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商书》和《周书》的制作时代
假如我们对真伪有争议的《古文尚书》存而不论，仅就公认可靠的《今文尚书》而言，是否就可以认为它们皆为原作，从而据以研究其所记录的虞夏商周四代的历史呢？这仍然是极难把握的事情。纸质典籍在流传过程中被润色、增删、改编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就很难避免夹杂着后人的思想观念和意图，而真正原封不动面对世人的，恐怕只有铭于金石的物质文献和诸如甲骨文、竹简、帛书之类的出土文献，这样后者自然就成了判断前者原貌的依据。
郭沫若先生发现，卜辞称至上神为“帝”，后来称为“上帝”，但决不曾称为“天”。称至上神为“天”始于殷周之际，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天”不仅见于《周书》，而且见于西周金文。据此，他进一步推断，《今文尚书》中《商书》之《微子》、《西伯戡黎》、《高宗肜日》、《盘庚》上中下、《汤誓》，《大学》《缁衣》所引之《太甲》佚文，《孟子·万章》篇所引之《伊训》佚文，《墨子·非命》所引《仲虺之告》，《墨子·兼爱》篇所引之《汤诰》佚文，都有“天”，因而“除掉《微子》和《西伯戡黎》的两篇是在卜辞的年代范围以外，其余都是不能相信的”[8]。对于这种看法，虽然后来郭沫若先生本人有所修改，但陈梦家先生却认为“还是正确的”[9]。陈先生的判断是慎重的、合理的。
后来，徐复观先生以思想观念的发展为线索，对《今文尚书》各部分的成书时代作了判断：“一种新思想、观念之出现，在历史中是一件大事。由思想观念出现之前后，以推论相关典籍出现之先后，这系过去考据家所忽略了的一个重要方法。《虞书》中之思想、观念，较《周书》为丰富，故其成立当远在《周书》之后。《商书》中之思想观念，较《周书》为贫弱，故其成立，自在《周书》之前。”[10]他把《尚书》各篇的形成过程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开始并无原始文献，而只有许多口头传说，到了文化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时，即由史官加以整理、编纂，把口头的材料，写成文字的材料。……《尚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当属于这一类。”“《尚书》中第二类材料，为将原典重加整理过的材料。此种材料，原有真实的文献存在；但经过若干年后，尤其是经过改朝换代以后，有人重新加以整理，以便于流传阅读。在整理时，不免把原文加以今译，因而杂有整理时的名词、口吻、气氛；但对于原有的底子，并未加以改变。今日《尚书》中的《甘誓》《汤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范》等皆是。”“第三类是传承下来的原始资料；《商书》中的《盘庚》及《周书》，大体上属于这一类。”[11]
郭、徐二说正好相互印证、相互补充。郭说指出了现象——《商书》的大部分篇不是原作，而徐说则指出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后人将原典进行了加工整理。郭说虽然指出《商书》各篇“不能相信”，但并没有讲清楚到底“不能相信”到了什么程度。而徐说则明确地说，是“把原文加以今译，因而杂有整理时的名词、口吻、气氛；但对于原有的底子，并未加以改变”。窃以为，徐先生的推测恐怕过于保守了。后人对《商书》原典的加工整理，很可能还有思想观念的渗透。
郭、徐两位先生的主要争议在于《盘庚》篇，前者认为此篇亦非原作，后者判定为“原始资料”。
卜辞所见上帝的威力，又见于《尚书》的《商书》，只是常常将过去的“帝”或“上帝”改称时尚的“天”。如“罔知天之断命”“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盘庚上》）、“惟天……降年有永有不永”（《高宗肜日》）、“天既讫我殷命”“故天弃我，不有康食”“天曷不降威”“我生不有命在天”（《西伯戡黎》）、“天毒降灾荒殷邦”（《微子》）等等。这都印证了《商书》可靠的一面。
但是，卜辞中的上帝和《商书》的上帝又有本质的不同。在卜辞中，上帝是一个喜怒无常、难以捉摸、毫无道德性和正义感的霸王。但在《商书》中，上帝则摇身一变，成了仗义仁慈、抑恶扬善的圣王。祂在发挥其威力时，是以道德和正义为依据的。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汤誓》）、“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盘庚下》）、“惟天监下民，典厥义”“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高宗肜日》）、“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西伯戡黎》）等等。可见，如果我们说卜辞中的上帝代表了主宰之天的话，那么《商书》中的上帝或天则已经兼具义理之天的功能了。
《商书》和卜辞中上帝形象的这种巨大差异，不禁令人生疑。愚见以为，卜辞中的上帝当然是殷商时期本来的上帝形象，而《商书》中作为道德权威的上帝，则代表了周人的观念。也就是说，今本《商书》各篇，包括《盘庚》，都不是原作，郭沫若先生认为《盘庚》已非原作的意见是可信的。
尽管如此，《商书》的语言风格以及部分思想观念同《周书》中的早期文献相近，故当定型于同时，即西周初期。那么，周人对《商书》的贡献是创作呢还是加工整理呢？答案应该是后者。《书》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征之甲骨，其言不诬。出土于殷墟的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因而说商代已经发明了典籍，是完全可信的。可以想见，西周初期的史官们在记录当朝的历史档案的时候，不忘商代旧典，遂据当时的思想观念和语言风格加以整理，成为流传后世的《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