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研究概念界定、基本框架与研究方法
第一节 基本概念界定
一 能源与生活用能
目前国内外对能源的定义多达20种，主要有《科学技术百科全书》：“能源是可以获得热、光和动力等能量的资源。”《大英百科全书》：“能源是一个包括所有燃料、流水、阳光和风的术语，人类用适当的转换手段便可让它为自己提供所需能量。”《日本大百科全书》：“在各种生产活动中，我们利用热能、机械能、光能、电能等来做功，可利用来作为这些能量源泉的自然界中的各种载体，被称为能源。”中国《能源百科全书》：“能源是可以直接或经转换提供人类所需光、热、动力等任意一种形式能量的载能体资源。”综上，能源是自然界中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能量的物质资源。能源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即天然能源，指在自然界现成存在的能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气、水能等；二次能源指由一次能源加工转换而成的能源产品，如电力、煤气、蒸汽及各种石油制品等。一次能源又可分为可再生能源（水能、风能及生物质能）和非可再生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油页岩等）。
国外学者普遍从家庭能源需求的角度，将生活用能界定为直接能源需求和间接能源需求。直接能源需求包括电力、天然气、热力、汽油等，间接能源需求为生产非能源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能源。国内学者对生活用能的界定通常指居民在炊事、热水、照明、室温调节等生活起居方面的直接能源消费，不包括交通能耗。部门分析法（工业、交通、商业、住宅部门）仅反映以住宅为载体的家庭排放，没有包括住宅以外的家庭相关活动的碳排放，因此，部门碳排放分析法不能全面反映家庭用能需求，大城市小汽车能耗虽然是家庭用能的重要部分，但由于缺乏数据而难以准确计算。国外界定的间接用能的计算方法需要大量的微观数据，从数据可获得性及中国生活能源消费特征出发，本书生活用能包括两部分：一是直接的生活用能；二是家庭消费间接导致的能源消费。更进一步，直接生活用能可分为住宅用能（建筑运行能耗）和交通用能，主要包括住宅炊事、热水、照明、室温调节、家用电器等生活能耗，以及私人交通出行所消耗的能源，能源消费载体主要有电力、热力、天然气和汽油[1]。本书第五、第六章重点研究家庭消费用能（即间接用能）及其低碳化的途径和政策，第七、第八、第九章针对直接生活用能进行减排政策的设计。
二 直接与间接排放
家庭生活用能直接碳排放是指为了获得能源服务，例如，室内供暖、热水、照明、家用电器、炊事和汽车燃料等，家庭购买和消费的能源载体（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使用后所产生的碳排放。间接碳排放是指某种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或服务在被消费之前即发生的能源消费所导致的碳排放。直接碳排放计算较为简便，按照IPCC公布的各种燃料的碳排放系数，即可计算出各类生活用能的直接碳排放。而间接能源需求及能源碳排放的计算则复杂得多，在方法论上仍存在争议，且需要大量数据支持。本书第五、第六章重点考察家庭消费的间接排放，第七、第八、第九章重点考察消费的直接排放。
三 消费与低碳消费
消费是家庭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和行动，包括选择、购买、使用、维护、修理及废弃物处置等，它不仅仅是个体消费行为，也是社会行为。消费行为至少包括四个层面：首先是个体和家庭层面，这是消费行为的问题；其次，消费涉及社会层面，个体行为会受到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会影响社会规范的形成；再次，消费与经济联系紧密，一方面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消费还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与生产条件的制约；最后，消费对生态环境与气候系统产生重要影响。影响家庭消费的宏观因素主要有：①经济因素，经济增速会影响消费需求的增长；②技术因素，包括能源和水供应技术、废弃物管理与处置等；③人口因素，主要包括人口结构、家庭规模和构成等；④社会文化，主要是节俭的文化对消费具有影响。
迄今为止，国内外对低碳消费尚无统一的界定。从国外实践来看，低碳消费与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等概念较为接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解决工业文明造成的资源环境与生态危机，人们先后提出了“绿色消费”“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低碳消费”等相关理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就认识到了消费导致的环境问题，大会通过的文件《21世纪议程》明确将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根源归于不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模式。1994年，奥斯陆会议首次提出可持续消费与生产（SCP）的定义。2002年，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WSSD）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协议》，号召全球行动起来并拟定十年方案框架，支持各国家和地区加快向可持续消费与生产模式转变的步伐[2]。这些有关消费的概念均涉及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问题，它们的提出背景、侧重点及理论形态均有所不同：绿色消费主要关注化学农药的广泛使用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造成的威胁，而对消费行为及其过程本身是否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缺乏关注；可持续消费、生态消费考虑了人类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从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人类消费行为进行反思；与这些概念相比，低碳消费的指向更明确，从碳排放的角度来解决消费的不可持续问题，不仅关注产品层面，也考虑消费行为与过程，对消费具有更强的约束作用。结合我国国情，本书将低碳消费的范围和内涵界定如下。
第一，本书所述低碳消费的范围是指生活消费。一般认为，消费可分为广义消费（包括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和狭义消费（仅指生活消费）。国内的低碳政策在生产领域已经较为成熟，而对生活消费领域鲜有涉及，因此，本研究将低碳消费界定为生活消费。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居民生活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居住及杂项商品与服务八大类，相应的，低碳消费要求上述各类消费实现低碳化。
第二，低碳消费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不存在统一、绝对的判定标准。低碳消费是消费低碳化的渐进过程，低碳消费实现程度的高低与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社会消费文化和生活方式、技术水平等因素有关，推进低碳消费是一个不断深化、逐步改进的过程。各地消费差异较大，因时、因地而异，因此并不存在统一、绝对的低碳标准。
第三，低碳消费与提高生活品质并行不悖。与国外相比，我国居民生活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能把低碳消费与提高生活质量对立起来，低碳消费不是以牺牲或降低居民消费质量为代价的，而是促进文明消费、合理消费的有效抓手。保障人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和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是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应在满足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需求的基础上，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引导消费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努力削减高碳消费，逐步过渡到低碳消费，最终实现生活质量提升和碳排放的同步下降。
第四，低碳消费强调全生命周期的低碳化。从全生命周期来看，低碳消费并非只针对消费过程而言，生产的低碳化以及后续处理的低碳化同样重要。低碳消费强调整个生命周期内的低碳化，如果一件低碳消费品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大量的CO2，尽管消费过程的碳排放较低，但从全生命周期角度来看，消费过程的减碳效果已经被生产过程的高碳排放所抵消，那么这也是不可取的；同样，如果对废弃物的后续处理是非低碳化的，那也会影响到低碳消费的实现。因此，低碳消费应包括消费品生产、使用过程以及废弃物后续处理的低碳化。
第五，低碳消费不仅涉及生活方式，也涉及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等诸多方面。它不是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强调发展与减排的有机统一。低碳消费作为以低碳为导向的生活方式，要求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坚持低碳的理念，践行科学、文明、健康的消费方式。它不局限于消费者的自我满足，更强调通过低碳消费获得更高层次的消费体验及更大的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追求他人与社会环境的共同满足与和谐发展。低碳消费将当代人的需求与后代人的需求有机统一起来，使人类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更具可持续性。
第六，由于消费造成的碳排放压力持续增加，家庭可以通过减少能源与水消费、减少废弃物的产生、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来减少家庭碳足迹，进而改变当前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家庭消费模式是影响能源消费和碳排放量的重要因素，通过评估发现家庭部门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但这些潜力的实现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撑（见表2-1）。
表2-1 低碳消费的主要领域
四 福利与社会福利函数
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将福利分为广义福利和狭义福利。广义福利即社会福利，狭义福利即经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人们追求最大程度的满足，个人的福利来自物的效用，效用可以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计算出来，因此个人的经济福利也是可计算的。而庇古提出，货币对于不同收入人群的效用大小不同，一元钱对于低收入人群的效用要大于高收入人群，所以国民收入的分配对经济福利影响很大。增加个人的实际收入，可以提高其福利水平；通过社会再分配手段将高收入人群的货币收入转移给低收入人群，可以提高社会福利[3]。
伯格森（Bergson）和萨缪尔森（Samuelson）在20世纪30～40年代提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理论，用来评估资源配置状态是否达到社会福利最大化。当满足帕累托最优条件的状态不是唯一时，就需要运用社会福利函数对多个状态做出比较。伯格森和萨缪尔森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并考虑到收入分配问题，来建立社会福利函数，将社会福利表示为社会每个成员效用水平的函数，即W=W（u1，u2，…，un）。由于单个成员的效用水平受到其购买的商品量、提供的要素量等变量的影响，因此，社会福利函数实际上取决于这些变量。而个人的消费、投入等又取决于收入分配与个人偏好，所以，社会福利函数最终只能从所有社会成员的偏好次序中推导出来[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