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理景观的空间分置：以韩信、漂母相关故迹为中心
举凡郡邑先贤之懿德，可垂范于后世，以示教化。韩信乃淮阴人，戎马倥偬于秦汉之际，《史记·淮阴侯列传》状摹其生平履历曰：
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者。常数从其下乡南昌亭长寄食。……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1]
此段文字关涉韩信生平的主要方面，即寄食于人、漂母饭信、胯下之辱等，韩信的这些遭遇在地方故实与历史文献中被反复演绎，逐渐形成以韩信、漂母故迹为中心的地理景观。当地人建庙妥灵，祭祀韩信，如韩信庙、韩侯祠、甘侯祠、淮阴侯庙，韩信垂钓被演绎为韩信钓台、韩侯钓台等建筑，漂母饭信则有漂母墓、漂母岸、漂母祠、千金亭，另有淮阴市、胯下桥、南昌亭、韩信城等诸多故迹与景观，凡此均为缅念先贤、仁妇而建。就现今行政区划而论，上述诸故迹与景观分属于淮阴区、淮安区，亦即原淮阴县、淮安县，约略相当于明清清河、山阳二县。诚然，历史故迹散落于不同的地理空间之中实属正常，不过像清淮地区的情形，即距离之近、纠葛之繁，尚为鲜见。[2]那么，清淮地区地理景观的空间分置，具体依循怎样的时空脉络？何以出现清河、山阳二县在故迹归属问题上的纠葛，与前文所述“淮阴”地名的演变是否存在关联？前贤时俊对韩信、漂母诸故迹，持有怎样的地理认知？地方志书对此作何解释？兹试辨析之。
一 韩信、漂母相关故迹的时空分析
清淮地区韩信、漂母相关故迹，较早见于文献记载者为漂母墓、韩母墓。司马迁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3]郦道元《水经注》中又载：淮阴故城，“昔韩信去下乡而钓于此处也。城东有两冢，西者即漂母冢也，周回数百步，高十余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阴，信王下邳，盖投金增陵以报母矣。东一陵，即信母冢也”，由此可知漂母墓、韩母墓乃韩信所立，均位于秦汉淮阴故城之东。唐宋时期，漂母墓尚存。刘长卿旅经淮南，咏及漂母墓曰：“古墓樵人识，前朝楚水流。”[4]此处“楚水”即指淮水，漂母墓当距淮水不远。前已述及，北宋初年古淮阴县曾并入山阳县，《太平寰宇记》亦记漂母墓于山阳县之下，而宋代其他地理总志则多记之于淮阴县。[5]其实，漂母墓等基址当未迁移，即在秦汉淮阴故县之地，恐因文化故迹归属受制于政区分合之态，划入析出，后世学者不察，以至于文献记载杂错纷呈。漂母墓等故迹的归属，与前述淮阴故城相似，需要加以辨明。正德《淮安府志》卷11《祠祀》“陵墓”栏中记曰：
韩信母墓，在淮阴县西四十里，漂母墓相对，俗呼“东西冢”。
漂母墓，在城西四十里，旧淮阴县北。《寰宇记》：“信为楚王，立冢以报漂母。”
“韩信母墓”条中“淮阴县”指明清山阳县，“漂母墓”条中“旧淮阴县”则指秦汉淮阴故县，正德《淮安府志》将漂母、韩母二冢归隶于山阳县。不过，嘉靖《清河县志》中对此曾有申辩，内称：“漂母，《史记》：母为淮阴，按：淮阴在马头镇，则为清河人明矣。”[6]故而在同书卷3《古迹》中，录入诸如漂母岸、漂母墓、韩信母墓等淮阴故迹。则清河邑人以汉代淮阴县旧址为明代马头巡检司驻地，将漂母诸迹转接于县域之内。据前文考论，明代马头巡检司当为东晋淮阴城，非秦汉淮阴故城。不过，《清河县志》对秦汉故迹的声称，仍隐示出这一问题的个中曲折。至明代后期，方志文献中趋向采取折中的方式，将漂母墓等故迹分述于山阳、清河二县，且对清淮地区韩信、漂母相关故迹的归属问题作一批注曰：
韩侯遗址：漂母清河人，所居毗邻山阳，地境在今淮口甘罗城一带，皆高阜，人居极盛。其垂钓之址亦在。只今韩城、漂墓、韩母之坟，万家具墟，今《清河志》其事实迹可验。山阳以郡属当志，然博者按土而知之矣。[7]
此段材料“乃辑拾遗”而成，嘉靖《清河县志》为其文献来源之一，且据以为信。“其垂钓之址亦在”，当指嘉靖《清河县志》中所谓的“韩信钓台”，殆其时仍存其迹。天启《淮安府志》纂者认为，韩城、漂墓诸故迹属于清河县，当无疑义，因山阳乃淮安府附郭县，故而将漂母墓等故迹记于其下，亦未尝不可。至清乾隆年间，遂予以厘正，悉数载入清河县。由此，就方志文献记载观来，可以明晰漂母墓、韩母墓诸故迹由山阳县划归清河县的历时脉络。
虽漂母墓、韩母墓屡遭灾沴，不过其基址未曾移易，而山阳城内、外淮阴侯庙以及韩侯钓台、漂母祠等故迹的兴筑与建构，再加上明清时人咏叹相关故迹和景观者不乏其例，故对山阳县韩侯、漂母故迹的考释与论证，可以为我们解读清淮地方社会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场景。在清淮地区韩信、漂母相关故迹分置或重建问题中，关涉较早者为淮阴侯庙、韩信庙与韩侯祠。[8]民国《续纂清河县志》卷14《古迹》“淮阴侯庙”条曰：“在淮阴古城淮水岸，唐时即有之，今山阳东南之庙，乃康熙中知府徐恕所重修，非旧庙也。”检视唐人诗集，有李绅《却过淮阴吊韩信庙》诗曰：“功高自弃汉元臣，遗庙阴森楚水滨。”[9]此处明言淮阴县韩信庙，当濒近淮水。宋元时人亦多有咏叹韩信祠庙者，称淮阴侯庙、淮阴祠或韩信祠诸名。“山阳东南之庙”当指位于府治东南的淮阴侯庙，[10]殆亦即漕运总督署东的韩侯祠，故在山阳县域内兼有淮阴侯庙或韩侯祠之称，且所指相同。韩侯祠当始建于明万历之前，淮安府推官曹于汴鉴于当地“武教之未明，亦文治之未洽也。乃乘握篆时，特请于院道诸公，创为鹰扬会于郡之韩侯祠”[11]，以振兴淮安府武教事业，故韩侯祠成为武学砥砺与交流的重要空间，与兵神韩信之遗意颇相契合。
再观韩信垂钓、漂母饭信之事所演绎的地理景观的空间分置。山阳人吴玉搢曾指称：“今郡城北门外漕河堤壖，有韩侯钓台在漂母祠前，乃明万历间郡守刘公大文所追建。而唐宋人过淮阴皆无咏钓台诗，即吾乡诸先达，明成弘以前集中，无此题也，有之，自潘中丞始。”[12]“潘中丞”即指明正德三年（1508）进士潘埙，潘氏辑有《淮郡文献志》，其中确录有“韩信钓台”之名。[13]不过揆诸文献获知宋人赵公豫《燕堂诗稿》即有咏钓台者曰：“湖水盈盈历古今，我来凭吊识淮阴。王孙自失三齐志，漂母谁怜一饭心。”[14]同书同卷另有《漂母祠》一诗：“英雄未得志，落魄有谁怜？一饭寻常事，千秋颂母贤。”作者赵公豫为南宋初年人，祖居常熟县，[15]赵氏亦作华佗墓、玻璃泉诸景诗，如其所记不诬，恐其曾游历江淮。关于早期韩侯钓台的材料别无旁证，其所指何处迄难确断，不过将之与漂母祠相提而论，则可判断南宋初期可能即有韩信、漂母诸故迹迁置山阳县的现象。旧淮阴县亦曾建有韩信渔钓之基址，恐即前文提及的嘉靖《清河县志》中的“韩信钓台”。就目前所获材料而言，山阳城外重建之遗迹早于旧淮阴县，有违史实，当是文献阙如或别有其名之故，置此存疑。
山阳重建之韩侯钓台位于城西北运河东岸，未移他址，漂母祠则几易其地，且历经翻修。现存咏山阳漂母祠较早的确切记载，见于明代前期山阳人高安[16]的《漂母祠》一诗。嘉靖年间，总漕都御史王
又撰有《漂母祠记》文曰：“淮旧城
故有祠，盖知敬其人矣。而其言教，由太史公来，未有能阐之者。予僭发其义，镌于石，用质诸谒漂母者。”[17]“淮旧城
”指附连于旧城的护门小城即瓮城、子城，旧城四门“皆有子城”，[18]又前引高安咏漂母祠诗后人注曰“本在东门内”[19]，故可推知漂母祠当初建于淮安旧城东门子城处。其后，漂母祠复有更迁。明成化初年，漕运总兵官杨茂“慨母混于水神一祠，大为亵渎，非所以妥厥灵也。令淮安卫指挥丁裕，相郡城西门外隙壖数武，构堂三楹，中肖母像以专奠焉。后房三楹，命焚修道士沈宗潮居之，灵爽始有依也”，后陈锐、杨逊均有加修之举。[20]约于明清之际，漂母祠又曾由西门外迁至北角楼韩侯钓台北侧，清康熙朝以来亦曾屡经修葺。[21]
韩侯、漂母等相关遗迹之重建，另有胯下桥、淮阴市等。唐人温庭筠有《送淮阴孙令之官》诗曰：“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清人注曰：“淮阴城北半里，为跨下桥，十里为杜康桥。”[22]跨下桥亦作胯下桥，可见唐代淮阴县或即有之；又言“城北半里”，殆淮阴城北门外胯下桥附近，已形成以鱼、盐市场为主的商业街区。宋代胯下桥尚存，梅尧臣曾作诗云：“跨下桥南逆水风，十幅蒲帆弯若弓。”[23]结合作者旅居行程，此即淮阴县之“跨下桥”。南宋地理总志中均载有“跨下桥”，谓“在淮阴县，即韩信为少年所辱之处”。[24]至于山阳县境的胯下桥，未见确切记载，仅有南宋初年叶廷珪辑《海录碎事》一书中称：“胯下桥，在楚州宝应南一里，韩信遇恶少年之处。”[25]此则材料实有疑窦，待考。山阳县胯下桥的确切记载见于天启《淮安府志》中，称其“在淮阴旧县二百步”，同书同卷清河县下亦记有胯下桥之名，量其地望，“所指实为一地”，[26]与前述淮阴故城、漂母墓、韩母墓等故迹情形大体相同。其实，同一地理景观分述于两县，以山阳为郡治所在兼而记之，本身恐即隐含可资细究的地方文化语境，将在下文予以试析之。与胯下桥相关的则是“淮阴市”的迁置与重建。“淮阴市”之景当源于韩信曾在淮阴城内市廛处受辱于里中少年，可见东汉时期已见“淮阴市”之谓。此后，代有咏“淮阴市”者，不赘述。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清河县“古淮阴市”条曰：“在淮阴故城，即淮阴侯微时遇少年处。今府市口有淮阴市碑，乃后人所立，非旧地也。”古淮阴市在秦汉淮阴故城即甘罗城，属清河县，山阳城内府市口“淮阴市碑”为明万历年间刘大文重建，当无疑义。[27]
二 景观迁置的因与果
韩信、漂母为秦汉之际淮阴县人，其相关故迹当原置于此，即后世文献中所称“旧淮阴县”或“淮阴故县”。据前文考论，历史时期清淮地区行政疆域盈缩不定，“旧淮阴县”曾四次并入山阳县，南宋末年清河置县，至元代中期甘罗城即秦汉淮阴故城更为清河县治，故此后“旧淮阴县”地当隶属于清河县。另外因淮阴城址亦屡经迁移，清淮地区当留存多处称为“淮阴故城”的城垣旧址，即秦汉淮阴故城、东晋荀羡淮阴城、南宋八里庄城等，历史文献未加以辨识，导致讹误相续。明清时期，山阳城内外韩侯钓台、漂母祠等地理景观的重建，引致“旧淮阴县”地及其相关故迹逐渐出现行政归属方面的错杂纠葛。
南宋初年以降，黄河南下侵夺淮河水道，“旧淮阴县”为黄淮交会之处，“四面浸灌，岁恒苦之”，诸如甘罗城、胯下桥、漂母冢等，“在昔颇号形胜，顷以灾沴频仍，皆就湮废，仅存名迹而已”。[28]鉴于此，明代中期以后，漕官、郡守相继在山阳县境内对韩信、漂母相关故迹予以兴建和修整，韩侯祠、漂母祠、韩侯钓台皆归此类。民国淮阴县人张煦侯对此颇有微词：“独怪明清郡城大吏，意取耀俗，遂漫不深考，自湖嘴以迄旧城，所标古迹同于吾县者三数处。”[29]漕官、郡守重建韩侯、漂母诸故迹，张氏释为“意取耀俗”，恐有失偏颇。以漕署之东的韩侯祠为例，其重建当与嘉靖、万历年间的倭乱之患有关。淮安府联城建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以加强城池防御功能；万历二十三年（1595），“倭奴边警，署府事、推官曹于汴添设敌台四座”[30]，恰韩侯祠亦乃曹氏所建，且置鹰扬会于韩侯祠内，砥砺武学，振兴士气，可推知韩侯祠并非“意取耀俗”而建，其兴建当应时所需，故而韩信遗风在山阳城内得以接续与传承。
那么，何以漕官、郡守将韩侯、漂母诸故迹移置于山阳之境？仅如天启《淮安府志》中所言“山阳以郡属当志”？笔者认为，“旧淮阴县”地曾四次并入山阳县，且其相关故迹尽皆湮废，能在山阳县境得以重建，实为地方文化之幸。更为重要的是，韩侯、漂母诸故迹移置山阳县，当与前文已述的明清时期“淮阴”逐渐成为山阳之代称有关，这可视为诸故迹可以移置山阳县的必要条件。不过，这一地理景观移置确实造成对于“旧淮阴县”及其相关故迹认识上的淆乱与偏差，况且在这一移置过程中，出现未对原故迹名称更改而径直沿用的现象。如淮阴侯庙或韩信庙，唐代或即有之，而在万历《淮安府志》卷6《学校志·祠庙》中有“淮阴侯庙，在郡治东南，祀汉韩信”，其后则续有苏轼诸人诗文。也就是说，地方志编纂者即将淮安府城郡治东南的淮阴侯庙误视为“旧淮阴县”地者。再如，韩信曾有“淮阴侯”之号，故咏叹山阳韩侯钓台之人遂多有以“淮阴侯钓台”称之，或略称为“淮阴钓台”，张鸿烈有《淮阴钓台》诗曰：“别有荒台傍水滨，王孙当日此垂纶。”[31]赵翼亦有同名诗作：“遗迹长淮一钓台，常令过客此徘徊。”[32]凡此皆为山阳城西门外之“韩侯钓台”，其实，此处“淮阴”当可指代韩信即淮阴侯，抑或其未遇之前游离之地，不过题咏者本人或后世阅此诗者，恐亦未加辨识，而认为韩信曾渔钓于此。诗文之作以其唱和酬应之路径，使这一观念流转于文士群体之中，故而山阳即可以“淮阴”之名，将“旧淮阴县”故迹自然嫁接于己，以至于地方文献中出现同一故迹分载于山阳、清河二县之下的情形。至清乾隆年间，地方志对这一景观分置问题予以统一清理，基本上将这些故迹划入清河县境，[33]诚如同治《重修山阳县志》中辨析曰：“韩侯钓台，城西北运河东岸，旧迹在淮阴，此后人移建。按旧志：古迹如淮阴市、胯下桥、洪泽馆，及邱墓内之漂母、韩母墓，其地皆在淮阴，已入清河县志篇内，概从删削，庶几征实。”[34]可见，清代中期以后，清淮地区韩侯、漂母诸故迹所引致的地理景观分置问题，以清河县兼有“旧淮阴县”地而终结。
其实，在文化故迹归属问题中，症结主要在于“孰为真迹”的判定上。清山阳县人刘培元曾记韩侯钓台，称：
或曰：此特淮人追建，以志不忘尔。淮之城建于晋，重筑于赵宋，运河通漕自明永乐始，汉时不有也。由此城而西北数十里，旧有韩信城，与信母墓相近。……意侯钓处必在故城，与清淮接近，何可误指此为真迹耶？予应之曰：“柳州不云乎，兰亭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空山矣。此地如无此台，安知不为荒榛蔓草所蒙灭，樵夫牧竖所践躏？所谓地以人重，非欤？淮阴故城僻在一隅，游迹罕到，而此台孤悬，往来凭吊无虚日，岂地之显晦亦有数存其间耶？……凡兹淮土，皆侯精神所聚，即谓斯台之等于真迹亦可。”[35]
这一段文字记载颇为精审，堪称允论。韩侯、漂母诸故迹原置于秦汉之际的淮阴县，其时山阳、清河均未立县，故而追溯始源，后世逐渐构建的山阳、清河境域的相关故迹均不得称“真迹”。由于清淮地区行政建置频有更动，原淮阴县曾划归山阳县或清河县，故迹归属随政区更移而变，文献记载或兼顾或疏略于政区因素，其本身恐即难称可信，再加上后世传抄者未加辨识，以致讹误相传。清代中期以后，将韩侯、漂母诸故迹记入清河县，则亦因其时“旧淮阴县”地隶属清河。以今视昔，当注重故迹建置的时空场景，结合政区更移的发生因素，较为全面、辩证地理解变动中的清淮地方社会。
[1]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中华书局，1963，第2609～2610页。
[2] 荀德麟：《两淮互见古迹的综合考证》（《淮阴志林》1987年第1期）对两淮地区互见古迹的创建时间、地域归属等方面，均有辨正，对本节的写就颇有启发意义。
[3]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第2629～2630页。
[4] （唐）刘长卿：《刘随州诗集》卷2《经漂母墓》，丛书集成新编第70册，影印本。
[5]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古迹栏“漂母墓”条，第1655页。
[6] 嘉靖《清河县志》卷2《人物·列女》，台北淮阴同乡会影印本，1990。
[7] 天启《淮安府志》卷24《丛纪志二·丛谈》，第1007页。
[8] 参见荀德麟《两淮互见古迹的综合考证》（《淮阴志林》1987年第1期）一文中对相关故迹的类型比对。
[9] （唐）李绅：《追昔游集》卷下《却过淮阴吊韩信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07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02页。
[10] 万历《淮安府志》卷6《学校志·祠庙》，第482页。
[11] （明）朱维藩：《淮郡新建鹰扬会纪事碑记》，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2。
[12] （清）吴玉搢：《山阳志遗》卷1《遗迹》。
[13] （明）潘埙：《淮郡文献志》卷24《先贤诗文余录》，第525页。
[14] （宋）赵公豫：《燕堂诗稿》不分卷“韩侯钓台”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97页。
[15] 宝祐《重修琴川志》卷8《叙人》，《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第6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333页。
[16] 万历《淮安府志》卷15《仕籍传》载：高安“山阳人，贡太学，宣德间授南宫知县”（第741页）。
[17] （明）王
：《漂母祠记》，载天启《淮安府志》卷20《艺文志一》，第826页。
[18] 正德《淮安府志》卷5《规制一·城池》，第47页。
[19] （清）高安：《漂母祠诗注》，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7。
[20] （明）雍时中：《重修漂母祠碑记》，载天启《淮安府志》卷20《艺文志一》，第832页。
[21]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2《建置·坛庙》。
[22] （唐）温庭筠著，（清）曾益等笺注，王国安标点《温飞卿诗集笺注》卷8《送淮阴孙令之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63页。
[23] （宋）梅尧臣：《宛陵先生集》卷34《使风》，《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影印本。
[24]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39《淮南东路·楚州》“跨下桥”条，第1652页。
[25] （宋）叶廷珪撰，李之亮校点《海录碎事》卷3下《桥道门》“胯下桥”条，中华书局，2002，第108页。
[26] 又见荀德麟《两淮互见古迹的综合考证》，《淮阴志林》1987年第1期。
[27] 民国山阳邑人卢福臻曰：“城西北府市口有淮阴市石碑，明万历庚午东鲁刘大文题。”见《咏淮纪略》卷下“淮阴市”条，民国7年（1918）仿宋排印本。
[28] 正德《淮安府志》附明《淮安府图说》文字，第543～544页。
[29] 张煦侯著，方宏伟、王信波整理《淮阴风土记》第1章《清江区》，第375页。
[30] 天启《淮安府志》卷3《建置志·城池》，第126页。
[31] （民国）王光伯原辑，程景韩增订，荀德麟等点校《淮安河下志》卷16《古迹》，第461页。
[32] （清）赵翼撰，李学颖、曹光甫校点《瓯北集》卷2《淮阴钓台》，第29页。
[33] 详见乾隆《江南通志》卷32《古迹·淮安府》，清乾隆元年（1736）刻本；乾隆《淮安府志》卷28《古迹》。
[34] 同治《重修山阳县志》卷19《古迹》。
[35] （清）刘培元：《韩侯钓台记》，载（清）邱沅等修，段朝端等纂《山阳艺文志》卷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