] 唐正东：《生产条件的批判之维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超越之路》，载《南京社会科学》，2007（6）；何畏：《资本主义生态批判与资本批判的统一何以可能：奥康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2）。

[50] 贾学军：《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第二、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赵卯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旨研究》，第四章，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上篇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三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万希平：《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二章，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51] 吴宁：《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8）；朱波：《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第三章，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陈永森等：《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第五章，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52] 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中篇第六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3] 王雨辰：《论科威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

[54] 参见王雨辰：《技术批判与自然的解放：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4）；王雨辰：《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陈学明：《论生态社会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反思》，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1）；吴宁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伦理思想》，载《江汉论坛》，2011（3）；马兰等：《生态视域中的科学技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观述评》，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陈永森：《“控制自然”还是“顺应自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1）；郑忆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辩证视域论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3）。

[55] 参见王雨辰：《控制自然观念的历史演进及其伦理意蕴》，载《道德与文明》，2004（5）；王雨辰：《技术理性批判与科技伦理的重建：评威廉·莱斯的科技伦理价值观》，载《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仇竹妮：《人与自然之间的控制与服从：威廉·莱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逻辑》，载《理论学刊》，2016（6）。

[56] 参见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四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7] 参见解保军：《安德瑞·高兹的“技术法西斯主义”理论析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7）；马兰等：《生态政治学视域的科学技术：高兹的科技观评析》，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8（4）。

[58] 参见余锦龙：《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维度》，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9（4）。

[59] 参见赵卯生等：《阿格尔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四重维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60]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下篇第五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1] 王雨辰：《评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载《哲学动态》，2009（1）；徐琴：《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载《天津社会科学》，2016（4）；乔欢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消费社会的价值救赎》，载《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2）；姚晓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异化消费理论研究》，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7（2）。

[62] 王雨辰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的重构》，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万健琳：《异化消费、虚假需要与生态危机：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观和消费观》，载《江汉论坛》，2007（7）。

[63] 王雨辰：《生态政治哲学何以可能：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哲学》，载《哲学研究》，2007（11）。

[64] 李富君：《生态危机及其变革策略：本·阿格尔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赵卯生：《阿格尔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四重维度》，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8）。

[65] 王雨辰：《文化、自然与生态政治哲学概论：评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载《国外社会科学》，2005（6）；陈食霖：《将社会正义推进到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佩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载《国外社会科学》，2010（1）。

[66] 郭剑仁：《生态地批判：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陈永森等：《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67] 王雨辰：《当代生态文明理论的三个争论及其价值》，载《哲学动态》，2012（8）。

[68] 王雨辰：《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36～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9] 王雨辰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发展观的重构》，载《哲学动态》，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