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书体演变的规律

书体演变，简单说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问题，其内在规律是“扬弃”——在以前书体组成要素的基础上，抛弃一些、继承一些、增添一些，然后形成一种新的书体，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但是，这样说，它就只是一个“抽象”的道理，要真正说明白，就需要“从抽象到具体”，更加详细地进行阐述。

笔者在《书法新论》中曾专列《书体演变》一章，从“过渡书体”来分析书体的演变，提出了“八分”的基本规律。基本思想是：新书体是旧书体的“八分”。“八分”是一个约略的说法，是说新书体是保留了旧书体的“二分”至“八分”，自增“二分”至“八分”新要素而形成的，无论笔法还是结构都是如此。

刘熙载说：

分数不必用以论分，而可以借以论书。汉隶既可当小篆之八分书，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书，正书亦汉隶之八分书也。[6]

邓以蛰说：

古人释八分之义，……疑者甚多，……唯有不可疑者，即用以解释书体一般之进化，善莫加焉！盖由篆之八分，由八分之隶，由隶之行草，其间必经过十分之八之方式，如八分体，在其变之初，尤近于篆时为篆八隶二；若变之甚，则为隶八篆二，总有不出乎八分之点在。若变到一体之正，则独立为一体矣。准是以谈，诚有篆之八分书，而隶亦可为八分之八分，行草亦无不可为隶之八分。甚矣，八分之说，诚书体变化之关键也！今以八分之说，看各种书体之关系，是活看法也。同时，亦是看书法为一活物也。[7]

如果仔细观察古代书体的演变，不能不说刘熙载、邓以蛰关于“八分”的解释是有道理的。但是，在理解这一说法的时候要避免“刻舟求剑”，不能把“八”和“二”理解为“确数”，要把它看作一种“粗略的描述”。

上面，是从“整体”来看书体演变的规律。如果进一步，来看“变了”什么，即“减少”了什么和“增加”了什么，就要落实到“笔画”和“结构”的变化上。

从笔画看，后世的一切笔画，都是在“甲骨文”笔画的基础上增减变化而成的。笔者在《书法新论》中有如下说法。

“甲骨文”的线形很简单，大多是“两头尖”、“中间粗”的“直”线，只有少数的线是“弧”线。就像原始刻画符号中的线条一样，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有的“直”有的“弯”，在书写方式上没有质的区别。这类线条是一种本源性的、自然的线条，线条的两个端点——即起笔和收笔的地方都是尖的，但是如果以这种笔画形态为基础，书写时在两端加一些动作，就可以由此写成不同的线条形式。例如：在起笔和收笔处，以侧锋入笔和收笔，就会使两个端点变成“方头”，如果在起笔和收笔处原地回环，就会出现“圆头”，这样，就可以生发出“方笔”和“圆笔”两种线条形式来。这样，方笔、圆笔，加上甲骨文本身的“尖笔”，笔画端点形态的主要类别就差不多齐备了。这种在端点处施加的动作，主要是提按、顿挫和转折，其中，“折笔”写出来的笔画形态就是“方形”，“转笔”写出来的笔画形态就是“圆形”。在这里，蕴含了中国书法用笔的基本规律和一般规律，这就是“圆用转笔，方用折笔”，“圆笔用提”、“方笔用顿”。也就是说，人们在临摹书法作品的时候，凡是遇到“方形”的地方，就要用“折笔”，即采用“切”、“顿”等可以使笔毫“翻折”的动作，凡是遇到“圆形”的地方，如笔画的两头和弧形的线条，就要用捻管、转腕、转肘、转腰等动作，带动笔毫在纸面上转动，这样就不难写出圆形和弧线。所有书体的所有笔画，都遵循这样一个基本的规律。更详细地举例来说，如果在甲骨文线条的基础上加上提、按的动作，就会写出后世楷书的横画和竖画来，如果只在竖线的开端处加上提、按的动作，就会写出像模像样的“悬针竖”来。这就是从简单线条形态向复杂线条形态演变的潜在可能性，后世书法线条形态的出现，正是这种潜能的实现，是潜在的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样一种变化，依靠的主要是书写动作的复杂化和审美意识的复杂化。当然，还有一些书写工具和艺术社会学的原因，也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具体因素。[8]

这就是说，一切笔画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端点”形态的丰富化上，它是通过在笔画端点部分增加“书写动作形式”实现的。

在结构上的“增减变化”，则如上文所述，在此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