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制高点 融汇点 落脚点——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
钱念孙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君子”一词，在中国现存最早古籍如《尚书》《周易》中已频繁使用，虽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之变、朝代更迭之频，仍奇迹般活跃在今天的书籍报刊和百姓日常用语之中。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思考论述及形象描绘，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代典籍中星罗棋布，而且在传统家训家教、戏曲说唱、风俗礼仪及日常生活器物中随处可见。那么，以君子人格为核心的君子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对当今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和公民素质提升有何种意义？因尚未见相关专题探讨，试以“制高点融汇点落脚点”为题，略陈己见以就教方家。
一、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制高点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流派众多，成分复杂。西汉刘歆《七略·诸子略》就把先秦和汉初的诸子思想，分为儒家、道家、法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等诸多流派。然而，学派林立，枝繁叶茂，到西汉武帝时却删繁就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在此后两千余年的演进历程中，主要呈现出以儒学（儒家思想）为正统和主干的局面。
什么是儒学？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和归纳，无疑会有不同回答。其中一种观点说得很干脆：儒学就是君子之学。如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在《儒家“君子”的理想》一文中开宗明义即说：“儒学具有修己和治人的两个方面，而这两方面又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无论是修己还是治人，儒学都以‘君子的理想’为其枢纽的观念：修己即所以成为‘君子’；治人则必须先成为‘君子’。从这一角度说，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1]国内学者孔立德也指出：“孔子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教育家，开创了以文化教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文明之路。孔子认为，社会秩序的好坏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教养程度。文化教养的表现就是内心之德与外在之行的统一，具有这种文化教养的人即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君子之学。儒学的社会价值就是先培育尽可能多的君子，再通过君子的言行与修为引领社会风尚。”[2]上世纪初，担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辜鸿铭还断言：“孔子的全部哲学体系和道德教诲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君子之道’。”[3]
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重视，就在于它并非简单地仅从语言逻辑归类上定义儒学，而是从儒学的目标追求和功能作用上说明儒学的特质。一般《辞典》《辞海》和《百科全书》都从语言逻辑归类上解释儒学，多说儒学是尊崇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学派，或说儒学是相对于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的一种学说，等等。这样的解读和定义自然非常正确，对社会大众了解和认识儒学也一直产生着良好的效果，但对儒学的内在特点缺少开掘和展露。与此不同，说儒学是君子之学，是一种研究型和探讨型的定义把握，是对儒学内在精神和目标追寻的一种揭示和认识，对于我们如何理解儒学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性质，如何在今天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流行，主要是对执政者和贵族的专称。《说文》曰：君，尊也。这是一个会意字，在字形上，从尹从口，“尹”表示治事，“口”表示发布命令。“君”本指发号施令，“君子”则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尚书》卷十二：“君子勤道，不作无益害有益，功及成”；《国语·鲁语上》：“君子务治，小人务力”；《诗经·大雅·桑柔》：“君子实维，秉心无竞”；等等。如郑玄所签注：“君子，谓诸侯及卿大夫也。”
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的儒家学说时，做出一个重大调整和贡献，就是把“君子”从古代专指“有位者”的旧义中解脱出来，而赋予其“有德者”的新义。尽管《论语》中所谈论的“君子”，有些语境下仍然专指“有位者”，但总体倾向却是对“有德者”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与描述。“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共出现107次，是使用频率相当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翻开《论语》，从开篇《学而》里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到末篇《尧曰》里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从头至尾二十篇，每一篇章都以若干段落从不同方面对君子形象不断刻画、反复雕塑。冯友兰曾说，孔子一辈子思考的问题很广泛，其中最根本最突出的就是对如何“做人”的反思，就是为人的生存寻求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地”。[4]如果说，孔子思想的核心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那么他苦苦求索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自己悉心设计的“君子”，孔子睿智地在《论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做法，表示反对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子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既不是难以见到、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也与目光短浅、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理想而现实、尊贵而亲切、高尚而平凡，是可见、可感、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培养。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华儿女广泛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李泽厚在探讨儒学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时说，儒学是一种融化在中国人行为、生活、思想、感情中的某种定势、模式，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5]如果说，这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是深层的、内在的，那么其外在表现或者说典型形态，就是最能代表中华民族集体人格的君子人格。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人格即“君子”身上。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君子是数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和推崇的人格模式，最能体现和代表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制高点。所谓“制高点”，本是一个军事术语，指能够俯视和控制周围地区的高地或建筑物等。这里借用它来描述君子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指君子文化不仅吸收、汇聚、容纳和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精要部分，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华提纲挈领地拎起来；而且从这个点、这个视角去观察和把握儒学及整个传统文化，仿佛孔子当年“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站在君子文化的峰峦之上俯瞰悠悠千年的传统文化，自然更易领悟和掌握其目标追寻和精神实质。
二、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融汇点
君子文化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制高点，还是一个关键融汇点。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问世而流布四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理解并欣赏。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如孟子、荀子等，对君子人格竭力张扬申说，可谓不遗余力。“君子”一词，在《孟子》里出现82次。其中“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尽心上》），“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在《荀子》中，“君子”一词多达304处，如“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荀子·劝学篇》），“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篇》）等，也向来被人们所推崇。在孟子、荀子看来，一个崇尚德治和礼法的社会，如果缺少君子这样品行端正的人来参与和维护，那将会失去构建德治和礼法社会的基本前提。
与儒家学派有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和法家学派，虽然在某些方面不满儒家学说，但对君子人格却津津乐道。如墨子说，“君子之道也，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修身》）；“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韩非子说，“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韩非子·解老》）。如此等等，无不表明他们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
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儒家学派迥然相异，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他还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庄子·天下》）凡此种种，不也表明道家学派对君子人格同样颇为认同和称许？
不过，我们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融汇点，并非只是以上所述道家、墨家、法家等与儒家思想颇多抵牾的流派，都曾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过“君子”概念，论述过君子人格的内涵，尽管这些确实也是非常过硬的证据和理由。君子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融汇点，还有另一突出表现，这就是儒家设计的君子人格在传播、推广、扩散的过程中，以其自身魅力和包容性所产生的巨大磁场效应，吸收和容纳了其他流派的思想成果，从而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儒道互补，兼容墨家、法家、佛家的独特景观。譬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说独尊儒术，但汉初道家的黄老思想也颇受推许，随后佛教也从印度传入中国，至三国魏晋时期，君子文化已较为明显地呈露出在儒家基础上融会诸家的特色。诸葛亮有一句箴言在中国家喻户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诫子书》）这里一方面强调君子之行要“明志”“致远”，明显表现出积极有为的愿望和追求，儒家热心济世的倾向昭然若揭；另一方面又强调要“澹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显然是道家思想的体现；至于“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则多少有些佛家甚至墨家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君子人格及君子文化由孔孟原典儒学侧重个人—社会道德，经过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汉魏儒学，尤其是以心性本体为框架的宋明理学，逐步呈现出以个体人生境界为核心的儒道互补及儒道佛合流的倾向。如果说，在原典儒学里最能体现君子人格特质的是《易经》中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那么经历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及一些民间宗教信仰的渗透与改造，君子人格到唐宋以后已较多融入道家和佛家的因素。这固然与儒家原典中的君子本身内蕴较为丰厚、较有弹性有关，虽渴望和期求积极救世，却也讲“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等等；更与孔孟所阐扬的君子文化伴随时代变迁确实接受和掺杂了其他多种思想学术，尤其是与道家和佛家的思想密切联系。君子人格和君子文化在衍变发展中，既有保持刚健有为、热心济世的主脉，也有偏向申述道家及佛家清净自守思想的颇有影响的支流。后一点，《菜根谭》中有关君子的评述便是典型反映。
作为一部讲述为人处世之道的简明读本，《菜根谭》初次刊刻于明代万历年间，历代不断翻刻重印，至今畅销不衰。该书共16000多字，“君子”一词就出现41次。其所谈论的君子可谓别有风貌：“澹泊之士，必为浓艳者所疑；检饬之人，多为放肆者所忌。君子处此，固不可少变其操履，亦不可露其锋芒。”“标节义者，必以节义受谤；榜道学者，常因道学招尤。故君子不近恶事，亦不立善名，只浑然和气，才是居身之珍。”如此立身处事，虽然保持了君子洁身自好、束身自修的品格，却消磨了自强不息、勇于担当的家国情怀，明显过于明哲保身、韬光养晦，过于世故和消极了。然而，这确为君子人格流变过程中的一种现象。朱光潜先生谈《菜根谭》，说它是“融会儒释道三家的哲学而成的处世法”。[6]其实，《菜根谭》中的君子形象，与孔孟塑造的君子形象已是名同实异的两回事了。这也表明君子人格作为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与现实人生一样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虽然同为值得接纳和包容的正面人格，却有的偏向儒家、有的偏向道家、有的偏向佛家，或亦儒亦道、亦儒亦佛、亦儒亦法，甚至亦儒亦墨等，各有不同的侧重和气象。不过，这正表明君子文化（包括君子人格）是中华传统文化不同学派和流派的一个重要融汇之点。
三、君子文化是传统文化的落脚点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国经学史和哲学史，更多的是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有学者说：“儒学不仅是形而上之学，而且是形而下之学，两者融突和合，相得益彰，但儒学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是其形而下日用之学，儒学的发展在于日用，它的生命也在于日用。”[7]儒学及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明显大相径庭。西方哲学家，不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等，都热衷于构造一个能够解释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关系的严密理论系统，热衷于探寻抽象性、反思性、普遍性的规律，即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问题等。中国哲学家，从孔孟、老庄、墨荀，到程朱、陆王、颜李等，其学说虽然也包括对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的思考，却并不抽丝剥茧，层层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而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做什么、怎么做”，并且其所探寻的问题多半集中在社会人生方面，主要涉猎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取向，以及个人与群体、与社会（国家）的关系等。因此，西方哲学家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实际生活拉开较大距离，纯理论本身就有价值和意义。但中国哲学家却基本都反对这种为学态度，而是十分注重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所谓“礼者，履也”[8]，就是强调儒家礼义道德，重在躬行实践。
儒家这种不仅讲究“学”，更看重“用”，不仅讲究“知”，更看重“行”的理念，在有关君子及君子文化的论述中尤为突出、显著。“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篇》）等等，无不鲜明体现出儒家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洋溢的“实用理性”精神。这种重行动、轻言词，重实践、轻思辨的观念，使历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包括儒家及其他学派、包括绝大多数朝代的统治者）都不是把仁、义、礼、智、信及忠、孝、廉、悌等仅仅作为一种理论或学术来讨论，而是作为一种值得遵循并应该遵循的伦理规范推向社会、推向大众。其结果，就是在社会各阶层中大兴君子文化、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培育和塑造君子人格。我们之所以说君子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就因为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面向现实人生的伦理哲学，其最终落地的成果就是让尽可能多的人“做人做君子”。
我曾撰文说：“君子是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9]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自汉至清两千余年来，历代王朝都把儒家经典作为做官求仕的入门初阶或必修课程，甚至作为开蒙识字的蒙学教材和私塾读本。由此，儒家学说及传统伦理不仅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成为士大夫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根基。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朝代各层次士大夫知识分子以身垂范的影响，以及他们编纂、注释和阐发的各类著述，如“四书五经”、《孝经》、《急就篇》，一直到《三字经》《千字文》《菜根谭》《弟子规》《围炉夜话》《增广贤文》及各种自记善恶的“功过格”等等，还有发挥很大作用的各种“家训”“族规”“乡约”“里范”等等训诫条文及规矩律令，使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基本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灌输和解读下，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政教体制、公私生活、民情风俗的导向和规范。不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不管是识字或不识字，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大凡中国人都在骨子里深受儒家思想及传统伦理的浸润和熏染。这种浸润和熏染的结果，就是君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绵延数千年地传承下来，而且历朝历代都传得众所周知、传得深入人心。
正是如此，即便我们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排山倒海般反传统狂涛巨澜的冲击，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打倒旧文化，如“文化大革命”横扫“四旧”、横扫“牛鬼蛇神”等等，但君子文化及传统文化所主张、所传布、所激扬的那些做人做事的“规矩”“道理”“准则”，或如老百姓所说的“良心”等，仍然如冻土下的暖流、岩石边的野草，默默而顽强地延伸着、生长者。最显豁、最生动的例子，就是几乎涉及人们做人做事（或者说世道人心）方方面面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即便在传统文化遭受严重冲击、备受冷遇的艰难岁月，也一直活在人们心中、挂在人们口头。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成人之美”；“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先小人，后君子”；“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行行出君子，处处有能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量小非君子，德高乃丈夫”；“明人不做暗事，君子不说假话”；“有恩不报非君子，忘恩负义是小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有事但逢君子说，是非休听小人言”；“宁愿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10]……这些嵌入历代中国人心灵，活在当今中国人口头的君子格言和俗语，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立身处世的人生信条乃至处世习惯。每一个中华儿女身上都传承着君子人格的干细胞，它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规范和调整着我们观察事物、思考问题、行为处事的视野、心态、作风与格调，影响着人们做人做事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君子人格作为凸显中华文化“精气神”的典范人格模式，彰显着中华民族深沉精神追求和独特精神标识。君子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水滴石穿、润物无声的方式，在每个中华儿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DNA（基因），或者说在每个中华儿女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从中吸取丰富营养。通过挖掘和弘扬君子文化，在全社会大兴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铸造君子人格，必将使君子文化这株传统文化浩瀚森林中最为郁郁葱葱的千年老树，在新时代抽出新的枝条，长出繁茂绿叶；同时也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获得君子文化庞大根系扎根传统的丰厚滋养，在当代社会竖起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取得传承创新的丰硕成果。[11]