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帝国建立前的漫漫长夜
在辽河流域过着悠闲生活的契丹人无意中发现了南方世界的富庶和繁华。有着狼族血脉的他们禁不住诱惑，未经充分准备就迫不及待地整装南下。等待他们的不是鲜花和贡品，而是硬弩长剑。为了生存，契丹人只好背井离乡，分头行动，各走各路。
近500年的蛰伏换来的不是消亡，而是成熟与雄浑。因为在蛰伏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临摹的样本——盛唐。
跟历史上所有的民族一样，契丹民族也走过了从氏族到国家的艰难过程。只是，这段艰难的历程并不是外力所致，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的一次冒失行动。鲜卑——堪称骨灰级的草原前辈，决定适当教训他们一下，于是“不痛不痒”地给了他们一巴掌……
一分为三：朝贡带来的意外后果
契丹族在辽河流域过着悠闲的游猎生活，虽然有吃有穿，但他们的生活条件却远不及中原发达的农业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繁华世界。如果说，契丹人在没接触到外面的花花世界时还能安于现状的话，那么，当外面的世界已经在触手可及之处闪烁着耀眼的光彩时，让他们仍然保持一种满足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仅有的生活，就不现实了。改变发生了，而这种改变，起步于对外面世界试探性的接触。
公元466年至470年间，史载：“真君以来，求朝献，岁贡名马。显祖时，使莫弗纥何辰奉献，得班飨于诸国之末。归而相谓，言国家之美，心皆忻慕。”尽管这是契丹族第一次派使者向北魏朝献，但得到的待遇与当时其他民族的使者一样，甚至在赐宴给使者们时，还被排在了最末等的位置。
尽管如此，这次朝贡在契丹诸部内部仍然掀起了轩然大波。何辰回到契丹以后，把自己看到的北魏的兴盛富庶景象描绘给族里的人们。中原的繁华很快传遍了契丹八部，族人们顿生仰慕之心，就此开始与北魏进行互市交易，并且与北魏王朝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年年贡赋不断。
从记载来看，当时的八部是各自来“朝献”，各自与北魏交易互市的，他们之间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统一组织的契丹八部族，彼此之间却保持着互为兄弟的血缘关系。他们牢记着八部出自共同的祖先，并将其作为互有血缘关系的证据。
辽阔的北部草原，就像一个巨大的漩涡，生活在上面的每个民族无一例外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脆弱的，只能被吞没；只有坚强的民族，才能挺立并发展起来。这些压力，除了来自大自然，还来自其他民族的侵袭。
契丹部落各自分散活动的状况延续了很久。在这段时间里，契丹人不仅多次为慕容氏攻破，在北魏统治后期，契丹西部的柔然也逐渐发展起来。北魏太和三年（479）契丹因无法抵制外界逐渐强大所带来的压力，其首领莫贺弗勿于率领部落成员“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请求内附，整个部落最后迁徙到了“白狼水东”，即今天辽宁省阜新地界。在这里，契丹族在与中原的不断接触中，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开始试探性地向外拓展。
北魏灭亡后的几年，刚刚建立起来的北齐政权尚无能力北顾，中国北方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权力真空期。契丹就趁这个时机，开始了扩张的步伐。最初他们西攻柔然胜利，杀死了柔然首领铁伐。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契丹人，转而南下袭击了北齐的边境要塞，企图乘这个国家立足未稳之际，获取更多的战利品。然而，这次南下无疑是捅到了一个大马蜂窝，北齐对这次侵扰立即做出了反应，决定对契丹进行报复性的还击。北齐的这次出征，除了报仇，自然还带有树立国威的意味。于是就在同一年（北齐天保四年），文宣帝亲自率部北伐，一路经平州（今卢龙）、白狼城（今喀左）、昌黎城（今朝阳），一直杀到了青山（今阜新西大青山），大破契丹，俘虏了契丹十万多人口，以及杂畜数十万头。
这次战争对于契丹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大量人口与牲畜被抢走，让他们的经济一蹶不振，无路可选地只能臣服于北齐。北齐也达到了这一战的目的，报了仇，雪了耻，占了便宜，也扬了国威。这一战之后的第二年，契丹就正式入贡于北齐政府，俯首称臣了。
可是，祸不单行，很快的，契丹族的又一个灾难出现了。发家于草原西部的突厥民族势力大增，就在契丹入贡北齐的第二年，发兵灭掉了曾经强大一时的柔然，并开始向东攻打契丹。契丹与北齐战后还没来得及恢复经济，又失去了柔然这个屏障，面对来势汹汹的突厥人，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
面对这种南有北齐、西有突厥的局面，分歧在契丹族内部产生了：有一部分契丹人，为了躲避战祸，选择了向东迁徙；留在原地的契丹人，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终于被突厥纳入统治范围之内。自此，契丹族分化成三个大部分：一部分为北齐“分置诸州”的俘虏；一部分东迁；还有一部分受突厥统治，由可汗设官管理。
50年后重相聚：面目全非的契丹八部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契丹部落经过了一个从分散到聚合、改组的过程。长期的战争，使得分散的各部落认识到，单纯依靠各自的力量，是无法维持本部落的生存的，只有联合起来，才能与外族抗衡和“寇抄”近邻的财富。正是由于外部的压迫，促使契丹民族团结起来，正式组成了“部落联盟议事会”。
隋朝统治时期，契丹族开始有了新的变化。按《隋书·契丹传》记载：“开皇末，（契丹）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隋末唐初的契丹人正在经历着“亲族部落间的联盟”的历史发展阶段，这种亲族部落间的联盟“常因暂时的紧急需要而结成，随着这一需要的消失即告解散”。
他们的发展经过，史料并没有留下直接的记载，只是从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出，从6世纪中叶开始，周围的强大邻人北齐、突厥先后发动了对契丹的进攻，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把他们打得四散。
防御外来侵略的要求，显然是促使他们联合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契丹八部从分散活动走向初步的联合，并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按照一般惯例，互为兄弟的亲属部落，本来就比较容易在对外作战中相互支援；一旦客观条件成熟，共同推选出酋长来联合各部对外作战，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在部落组织的发展史上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是对契丹族人来说，走到这一步，却是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酝酿。不过，他们并没有在这种松散联盟阶段多作停留，当契丹人尝到了联合作战带来的甜头，而外部条件又要求他们增强这种联合力量获取更多利益的时候，这个暂时的松散的联合迅速地进一步发展成为固定的永世的联盟。
历史的车轮转到了公元6世纪末。隋文帝杨坚南征北战，终于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在中原地区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政权。那些当年被北齐俘获，而分置到营、平各州的契丹人，看到了南方政权的强大与稳定，认为应该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好乘凉的“大树”，于是部落首领莫贺弗派使臣到隋，表达臣服之意。有人主动来归附，这是多么及时地宣扬国威的事情啊。隋文帝感到面子十足，当然是快乐得不得了，所以不但对这次内附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举朝迎接，还立刻封了莫贺弗为大将军，更是满口答应了契丹人的内附请求，特许契丹人回到原来的居住地，继续在白狼山东北部生活。于是，就在这一年，契丹举族内迁。
受此鼓舞，不久，东迁的万余家契丹部众也举族迁徙，内附于隋。隋朝政府自然以同样的热情接纳了他们，同样也让其回到了原居住地，与从北齐回来的契丹部会合。
几年之后，一直受突厥统治的4000余家契丹人，也脱离了突厥的控制，回到白狼山东北。但是这批人的回归，却没有前两批兄弟那么幸运。当时的隋王朝非常清醒，知道自己的北部防线并不牢靠。对于北部最大的威胁——突厥，隋朝选择了守势，尽量避免发生正面的军事冲突。因此，隋文帝非常担心契丹的回归，会影响并不稳固的和平局面。于是，文帝下令，赐给这4000余家契丹人粮食供给，但让他们重回突厥的统治区内，并作势修书一封给突厥可汗，为契丹人求情，请求可汗不要因其叛离而予以惩治。
但是，契丹民众的统一之心，完全没有因隋朝的拒绝而动摇。从突厥统治区回到故地的契丹人拒绝再次离开自己的族人，隋王朝最后也只能妥协。于是，在开皇末年历尽劫难的契丹诸部再次团聚在一起。
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使得分散在三处的契丹族人再次相聚时，族内诸部的名称，已经与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确定的是，此时的八部成员绝不会与古八部完全相同。这时的契丹八部，是在累遭强邻攻击，成员多次被掠、迁徙，部族严重受创后出现的，就像历史上说的，他们已经“部落离散，非复古八部矣”。
但是，也许是受到起源传说的影响，在他们的观念里，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是神人天女所生八子的后代，这种同宗同源，绝不是时间与空间能够隔断的。正是这种理念，促使三部分分散各处的契丹人在历尽艰难后重新相聚。而重新整合后的契丹族，仍然保持了八个部落。不仅如此，契丹人之间并没有因半个世纪的分离产生隔阂，他们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进而促进了契丹部落联盟的产生。与此同时，在八个部落中还出现了大贺氏这一显贵的氏族。而此后的很长时间里，整个契丹部落联盟的联盟长，都从大贺氏中选出。因此，契丹历史从这时开始进入了大贺氏联盟时期，这一时期，从隋末持续到唐初，大概经历了100年，此时的契丹八部，各部的名称改变很大，并没有恢复到古八部时期。
内附以后的契丹，基本上和隋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经常向隋王朝入贡，并表示臣服。根据史书记载，只有在隋炀帝初年，契丹和隋之间爆发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据说因为“契丹劫掠营州”，大业元年（605），隋炀帝下令官员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韦云起和突厥启民可汗所派的两万骑兵到了契丹领地，谎称是路过此地，要去柳城与高丽交易。也许是出于对隋朝的信任，契丹人完全相信了韦云起的说法，对于突厥大军入境完全没有提防。行进到离契丹兵营50里的地方时，突厥军队忽然加速前进，袭击了猝不及防的契丹部。契丹有四万多人在此次偷袭中成了俘虏，其中的男子全部被残忍地杀害，女人则连同劫来的牲畜一起被突厥和隋朝作为战利品平分了。这次战争，对于刚刚稳定下来的契丹族来说，几乎是一次灭顶之灾，他们损失了近半数的人口，经济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几年以后，突厥启民可汗去世，他的儿子继任汗位，称为始毕可汗。新可汗年轻有为，在他统治时期，突厥的势力大增。而当时的隋朝统治已近末路，隋炀帝的暴政引发天下大乱，群雄竞起，中原地区战火不断。百姓们为了躲避战乱，纷纷逃至突厥，而边疆的各少数民族，无论是草原东部的契丹、室韦，还是西部的吐谷浑、高昌，也都不得不臣服于突厥，以求在乱世中自保。沉重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外敌，并没有让契丹人从此一蹶不振，他们就像草原上的野草一样熬过冬天，当春风吹来，又茁壮地成长起来。
唐朝的建立，可以说是契丹复原和壮大的“春风”。唐建国初年，在北方草原上的突厥，已经是当时的霸主了，其势力远远大于唐王朝。随着唐朝完成了中原的统一，开始经营边疆，最初臣服于突厥的契丹，开始处于二雄之间的境地。弱势的契丹只能分别奉表称臣，以示恭顺，但也时而侵入唐境攻城略地，时而反抗突厥控制。
对于这种游离状态的边疆民族，唐高祖和之后的唐太宗改变了隋朝那种表面招抚、实际上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更加积极地拉拢契丹，实行笼络和扶植的政策。
随着唐朝的逐渐强盛，契丹诸部开始相继脱离突厥的控制，内附于唐。开始时，契丹族的君长咄罗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使者，带着名马和貂皮等特产，来到长安朝见唐高祖。高祖李渊表现出天朝上国的风度与气派，这种态度给了契丹人很大的鼓励，于是，往来频繁起来。几年以后，老君长故去，新任的君长摩会朝唐，此时的唐朝也已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皇帝换成了太宗李世民，新皇帝比老爸更加慷慨，他赐给了摩会“鼓纛”（象征可汗权力的战鼓和旌旗）。从此“鼓纛”成为契丹君长权力的标志之一。
估计唐太宗也没有想到，契丹人会如此重视他的赐予，甚至契丹帝国开国皇帝阿保机的老婆述律氏，也因为保护丈夫“鼓纛”而一战成名，当然这是后话。随着契丹与唐朝的接触越来越多，李世民在拉拢契丹人的问题上又下了一剂猛药，使契丹人终于下了决心正式接受唐朝的“统治”。这一次，李世民赐了契丹君长“国姓”。何谓国姓？就是跟皇帝一个姓。了解中国姓氏的人大概会有这样一个感慨，就是把姓氏按人口数多少排序，排名靠前的几个几乎都曾经是“国姓”呢！其中的原因并不只是皇族显贵，孩子生得比别人多，现在看来，应该有一大批是被赐了“国姓”的。
还是接着说这个契丹君长，除了赐姓，他接受的还有更具实际意义的东西，那就是对松漠地区的军事统治权。事情是这样的，契丹人虽然早有内附的意愿，但是又怕内附之后失去自己的地盘，于是，唐太宗在北部边疆设了个松漠都督府，大致范围在今西拉木伦河南、老哈河上游、朝阳以北、辽河以西，并让契丹君长出任都督。名义上是唐王朝的疆域范围，实际上，都督才是这里的实际统治者，这就是传说中的“羁縻府州”，也可以说是唐王朝在解决民族问题上一次伟大的创举。虽然很多人把后来“安史之乱”的原因归结为唐所设的这些羁縻府州，但不应否认的是，羁縻政策是建立在正视民族差异的基础之上的，也是试图求同存异的一种尝试，正是因为它不完善，后来的人们才有机会进一步去完善它。
第一任松漠都督的名字叫窟哥，下面还有十个州的刺史，由他直接领导。当然，这些刺史就是契丹族各部落的酋长。可惜的是，这位都督当了没几年就与世长辞了。虽然说这时候是选举君长，但在当时，有钱、有权又有资格被选的人没几个，所以历史的记载是，在老爹升天后，他的儿子被选为下一任契丹君长兼松漠都督。
就这样，这种在契丹族聚集地区设置羁縻州，任用契丹联盟长来统治的方式正式确立下来。唐王朝在经济上给了松漠都督府很大的支持，这些资助极大地促进了契丹经济的发展，契丹社会在这一时期有了巨大的进步。唐的付出，当然不可能不求回报，边疆地区的契丹，成了唐廷抵御突厥的一道防线；而每有征战时，契丹又成为唐王朝一支强有力的作战劲旅。
可惜这种双赢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矛盾就出现了。
一石三鸟：营州举义的意外收获
内附以后的契丹，既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存在和发展着（在契丹族内部已经形成了比较巩固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长已经逐渐地由世袭产生），又已成为唐王朝统治下的臣民：大贺氏联盟的“君长”和各部族长，既是契丹人的首领，同时又是唐朝羁縻府州的都督和刺史。
随着契丹经济的发展，政治上的各种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契丹人慢慢开始不满足于作为唐廷的作战工具。矛盾就这样出现了，最终导致了“营州之乱”。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战乱，这一个，也跟大多数的战争一样，在历史的尘埃中渐渐被世人遗忘。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次战争的副产品，却还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只不过很多人已经无法将它们与“营州之乱”联系在一起了。
公元696年，营州一带由于连续几年的灾荒，导致农牧无收，民不聊生。而营州都督赵文翙完全不关心百姓疾苦，继续着自己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这位赵都督视管辖区内各族酋长为奴仆，稍不如意就对他们非打即骂，屡“侵侮其下”。天灾人祸逼使李尽忠联合妹婿、诚州刺史孙万荣共同起兵反唐，这次起义得到了百姓的支持，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李尽忠自封为“无上可汗”，契丹君长称“可汗”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是第一个副产品。
“营州之乱”的第二个副产品，可以说是最终促使武则天放弃了立武氏子弟为嗣的想法。契丹起兵的消息传到了东都洛阳，面对一个影响力很小、人力和物力很难与中原抗衡的对手，武则天不分曲直，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进行讨伐，还煞费苦心地把李尽忠的名字改成“李尽灭”，把孙万荣改成“孙万斩”。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扩大事件的影响和朝廷对事件的重视程度，为武氏子弟创造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以此来确立武氏子弟的功勋和威望，为立他们为嗣铺平道路。
但让武则天失望的是，武氏子弟在平叛中逃的逃、躲的躲、滥杀的滥杀，充分暴露了他们无才无能，根本不足以继承大统。此间反叛的孙、李二人不但节节胜利，甚至打出了“何不归我庐陵王”的旗号（按：庐陵王，就是武则天的儿子李显，高宗驾崩以后，李显本来已经继承了皇位，但是没多久就被自己的母亲赶下了台，贬为庐陵王，流放在外）。所以，在来自各方面都拥护李唐的压力下，武则天也认识到人心所向的不是武氏，而是李唐宗室，如果再一意孤行，就会有丧失人心的危险。最终，在“营州之乱”平叛之后，武则天召回庐陵王李显，这宣告了武则天立嗣态度已由支持武氏转为支持李氏，为后来李氏大唐政权得以恢复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副产品，比较“著名”。在武则天所派出的武氏子弟中，有一个叫武攸宜的王爷，当然也是被打得落花流水了。我们要说的当然不是这位王爷，而是该王爷有一个不被重视的幕僚，他的建言上司完全不予理会，军队猛吃败仗，为此这位幕僚郁闷得不得了，就跑到附近景点散心，一时间诗兴大发，就即兴赋诗一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
如今，营州之乱时那些带兵的、掌权的、显赫一时的人们，他们的名字在历史的角落里渐渐被世人遗忘。而在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小小幕僚和他的这首诗却流传后世。细读史书，我们会感慨，命运总是公平地对待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只是这种公平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不得不说，这是历史的奇妙之处，也是人生的奇妙之处吧。
这场战争的结局，是武则天联合后突厥汗国的默啜可汗趁孙万荣领兵南下之机，偷袭了契丹后方，攻破新城，俘虏了包括尽忠、万荣妻小在内的留守人众。消息传来，契丹军心动摇，武周军乘机进攻，奚人又临阵倒戈，从背后夹击，契丹因此大败。万荣突围逃至潞水（今北京通州区附近北运河）东，疲惫至极，在树林中休息的时候，被自己的家奴杀死。这样，以李尽忠和孙万荣为首的大贺氏联盟反对武周的战争，以契丹的失败而告终。
没有军权的遥辇氏可汗：躲在背后积蓄力量的迭剌人
营州之乱以后，契丹与唐王朝的关系彻底决裂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契丹部众再次投靠突厥。而在此后的时间里，唐王朝内部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武则天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儿孙们的压力下被迫退位。七年之内，她的儿子李显（中宗）、李旦（睿宗）又都匆匆重温了一次皇帝梦，直到唐玄宗即位，才结束了频繁的政权更迭。内部安定之后，玄宗终于有暇四顾边疆。契丹联盟的首领、李尽忠从父弟李失活在这个时候适时地遣使随奚人入唐朝见，玄宗倍加抚慰，失活乘机举部脱离突厥复归于唐。开元三年（715），唐复置松漠都督府，以失活为都督。四年，唐封失活为松漠郡王、行左金吾卫大将军，还把宗室外甥女杨氏封为永乐公主嫁给他。之后再置营州都督府，统辖和治理契丹。
在这一时期，契丹族中的一个“衙官”在族人中脱颖而出，因其骁勇善战而深得人心，这个人就是可突于。随着可突于军功的增加，他在族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渐渐有超过可汗的趋势。失活死后，继任可汗的是失活的弟弟。这位继任者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可突于的威胁，于是谋划将其除掉，结果既没兵权又无声望的可汗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已被对方察觉，不得不出逃营州，求得唐朝的援兵讨伐可突于，可最后还是战败被俘，落得个被杀的下场。
可突于是个聪明人，他并没有自己取而代之做契丹可汗，而是推举了失活的另一个弟弟郁于，并让郁于入唐谢罪，同时请求唐的认可，以此来改善与唐王朝的关系。因为契丹可汗虽然是族内推举的，但是可汗还兼任着唐政府的松漠都督一职，可突于刚刚杀的不仅仅是可汗还是都督，而新推举的郁于，只是可汗，松漠都督还需要唐政府的承认。
此时的唐政府刚刚吃了败仗而颜面尽失，郁于的到来刚好给了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就顺水推舟地给了郁于封号。不仅如此，玄宗还册封了个“燕郡公主”给他做妻子，这一做法也就等于默认了可突于的实际统治地位。可惜好景不长，郁于不久就病死了。郁于的弟弟接任，不幸的是，他显然不是可突于中意的人选，最后为了逃避可突于的加害而与燕郡公主一起逃亡到唐朝，唐玄宗收留了他并封之为辽阳郡王。
可突于又立了李尽忠的弟弟邵固为契丹可汗。就这样，军事首长可突于专权，一次又一次地废掉自己的首领，唐朝鞭长莫及，只能听之任之，多从其请。唐王朝的退让并没有让可突于有所收敛，由于邵固表现出极强的亲唐热情，引起可突于的不满，720年，他干脆杀掉了被自己推上台的邵固。
屡次废立可汗的可突于终于意识到，在统治契丹一百多年的大贺氏家族中，无论选谁做可汗都无法真正保障自己的权益，只有在实力不强的家族中另选可汗，才能确保自己的地位不受威胁。于是出身遥辇氏的屈列成为幸运儿，被可突于推上汗位。至此，大贺氏部落联盟告终，遥辇氏代之而兴。
被杀的邵固，其妻是玄宗所封的外甥女东华公主。公主见丈夫死后，契丹族内的反唐势力已经掌握了实权，自己已无容身之处，只得逃奔到平卢，寻求唐政府的保护。
果然不出公主所料，可突于很快就率部众投靠了后突厥汗国。遥辇氏契丹再次断绝了与唐的关系。如果说，此前唐玄宗是为了边疆的安定而百般忍耐的话，那么此时已是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了，他诏幽州长史赵含章等人发兵讨伐契丹，大获全胜。失利逃亡的可突于不甘心失败，第二年又在突厥兵的支持下卷土重来，侵扰唐朝北方边境。当时负责守边的是幽州长史薛楚玉。他十分轻敌，率万骑往击，结果折将两员，损兵万人。得此消息，玄宗龙颜震怒，立刻擢良将张守珪为幽州长史，讨伐可突于。
张守珪是个聪明人，他充分利用了契丹族的内部矛盾。在此时的契丹族中，有一个人与可突于“分掌兵马”，他就是李过折，这个人曾是松漠都督府的“衙官”，是被推翻的大贺氏一派的人物。李过折早就对可突于独掌大权心怀不满，张守珪看中了他这一点，于是暗中派人与他联系，共议除掉可突于。两人一拍即合，很快实施了计划。首先由张守珪正面攻击可突于，迫使他后撤；李过折则乘可突于兵败军心散落之际，乘夜色杀了可突于和屈列可汗，率众降唐。李过折终于当上了向往已久的契丹可汗，同时，还被唐政府封为北平郡王、松漠府都督。
可惜大贺氏毕竟已经过了气，得不到各部族人的支持，在出任可汗兼松漠都督不足一年后，李过折还是落了个全家都被部将涅里杀尽的下场。涅里推举了遥辇氏的李怀秀为“阻午可汗”，遥辇氏再一次夺回汗位，此后的历代可汗均由此部选出，管理族内事务，而涅里则任军事首长，专司军事，世代继之，直到阿保机建国。涅里就是阿保机称帝之后向上追封的“辽始祖”。
如果比较这段历史时期大贺氏与遥辇氏的不同，可以发现，大贺氏是亲唐一派，而遥辇则心向突厥。因此李怀秀上台以后，再一次叛唐而归附突厥了。
就在契丹族内争权夺势的斗争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候，欧亚草原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回纥民族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李怀秀降突厥没有几年，回纥首领骨力斐罗就灭了突厥，建立回纥汗国。契丹人失去了庇护，只能选择再次归唐。唐政府再一次接纳了契丹族人，授李怀秀为松漠都督，封崇顺王，以宗室女独孤氏为静乐公主妻之。
李怀秀为契丹可汗后，遥辇氏为契丹各部盟主的地位才稳定下来，契丹社会进入了遥辇九帐时期。经过与大贺氏和唐朝的战争，大贺氏原有的八部，由于李万荣“营州之乱”的失败和契丹内部的互相残杀，“部落凋散”，族众耗减，到阻午可汗李怀秀时已经“仅存五部”了。当形势开始稳定后，阻午可汗在涅里的辅佐下，立即着手整顿和重组部落，在现有的五部基础上几经改组，最后仍按照传说的内容，将所统部族分成了八部。当然，毫无疑问，这时的契丹八部与大贺氏时期相比，连名称也相差巨大了。
遥辇氏联盟的各部落首领称夷离堇，汉译为“大人”，从部落贵族中选举产生。他们对联盟的重大事务有决定权，并可任免联盟首领。“国有灾疾而畜牧衰，则八部聚议，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便是他们行使权力的记录，这同大贺氏联盟时期的各部情况基本相同。
遥辇氏联盟首领称“可汗”，仍由世选产生。据《辽史》记载，遥辇氏联盟共有可汗九人，皆出自遥辇家族。联盟成立时间如自可突于立屈列算起，共存在170多年，平均每人在位近20年。若《辽史》记载没有遗漏，则说明可汗即使有一定任期，也是可以连任的。而任期的延长，表明可汗权力的增长。可汗可以利用权力和地位，左右选举，从而加强对联盟的控制。阻午可汗继立时，创制了继位仪式——柴册礼。这就使可汗的继任得以制度化，使他的权力在礼仪上、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从而巩固了地位。
遥辇氏联盟还设有军事首长，也称夷离堇。涅里为联盟首任夷离堇。唐朝封他为松漠都督，而他“让阻午而不肯自立”，坚决不受可汗位，但是却将兵马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同可汗权力的增长一样，夷离堇的职位也逐渐为部落中的显贵家族所控制。迭剌部的夷离堇一直兼任着军事首长，他们不但掌管联盟的兵马大权，主持对外征伐，还慢慢地掌握了联盟内部的裁判权。遥辇后期，迭剌部首领也可以举行柴册仪，这表明夷离堇的权限已不在可汗之下了。
无法承受的大帽子：被冠以唐王朝“隐形杀手”的契丹人
“安史之乱”是中国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能为强盛的唐王朝制造后患无穷的麻烦，主人公安禄山第一个要感谢的恐怕就是契丹了。正是契丹人的强大成就了安禄山，使其掌握重兵而有实力发动“安史之乱”。而安史之乱又给了契丹发展的广阔空间，进而造就了契丹帝国。
就在契丹族内部的亲唐和亲突厥势力纠缠着、相互打压、难分上下时，有一个人从外部施加力量，将契丹彻底地推向了突厥，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说到安禄山这个人，他的发家可以说是完全依赖着契丹族的。在安禄山还是一个市井混混、为自己的生计发愁时，契丹族内发生政变，东华公主逃回唐地，可突于率部意欲投靠突厥。唐廷新派来的将领张守珪在幽州当地招募熟悉契丹情况的人入伍。就连张守珪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召来的这个安禄山会在20年以后改变中国北方的政局。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胡人安禄山的起家，不过是靠着一身高超的舞技再加上奉迎拍马的能耐。鲜为人知的是，契丹才是安禄山发迹的最大功臣，也是最大的牺牲品。
安禄山刚进部队，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捉生将，但却经常能立奇功，被张守珪赏识并收为养子。虽然安禄山后来曾担任过平卢讨击使，但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小将领，是根本没有机会面见皇帝的，正是契丹给他提供了一个攀龙附凤的机会。在一次对契丹的战斗中，“禄山恃勇轻进”，结果中了埋伏，被打得全军覆没，只身单骑逃回幽州。张守珪依军法要处斩安禄山。临刑前，安禄山大呼道：“大夫不欲灭奚、契丹邪，奈何杀禄山！”
张守珪本是个爱才之人，再加上他对安禄山一向印象极好，所以也有意保全安禄山。于是张守珪想了一个两全之计：将安禄山解送长安，由朝廷处置。玄宗看了张守珪的呈文后，认为安禄山是个少有的人才，应该赦免，让他戴罪立功，所以只是下令免去安禄山的官职，作为一般士卒在军前效力，“以白衣将领”。这样一来，安禄山反倒因祸得福，虽然暂时丢了官，却在天子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朝野中也成了人物，为其日后的飞黄腾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回到幽州后，张守珪对安禄山更加另眼看待，给他创造了各种机会立功赎罪，还让他负责接待朝廷派往幽州的各方面人员。
安禄山生性圆滑，谄媚巧言，善于窥伺人心，他使出浑身解数，刻意巴结、贿赂朝廷来的官员。不久，安禄山就赢得朝廷各方面的一片赞誉。安禄山靠他奉迎拍马的手段，再加上玄宗心中早已对他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好印象，于是平步青云，一步一步地升官，直到当上平卢节度使。
契丹的阻午可汗降唐，又拜官又封王，还娶了唐朝公主，本应在当地休养生息，过几年和平日子。但是，刚刚“事业起步”的安禄山却不能容忍这种安定局面的出现。安禄山通过侵掠契丹并引起契丹的不断反击，人为地激化了唐与契丹之间的矛盾。就这样，契丹成了安禄山仕途上最有力的敲门砖和垫脚石。他采取阴谋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契丹和奚等族首领和将士参加宴会，在酒席上用药酒灌醉他们，把兵士杀了，又把他们首领的头割了，献给朝廷报功；同时不断向朝廷要求军饷和粮草，扩充自己的实力。一将功成万骨枯，就在安禄山得到越来越多实惠，被玄宗倚重为“安边长城”的同时，契丹人却越来越无法容忍这种无休止的侵扰了。最终阻午可汗与涅里发动了叛乱，杀了静安公主，投附于回纥，以求自保。
契丹反叛出唐，让安禄山发现自己不再拥有谋求政治利益的筹码，为防止最后落个“走狗烹”的下场，就决定先下手为强，自范阳起兵，发动叛乱，攻向洛阳。一时间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就是有名的“安史之乱”。这次叛乱成了唐朝由盛至衰的转折点。盛极一时的唐王朝从此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存在，真正掌握时局的则是那些盘踞各处的藩镇节度使们。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将“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契丹的连年犯边，认为契丹是导致唐王朝灭亡的“隐形杀手”。似乎，如果没有契丹，就不会有安禄山，也不会有安禄山的拥兵自重，更不会有之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纷争。殊不知，在整个事件中，契丹也同样是一个受害者。契丹人也不明白，为何唐王朝如此变幻莫测，刚刚还热烈欢迎、下嫁公主，转脸就派兵偷袭，烧杀劫掠。其实，这全都是安禄山为满足个人私欲而使出的挑拨伎俩造成的。
契丹人无端地背着这个罪名走过了几个世纪。尽管在唐晚期，屈戍可汗附唐，拜为云麾将军、守右武卫将军，但是深植在中原人心中的刻骨偏见已经形成。正因为如此，在五代以至北宋，契丹并没有像沙陀等其他草原民族那样被中原政权认同，而是被想尽办法地抹黑和丑化。就连“澶渊之盟”签订，两国已约为兄弟之后，在宋人出使契丹时所写的笔记中，仍被称为“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