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古代道德评价的主要思想

中国古代一直重视人的道德践履和道德评价。早在西周时期，西周乡里选士、诸侯贡士、学校选士的选士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才评价选拔制度^[1]，选拔人才时始终把“德”放在首位。西周时期是我国对学生品德评价的最早时期，学校管理中有视察考学制度，隔年一次，每次都有德行与道艺两方面的重点考察与评价。^[2]古代先哲在道德评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论述。孔子认为，要对学生因材施教、长善救失、因势利导，就必须对学生进行评价，在评价的基础上才能“知其心，然后才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作为教育者，要了解学生，才能对症下药，并且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不足，帮助学生纠正学习中不好的做法，让其改正。在孟子看来，对人的品德评价很有必要，他把人的品德分为六种类型：“善”“信”“美”“大”“圣”“神”，即“可欲之谓善，有诸己者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这六种类型既是人的品德的六种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是对前一层次的深化和发展；又是人生的六种境界，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境界。孟子还重视道德评判的实践问题，只有亲力亲为，做到心中有数，并经过仔细的思考和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和内在本质。“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庄子认为人的品德有“八疵”“四患”，“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人有“佞”“谄”“谀”等各种毛病，有“贪得无厌”等各种祸患，一定要明察，通过正确的评价和道德教育克服这些毛病和缺点，使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加以改正。张载认为，“‘成德为行’，德成自信则不疑，所行日见乎外可也。”成就内在的德性转化为德行，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的境界就会自信而不会产生疑惑，外化于行被人们所认可。从德性到德行，涉及人们道德评价的问题。朱熹说：“德是行其道而有得于心，虽是有得于心而不失，然也须常常执守方不失。”意思是说人的品德内得于心，外在于行，持之以恒地践履。人的品德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其进行道德评价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对人进行道德评价是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而为，儒家注重先义后利，重义轻利是我国古代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待“义”“利”问题，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之一，孔子把“智、仁、忠、孝、悌、勇、温、良、恭、俭、让、宽、信、敏”等作为道德评价的标准。道家把“无为、质朴、自然、厚德”等作为道德评价标准，“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含德之后，比于赤子”。“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道是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的，没有什么事情不是道作为的，无为、自然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厚德之人，就好比初生的婴孩一样。大丈夫以德立身，朴实而不虚华，厚德是道德评价的标准。韩愈认为，“仁、礼、信、义、智”是构成品德的五个基本要素，要依据这五个基本要素在品德结构中的比重及其相互关系来评价一个人的品德高低。“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意思是说仁、礼、信、义、智是人性中的五个基本要素。性上品的人，以仁德为主，兼具其他四德。性中品的人，对仁德或是具备不足，或是有些违背，其他四德也混杂不纯。性下品的人，对仁德完全违背，又悖于其他四德，居恶不善。

在品德评价原则层面，我国古代先哲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孔子主张整体性原则，在礼的指导下要做到“恭、慎、勇、直”，从整体性予以把握和评价。“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而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行为恭敬却不以礼来约束，就会烦扰、徒劳无功；行为谨慎却不以礼来约束，就会畏缩拘谨；行为勇猛却不以礼来约束，就会违法作乱；行为直率却不以礼来约束，就会尖刻伤人。他还重视在评价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众恶之，必察焉；众从之，必察焉”。意思是评价时应该弄清事情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明辨是非，不能盲目从众，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正确的，要通过深入调查了解，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个人。墨子主张道德评价中将动机与效果相结合，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志”与“功”联系起来，“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合其志功而观焉”是从人的行为整体考察人的道德行为，这是古代思想家关于道德评价理论认识上较为深刻的理论概括，但墨子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动机与效果具体如何结合而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品德评价方法层面，孔子采取言行一致的方法，尤其注重对一个人行为的考察，“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意即起初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听了他所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不仅要听他所说的话，而且还要考察他的行为。孔子对一个人是否具有“孝”的品德，采取长期观察一个人的行为而定，“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矣。”当父亲在世的时候，考察他的思想、态度；当父亲去世的时候，考察他的行为。如果一个人长时间对于父亲的“道”言行一致，不加以改变，那么这个人就是真正地做到了“孝”。孔子也提倡自我评价，“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向道德高尚之人学习，面对不贤之人反省自己，形成自我评价。王阳明也注重自我评价，“诸童子务要各以实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求学生如果有过失或缺点就要改正，即使没有，也要自省、自勉。墨子主张在具体情境中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如同“染丝”一样，经过多次浸染，就会变色、变质。荀子认为，要在顺境和逆境中评价一个人的品行。“君子隘穷而不失，劳倦而不苟，临患难而不忘细席之言。”意即君子面对逆境不丧失志气，不苟且偷安，不背信弃义。在顺境中君子应该做到“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意即君子贫穷但志向远大，即使富贵也能谦恭待人，即使处于安逸状态也不会懈怠，即使处于劳累疲倦状态也会有活力；愤怒时、高兴时不会失去分寸，既不会指责，也不会沾沾自喜。王安石认为，评价一个人的德与才，综合听、看、问、验证，从整体上予以考察。“所谓察之者，非专用耳目之聪明，而私听于一人之口也。欲审知其德，问以行；欲审知其才，问以言。得其言行，则试之以事。”意即考察一个人的德和才，不能只用耳听、目看，偏信于一个人之口，要从其具体行动中整体上予以实践验证。朱熹认为，在评价一个人的品德时要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主次相结合、正反面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如此互相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意即评价一个人，要从宏观着眼，又从细微处入手。之后，衡量这个人的优点和不足，还要看是优点多还是不足多，并且再看优点和不足是否紧要，是否抓住了评价这个人的关键指标，最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