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清凉山

就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8月，我奉调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同年11月转调新华社。当时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同在延安城东门外的清凉山上。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清凉山也几经轰炸，但日本飞机对那里的土、石窑洞无可奈何。这里是一个特殊的战场，战斗在那里的，是一支党新培养出来的拿笔杆子的部队，95％以上是青年，包括二十几名回国参战的华侨。

一踏上清凉山，就被那里紧张的战斗气氛所吸引。架设在山上的简陋天线和土窑洞里的收报机，日夜收听着东、西半球各大通讯社，包括苏联的塔斯社、美国的合众社和美联社、英国的路透社、日本的同盟社、德国的海通社、意大利的斯蒂芬尼社和国民党的中央社等发布的新闻。这些新闻，是处在延安山沟里的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及时掌握世界战局、交战国政情动态和宣传动态的主要信息来源。起着党中央这么重大的“耳目”作用的第一线部队，是新华社的报务员，他们大多数是十七八岁的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学生，在战乱中耽误了学业，不懂英语，只懂英文字母。面对外国通讯社用机器播发的每分钟200多个字母，他们硬是用手中的笔抄下来了。每秒钟3个以上英文字母的音讯，要在耳机中分辨清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要在连续几小时中把它抄录下来。但是，这种近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终于被清凉山的报务员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到了。这是清凉山的一大奇迹。当时曾经有一名西方记者到清凉山参观，目睹这一种精神和速度，连声赞叹说：“难以想象！”清凉山的第二大奇迹是新华社英文和日文翻译组同志们的“破译天书”。当时报务员高速抄下来的外电，字迹自然很难辨认，加以高空电离层变化的干扰，抄错、抄漏的现象难免发生，因此，从抄报房送来的字迹象“乱麻”加“豆芽”的抄报纸，简直像“天书”一样难懂。对于这种高难的“天书”，英、日文翻译组的同志们通过艰苦、细致的探索，终于摸清规律，夜以继日地一一把它们破译出来。在这些“破译天书”的能手中，有来自南洋的归侨陈尤、丁拓、沈光、王越等同志。正是战斗在清凉山的这批抄报“神童”和“破译天书”的能手，保证了党中央耳聪目明，及时准确地掌握了天下大事。

我于1941年11月转到新华社后，先在英文翻译组工作了半年多，然后调到新华社的广播科，负责编写国际新闻。当时的广播科，是新华社和延安口播台在清凉山较早的编辑部门，主要负责向敌后各解放区的报纸播发文字稿，和通过延安广播电台向全国（包括蒋管区和敌占区）发布口播新闻。延安电台电力虽然不强，可是全国都能收听到，南洋华侨地下报纸有时也能收听到。它成了日本同盟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强劲对手。它发布党中央的指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导着全国革命人民的对敌斗争。同时，以其新闻的真实性取信于天下，以至于连日伪和蒋军官兵，也很少怀疑当时新华社报道的真实性。就这样，清凉山不仅是党中央了解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耳目，也成了党中央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喉舌，它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敌占区人民视为“黑暗中的一座灯塔”，在我国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945年，德日法西斯先后投降后，第二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春，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我随廖承志同志（他当时任新华社社长）东渡黄河。廖承志同志是我父亲入党的引路人，当他告诉我说，我父亲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高兴极了，因为我1939年离香港赴延安的时候，我父亲没有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以至我在延安入党填写履历的时候，把我父亲写成是“随时代前进的人”。1949年北京解放后，我父亲陪陈嘉庚先生从香港来北京参加筹备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父子在京重逢，格外高兴。我把10年前他在香港给我写的“临别赠言”拿给他看。他重读自己所写赠言，感慨地说：“唯真，当年你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