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多华侨青年回国参战

据不完全统计，“七七”事变后回国参战的华侨青年学生、工人约有1万多人（若不是重洋万山阻隔，回国参战青年绝不止此数）。新加坡电视剧《雾锁南洋》描写抗战初期新加坡华裔青年回国参加抗战的镜头，是非常真实感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归侨青年大部分参加了国民党的陆、海、空军，有的参加了桂系军队。数千名华侨司机、技工，在以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组织下，承担了滇缅公路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另有约2000左右的华侨青少年，分赴延安和华北、华中、华南的敌后战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对日寇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当时，我就是奔赴延安的华侨青少年之一。我们南洋中学有20多人回国参加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之所以选择奔赴延安的道路，一是因为看到当时抗日最坚决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二是赞成中国的未来，应该走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我能实现奔赴延安的愿望，很大程度得助于我的父亲王雨亭。他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9年在菲律宾同傅振机（即傅无闷）先生一起创办了《平民日报》；1932年又同庄希泉同志一起在菲创办《前驱日报》，宣传抗日救国。“七七”事变后，他受廖承志和成仿吾同志的委托，介绍过成百名华侨青年回国到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父亲从爱国主义走上共产主义，从同盟会员成为共产党员。眼看父亲介绍一批又一批来自宿务、怡朗市和马尼拉市的华侨青年回国去延安，我心里急如火燎，一再恳求父亲允我同行。起先父亲不同意，说我尚未成年，且体弱多病。我辩解说：“体弱可以锻炼，疾病可以战胜，况且我动作轻捷灵敏，打仗没有问题。”在我一再坚持下，父亲被感动了。1938年10月，他亲自带我回国。不意船到香港当天，华南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广州，北上的路暂时走不通，不得已在香港庄希泉同志家住了半年多。1939年5月，适有一批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人员和几位学生要回国参加八路军，父亲便把我交给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贯同志，同服务团一起参加八路军。临行前，我请父亲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他命笔写道：“这是个大时代，你要踏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线，我当然要助成你的志愿，决不能因为‘舐犊之爱’而忘了我们的民族意识。别矣真儿！但愿你虚心学习，勿忘我平日教你的有恒七分，达观三分（意指一个人要有所成就，七分靠恒心，三分靠达观），锻炼你的体魄，充实你的学问，造就一个健壮而又有智慧的现代青年，为新中国而努力奋斗！”1939年6月3日，我应时代的召唤，带着父亲的祝愿，随同新加坡、香港司机服务团，离香港经越南北上，踏上了抗日战争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