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主要研究内容与创新

本书主要基于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网络和模块化等理论，系统地研究了全球生产组织方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产业发展特别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本书各章的内容和创新观点如下。

第一章是导言。在信息技术、运输技术等技术变革的推动下，全球产业组织方式出现了显著变化。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既推动了中国工业和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又使中国面临被“俘获”于低端产业和价值链环节的风险。随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快速上涨，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后重振制造业，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中国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亟待实现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中的转型升级，这构成本书的研究背景。在介绍研究背景之后，本章较全面地对链条理论（包括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全球生产网络、全球创新网络以及片断化、垂直解体、离岸外包、垂直专业化、模块化等与全球生产组织方式有关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

第二章是“全球分工格局下的要素流动——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包含全球生产网络中生产要素的直接流动与间接流动两种形式。直接的生产要素流动是指通过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要素优化配置与组合，具体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移与使用权的转移；间接的生产要素流动则主要是指包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间产品贸易中的生产要素流动和交换。在全球垂直分工格局下，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呈现出网络化、地理集聚、要素所有者关系的跨国化与网络化、各种生产要素的地位与作用不均衡、各国的比较优势随着要素流动动态变化等特点。要素国际流动削弱了主权国家的权限并赋予非国家行为主体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与利益分配的权力，形成了一个包含国家、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在内的多元化权力主体的全球秩序，并带来收益来源多样化、收益分配复杂化和收益准确衡量困难化。当今世界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混合机制来对要素国际流动进行系统的规范与管理，在赋予各行为主体权力的同时应明确其责任。我国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时也应该积极培养竞争优势，努力改善在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中的地位。

第三章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企业行为”。传统生产条件下，企业是典型的权威控制型企业，更侧重全能组织形态，实行一体化的企业治理机制。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企业向扁平化、模块化的组织形态发展，在信息技术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基础之上，将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引入企业内部，实行市场和科层融合的治理机制。依靠价值链的传统分工模式，被基于全球价值网络的分工逐渐替代。由此，生产者、购买者驱动的价值生产链逐渐演变为由平台驱动的价值生产网络，通过平台的驱动进行联盟价值创造。价值联盟可以根据市场变化进行灵活分拆和重组。从整体来看，价值联盟具有产权一体化的有序性；从结构来看，因为其构成包括多个具有独立功能的模块化企业，各企业按照市场优胜劣汰法则进入和退出价值联盟，从而价值联盟又具有充分的竞争激励和创新动力。从单个企业来看，企业通过模块化分解将自身塑造成核心能力体，在竞争战略中实施虚拟化运作，通过虚拟化运作将置于自身所有权之外的丰富资源都纳入自己的价值创造过程，使自身的能力可以得到无限的提升。而企业行为的所有这些改变，都源于全球生产网络将分割的片段化区域市场有效整合成了全球统一的连续市场，空前的市场规模促进了企业分工逐渐向高度精细化演变。企业模块化正是这种高度精细化分工的体现。生产网络以其信息、网络、规模、范围等多方面的优势，使企业行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企业从功能复杂的一体化向模块化演变，其价值创造活动更多以联盟的形式开展，实施虚拟化运作，平台企业以强大的信息整合优势，逐渐成为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市场与科层在价值联盟和企业之间巧妙的融合，使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具备了高效率的运营机制。

第四章是“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对不同国家经济的影响——以离岸外包为例”。自20世纪末以来，离岸外包快速发展，并从制造业扩展到服务业、从蓝领工作扩展到白领工作。离岸外包在使参与各国获得比较优势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引起了关于就业、利润分配、环境等方面的热烈争论。本章的研究表明，如同国际贸易一样，离岸外包增加了参与双方的经济福利。尽管从短期来看，离岸外包会造成发达国家就业的减少，但离岸外包对就业造成的影响微不足道，并且能够有效提高发达国家的竞争力和生产率。相反，离岸外包带来的收益增加在参与双方之间的分配并不均衡，发展中国家面临在产业低端被锁定的风险；离岸外包及其形成的生产环节在国家分布的差异，造成能源消费和排放流动的不平衡，能源消耗和污染伴随离岸外包也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面对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的状况，提出重振制造业，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但是，发达国家抑制离岸外包的政策只会受到有限的、短期的影响，因为参与离岸外包的有多个国家、众多的企业，它们很难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对于发达国家来说，由于其比较优势存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应该加大对前沿技术创新的投入，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壮大既有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培育和发展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其比较优势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低成本，而低成本的优势又很容易被其他国家替代，因此在参与离岸外包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企业合作的机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和创新能力，将比较优势逐步转移到中度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五章是“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与中国企业‘走出去’”。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为世界瞩目。本章利用UNCTAD和Zephyr数据库的跨境并购数据分析了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的特征。本章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表现出增长速度快、以控股收购方式为主、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不具有国际产业竞争力的部门等特点。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日趋活跃的同时，也面临着很高的失败率。本章区别了内生比较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内生竞争优势和外生竞争优势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企业的综合国际竞争力是国家特征的资源禀赋条件与企业特征的核心能力的耦合，利用经典的古诺竞争模型对中国企业跨境并购活动的研究表明，企业以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国外市场后，母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对被并购企业的绩效将不再起作用，被并购企业的绩效主要受到企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即企业能力的影响。不具备核心能力是中国企业跨境并购屡遭失败的重要原因。本章提出，中国企业不具备明显的所有权优势，其跨境并购特征与以OLI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并购理论不一致。随着知识离散性的增强，基于获得被并购方先进技术的并购（国内的或跨境的）越来越普遍，并购中知识转移的重点正从并购方转移到被并购方。企业的异质性在国家间的差异远大于一国之内，因此，跨境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在日益快速变化的竞争格局中，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异质性、互补资源，从而提高和改善自身能力的重要手段。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除为获取满足经济增长的矿产资源和能源、为外汇储备寻找投资渠道以外，更多地体现出知识寻求导向的特点。

第六章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动因、效果与影响”。20世纪末以来，伴随美国经济的重心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制造业从美国本土大量迁出，制造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被金融等服务业所取代。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美国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全社会开始反思“去工业化”的种种弊端，在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美国重振制造业是在面临国内外发展压力下而提出的，一方面需要面对来自国际的技术和贸易竞争，另一方面也要解决国内的制造业增长乏力、创新能力受损、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问题。同时，由于“页岩气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以及本地化生产优势的逐渐显现，美国也具有了重振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尽管目前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效果尚未充分展现，但在重振制造业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增长逐步复苏，制造业企业出现回流迹象，相关领域的就业情况出现好转，制造业的出口表现也日渐企稳，表明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的计划已经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美国制造业的变化也将对中国制造业产生重要影响，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外在压力更为突出、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壁垒问题进一步加剧等方面。此外，美国重振制造业也为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一是有助于甄别筛选新兴技术，二是有利于中资企业海外投资，三是带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美国重振制造业的政策和实践说明，在一国的经济体系内，需要保持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平衡发展、传统制造业与新兴制造业的并重发展、效率提升与就业稳定的有机统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应在综合改善制造业发展环境、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优化区域布局和深化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强化政策支持力度，顺利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

第七章是“模块化、模块再整合与产业格局的重构——以山寨手机的崛起为例”。本章分析了2007年我国国产手机的衰落和山寨手机的崛起现象。模块化不是独立演进的，产品架构的改变会引起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而生产组织方式的改变又会引起产业格局的改变。市场传递产品比传递知识更加有效，因此模块再整合极大地降低了对手机生产企业所需知识的要求，即降低了手机产业的进入壁垒，同时模块化又保证了山寨手机企业能够享受到规模经济和产品质量稳定的好处，加上我国强大的产业配套能力、低成本的制造能力以及山寨手机本身特有的灵活性，使得山寨手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因此，模块再整合改变了我国手机产业的竞争格局。Fixson和Park（2008）认为，产品模块化程度的降低导致产业垄断程度的提高，而我国手机产业产品模块化程度的降低却导致更加竞争性的产业格局，本章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在模块化体系中，对模块进行整合的企业的角色差异会对产业竞争格局产生不同的影响。模块再整合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产业升级路径。在知识需求相对较少的模块整合方面实现突破，培育联发科这样的模块整合企业，是既与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相适应，又能充分发挥我国配套能力强、制造成本低优势的一条可行的产业升级路径。此外，在模块整合过程中，企业将能够逐步积累模块内部及模块之间联系界面的知识，形成比较广泛的知识基础，有利于避免“模块化陷阱”（Modularity Trap），在技术的破坏性创造时期抓住发展的机遇。

第八章是“个体如何参与企业的价值创造——众包理论与实践”。众包是随着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而出现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随着众包的兴起，独立的个体从原来只能作为产品的使用者，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产品或服务的创新与生产中来，企业价值创造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狭义的众包指企业通过发布任务，引导大众完成特定项目，并选出最优的解决方案或实现预期目标，进而降低企业的成本，促进利润水平的提高；广义的众包则是指任何参与主体均可发起任务，大众通过竞争或合作的方式完成项目，分别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其参与主体包括个体组成的大众、企业和众包平台。其他与众包近似的概念还包括开源、开放式创新、用户创新、分散式创新、维基经济学等，这些概念之间具有以互联网技术为前提、民主开放的性质、分散资源的利用等众多共同特征，差异则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主导者、主导者的主要目的、参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主要应用领域等方面。众包具有几个典型特征：它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与开放生产模式，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个体的兴趣促进了众包的民主与开放，而技术的限制和企业的利润导向使众包成为有限度的自由与开放；它是一种协同交互的关系网络，个体与企业之间不再仅是简单的交易关系，而是包含了更多的信息传递与反馈；它是一种新的资源利用模式，将对特定任务感兴趣的全球参与者汇集成能够被企业利用的广泛人力资源网络；它是一种价值网络，企业外部的个体将他们的智慧贡献给创新和生产过程。众包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和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消费者素质的普遍提升是众包产生的前提条件，计算机、互联网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则使众包成为可能。众包对整个经济、企业和个体都有显著的影响，它推动了个体资源的全球化聚集整合，提升了社会资源的整体利用效率，发挥出隐藏在个体背后的巨大资源和商业潜力；能够降低企业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降低市场风险，弥补企业能力和资源不足，帮助企业突破路径依赖；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和员工之间的雇佣关系、企业和顾客之间的交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