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在创造新制度[1]

◎李加鹏1 ◎杨德林2

1.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2.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创业研究是过程研究，创业学者关注从创意产生到创业企业发展的创业活动全过程。创业活动是开放性活动，不仅会受到环境影响，也会影响所处的环境。近年来，学者注意到创业不仅能产生经济效益，还可以带来新的理念和范式。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某些制度的来源。该领域逐渐演变为创业创造新制度这一重要研究主题，与组织、社会学领域的制度创业不谋而合（Battilana，et al.，2009；DiMaggio，1988）。需要强调的是：①在组织、社会学领域，制度是指个体或组织对于恰当的结构和实践的共同信念和理解（DiMaggio，Powell，1983；Meyer，Rowan，1977），通俗的表述就是“游戏规则”；②制度创业关注的是制度从无到有的问题，创业更多的是作为制度创业的一种研究情境，且并非唯一的情境，因此创业创造新制度可以视为制度创业的子集之一。

创业创造新制度的研究源于组织生态领域，这或许有其必然性。组织生态研究关注组织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从全生命周期视角探索组织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这类研究更容易发现创业活动的副产物。组织生态学关注缝隙市场和环境对于组织形式的影响，发现技术因素会导致组织形式同构。种群内的组织使用相同的技术，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出同质化趋势（McKelvey，Aldrich，1983）。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创业企业与在位企业竞争时，不仅颠覆了在位企业的技术，还改变了技术运用和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即改变了相应的制度（Tushman，Anderson，1986）。在此基础上，迪马吉奥（DiMaggio）（1988）最早提出了制度创业者（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的概念，指那些在获利机会驱动下，利用个人资源来创造和（或）重塑制度结构的人，这为制度创业的研究打下基础。

制度研究假设制度稳定不变，这给制度创业的研究带来了障碍。《管理学杂志》2002年出版专刊质疑这一假设并探索制度变革问题（Dacin，et al.，2002）。制度变革是反映有组织行动者权力和利益的政治过程，他们带头发现机会、描绘愿景和动员民众，身先士卒将新的信仰、规范和价值观注入现有社会结构。格林伍德（Greenwood）等学者（2002）给出了制度变革的过程机制模型，依次是突然动荡—去制度化—准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制度再生，其中突然动荡是制度变革的原因，制度再生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这一过程模型为后续的制度创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模型。在肯定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考虑其模型的不足之处。模型仅考虑了制度从旧到新的变化，却没有考虑制度从无到有的变化，而且尽管模型考虑了制度从旧到新的变化，但没有考虑变化发起人的差异。

制度变革涉及多种行动者，为此学者提出了场域的概念。场域是指聚集在一起、构成公认的制度生活领域的组织，主要有供应商、资源与产品的消费者、规则制定者，以及其他提供类似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依据所在场域的不同，制度创业可以分为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和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前者的目标是创造新的制度（Maguire，et al.，2004），后者则是要改变现有制度（Greenwood，Suddaby，2006）。不论是改变旧制度还是创建新制度，都涉及准制度化—理论化—扩散化—制度再生这四个阶段（Greenwood，et al.，2002）。不同的是，成熟领域的制度创业从去制度化开始，而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则从准制度化开始（见图2-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文献绘制。

图2-5 制度创业过程模型

罗伊斯顿·格林伍德和罗伊·苏达比：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

成熟场域内的行动者面临嵌入能动性悖论，他们嵌入到成熟的场域，其观念和行为都受到场域内既有制度环境的塑造。在制度约束下，行动者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并改变既有制度环境？场域不仅限定了行动者是谁，还限定了行动者的位置；不仅包括正式的层级位置，还包括建构出来的非正式位置。不同的位置给行动者提供了制度利益和机会，以及特定时刻影响他人的资本。在理论上，处于成熟场域中心位置的行动者受到制度环境的同构作用更大，更不可能有动力进行制度创业。

管理学者善于发现理论上不太可能出现的现象，并以此提升原有理论。2006年，罗伊斯顿·格林伍德（Royston Greenwood）和罗伊·苏达比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成熟场域内的制度创业：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一文，以挑战嵌入能动性悖论为切入点，通过引入网络位置和辩证理论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制度变革模型进行细化，致力于回答“在高度制度化情境中，为何、在何种情况下，嵌入成熟场域的精英企业有动力进行制度创业”。会计师事务所是提供会计服务的专业化机构，这早已是社会共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些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涉足法务会计、诉讼支持和管理咨询业务，由此产生了多元化事务所（multidisciplinary practice）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这本是普通的商业现象，但是格林伍德和苏达比发现了其中的特殊之处：多元化事务所这一新的组织形式诞生于全球顶尖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按理说，这些精英事务所是行业的表率，不太可能去做容易招致监管调查和客户抵制的变革。现实是，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不仅做了，还做成了行业的“新规则”。

格林伍德和苏达比以“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打破规则推出多元化事务所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然调查（naturalistic inquiry）方法，探索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变革问题。研究发现处于成熟场域的核心在位者对变化不仅没有更为迟钝，反而更为警觉。由于连接了不同的组织场域，核心在位者更有可能接触到矛盾的逻辑，从而对旧有逻辑进行反思和改变。此外，核心在位者的市场活动超出了本场域制度的管辖范围，因此他们不受强制性和规范性制度的影响。两位学者创造性地将这两个过程定义为边界桥接（boundary bridging）和边界错位（boundary misalignment）。这两个过程使得核心在位者暴露于场域层面的“矛盾”，降低了他们对原场域的嵌入程度。当低嵌入性与制度变革动机相结合时，核心参与者就会成为制度创业者。

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制度变革模型仅考虑了成熟场域的制度变化过程，却没有考虑变革发起人的差异。格林伍德和苏达比在这篇文章中关注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创业，是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拓展，丰富了学者对制度创业过程的认识。写作技巧方面，该研究首先树立嵌入能动悖论这个靶点，让读者顺理成章地认为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不可能进行制度创业；接着作者提出确有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发起的制度创业，并提出他们为何、如何进行制度创业的问题以引起读者的兴趣。两位学者从一个大众习以为常的商业现象中找到有违逻辑之处，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将成熟场域精英企业克服嵌入能动性悖论的过程机制勾勒出来，并将该机制理论化，给出成熟场域核心企业制度创业过程模型。行文思路和写作技巧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这篇文章考虑了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制度创业，自然引出了成熟场域边缘新进者制度创业相关的研究，由此催生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研究发现，成熟场域的制度创业可能由核心的在位企业发起（Greenwood，Suddaby，2006；Townley，2002），也有可能由边缘新进者发起（Levy，Sculley，2007；Maguire，Hardy，2009）。前者具有制度变革的资源和推广新制度的影响力，但他们受到所嵌入场域制度的约束较大，往往缺乏变革的眼光和动力；后者具有变革的眼光和动力，但是缺少制度变革的资源和推广新制度的影响力（Garud，et al.，2007；Hardy，Maguire，2017），其制度创业过程更为复杂（见表2-2）。因此，学者普遍关注制度创业者如何成功实现制度创业，尤其是他们在制度创业过程中采纳了哪些战略措施（Hardy，Maguire，2017；Zhang，White，2016）。这些研究仍将制度创业者视为理性经济人，几乎没有考虑制度创业的组织内部的协调过程。成熟场域利益格局复杂，并非所有管理者都支持制度创业，未来探索成熟场域制度创业的微观过程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表2-2 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制度创业对比

史蒂夫·马奎尔等学者：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

制度创业研究兴起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多在关注成熟场域的制度变革问题，很少有学者考虑新兴场域的制度创造问题。史蒂夫·马奎尔（Steve Maquire）等学者2004年在《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了《在新兴场域内的制度创业：加拿大艾滋病治疗机构的案例》一文，敏锐地发现了新兴场域制度过程这个研究空白，并从新兴场域制度创业者职位特征及新制度的扩散过程两个问题着手开展研究。该文章以加拿大艾滋病治疗场域为研究情境，探索新的范式和规则是如何出现和传播的。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突然出现的严重疾病，制药公司没有可用的药物，迫切需要研发新药，与患者的沟通是新药研发的关键。另外，艾滋病患者受到社会的排斥，甚至还由此引发了一些动荡。在这一悖论下，加拿大出现了一种由社区和医药公司共同构成的组织，并产生了全新的咨询和交流模式。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作者发现由于新兴场域内制度结构不成熟、行动方位置不明确且关系松散，即使某个行动方率先提出并推广了某项理念或行为范式，也未必能得到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因此，新兴场域制度创业的第一步，是占据具有广泛合法性并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架起桥梁的“主体位置”，为新的实践争取到合法性并为后续的制度推广聚集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这一发现是这篇文章的重要贡献。此外，作者指出新的规则和范式出现后，需要通过话语和政治手段将其理论化，然后与利益相关者的习惯联系起来，最终实现制度化。

马奎尔等学者重点对比了新兴场域和成熟场域的差异。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在制度结构、行动方位置和行动方关系三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首先，成熟场域经过长时间的建构，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制度体系，用以衡量场域内行动方观念、行为等的合法性；而新兴场域尚未形成稳定的制度，因此难以衡量行动方的观念、行为是否合法，制度创业者因此拥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其次，成熟场域内既有处于核心位置、掌握资源配置、影响力更大的支配者，也有处于边缘位置、资源相对不足、影响力更小的被支配者；而新兴场域行动方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资源分散在多个行动方手中，支配关系尚未确定，彼此之间缺乏影响力。最后，成熟场域内行动方之间具有稳定的组织关系，可以经受住较多的内外部冲击；新兴场域内行动方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容易受到内外部冲击。如表2-3所示，新兴场域与成熟场域的种种差异，导致两个场域制度创业过程不同，尤其是采取的战略措施和技术手段。

表2-3 成熟场域与新兴场域对比

总体来说，马奎尔等学者的研究、格林伍德和苏达比的研究分别探索了如何在新兴场域创造新制度、如何在成熟场域改变旧制度这两个细分问题，是对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的进一步延伸，具有较大的代表性。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不足，例如未充分考虑制度的复杂性、制度变革的方向、与创业活动的联系等。事实上，成熟场域制度更为成熟，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更为完善，这种情况下的制度创业者受到较大的限制和约束，制度变革的程度相对较低，新制度推广的难度也较高；相比之下，新兴场域缺少成形的规则，制度创业者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制度创新程度也相对较高。制度作为一种游戏规则，界定了行动者的思想和行为边界，制度创业因此具有不同的方向，例如变得更加严格或宽松、明确或模糊、人性化或反人性化、高质量或是低质量。此外，成熟场域制度创业与创业的关系不够密切，少数特例仅限于公司创业行为；新兴场域的制度创业和创业之间的关系较多，不少新制度是与创业活动相伴而生的，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创业和制度创业。

朱莉·巴蒂拉娜等学者：制度创业文献综述

行动者发起制度创业是有意还是无意？制度创业者是新制度的发起者还是实施者？创业是不是制度创业的必要条件？更一般的制度创业模型是怎样的？学术研究细化到一定程度后，需要有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总结和提升。朱莉·巴蒂拉娜（Julie Battilana）等学者2009年在《管理学通讯》（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上发表了《行动者如何改变制度：构建制度创业的理论》一文，对制度创业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提出制度创业的本质是改变现有的制度逻辑，即通过引入新的制度来改变当前关于目标及目标实现方式的共识。因此，不论制度创业者最初的意图是不是改变环境，也不论变革是否已成功实施，他们都是发起并积极实施与现有制度不同的变革的代理人。虽然创建不同商业模式的创业者也可能是制度创业者，但创建一个新的企业并非制度创业的必要条件，也不足以使参与者有资格成为制度创业者。与之前的研究相比，巴蒂拉娜等学者对制度创业的界定至少有三点延伸：改变制度可能并非制度创业者的初衷；制度创业者需要发起并实施新制度；创业不是制度创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创业创造新制度只是制度创业的一个子集。

巴蒂拉娜等学者在对制度创业理论系统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更一般的制度创业过程模型（见图2-6）。在制度创业的原因方面，该研究跳出了之前研究认为业绩不良、技术变化、利益冲突等具体原因的研究范式，提炼出行动者与制度环境间的匹配是制度创业的驱动因素——当行动者感受到与当前制度环境不匹配，并且他们能获取资源改变当前制度环境时，制度创业往往就会出现。这一观点将制度创业的原因泛化，并且与战略管理领域常见的匹配观点联系起来。同其他变革过程类似，制度创业的过程可以分为提出制度愿景、获取民众支持、鼓励民众采纳并维持新制度三个阶段。在提出制度愿景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发现当前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更优的制度方案；在获取民众支持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充分利用资金、社会资本等资源，将制度愿景传递出去，以获得其他行动者对新制度的支持和接受；在鼓励民众采纳并维持新制度阶段，制度创业者需要鼓励他人接纳新的制度并反复实施，使得新制度逐渐制度化，最终实现制度变革。制度创业过程的三个阶段并非一次完成，可能会出现多次的反复，最终建构出新的制度；而新制度在未来可能会被新的制度创业者改变，实现新一轮的制度迭代。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巴蒂拉娜等学者（2009）的文献绘制。

图2-6 制度创业的过程模型

巴蒂拉娜具有明显的组织和社会学研究背景，这篇文章从更宏观的视角对制度创业进行了梳理和归纳，给出了更一般的制度创业过程模型。制度创业与社会创业、学术创业相似，本质上也是一种创业。但是截至目前，学术界尚未将不同类型的创业进行归纳提炼并给出更一般的创业模型。

推动创业研究产生的理论贡献与未来趋势

创业是创造新制度，这一对创业本质的洞见将创业研究和制度理论联系在一起。例如，奥尔德里奇和菲奥尔（Fiol）（1994）发现，创业企业缺少合法性，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从而接受环境中既定的规则，但是有些企业却通过集体推广其创新活动，创造了新的产业和制度环境。该研究突破了创业研究大多关注经济产出的范式，为制度创业这一研究领域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是事与愿违，此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制度创业的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究其原因，制度理论研究仍坚持制度一成不变的基本假设，而创业研究仍受到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较大，对于非市场产出关注不足。

制度创业从特殊现象上升为一般理论，需要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更深层次的对话，这种突破一般需要领域外的力量推动。顶级管理学期刊敏锐地发现了制度理论和创业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出版专刊进行了讨论，例如，《战略管理杂志》在2001年推出专刊，呼吁将创业研究和制度理论等战略管理理论相结合（Hitt，et al.，2001）。紧接着，《管理学杂志》在2002年推出专刊，质疑制度理论研究中制度一成不变的基本假设，呼吁探索制度变革的来源和过程（Dacin，et al.，2002）。值得强调的是，格林伍德等学者（2002）在这一期专刊中给出了制度变革的过程机制模型，为后续制度创业研究提供了基础模型。这两个管理学顶级期刊专刊的推出为创业创造新制度的研究打通了道路，相应的研究成果开始大量出现。这个阶段的研究具有以下共性：①文章的作者多为组织管理领域的学者，而非创业领域的学者；②研究方法基本都是定性研究，用以探索制度创业的过程机制；③重要研究成果主要出现在顶级管理学期刊而非创业期刊上。

从2010年开始，创业期刊意识到制度与创业之间的重要关系，陆续推出专刊进行讨论。2010年《创业理论与实践》推出专刊回顾制度视角的创业研究，呼吁扩大制度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Bruton，et al.，2010）；2013年《创业学杂志》推出专刊探索制度和创业之间的关系，呼吁采用更多社会学理论丰富创业研究（Jennings，et al.，2013）。这些专刊将创业创造新制度作为新兴研究议题呈现于学者面前，促进了制度和创业研究的融合。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政府、企业等多方力量共同构建出多项新的范式、规则，为制度创业的研究提供了绝佳素材。例如，中国手机行业在发展过程中，通过框架、聚集和桥接三种战略构建其合法性，最终推动政府取消对手机生产的行政审批（Lee，Hung，2014）；中国民营企业在进入光伏领域的过程中，通过利用合法性资源、调整自身行为符合既有规则以及推动制度环境改变对合法性的认识三种策略克服了新进者劣势。成熟场域边缘新进入者主导的制度创业过程（Zhang，White，2016）与成熟场域核心在位者主导的制度创业过程（Greenwood，Suddaby，2006）存在较大差异。除了素材丰富，中国情境中的制度创业方向也有其特殊之处。通常，制度创业者采用从下到上的战略（bottom-up strategy）进行制度创业，即先建立场域内行动者对新事物的认知，后构建行业规范，再推动政府层面的立法。但是蔡尔德（Child）等（2007）发现中国环境保护体系的制度创业采用了自上而下的战略（top-down strategy），即政府出台环境保护法案在先，民众建立环保理念在后，并且这一过程是由政府及其代理机构主导的。这一过程机制的方向恰好与美国环保体系的制度创业方向相反。

创业活动不仅产生经济效益，还带来新的认知、范式和规则等，有助于解释制度的来源。创业创造新制度成为制度创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但这不等于二者可以画等号。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制度创业的本质是一个新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恰似新企业从创意产生到企业创立的过程；创业创造新制度只是制度创业的一种特殊情境，创业既非制度创业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正如创业研究学者所强调的，创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产生经济效益，以改变制度为目的去创业只是少数；也有些创业活动将改变制度作为一种手段，以实现其他目的。创业者为何要改变制度？有意改变还是无意间改变？如何在目标之间、目标和手段之间权衡？这些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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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推荐

Battilana, J., Leca, B., and Boxenbaum, E., 2009, “How actors change institutions: towards a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Vol.3, No.1:6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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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学者

朱莉·巴蒂拉娜（Julie Battilana）

2006年获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和法国卡尚高等师范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现任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讲席教授。她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制度创业、制度变革、社会创业、社会创新、混合型组织、权力与影响力等，现任《行政科学季刊》《管理学杂志》编委会成员。E-mail：jbattilana@hbs.edu或julie_battilana@hks.harvard.edu。

史蒂夫·马奎尔（Steve Maguire）

2000年获蒙特利尔高等商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悉尼大学商学院战略、创新和创业教授。他关注人类健康和环境风险所驱动的技术和制度变革，研究领域包括制度创业、制度变革、可持续发展战略、组织政治管理等，在《管理学评论》《管理学杂志》《战略管理杂志》等期刊上发表多篇论文。E-mail：steve.maguire@mcgill.ca。

罗伊斯顿·格林伍德（Royston Greenwood）

1976年在伯明翰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阿尔伯塔大学商学院战略管理教授和副院长，他的研究领域覆盖创业行为、组织变革与战略管理等，曾任多个国际管理学顶级期刊编委会主席，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他多年来持续深耕制度理论研究，现任《管理学评论》《管理研究杂志》编委会成员，《管理学通讯》顾问委员会成员。E-mail：royston.greenwood@ualberta.ca。

[1]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促进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及其政策研究”（17ZDA051）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核心信息技术创新规律与创新体系研究”（71834006）资助的阶段性成果。杨德林为本文通讯作者（yangdl@sem.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